“紅歌”作者【唐璧光】的泣血人生與毛澤東的“三項曆史記錄”
“紅歌”作者【唐璧光】的泣血人生
作者-五 丘
來源：新浪網
瀏陽河彎過了九道彎
五十裏水路到湘江
江邊有個湘潭縣哪
出了個毛主席
領導人民得解放啊咿呀咿子喲
……
紅歌《瀏陽河》，當年幾乎家喻戶曉，至今，演唱中還會聽到。在紅歌排行榜上它幾乎是《東方紅》的姊妹篇了。歌詞都明白暢曉，曲調都優美動人，更重要的都是“民歌”。《東方紅》陝北民歌，《瀏陽河》湖南民歌。不同的是前者有時會寫上作者“李有源”，而後者標上“湖南民歌”,沒有作者。這更增添了歌曲的份量。你看，沒有專門家，人民群眾不照樣歌唱自己的“大救星”,而且歌唱得這麽動聽啊！
對此，筆者早有疑問：誰都知道，一首民歌的形成必須相當長的歲月。我家正好與“紅太陽升起”的湘潭縣相鄰，怎麽不知不曉間就“嘣”出這麽一首“民歌”來？！
近來偶然讀到鳳凰網上何宗華先生的《“瀏陽河”原曲作者1952年被打為“曆史反革命”》，方知它果真不是民歌，同時也知道了曲作者唐璧光的泣血故事！
唐先生湖南東安人，音樂天賦驚人！嬰兒時不管如何大哭不止，隻要祖父唐柳愚的二胡一響，立即止住哭鬧，凝神聆聽。咿呀學語時，祖父教授他宮、商、角、征、羽，一學就會。四歲時能唱祁劇，六歲能唱小調。祖父一心一意期望他成為“東方貝多芬”。臨終之際，將多年來收藏的貝多芬作品集交給唐璧光。集子封麵上端端正正寫著一個“夢”字。
日本入侵打破了他的夢。1945年，日本鬼子侵入東安，唐家房屋被燒毀，父親被東洋刀劈死！滿懷國恨家仇，唐璧光於1945年5月毅然投筆從戎，參加“國軍”，接受軍訓。同年8月，日軍投降。他不辭而別，趕往家裏桂花樹下挖出埋藏的音樂集子。他要重溫“東方貝多芬”之夢！
就這三個月的軍訓打破了他和祖父的“同一個夢想”。
1947年他考上湖南音樂專科學校，1949年分配到長沙市工人文工團作曲，湖南大學進修畢業後，隨團參加土改。他說：“土改後，勞動人民分得了勝利果實，過著幸福美滿的生活，對毛主席的感激愛戴之情是難以形容的，從而激發了我的滿腔激情，歡快的旋律好似滾滾江流，洶湧澎湃，傾瀉直下，我一揮而就。”
《瀏陽河》誕生了！從此唱響中國，也傳到了國外！
正在他自信將有更多的《瀏陽河》問世時，厄運降臨了！
1952年，剛剛參加土改歸來的唐璧光，政治學習會上結合自己的經曆作了歌頌新社會的熱情洋溢的發言，其中談到了三個月軍訓的事。沒料到會後立即被定為“曆史反革命”，免予刑事處分，留團管製使用！1957年因為提了一條意見，又打成右派！雙料“反革命”，鋃鐺入獄！貝多芬作品和多年來搜集的民間音樂集也被付之一炬！
“東方貝多芬”之夢未成，卻成為他敬愛的領袖所說的“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
苦難接踵而來。妻子提出離婚，原本聰明伶俐的兒子患腦膜炎成了癡呆，妻子狠心地將兒子推給他！從此，他的心血之作《瀏陽河》被剝奪了署名權，成了“民歌”。獄中管教幹部偏要他給犯人教唱《瀏陽河》，每唱一句，心就被刀子劃了一下……
他想到了死！
坐監七年，勞改五年，又繼續管製，直到1979年平反，他才被安排到零陵縣花鼓戲劇團。
二十二年的磨難，創作必需的激情和靈感早已消耗殆盡，有心無力，徒喚奈何？
“東方貝多芬”之夢徹底破滅了！
讀到這些，讀者能不一掬同情之淚？
其實，命運悲慘的紅歌作者，豈止唐碧光一個！
略舉數例：“起來，不願做奴隸的們……”莊嚴雄渾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一響起，國人肅然起立！可今天的歌者有幾個知道國歌作者遭受過怎樣的迫害？田漢晚年患有糖尿病，文革中百般折磨後小便失禁，被逼著喝尿，1968年12月10日死於冤獄之中。與劉少奇一樣，死後被改名“李伍”。“三年生死兩茫茫”，母親日夜惦念著這位孝子，每日依門翹首，等候兒子歸來！
創作抗日歌曲《遊擊隊員之歌》的賀綠汀是筆者老鄉，是邵陽人的驕傲。文革中他除了遭受毒打，漿糊桶套在頭上，還逼迫在地下學狗爬。因為據分析，歌詞是“美化國民黨統治”、“醜化中國人民”、“宣揚投降路線”。
音樂經典之作《黃河大合唱》的作者光未然也免不了批鬥。“文革旗手”，一人之下億萬人之上的毛澤東老婆江青親自下命令：這首歌“留曲不留詞”！
“洪湖水，浪打浪……人人都說天堂好，怎比我洪湖魚米鄉”，當人們為它的美妙旋律陶醉時，是否知道創作者的酸楚艱辛？拍電影歌劇《洪湖赤衛隊》時，正值大躍進之後的大饑荒。演劉闖的演員夏奎斌餓得瘦了，從79.5公斤滑到59公斤，臉頰凹下去，尖嘴猴腮模樣，導演謝添隻好往他口裏塞些棉花。“一號演員”王玉珍餓得“胖”（浮腫）了，隻好請求特批“夥食補助”，每天20顆黃豆（《洪湖赤衛隊》：難以忘卻的記憶）。可就因為該劇中有句“賀龍領導鬧革命，紅旗飄揚打勝仗”，文革一來此劇就被定性為“反對毛主席”，“歌頌大土匪、大軍閥、大野心家賀龍”的“大毒草”！劇被禁演，演員受到殘酷迫害。
受到毛澤東青睞的《我們走在大路上》以及《祝福毛主席萬壽無疆》紅極一時，作者李劫夫更因替“毛澤東語錄”譜曲紅得發紫。 “九大”剛宣布“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林彪”為“接班人”，一貫“緊跟”的他，迫不及待譜寫《緊跟林主席向前進》。標題寫出不幾天，就爆出了“9，13”事件！林彪在蒙古摔死，劫夫在中國遭“劫”，夫妻雙雙被捕！5年後，李死於“毛澤東思想學習班”。
最具警世意義的是一號紅歌《東方紅》的“詞作者”李有源。他做夢也想不到，“大救星”從延安窯洞升到北京天安門之後，他的生活非但沒有改善，反而被折騰得揭不開鍋，大兒媳為活命不得不逃荒要飯（見《告別饑餓》）！
說到這裏，我們不能不問紅歌的作者一個嚴肅而沉重的問題：
