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變化”最為顯著的表征，即是所謂自由民主派痛失陣地。
在主流輿論場，自由派的聲音基本消失殆盡；而在網絡輿論場，雖然每次重大事件中均有不同程度的發聲，但是存活的可能性和空間已經越來越狹窄。
在中共高層看來，或者更確切地說，在習近平看來，自由派已然成了“不愛國”甚至“賣國”、“抹黑中國”的核心群體。
他們所追求的憲政、民主，不過是敲打執政者的工具和籌碼，在當局呼籲傳播正能量、引導民眾如何愛國的當下，自由派著實成了眼中釘、肉中刺。在高校範圍內，這種現象體現得尤為突出。
一方麵，高校作為傳道授業解惑的陣地，無疑是“爭取下一代”的最有效平台，而且有些人文領域的課程，將不可避免地談及敏感的憲政、民主、普世價值等；另一方麵，高校教授雖然因諸多不上台麵的“醜聞”淪為“叫獸”、“磚家”，但是相較於其他職業，在社會中依然保有著較高的認可度和信任度。
比如伊力哈木·土赫提作為中央民族大學的教授（東突的主要理論和宣傳的學術主力），之所以能擁有眾多擁躉進行群體性分裂國家的行徑，很大程度上源於其自身的教師身份以及學生群體更為原生態的“可塑性”。
自由派由盛轉衰全麵失聲
一個不爭的事實是，習近平上台至今的兩年時間裏，針對自由派的動作不可謂不頻密。
十八大前，一場聲勢浩大的憲政論戰因《紅旗文稿》一篇奇文點燃，網絡場域的憲政派討論一時間熱鬧非凡。有人批駁主流媒體的理論匱乏，有人反詰中國特色背後的一黨專製底色，有人對比中西方的憲政意義和實質……雖然滿屏盡是“不愛國”的聲音，但是因為喉舌媒體也形成了涇渭分明的兩個陣營，故而當局也表現出了充足的寬容度，並未采取強硬措施降低“槍口”。
後續地，隨著習近平上台後不僅數次鮮明地“右轉”，讓憲政派頓感春天不再遙遠，比如紀念憲法頒行3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上台不足一個月循著鄧公之路南巡，派改革先鋒胡德平執行秘密使命……
然好景不長，著急又緊張的習近平既是年輕版的鄧小平，因其鍾情於大刀闊斧的改革，也敢於推開一扇門；也是毛澤東的忠實粉絲，因其堅定地認為要想保持身為世界最大黨的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永不變色”，那麽必須將意識形態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爭進行到底，甚至在必要的時候，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爭需要調整思路，從口頭上的警告和你死我活走向真刀真槍的實幹。
《關於當前意識形態領域情況的通報》，亦即坊間簡化了的“9號文件”，以及由此延伸出來的盛傳於高校的“七不講”，與此一脈相承的“8·19”講話，大抵都是循著這一思路展開。
至於從口頭警告走向實戰，現實例證俯拾即是，比如公民運動倡導者許誌永、王功權先後身陷囹圄，網絡意見領袖李承鵬、北京大學教授夏業良先後因不當言論無奈出國求存，憲政旗手賀衛方以及同為北大教授的張千帆長期處於被監視狀態，至於自由派茅於軾則早已被扣上了“漢奸”的帽子遭數輪封殺。
就近的，則是中國公安大學副教授王守田因不當言論被拘留，雖然公眾無從得知其不當言論具體為何，但從其所授課程——憲法學來推測，顯然與憲政有著或多或少的關聯。
另據可靠消息透露，時下被紅色文化研究會等旁征博引用來反駁敵對勢力的“吃飯砸鍋”論，其實最早源於習近平10月初關於意識形態工作的一次批示。
習近平在批示中表示，對於內地那些反對聲音，“絕不允許這類人吃共產黨的飯、砸共產黨的鍋。”習近平所謂的“這類人”，更多指向的是發出反對聲音的自由派。
而自由派由盛而衰，也大抵是循著習近平的意旨展開。
體現在高校領域，即是社科院作為中共重要智囊“出產地”遭遇中紀委點名批評，指出的四大問題中最為關鍵的就是意識形態方麵存在的危險；以及中央連續下發文件奪取高校這一意識形態最大變量，如《關於堅持和完善普通高等學校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製的實施意見》、《關於進一步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高校宣傳思想工作的意見》，更早之前，還有教育部、中組部及中宣部聯合印發的一份呼籲加強對高校青年教師“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見。
概而言之，時下在中國各個場域掀起的意識形態戰役，主軸即為習近平在不同場合發表的精神內核並無二致的講話。具體到執行層麵怎麽做，是單純地口頭警示還是將“害群之馬”悉數法辦，恐怕並非習主觀願望的直接表達和外溢。
讓人說話，天塌不下來
當然，不得不承認的是，自由民主派在中國政治生態中向來沒有多大的影響力，對現實政治的“幹擾”程度也微乎其微。
鑒於在知識結構和思想方法方麵的欠缺，中國自由派陣營的思想基調隻有自由民主——專製極權的對立，他們不知道或者說不願意承認，國家除了這種分類並導致對立外，還有考慮問題的其他維度和中間地帶，比如民族國家作為一個利益單位，比如地緣政治的考慮是國際關係中不可缺少的，是超於國內製度和意識形態的，他們不了解曆史的複雜性，習慣了以扣帽子、掄棍子的形式刷存在感。
此外，高層針對意識形態的動作不論為何，在自由派看來均是高壓管製以及維持一黨執政的伎倆，也想當然地忽略了意識形態作為根本性和全局性工作的必要性。
早在上世紀60年代，美籍徳裔哲學家馬爾庫塞就提出了“科學技術即意識形態理論”，認為在發達工業社會，“技術‘中立性’的傳統概念不再能夠得以維持”，因為，技術已經成為了“社會控製的現行形式”。隨著技術的意識形態化，“發達的工業文化較之它的前身是更為意識形態性的”，即整個發達資本主義社會都被高度意識形態化了。
由此可見，不論中外，意識形態作為社會控製的現行形式，都是存在的，而絕非自由派看來的“中國特色”。理解了這一點，也就會少了點“外國的月亮總是圓的”之類的臆想和偏見。
自由派之外，占有絕對主動權的中共在意識形態問題上的緊張兮兮，也讓原本簡單的問題一再複雜化。
時下，中共當局深感憂慮的是，自由派偏離愛國軌道越來越遠。
《遼寧日報》之所以在頭版發布公告並利用整版刊發公開信，即起源於一位大學生的留言，“不知從何時起，說中國壞話、罵這個社會成為了時尚，我們一個老師，逢課必講‘瞧瞧人家國外’。案例教學時，負麵的例子全是中國。
”國平後續的跟進，以及《光明日報》對“自幹五”（注：全稱為自帶幹糧的五毛）的褒獎，也都圍繞“說中國好話還是壞話”展開。
然而，愛國主義與自由主義向來不是兩條不可相交的平行線。愛國與否，也不能單純地以說什麽來評判之。
如果執政者足夠聰明，那麽應該成為化解愛國主義與自由主義緊張關係的推動者，而非扮演讓這種關係更為緊張的直接推手。
何況，從“你一言我一語”到鴉雀無聲，其背後的政治布局確也不免令人擔憂：“高壓鍋”太久，有朝一日會否引發更大的禍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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