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八月我從北京西城區第八中學高中畢業,那是所謂文革後第一屆高中,原本有謠傳說是允許這批高中生直接升(或考)大學的,但不知何故沒有實現,我們在學校組織的斷續活動與呆在家中無聊混日的交替動蕩裏等來了1974年初的最後消息:到郊區各縣插隊落戶當農民。除是家中唯一孩子的,父母有某種門路的,生病的等等少數人外,我們那批高中生基本都被分到順義,平穀,延慶,懷柔等當時的北京“遠郊”各縣插隊落戶去了。
記得74年動身去落戶那天應在四月初,是個陰天,從北京城裏到順義縣北務公社坐汽車,從公社到大隊似乎是隊裏派來接應的馬車,顛簸三五裏土路後來到這個叫作“南辛莊戶”的大隊(當時北京農村的社會結構是縣,公社,大隊---即村莊,小隊),我們北京八中的兩個高中班每班以十幾個男女學生為單位各自分到一個類似大隊,記得我們班其他同學去的有“小珠寶”等等。
大概由於郊區縣離北京城不太遠,大概18歲的年齡已經多少有些成熟,我不記得當時離開時有什麽生離死別的哭鬧,我母親已於三年前在湖北安陸縣紡織部幹校時期生病去世,父親當時在紡織部被並入其中的輕工業部做工程師,家中還有一弟弟,我是坦然去插隊的,甚至還時髦地附和了一些“紮根農村一輩子”之類的胡言,那天從顛得屁股疼的馬車上走下來時帶著對新鮮生活的好奇,記住了村莊兩旁偶然看到的農民們茫然的眼光。
我們班分來此村莊的男同學共7人,女生約4,5個,另還有八中應屆初中畢業的幾個男女同學。大隊幹部把我們7個男同學分到一家農戶臨時居住,說是知青的專用房子蓋好後再搬去。農戶家的女主人四十來歲,我們叫她“大嬸兒”,她兒子“大黑子”,“二黑子”都比我們小,丈夫在城裏某處當工人。大嬸兒把進門後的左邊房間騰給我們七個男孩子住,中間進門處是做飯的土灶----灶道直接通我們睡覺的大土炕,水缸,飯桌,等等,她們娘幾個住右邊房裏,當工人的“大叔”(大嬸丈夫)似乎很久才偶然從城裏回來呆幾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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