你們煞費苦心、絞盡腦汁為“紅太陽”製作頌歌，為何“紅太陽”普照大地之日，正是你們蒙冤受屈之時？而“紅太陽”隕落之後，你們才得以平反昭雪？
此中道理不少紅歌作者終於明白過來。
瞿希賢是“憶苦思甜”代表作《聽媽媽講那過去的事情》的作者，“冬天的風雪狼一樣嚎叫，媽媽卻穿著破爛的單衣裳。她去給地主縫一件狐皮長袍，又冷又餓跌倒在雪地上……”那悲淒的曲調，賺取過多少無知孩子的眼淚。（“狐皮袍子”讓“媽媽”去縫製，地主*****了？）她還創作了被譽為“第二《國際歌》”的《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紅日出山臨大海，照亮了人類解放的新時代，看舊世界，已經土崩瓦解，窮苦人出頭之日已經到來，已經到來。”也曾讓急於“解放全人類”的紅色青年們個個熱血沸騰！
文革中6年7個月的牢獄之災喚醒了她的良知。對曾經給自己帶來巨大聲譽的那些頌毛作品，她不以為榮，反以為恥！她為那麽多農民活活餓死感到震驚，更為自己曾替修“紅旗渠”的甘肅某縣寫過頌歌一事，痛悔不已，那裏死人比例高得嚇人！瞿希賢沉痛地說：“我寫了不止一首為大躍進鼓勁的歌，心中有一種負罪感！”
2005年，北京舉行瞿希賢作品演唱會。當觀眾起立高喊唱《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時，瞿希賢堅決製止了。事前，她就跟指揮打過招呼：不唱此歌。而且，她在自己的歌曲集《飛來的花瓣——瞿希賢合唱作品》中收錄此曲時，格外注釋：“收入此集作為曆史足跡。”（《黃鍾》秦西炫著《我認識的瞿希賢》）
有“負罪感”的當然不隻有“紅歌”作者，也有“紅書”作者
《歐陽海之歌》是當年紅遍全國的紅書。它曾“創下中國小說發行量的最高記錄”，作者金敬邁也因此書進入了“紅色司令部”。在別的作家被批鬥，淩辱，紛紛自殺的時候，他被江青任命為“中央文革文藝組負責人”，並受到毛澤東的“親切接見”！誰知風光了一百二十三天，就被以“整江青同誌黑材料”罪名關進秦城監獄！毛死後才平反出獄。
七年的監禁使他“明白了很多道理，看清了很多人。”大徹大悟的金敬邁不但不以自己捏造出來的“紅色經典”自豪，反而深感自疚。“我也曾真誠地參加了造神造鬼的行列，而且不遺餘力，聲嘶力竭。”“我生不逢時，……總是弄虛作假下去，我們怎麽對得起子孫?”
他說：“寫《歐陽海之歌》的時候，我正睡著。現在，我醒了。”
文人中較早清醒的也不在少數。文學天才吳祖光（新鳳霞丈夫）八十年代初全國政協會上就大聲講，毛澤東罪惡滔天，要把他的像從天安門上撤下來，把他的屍首從紀念堂裏扔出去！健在的老知識分子如著名經濟學家茅於軾和作家鐵流先生，多年來一直為“毛像下牆，毛屍出堂”冒險犯難，奔走呼號！他們是當代中國知識分子裏當之無愧的硬骨頭。
寫到這裏，筆者又意外看到另一位音樂大家的泣血故事，願與唐先生分享。
這位音樂家同樣懷有“貝多芬之夢”。
同樣在毛澤東時代打入監牢！
不同的地方，他結局比唐先生更慘，文革初期即被槍殺！
他是因為把矛頭直指毛家“夫妻店”而遭到槍殺！
他比其它被槍殺者死得更慘，比張誌新更早被割斷喉嚨（資料顯示文革中張誌新是第30名臨刑時被割喉管者）！
他就是大師級的音樂家，上海市市長陳毅任命為上海交響樂團指揮的陸洪恩先生。人說他的事跡仿佛就是俄國電影《被太陽灼傷》的中國版，這部電影由於真實再現斯大林時代的迫害和恐怖而獲奧斯卡獎。
六八年四月二十日那天，陸先生被“上海革命委員會”批準槍殺前，當局要他表態，究竟要死還要活時，他作獅子吼：
“我想活，但不願這樣行屍走肉般地活下去。‘不自由，毋寧死’。‘文革’是暴虐，是浩劫，是災難。我不願在暴虐、浩劫、災難下苟且貪生。”“‘文革’消滅了真誠、友誼、愛情、幸福、寧靜、平安、希望。‘文革’比秦始皇焚書坑儒有過之無不及，它幾乎要想整遍大陸知識分子，幾乎要斬斷整個中華文化的生命鏈。”“如果社會主義就是這樣殘忍無比，那麽我寧做‘反革命’，寧做‘反社會主義分子’，不做專製獨斷、一味希望個人迷信的毛的‘順民’！”
石破！天驚！！鬼神泣！！！
同監難友王文忠在所著《風雨人生路》中回憶說：“他在監獄苦難的生活裏經常跟我講起在維也納這座音樂搖籃裏發生的故事，常常幻想著這片音樂之鄉，希望自己的靈魂也能飛到這個一生向往的音樂搖籃。”“他忘記了傷痛，忘記了被銬著的雙手，嘴裏哼著，手指搖動打著拍子，沉浸在貝多芬《英雄交響曲》的莊嚴旋律中。”
“臨赴刑場前，托我幫他完成兩件事：第一件，如果有機會逃出國門的話，一定要去維也納，代他在貝多芬墓前獻上一束花。告訴大師，在中國，有一位他的敬仰者是哼著他的《英雄交響曲》與《莊嚴彌撒》走上刑場的。第二件，幫他尋找文革初被‘掃地出門’去新疆的獨子，告訴他父親是怎樣被折磨死的。”
陸先生以自己的鮮紅的血與美麗的生命，再現了中國士大夫“士可殺，不可辱”的傳統美德，也為當代知識分子譜寫了一曲“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壯歌！
慶幸的是，這位有情有義的難友“幫他完成生前未了的心願。”最後找到他的兒子，也走訪了他心馳神往的奧地利。
陸先生兒子說，父親平反後，我們家屬曾想為父親立一座烈士銅像，但未能如願。〖更應該拍成電影！〗
但我想，中國民主史上，陸洪恩的名字已經與林昭、張誌新、劉文輝、遇羅克、王佩英、馮元春、李九蓮……並列，作為反專製暴政的烈士，永放光芒！
可惜，《瀏陽河》作者唐璧光先生至今還“睡著”，還沒“醒”過來！
《“瀏陽河”原曲作者1952年被打為“曆史反革命”》這篇文章說：“唐璧光很長一段時間裏都在為《瀏陽河》的著作權而奔波。唐璧光說他對《瀏陽河》的感情就像對待癡兒一樣，無論如何也不會放棄。《瀏陽河》的影響太大了！”
唐璧光還預言《瀏陽河》的生命力：“隻要毛澤東的名字在這個世界存在，《瀏陽河》也就永遠存在。”
