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建國之初，麵對在東方與西方陣營之間做選擇，結果是向蘇聯東方陣營“一邊倒”。現在朋友中大多數人以為，1950年開始的朝鮮戰爭是這個“選邊站”決定的原因和時間起點。這個想法可能是不對的。持這種想法的人忘記了1949年美國政府出版的著名的《中美關係白皮書》和毛澤東的多篇應答文章。我找到些相關史料，下麵與大家分享。為避免不必要的爭論，此文引述了較多關鍵人物的原話，並大多引自《毛澤東選集》。對《中美關係白皮書》關鍵引文的翻譯，也主要采用《毛澤東選集》裏的版本。
中共和美國決裂在先，朝鮮戰爭在後。前者大約發生在1949年夏，當時中共已占領中國的大部分領土。後者始於約一年多後的1950年冬。不是朝鮮戰爭造成了“一邊倒”，但“一邊倒”確是朝鮮戰爭的重要原因之一 。國共內戰開始，中共與美國的關係變冷，但關係決裂的標誌是1949年8月5日美國國務院同時發表《中美關係白皮書》和國務卿艾奇遜給杜魯門總統的《附信》。之後不到十天，毛澤東從1949年8月14日到9月16日連續在新華社發表五篇對《白皮書》與《附信》的評論，其中包括著名的收入大陸官方中學教材的《別了，司徒雷登》。簡單地講，當時中共即將武力奪取政權，對充滿懷疑的美國攤牌。美國說，我們支持中國民主，但認定中共將實行專製。毛說：對，我們就是要專製。我們的軍隊橫掃中國，我們可以獨霸權力，以後不需要被分權被製衡，所以不要民主，也不要美國掣肘。攤牌的後果是雙方決裂。
《白皮書》洋洋灑灑100多萬字共1054頁，包含很多原來保密的美國政府內部文件，全麵總結從1844年到1949年百餘年間的中美關係，重點在抗日戰爭後期到1949年。《附信》則是濃縮的政治總結。兩篇文字對國民黨政府嚴厲批評，對中共放棄希望，對中國近期未來悲觀，但對遠期未來存有樂觀。艾奇遜明確指出，美國對華政策的第一個目的就是“（中國）政府能趨於穩定和走民主之路，並在此條件下保持中國的和平”。但他承認此目的已達不到，“不幸的但亦無法逃避的事實是：中國內戰不祥的結果非美國政府的控製所能及。美國在其能力合理限度之內，已經做的或可能做到的一切都不能改變這個結果”。評論中共：“在中共方麵，他們拒不接受削弱他們一貫堅持的目的----全中國共產主義化”。對中國遠期未來：“...中國悠久的文明和她的民主個人主義終於會再顯身手，中國終於會擺脫外國的羈絆。對於中國目前和將來一切朝著這個目標的發展，我認為都應當得到我們的鼓勵”。關於什麽是艾奇遜講的“擺脫外國的羈絆”，毛澤東在其第一篇評論《丟掉幻想，準備鬥爭》給出解釋：“就是說，要推翻馬克思列寧主義，推翻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製度。因為，據說，這個主義和這個製度是'外國的'，在中國沒有根的...”。
《白皮書》與《附信》發表後，國民黨，共CD和中國社會各界震動。當時是內戰和中共建國極端緊張而關鍵的時期，但毛還是抽出時間和注意力連續寫了《丟掉幻想，準備鬥爭》《別了，司徒雷登》《為什麽要討論白皮書》《“友誼”，還是“侵略”》和《唯心曆史觀的破產》。這“五評白皮書”後來被收入《毛澤東選集》第四卷。這些文章，政治內容分量重，篇幅不短，並且完成時間密集。這在毛一生的寫作過程中都罕見，可見毛和整個中共對《白皮書》的重視。“五評白皮書”經常大 段引述《白皮書》與《附信》中的話。毛態度痛快地承認，中共將實行美國反對的專製製度，反對新聞言論自由，切斷中國社會原有的與美國的多渠道民間聯係。毛全麵否認美國是中國的朋友，甚至用激烈和長篇的文字，點名罵美國政府內的，對中共懷柔派的代表人物司徒雷登，宣示自己絕決的態度。從此中共仇視美國為敵人。
《白皮書》與“五評白皮書”是中共與美國關係史的重要轉折點，強烈地衝擊了中共黨內和中國各界人物的思想。在此之前中共與美國曾有過很長的關係熱絡期。抗戰時期，美國對中共有過美好的期望，並為此從多方麵長期觀察中共。美國左派人物很早就把中共介紹給美國大眾。1942年初，盟軍中國戰區參謀長史迪威就對中共感興趣。1943年9月，史迪威提出了裝備和使用中共軍隊共同抗日的建議，但被蔣介石否決。1944年7月，美軍觀察組進駐延安，開始向華盛頓提供全方位的關於中共的報告，直到1947年4月觀察組離開。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1949年6月竟然不隨國府南遷而留在北平，主動與黃華接觸，為美國與中共的未來關係做最後努力。