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到北京順義縣插隊經曆（3）：我十八歲

我那時十八歲不到十九，遠沒有成年人對生活的憂慮煩惱，對共產黨政權毀天滅地折騰國土的災難沒有深沉體驗感受，因為終究還是個孩子。周邊“政府”及學校的荒唐胡言是我們對人生的唯一輸入，頭腦簡單而呆傻（大概頗像日前被習包子寵過的周小平花千芳類），對消了北京“戶口”來農村插隊我沒有恐懼感，甚至有幾分要做點什麽的神秘興奮。我母親已經去世，家中都是男人也無溫柔色彩，所以我當時主要是對農村有一些莫名的了解欲望。我在北京出生，除69年至72年隨家長到湖北幹校的棉紡廠外一直在北京，對農村具體生活沒有認知。在福建福州的老家也是城市之中，所以我那算是第一次入住農村。
同住的男同學裏大概隻有大腳王慧城老家在農村，其餘基本都是政府幹部知識分子之類家庭，他們大概對農村了解也都不多，懵懂程度類似。
我們這幾個男同學當時在八中高中班裏政治上是中下等人物：沒有班裏的團支部幹部，張維東甚至連（共青）團員都不是，我和吳玉章則是很臨近高中畢業時才被勉強“發展”為“團員”且班中“幹部們”似乎對我們仍有政治進步不夠之類的非議。我對共產主義中國的社會環境自幼常有一種不適應般的別扭感覺，但身在其中成長隻接收其灌輸的宣傳並沒有反叛意識，甚至還總是強迫自己追隨社會主流的時髦改變內心深處的別扭：因為我們作為少年，滿眼所觸的現實已成自然，沒有外來的反向知識應該難以自發產生另類意識。
我對農村生活的最初記憶是我們七人住的那個大土炕（中國北方農村不用木床）：大概半米多高，長約七八米橫貫整個房間，寬有兩米稍多因我們躺下頭腳都尚有餘（我1.78米高，大腳約比我高些，其他幾人應比我矮）。土炕表麵下的通道連接進門處飯廳的火灶，燒火時熱氣連煙便傳到我們炕下所以冬天晚上不算冷（北京冬天零下幾度到十幾度是常事）。土炕由土磚坯砌成，上麵鋪了茅草或竹席子，我們帶來的褥子床單再鋪其上。有時炕磚活動鬆了似乎會導致底下的煙跑到睡房裏來，但記憶裏這事件並不常發生。
我們到農村後的第一次幹農活是在田地裏某處挖溝，具體目的似乎沒有，但當時中國農村被混亂管理得幹沒意義工程俯拾即是，我們那天莫名其妙的挖溝大概正常。
我們城裏孩子哪裏挖過什麽土溝，鐵鍁拿在手裏十分笨重，我挖的彎曲醜陋，其他人類似，隻有大腳大概有過家族訓練，被隊長稱讚為我等榜樣，說你們看他挖的多好？
我們當時被分到大隊下的兩個“小隊”即村中農戶被細分成的勞動單位類：我與大腳孟慶喆吳玉章在一隊其他人在二隊。這各隊的“幹部”即被當成管理者的農民們令我印象頗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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