唐先生至今仍為他的頌毛大作《瀏陽河》而自豪，他仍相信毛會永垂不朽。看來，他根本不理解“紅歌”的本質，更不了解真實的毛澤東。
紅歌是什麽性質的歌？
筆者三年前在《怎樣認識紅歌的反動本質》一文中指出：
紅歌，作為國家“主人”歌頌“公仆”的歌曲，是塗上“紅色”油彩的專製文化、皇權思想、臣民意識的現代版，是中國源遠流長的“馬屁文化”的巔峰。它宣揚了“反民主的反動”（毛澤東）思想，是毒害人民的精神鴉片，也是蘇聯、東歐極權主義製度的喪歌！
毛澤東是什麽人？
他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並以“和尚打傘，無法無天”自詡。
在他死後，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被紅歌作者極力貼金的毛澤東，是逆曆史潮流而動的反動派，是造成二十世紀後半葉中國人民深重苦難的罪魁禍首！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毛澤東也曾經是民主的“發燒友”。毛1945年在《論聯合政府》中指出，中國隻能走民主這條路，“這是一個曆史法則，是一個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趨勢，任何力量，都是扭轉不過來的。”在《愚公移山》中他又斷言：“現在的世界潮流，民主是主流，反民主的反動隻是一股逆流。”進一步把“民主”規定為判斷一個政治人物、一個政黨、一個政府是否“反動”的唯一標準。
令人痛惜的是，這些至今仍閃光的語言，在他隻是欺世盜名的道具而已。一旦奪權得手，即棄之如敝屣，迫不及待實行一條“反民主”的“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反動”路線。這樣，不但將他自己拋到了“反民主的反動”一方，成為“逆曆史潮流而動”的反動派，也給中國人民帶來“空前浩劫”！
民主的基石是什麽？是人權，是人人皆有的權利。
人權的根本是什麽？是生命權。沒有生命權，就沒有人的一切。
以人為本，必然以人的生命為本。必然珍惜生命，敬畏生命，關愛生命，也必然走向保障人權的憲政民主製度。以主義、黨派、國家為本，必然漠視生命，踐踏生命，也必然走向法西斯主義（“國家社會主義”）、極權主義！
這是價值觀的分界線。
對中國人來說，自古以來都知道“人命關天”。造反起家的帝王也都明白“慎殺”的道理。官府不得枉殺無辜，平民“殺人者償命”。
近現代民主、自由、人權、法治普世觀念的普及，憲政民主製度的構建，《世界人權宣言》的發布和具有強製性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的簽署，都是對人的生命權的有力保障。任何人的生命，不經公開、公正的法律程序不得被剝奪。
“世界人權宣言”強調 “人人生而自由，在尊嚴和權利上一律平等。”“人人有資格享有本宣言所載的一切權利和自由，不分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政治或其它見解、國籍或社會出身、財產、出生或其它身份等任何區別。”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我國於1998年10月5日在聯合國總部簽署了《公約》，但仍未遞交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批準）第六條明確規定：
（一）人人有固有的生命權。這個權利應受法律保護。不得任意剝奪任何人的生命。
（二）在未廢除死刑的國家，判處死刑隻能是作為對最嚴重的罪行的懲罰，判處應按照犯罪時有效並且不違反本公約規定和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的法律。這種刑罰，非經合格法庭最後判決，不得執行。
（五）對十八歲以下的人所犯的罪，不得判處死刑；對孕婦不得執行死刑。
毛澤東終其一生的最大罪惡，就是以“政治”、“出身”、“財產”的“區別”為理由，不“經合格法庭最後判決”，“任意剝奪任何人的生命”！
在他執政的27年間，除了政策性地餓死了數千萬人（絕大多數為農民），還以“最高指示”代替法律，用“群眾專政”（如“貧下中農最高法院”）的荒唐方式，整死（槍斃、瘐死、折磨死、自殺……）了數千萬人，製造了規模空前的酷刑罪、群體滅絕罪和反人類罪！
一，他創造了餓死幾千萬同胞的曆史紀錄
“建國”後，從“社會主義改造”開始到文革結束，可以說中國各個階層都過著缺衣少食的生活。在毛統治中國四分之一世紀後，絕大多數人的生活困苦不堪,農村更是一貧如洗，有的地方甚至“許多姑娘沒有褲子穿”（淩誌軍《曆史不再徘徊》）！李克強總理1974年到安徽鳳陽插隊，他當大隊支部書記那陣，“生產隊缺糧嚴重的時候，他甚至需要拿大隊的公章，給村裏的婦女兒童開“逃春荒”的證明。”“革命聖地”延安，老百姓比四十年前共產黨剛到時還要窮。延安城裏滿是饑餓的乞丐，有外國人來瞻仰“聖地”時，官方就把他們“收容”起來，遣送回鄉。即使在相對優越的城市裏，衣食等日常必需品實行嚴格定量票證製度是毛澤東時代的“特色”之一。著名作家張賢亮先生在《南方周末》副刊（2013，7，25）上說，他現在還珍藏一件“存世孤品”，那是一張“月經帶票”。說到“住”，三代同室的情況比比皆是。城市人口增加了一億，但蓋的新房子寥寥無幾，老房維修幾乎不存在。一九六五到一九七五年的十一年間，整個城市建設的投資，包括水、電、交通、排汙等，不到同期以軍工為核心的重工業投資的百分之四。這些年中，對醫療、教育的投資，比中共上台初期本來就小得可憐的比例，還少了一半多。