二戰期間及之後，美國一直是民主黨當政。美國左翼思想對民主黨影響較大。杜魯門政府，看到中共比國民政府廉潔，行政更有效，曾對中共抱有幻想，認為中共有民族主義成分，所以可能會容納資本主義，或至少會像南斯拉夫那樣，雖然排斥資本主義但不完全受控於蘇聯。中共當時弱小，距離政權還很遙遠。蘇聯當時深陷對德國的戰爭而自顧不暇，使得當時的中共失去了傳統的思想政策的主心骨和金錢與物質的來源。美國的關注和接受可以為中共帶來巨大好處，包括被中國老百姓尤其是城市知識階層認可，在國內國際政治舞台上獲得合法性，減輕國民政府武力清剿的壓力等，當然還有信息和物質上的直接好處。為了得到美國的接受和肯定，中共當時努力表現，態度殷勤到了願意說幾乎任何話做幾乎任何事的程度。其中最能打動當時中國人心，和最能讓後人難以忘懷的，就是中共那段時期無保留地推崇民主，自由，人權和美國製度。下麵就民主等關鍵議題，對比“五評白皮書”和抗戰後期的中共政治宣示。
I.民主與專製：
1949年8月：毛在《為什麽要討論白皮書？》說：“共產黨領導的政府是‘極權政府’的話，也有一半是說得對的。這個政府是對於內外反動派實行專政或獨裁的政府，不給任何內外反動派有任何反革命的自由活動的權利。反動派生氣了，罵一句‘極權政府’。其實，就人民政府關於鎮壓反動派的權力來說，千真萬確地是這樣的。這個權力，現在寫在我們的綱領上，將來還要寫在我們的憲法上”。
抗戰後期：《新華日報》1945年4月：“毛澤東，中國共產黨的最高政治家，曾經這樣表示出中國人民的希望：‘我們並不需要、亦不實行無產階級專政。我們並不主張集體化，也不反對個人的活動——事實上，我們鼓勵競爭和私人企業。在互惠的條件下，我們允許並歡迎外國對我們的地區作工商業的投資……我們相信著，並且實行著民主政治’。他說得很對”。劉少奇1940年12月：“共產黨要奪取政權，要建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這是一種惡意的造謠與誣蔑。共產黨反對國民黨的一黨專政，但並不要建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新華日報》1942年11月：“中國要實行民主政治，必須取資歐美”。《新華日報》1944年2月：“是要徹底地、充分地、有效地實行普選製，使人民能在實際上，享有普通、平等的選舉權、被選舉權”。
II.言論，出版和新聞自由：
1949年8月：毛在《為什麽要討論白皮書？》說：“報紙、通訊社、刊物、廣播電台等項專門說謊和專門威脅人民的宣傳機關。對於這些東西，艾奇遜說對了，共產黨（不，還有人民）確是‘都不能忍受，都不肯寬容的’。於是乎帝國主義的新聞處被我們封閉了，帝國主義的通訊社對中國報紙的發稿被我們禁止了，不允許它們自由自在地再在中國境內毒害中國人民的靈魂”。
抗戰後期：毛澤東答中外記者團1944年6月，刊於《解放日報》：“隻有建立在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與民主選舉政府的基礎上麵，才是有力的政治”。《新華日報》1945年3月：“統製思想，以求安於一尊；箝製言論，以使莫敢予毒，這是中國過去專製時代的愚民政策，這是歐洲中古黑暗時代的現象，這是法西斯主義的辦法，這是促使文化的倒退，決不適於今日民主的世界，尤不適於必須力求進步的中國……言論出版的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件，沒有言論出版的自由便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不民主便不能團結統一，不能爭取勝利，不能建國，也不能在戰後的世界中享受永久和平的幸福……新聞自由，是民主的標幟；沒有新聞自由，便沒有真正的民主。反之，民主自由是新聞自由的基礎，沒有政治的民主而要得到真正的新聞自由，決不可能”。
III.中美傳統友誼：