毛澤東不知道這些嗎？知道。盡管他在詩詞中胡吹“舊貌換新顏”，“到處鶯歌燕舞”，“桃花源裏可耕田”，但他對他治下的中國窮到哪步田地清楚得很。1975年9月，毛澤東對來中國還要伸手要援助的越共領導人黎筍說：“現在天下最窮的不是你們，而是我們。”（劉敬《走訪越南》）哪怕越南燃燒了三十年不停的戰火，經曆了美國的狂轟濫炸，中國人還是窮過越南人。
當然，最大的災難要數1959-1962年的大饑荒。在一無外戰、二無內亂、三無瘟疫、四無特大自然災害的條件下，活活餓死了幾千萬人，主要是種糧食的農民！
每次運動，毛澤東差不多都要預算死多少人。才發動大躍進的1958年11月21日，毛澤東在武昌會議上對中共高層講，除了“大辦水利”外，“還要各種各樣的任務，鋼鐵、銅、鋁、煤炭、運輸、加工工業、化學工業，需要人很多，這樣一來，我看搞起來，中國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萬人。”
“死五千萬人。”這一次倒真如林彪所言，毛“八九不離十”！
官方《中國共產黨曆史》第二卷指出，“1960年全國總人口比上年減少1000萬”。前副總理薄一波（“唱紅打黑”主導者薄熙來的父親）在他的《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中說“1960年全國總人口減少1000多萬。我作為共產黨人實在愧對百姓。”前國務院副總理田紀雲如是說：“回顧三年困難時期到處鬧浮腫，餓死人，非正常死亡人口達數千萬，比整個民主革命時期死的人還要多。”（田紀雲：《回顧中國農村改革曆程》《炎黃春秋》2004，4）。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廖蓋隆在《炎黃春秋》2000年第三期撰文說，大躍進中國非正常死亡人數是4千萬人。1998年中央黨校出版的《共和國重大紀實》說：“中國人口減少4000萬，這可能是本世紀內世界最大的饑荒。”
是什麽原因造成的？田紀雲上文中這樣說，“劉少奇說‘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現在看基本上是人禍，這個‘人禍’就是瞎指揮，就是烏托邦式的空想社會主義。”《毛澤東的大饑荒》的作者、荷蘭曆史學家馮客一針見血地指出：是毛將中國當作他的私人實驗室，億萬國民主動或被動地成為其試驗品。“這一實驗的最終結果是人類曆史上最大的集體殺戮，至少四千五百萬人因工致死、餓死或被打死。”
前新華社高級記者、《炎黃春秋》副社長楊繼繩查閱了中央檔案館和12個省級檔案館資料，並親臨曆史現場調查後，在他的80萬字曆史巨著《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中說：3600萬人死於這次饑荒，還有4000萬兒童由於此次饑荒而胎死腹中。他的父親死於那場饑餓，“發生在我家裏的悲劇同時發生在全國上千萬個家庭中。”
3600萬人是什麽概念？
它相當於投向長崎的原子彈殺死的450倍……
相當於76年唐山大地震的150倍……
一戰死亡1000多萬，中國1960年一年就餓死1500萬以上……
整個抗日戰爭，中國軍民傷亡總數也才3500萬。
此前中國2129年間，發生203次萬人以上餓死記錄，總和也才2991萬。
與“老大哥”比，蘇聯1932年-1933年間，有近七百萬人死於饑荒。與“小兄弟”比，朝鮮上世紀九十年代餓死了二百萬人。
所以，這是人類曆史上最高的餓死人記錄！
毛澤東把故鄉湖南描寫為“芙蓉國裏盡朝暉”，但據“曹樹基計算的各省非正常死亡人口數”記載：湖南餓死人數也高達248.6萬人，死亡率6.81%，居全國第4位！劉少奇主席姐姐的兒子是餓死的，筆者祖母也死於那場饑饉！
《墓碑》裏說，“天府之國”的四川成為餓死人最多的省份。最嚴重的有兩個縣，豐都縣餓死了十萬人，成了名副其實的鬼城。滎經縣縣委書記在一次省委工作會議上說，該縣死了一半人，有些村子死得一個都不剩，連埋屍體的人都要從別的地方調去。近期出版的由鐵流先生編輯的“獻給滎經1959-1962餓死的父老兄弟姐妹”的《大劫難》，在我看來，此書的特殊價值就在於：敘述者都是這場大劫難的親曆者。有名、有姓，有時間、有地點、有過程，多篇附有敘述者本人照片。字字血，聲聲淚！它以無可辯駁的事實告訴後人，在“風調雨順，倉有儲糧”的條件下，那場人禍是如何奪去了全縣一半人的生命！
明明自己餓了，大家也都餓了，怕給“主席臉上抹黑”，誰都不敢說“餓”，連“浮腫病”三字也不準提，稱作“二號病”。一個叫王善身的醫生就因為浮腫病人問他為什麽治不好，少了什麽藥，他說了一句“少一味藥：糧食”，就被批鬥，扔進了監獄！
不少地方大規模人相食！
“餓死這麽多人，曆史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王光美、劉源等：《你所不知道的劉少奇》）國家主席劉少奇在大饑荒過後這麽對毛澤東說，毛龍顏大怒，招來殺身之禍！
“人相食”，終於“上書”了。
楊繼繩在書中說：“當時有記錄的人吃人的事件有幾千起，安徽就有一千多起。”這裏僅舉數例：
原安徽省公安廳常務副廳長尹曙生，2009年在《炎黃春秋》雜誌發表《安徽特殊案件的原始記錄》的文章中寫道：“安徽省在大躍進年代，人民群眾吃盡了苦頭，餓死了400多萬人（有案可查，不是推測的），發生人相食（多數是吃屍體）的現象並不奇怪。1961年4月23日，安徽省公安廳向省委寫了一個報告，題目是：《關於發生特殊案件情況的報告》。報告稱：“自1959年以來，共發生（特殊案件）1289起。”所謂“特殊案件”就是人相食。
大饑荒時期任甘肅臨夏州委書記，後來長期擔任甘肅省婦聯主席的李磊，在她自傳《悠悠歲月》一書中記載：“臨夏所屬的十個公社中，５８８人吃掉３３７具屍體。紅台公社共有人口1267人，餓死414人，吃掉屍體１２５具，活人五名。小門溝生產隊８個作業隊，有六個發生吃人的情況。２３戶吃掉５７人。有的父子、母女、夫妻、兒女、姐妹相互殘食。社員白一努先後吃了８個人，其中有父、妻、女三代人。李尕六吃了自己的兩個死孩子，李尕六死後有又被社員胡八吃了，胡八死後，又被肖正誌吃了。”
對這樣的空前災禍，當年的洗腦手法是，嫁禍於天——“三年嚴重自然災害”；歸咎於人——“蘇修卡我們的脖子”。
看看毛澤東自己怎麽說：毛澤東在1961年1月的中共八屆九中全會上，他說：“困難主要不是來自天災，而是來自‘共產風’和瞎指揮的人禍。”（《中國農業合作史資料》1989年第二期第１２頁）
“蘇修”不但沒有“卡脖子”，還要援助50萬噸食糖和300萬噸糧食給中國。毛說：“哪怕把全中國人都餓死也不要赫禿子一粒糧食。中國黨和政府是有誌氣的，我們不但不要蘇聯的援助，還要把欠蘇聯的債還清。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中國有幾億人口，餓死幾千萬人算啥大不了的事呀！讓婦女敞開生孩子，死的幾千萬人，過幾年不就又回來啦！”〖這幾句“不是人話”，是不是有根據？〗
“美帝”也沒有“卡脖子”。總統肯尼迪明確表示，不但可以以不附帶任何政治條件，以最優惠的條件購買美國的糧食，甚至可以給中國的窮人送救濟包。中國駐波蘭大使王炳南斷然拒絕了美國的援助建議，並以幽默的口吻轉達了毛澤東的建議：如果美方需要我們的幫助，我們也願意勒緊褲帶援助一些大米和小麥。美國代表頓現窘態，中國代表哈哈大笑。〖這幾個代表“中國”的代表沒餓肚子。〗（據新華網）
楊繼繩在《執政者怎樣應對危機——大饑荒期間中國領導人的作為》一文中指出，大饑荒的根源並不是“自然災害”，實際上那幾年是“風調雨順”。這場大饑荒也不是因為糧食匱乏，就在數千萬農民被活活餓死之時，政府的糧倉中堆滿了糧食，而且，中共當局還在源源不斷地向各“社會主義兄弟國家”出口糧食，甚至無償援助那些“小兄弟”們。換言之，這場亙古未有的大饑荒，百分之百是源於“人禍”而非“天災”。
不可否認的曆史事實是：幹部可以利用“社會主義陣地”公共食堂多吃多占，卻不準農民在自己家裏做飯（不準農家灶火冒煙）。災民要生產自救，開荒、種邊角地，因為要“使資本主義絕種，小生產絕種”（毛澤東語）而被嚴格禁止。外出逃荒要飯，路口有民兵把守。僑眷想讓海外的親友寄點食物，說成是“裏通外國”。投奔國外求條活路，被定為“投敵叛國罪”，不是當場被槍殺，就是投入監牢。官倉堆滿了糧食，卻不開倉賑災。自己國家的人民成千萬地活活餓死，還要“援助世界上被壓迫的國家和人民”。“蘇修”“美帝”提出不附帶政治條件的援助計劃，卻因“餓死事小，失節事大。”被拒之門外……
不是百分之百的“人禍”，又是什麽？
楊繼繩指出：“最讓人無法容忍的是，古代的皇帝聽聞民間災荒的消息，尚且心痛自責、夜不能寐；而毛卻無恥地宣稱，糧食不夠吃，餓死一半的人，其它人就夠吃了。”
天可憐見，幾千萬中國人就這樣被自己的“大救星”死死地“卡住了脖子”，活活被“餓殺”！
按先後說，“地、富、反、壞、右”這些“階級敵人”當然是最先餓死，為求生，幾乎人人被迫偷盜，在“六億人民六億賊”的年代裏，他們是最“奉公守法”的另類。但，按人數說，最大的份額則是被毛經常掛在嘴邊的“貧下中農”。
二，他創造了整死幾千萬同胞的曆史記錄
毛澤東在他“發動並領導”的大大小小、接連不斷，專家研究多達67個之多的政治運動中，製造了數額驚人的“敵人”。按照《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加強公安工作的若幹規定》，所謂“敵人”包括地、富、反、壞、右分子，國民政府的軍、政、警、憲、特……多達“21種人”，加上由於“血統論”和株連政策殃及的無辜的家屬親友，高達一億人以上，接近當時七億人口的七分之一！
著名經濟學家茅於軾說，毛澤東時期搞死了大概五千萬人，相當於我們三十個省會城市(人口的總和，相當於)每個城市發生五次南京大屠殺。張戎《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書中說：“毛澤東是主宰了全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統治者，在他統治之下的和平時期，有7,000萬以上的人死掉。”
毛說過：“人民大眾開心之日，就是反革命難受之時。”與曆代王朝新主上台大赦天下，與民休養生息的舉措不同，“新中國”成立伊始，就“忙著殺人”，發動了聲勢浩大、雷厲風行的以殺人為內容的“鎮壓反革命運動”。每次政治運動也都是以殺人開路，在槍聲的伴奏中進行的。
關於1950年10月至1953年底的鎮反運動，最近的《炎黃春秋》（2014年第五期）發表了前安徽省公安廳副廳長尹曙生的《毛澤東與全國第三次公安會議》，披露了許多重要事實。他說，“關於鎮壓反革命運動中捕人、殺人數據，公安部常務副部長徐子榮1954年1月在一個報告中說：鎮反運動以來，全國共捕了2620000餘名，其中殺掉反革命分子712000餘名，關了1290000餘名，先後管製了1200000人，教育釋放38000餘名。徐子榮說的是第一次大規模鎮壓反革命運動中捕人、殺人總的數據。”
剝奪一個人的生命，總應該按法律辦事啊！毛澤東怎樣對待法律和憲法？他說：“我從來不相信法律，更不相信憲法。”（1961年在秦皇島座談會上的講話。）尹文說，該殺不該殺，無法可依，“主要是按毛澤東的指示辦事。”而毛澤東竟然“在捕殺人的問題上，下指標、定任務、定時間，主觀臆斷，急於求成，不斷地發出指示，要求某地、某時必須逮捕多少人、必須殺多少人”！