1949年8月：毛在“五評白皮書”裏對此長篇大論。大概因為美國在抗戰期間曾對中國的巨大幫助，在當時中國一般老百姓心中，美國的地位非常崇高。在《“友誼”，還是侵略？》裏，毛首先大段引述艾奇遜的原話，然後反駁。艾奇遜說：“從我們曆史很早的時期起，美國人民和政府就關心中國了。雖然距離遙遠，背景又大不相同，把中美兩國隔離開了，可是那些在宗教、慈善事業和文化方麵團結中美兩國人民的紐帶，一直在加深著美國對中國的友誼，許多年來種種善意措施便是證據，例如用庚子賠款來教育中國學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廢除治外法權，以及戰時和戰後對中國的大規模援助等等。美國始終維持並且現在依然維持對華外交政策的各項基本原則，包括門戶開放主義，尊重中國行政和領土的完整，以及反對任何外國控製中國等等，這是有案可稽的”。 毛又主動補充：“據有人統計，美國教會、‘慈善’機關在中國的投資，總額達四千一百九十萬美元；在教會財產中，醫藥費占百分之十四點七，教育費占百分之三十八點二，宗教活動費占百分之四十七點一。我國許多有名的學校如燕京、協和、匯文、聖約翰、金陵、東吳、之江、湘雅、華西、嶺南等，都是美國人設立的。”“（抗日）戰時和戰後的對華援助，據白皮書說是四十五億餘美元，據我們統計是五十九億一千四百餘萬美元...”。但毛把美國對中國的通商政策，宗教與慈善，和教育交流，統統歸結為美國對中國的“精神侵略”；把抗日戰爭時的美國對中國軍事和物資援助歸結為“幫蔣介石殺中國人”。毛說：“美國除了強迫中國接受五口通商等事而外，強迫中國接受美國人傳教也是一條。美帝國主義比較其它帝國主義國家，在很長的時期內，更加注重精神侵略方麵的活動”。毛說：“（美國）迫出庚子賠款，又用之於‘教育中國學生’，從事精神侵略”。毛又說：“戰時和戰後的對華援助......幫助蔣介石殺死幾百萬中國人，也算一項‘友誼’的表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通過新生的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向全世界戰爭受害者提供食物救濟。當時中國打內戰，饑荒連連。城市裏學生和市民經常舉行聲勢浩大的“反饑餓、反內戰”的示威。國民政府於是大量申請接受美國糧食援助，然後向老百姓提供廉價美國麵粉。在《別了，司徒雷登》裏，毛對此予以激烈的諷刺。毛說：“吃下去肚子要痛的”，並讚揚朱自清“寧可餓死，不領美國的救濟糧”，還說“中國人死都不怕，還怕困難嗎？”
抗戰後期：毛澤東1944年對談謝偉思等人：“每一個在中國的美國士兵都應當成為民主的活廣告。他應當對他遇到的每一個中國人談論民主。美國官員應當對中國官員談論民主。總之，中國人尊重你們美國人民主的理想。即使你們的美國士兵不作積極宣傳，但隻要他們出現並同中國人接觸，就會產生好的影響。正因為這個緣故，我們歡迎他們在中國”。《新華日報》1943年7月：“從年幼的時候起，我們就覺得美國是個特別可親的國家。我們相信，這該不單因為她沒有強占過中國的土地，她也沒對中國發動過侵略性的戰爭；更基本地說，中國人對美國的好感，是發源於從美國國民性中發散出來的民主的風度，博大的心懷……但是，在這一切之前，之上，美國在民主政治上對落後的中國做了一個示範的先驅，教育了中國人學習華盛頓、學習林肯，學習傑弗遜，使我們懂得了建立一個民主自由的中國需要大膽、公正、誠實”。
對比中共1949年與之前的政治宣示，差別不可謂不大。以前民主平權的保證，徹底翻盤。我初讀“五評白皮書”，很鄙視這樣的公然違背諾言的行為。後來覺得不應該驚訝。中國史上的皇權政治，雖看似紛繁，但主線隻有一條，就是抓權。古代的帝王們，尤其是靠武力上位的新帝，都癡迷權力，堅信“臥榻之側，豈容酣睡”。他們目空一切，包括倫理道德。如劉邦趙匡胤朱元璋朱棣等，為權力可以幹任何事，殺任何人，違反承諾則是太小的事了。1949年的毛就是這樣的一個新帝而已。毛與美國絕交，根本上是因為不想自己的權力被美國，或任何人，掣肘製衡。類似的為權力而耍無賴的事，以後在中共曆史上又多次重演。比如1960年代和蘇聯決裂時的《九評》，多方麵和“五評白皮書”相像。看似在爭論冠冕堂皇的理論問題，實質上是毛和赫魯曉夫爭權。89之後“鄭重保證”要打擊腐敗、清除特權，是為保政權的權宜之計。之後腐敗和特權的爆炸式增長，是因為政權保住了，要享受權力。當年保證香港2017年普選，是為了暫時安撫民心，奪回香港治權。現在出爾反爾，則是為了避免政權受到民意挑戰。中國公民社會被嚴重限製，沒有人守護大眾利益。老百姓作為整體，不知不能不敢為保護自己的權力而奮鬥，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很簡單很粗劣的謊言欺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