文章說，“最大的荒謬之處”在於：“鎮壓反革命運動中對判處死刑的人，不是根據犯罪分子的罪行來定罪量刑，確定該不該殺，而是根據人口比例，要求某地、某市必須殺多少人”。“毛澤東最初要求，殺人比例要達到當地人口總數千分之零點五，……最多不要超過千分之二。”而“由於毛澤東的督促、鼓動，捕殺人出現失控狀況，有的地方要求突破中央提出的捕人殺人控製指標。”
這樣，就出現了殺人競賽的狂潮！
1951年“主要是在2、3、4、5那四個月。在短短幾個月時間裏就殺了50多萬人，超過國、共雙方在內戰中三大戰役（遼沈、平津和淮海戰役）中在戰場上戰死的人數總和，實在令人震驚。（據《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史》記載，解放戰爭四年間，我軍陣亡約30萬，國民黨軍隊陣亡40萬，國共相加大約70萬。其中遼沈、平津和淮海三大戰役，國共雙方戰死人數為40多萬。）當時全國黨、政、軍領導都在忙著殺人，而且是急急忙忙地殺人，有的人前一天被抓，第二天、甚至當天就被槍斃，夜裏被抓，白天槍斃”！作者說，不但貴州省81個國民黨縣長（“有的起義，有的投誠，有的被捕後釋放，個別的還給他們安排了工作”）在“一片喊殺聲中，被全部殺掉。”跟地主睡過覺的“給貧下中農丟臉”的“破鞋”也槍斃了，甚至“很多從事地下工作的人，提著腦袋幹革命，躲過國民黨特務無數次追殺幸存下來，卻被自己人給殺了”。
匪夷所思的是，毛竟然假托“人民”的名義說：“殺反革命比下一場透雨還痛快”！
學者李洪林先生說：曆史上統治者“殺人立威”者多有，但“把殺人作為一種運動，甚至給下麵規定指標，而且以殺人之多感到自豪的，恐怕隻有毛澤東一人。”
毛澤東對同胞如此殘酷無情，對日本侵華戰犯卻愛護有加。明目張膽搞“雙重標準”！
文章說，“1107名戰犯，他們每個人給中國人民造成的災難都是前所未有的，可是他們在戰犯管理所，受到良好待遇，幾年後就被特赦回國，而國內那些普通反革命，如果沒有血債，沒有嚴重現行破壞活動，為什麽不能給他們一條活路，非要殺掉呢？！”
在毛的心中，日本戰犯的命比中國人金貴。
打倒“四人幫”後，中共經過兩年七個月的調查，核實“文革”有關數字是：七百四十五萬人受迫害，四百二十萬人被關押審查，一百七十二萬八千人自殺，單高級知識分子被逼跳樓、上吊、投河、服毒——死亡達二十萬人。僅1970年，“一打三反”運動中被“從重從快”判處死刑的“現行反革命”就有十三萬五千餘人，武鬥死亡二十三萬七千人，七百零三萬人傷殘，七萬一千二百個家庭徹底被毀、斬盡殺絕，非正常死亡者至少七百七十三萬人。據不完全統計，全國遭受到殘酷迫害的人有一個億（占全國總人數的九分之一），冤枉死亡的人數超過兩千萬，損失了國民經濟八千億人民幣（見葉劍英在1978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會議閉幕式上的講話）。“文革”初期，僅北京就有三萬三千六百九十五戶被抄家，有八萬五千一百九十六人被趕出北京城，全國被遣返原籍種田的‘城市階級敵人’達四十多萬。（《鐵流《毛澤東思想的血腥》）
這些枯燥乏味數字的後麵，可是一個個鮮活生命被殘害的血腥故事啊！
殺人由首善之區北京帶頭。1966年9月5日，領導文革的“中央文革小組”發出了一期“簡報”說，到8月底止北京市有上千人（後公布為1，772人）被打死。標題是“紅衛兵半個月來戰果累累”。
“打、砸、搶、抓、抄、燒、殺”之風從“天子”腳下不幾天刮遍全國。北京市大興縣聞風而動，大興殺人之風，對所謂“四類分子”及家屬進行滅絕性的大屠殺！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縣公安局傳達了謝富治在市公安局擴大會議上的話之後，自八月二十七日至九月一日，該縣的十三個公社，四十八個大隊，先後殺害“四類分子”及其家屬共三百二十五人。最大的八十歲，最小的僅三十八天，有二十二戶被殺絕。
從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以湖南道縣為中心，以“敵人組織黑殺隊報複貧下中農”的謠言為根據，全縣10個區，37個公社，都出現了“群體滅絕”的殺人運動，被殺4193人，逼迫自殺326人，占全縣總人口1.17%。受道縣影響，殺人風蔓延到湖南零陵地區其餘九縣市，全地區被殺7696人，被逼自殺1397人，致傷致殘2146人。年紀最大的78歲，最小的才10天。殺人的同時還伴隨著抄沒財產、強奸妻女等暴行。一時間，屍體漂滿了瀟水。血腥之氣長久不散……（譚合成《《血的神話》）。
第二年，殺“黑殺隊”之風也刮到筆者家鄉邵陽。著名學者何清漣女士在《被遺忘的數千冤魂——記1968年湖南邵陽縣大屠殺》文中簡述了12歲的她親眼見到的情景：邵陽市境內的資江河中，“每天有幾十具乃至上百具屍體順流漂下，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死狀奇特。……屍體大量漂流延續了半個月左右。”女人死前還要受到各種性淩辱……
邵陽市退休老幹部林啟山先生（筆名陸芒），親曆1968年湖南省邵陽縣“黑殺風”事件，1974年4月還參加湖南邵陽地區、邵陽縣聯合調查團的調查。根據他保存的《調查材料紀實》，寫出了《老虎坪紀事》和《文革時期湖南省邵陽縣‘黑殺風’事件始末》。這位可敬老人贈我書後，一天夜半時分我老伴突然驚叫不止，原來是書上記載的種種酷刑使她受到了驚嚇！
近半個世紀過去了。筆者每次探親回家，徜徉資水河畔，不由想到，那些受難者魂歸何處？還有多少人想到他們？
江水嗚咽，如泣如訴……
如果說大躍進引發的饑餓導致了第一次食人高潮，那麽，文革時期愈益膨脹的仇恨和恐懼，則引發了第二次食人高潮！
據文革後廣西地方誌披露：文革時廣西許多地方流行光天化日之下，把活人臠割肢解，然後煮熟分食的暴行。僅武宣一個縣，被吃者就達一百幾十人，“其中（被）吃肉後砍頭的１人，挖心肝的５６人，割生殖器的１３人，全部吃光（連腳底板肉都被吃光）的１８人，活割生剖的７人。”在武宣中學，出現了批鬥完教師、校長之後，就地架起簡易爐灶，將他們剖腹臠割、煮熟分食！廣西桐玲中學副校長黃家憑，“文革”開始被打成叛徒，後被批鬥殺死。翌日凶手們挖他的肝，剝他的肉，隻剩一副骨骼，隨後他們在學校宿舍用瓦片烘烤人肉人肝！一個女學生曾追求黃的兒子，為劃清界限，帶頭吃。後來，縣政府和縣革委會的食堂也烹煮人肉！更難以置信的是，這些二十世紀的食人生蕃居然被看作“覺悟高”，有的因此“火線入黨”！（詳見鄭義《紅色紀念碑》）
近日報載習近平年幼時“受過批鬥，挨過饑餓，流浪過，甚至被關押過。”年輕人大為不解。他們不知道，封建時代的“一人犯罪，九族株連”，在毛澤東時代得到了全麵複辟而且有創造性的發展。“家庭出身”、“個人成分”是一個人從出生到死亡都帶的檔案中的必備項目。被稱為“共產主義接班人”的兒童，“投胎”投錯了，一輩子的命運也就注定了。南京軍區步兵學校教員，“郭興福教學法”創立者，“文革”中不堪殘酷迫害，夫妻雙雙自殺。為不株連孩子，自殺前，夫妻商量好，先殺死了自己的三個孩子。大興一位老太太和她懷抱中的孫兒被活埋，上麵在填土時，孫兒說：“奶奶，迷眼！”奶奶安慰他：“一會兒就不迷了。”這被稱為“最傷心慘目的一幕！”
須要特別指出的是，文革不僅僅對底層民眾是一次浩劫，也是對共產黨的最大災難。
資料顯示，除了毛的親屬和他的幾個親信，從中共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委員，到中央委員、候補委員，幾乎都受到衝擊和迫害。中共八屆中央委員會委員和候補委員中，88人被誣為“叛徒”、“特務”、“裏通外國分子”。另有7名被劃進“靠邊站的尚未列入專案”的範圍，還有29名被定為“有錯誤的或曆史上要考查的”對象。被誣陷的中共第八屆中央委員會成員共達124名，占中共第八屆中央委員會成員總數（193名）的65％左右（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主犯紀實》）。
所以，從中共角度來看文革，無疑，是毛澤東對共產黨搞了一次“反革命政變”！
著名作家秦牧這樣總結文革：“這真是空前的一場浩劫，多少百萬人顛連困頓，多少百萬人含恨以終，多少家庭分崩離析，多少少年兒童變成了流氓惡棍，多少書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勝古跡橫遭破壞，多少先賢墳墓被挖掉，多少罪惡假革命之名以進行！”
毛的侄子毛遠新，被稱作“最可靠的接班人”，毛澤東給政治局下達聖旨（“最高指示”）的“欽差大臣”，不久前也說：“‘文化大革命’把一切都搞顛倒了，使國家落後15年到20年，使廣大幹部、群眾受害遭殃，使黨和國家遭受到嚴重的破壞和損失……”（汪文風《毛遠新談文化大革命：“完全錯了，徹底錯了”》！
三，他創造了迫害知識分子的曆史記錄
雖然中國曆史上有秦始皇“焚書坑儒”之舉，元代有“九儒十丐”之說，也有多個朝代迫害讀書人的“文字獄”之事，但一般王朝都知道籠絡、善待知識分子。中國最後一個皇帝毛澤東（楊繼繩語），身為知識分子，也慣於舞文弄墨，但他每次運動都先拿知識分子祭刀！因為，知識分子是他推行愚民政策的最大障礙。
毛澤東說：“秦始皇算什麽？他隻坑了四百六十個儒，我們坑了四萬六千個儒。我們鎮反，還沒有殺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識分子嗎？我與民主人士辯論過，你罵我們秦始皇，不對，我們超過秦始皇一百倍。”（《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年8月版460頁）
有了這種執政理念，難怪連被他追捧為“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的魯迅，在毛執政後也隻能“要麽關在牢裏繼續寫他的，要麽一句也不說。”（一九五七年七月七日，毛在上海中蘇友好大廈與上海文藝界人士座談會上答羅稷南）
毛對知識分子作如是估算：“我黨有大批的知識分子新黨員（青年團員就更多），其中有一部分確實具有相當嚴重的修正主義思想。……他們跟社會上的右翼知識分子互相呼應，聯成一起，親如弟兄。……社會上的中間派是大量的，他們大約占全體黨外知識分子的百分之七十左右，而左派大約占百分之二十左右，右派大約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依情況而不同。”（《事情正在起變化》）
1957年反右運動，把這個估算落到實處。在毛澤東“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的莊嚴保證和各級黨委再三再四地動員下，知識分子（包括天真爛漫的大、中學生）起來“幫助黨整風”，一個個墜入毛澤東的“陽謀”之中！
毛澤東“引蛇出洞”的謀略戰果赫赫，一九五八年五月三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宣布：反右鬥爭取得階段性勝利，定性為右派集團二萬二千零七十一個，右傾集團一萬七千四百三十三個，反黨集團四千一百二十七個；定為右派分子三百十七萬八千四百七十人，列為中右一百四十三萬七千五百六十二人；其中，黨員右派分子二十七萬八千九百三十二人，高等院校教職員工右派分子三萬六千四百二十八人，高等院校學生右派分子二萬零七百四十五人。在運動中，非正常死亡四千一百十七人。人們知道的是打了50萬的右派，解密的反右運動檔案顯示，原來是五十萬的六倍以上，加上“中右”份子高達九倍以上！再加上受牽連的家屬子女，那可就是天文數字了！
此等“輝煌成績”豈止“超過秦始皇一百倍”！不但秦始皇沒法與他比，曆朝曆代文字獄統統加起來，也隻是一個小小的零頭罷了。
毛澤東說:“資產階級右派是反動派、反革命派。”（1957年7月《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他在1958年武昌會議上談反右：“1957年鳴放，右派份子、地、富、反、壞乘機而起，所以青島會議開捉戒、開殺戒。湖南鬥十萬，捉一萬，殺一千，別的省也一樣，問題就解決了。”有了毛的定性，成百萬的學有專長，包括為報效祖國從海外歸來的專家學者的命運，也就決定了。除了“殺、關、管”，還有接踵而來的其它式樣的“非正常死亡”！
據《南都周刊》所載《甘肅夾邊溝農場記事：“右派”勞改營50年》一文披露：夾邊溝，這是位於甘肅酒泉戈壁灘裏的勞改農場，關押了甘肅省近3000名“右派”（多是大學教授、報社編輯、中學教師、作家、畫家等）。大饑荒很快將這裏變成了人間煉獄。短短三年間，三千“右派”隻剩下三四百人。楊顯惠《夾邊溝記事》說：“他們在死前要浮腫，臉腫得像大南瓜，上眼泡和下眼泡腫得如同蘭州人冬天吃的軟兒梨，裏邊包著一泡水。他們搖晃著身體走路，每邁一步需要停頓幾秒鍾。他們的嘴腫得往兩邊咧著，頭發都豎了起來。嗓音變了，說話時發出尖尖的如同小狗叫的聲音，嗷嗷嗷的。”哈佛大學博士董堅毅，1952年回國，1955年支援大西北。1957年被定為右派送夾邊溝勞教。1960年饑荒襲來，董亦不能幸免。其妻顧曉穎（也為留美生）來探視，待尋得其遺體時，周身皮肉已被割食一空，僅剩頭顱掛在骨架之上……累累白骨外露綿延兩公裏。
文革一來，知識分子又首當其衝！北京大學出現了那張被毛表揚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後，全校被關、被鬥的所謂“反動學術權威”多達500多人，一個時期燕園天天都有跳樓和上吊的，有的教學樓女學生晚上都不敢近前。僅文革中受迫害而自殺或死亡的藝術大師，略作統計就有177位之多！單是上海音樂學院係主任一級的教授，自殺的就有五位。京劇“八大坤伶”之一的言慧珠，不堪淩辱可又致死還熱愛她的藝術，最後竟身著戲裝上了吊。評劇著名演員小白玉霜憤然服毒。黃梅戲的驕傲嚴風英，被誣為國民黨潛伏特務，自殺死後竟被解剖肚腸，搜查什麽微型發報機！
為何要結束自己的生命？作家、翻譯家、音樂家，一代文藝通才傅雷先生及其夫人雙雙自裁後，傅先生遺言中說，“因為過那樣的日子比坐牢還難受。”《人民日報》文藝部負責人的陳笑雨蒙受批鬥淩辱後憤而投水，書包裏一個本子上邊赫然寫著兩行字：“死了比活著好，死了更幹淨。”
總之，有了“三項曆史記錄”的毛澤東，中國的秦皇、漢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無人能望其項背，外國的斯大林、希特勒也望塵莫及！斯大林處死的人數，最高估計為2000萬人，希特勒屠殺600萬人，且都是“異族”猶太人。
看到這些血淋淋的事實和數字，不知讀者諸君作何感想？是否還認為，與“偉大領袖”的“豐功偉績”相比，這些都不值一提？
老子說，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信然！
毛澤東對自己滔天大罪是否有所悔悟？
中國曆史有一個優良傳統：遇到饑荒，皇帝——即使最昏庸的皇帝，都會緊急頒布聖旨，命令地方官立即開倉放糧。有的皇帝因為饑荒頒發罪己詔，向黎民謝罪。
毛對他一手造成的災難不向百姓謝罪，還睜著眼睛說瞎話，法國社會黨領袖、後任法國總統的密特朗1961年訪問中國，毛對他說：“我再重複一遍，中國沒有饑荒”（ 遒真：《縱論毛時代五年大饑荒大死亡:人類史第一大罪惡》）。
對於給人民帶來“空前浩劫”的文化大革命，毛澤東更沒有一絲反思，死不認錯。他對侄子毛遠新說過：“任何時候我都不下罪己詔。”
不僅如此，他嫌一次“文化大革命”還不夠，還不過癮。在給江青的信中他表示，“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過七八年又來一次。”
筆者堅信，隻要這“三項曆史記錄【一，他創造了餓死幾千萬同胞的曆史紀錄。二，他創造了整死幾千萬同胞的曆史記錄。 三，他創造了迫害知識分子的曆史記錄。 政注】不被推翻，毛澤東就會鐵板釘釘地、永遠地被釘在“曆史恥辱柱”上！
最後，回到紅歌作者。請問：把“讚歌”、“頌歌”獻給這樣一位殘民以逞的暴君（前國務院副總理方毅評毛語），你們是否有愧於國人？又“怎麽對得起子孫”？
如果當初是“睡著”了，現在是否該“醒了”？
我還認為，對於號稱“社會的良心”的中國現代知識分子來說，對毛的這一切一無所知，說明無知；知之，無動於衷，證明無良；知之，仍為毛貼金，則為無恥。
遠處又傳來“瀏陽河彎過了九道彎， ……出了個毛主席，領導人民得解放啊咿呀咿子喲……”
不知歌者中有幾人知曉此歌作者的泣血故事？
紅歌，紅歌，紅歌何時了？
隨著頭號推手薄熙來判刑，作為官方主導的“唱紅打黑”運動黯然收場了。但紅歌決不會就此絕響，毛冥誕120周年不又出現一個小小高潮？
但筆者同樣堅信，隨著民眾民主意識的日漸普及，社會民主轉型的逐步推進，紅歌最終也一定會被拋到“曆史垃圾堆”裏去！
《瀏陽河》作者唐碧光先生誕生於1922年。如健在，當已92歲高齡了。筆者期望他能讀到這篇拙文，並能聽到他的意見。徜已作古，則祈求他在天之靈，能與眾多同懷“貝多芬之夢”，同在人世備受磨難的靈魂，在天堂相遇、相知、相親，並獲得永恒的安寧與幸福。
作者-五 丘
2014，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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