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世人普遍認為，是毛澤東首先提出了“中國的問題根本上是農民問題”的說法，認為走農民路線是毛澤東的首創，而曆史真相是，與毛澤東的另一個理論-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情況相結合之理論-實際最初是由列寧提出的一樣，首先提出中國農民問題的也是列寧。共產國際早在1923年5月就曾向中共傳達了列寧的指示：“隻有把占中國人口大多數的農民，即小農吸引到運動中來，中國革命才能取得勝利”，中國“全部政策的中心問題是農民問題”，等等。
1923年6月，中共在共產國際的指揮下，全體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了國民黨，實現了第一次國共合作。加入國民黨後，毛澤東先是負責在湖南建立國民黨支部，之後，在國民黨左派領袖汪精衛的提攜下，於1925年起擔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1926年5月，蔣介石發令禁止中共黨員做國民黨部門長官，毛澤東被迫離開宣傳部，被汪精衛派往新成立的國民黨農民運動委員會任職。 當時，國共兩黨達成共識，在國民軍北伐的同時，在農村進行土地改革，地主的土地要實行減租減息。在1926年12月之前，蘇聯代表按照共產國際當時的方針，認為中國仍然處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中共需要與國民黨合作，盡力配合國民黨政策，因此國共雙方都嚴守這個共識，隻要求地主減租減息，沒有以暴力手段來沒收地主的土地權。孫中山的既定方針是：要實行耕者有其田，但不能用暴力從地主手中搶奪土地。後來國民黨在台灣進行的土地改革就是按照孫中山的這個思路，實行贖買土地的溫和農村改革政策。
1926年11月到12月，蘇聯召開了共產國際第七次擴大會議，會議達成的《中國問題決議》給中共布置了更激進的鬥爭任務，要求“在中國全麵實行土地革命”。斯大林對國民黨溫和的土地改革方式開始感到不滿，要求中國的土地改革加大階級鬥爭的力度，指示不要害怕土地革命會影響與一小撮資產階級的合作。斯大林說：“把中國農民卷入革命愈迅速愈徹底，中國反帝國主義的戰線，就愈有力愈強大。”“沒有土地革命，就不可能勝利。沒有土地革命，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就會變成不可得罪的將軍們的可憐的玩物”。
中共領導人接到共產國際的決議和指示後，根本不知該如何具體應對，不知道要怎麽做才能加大階級鬥爭的力度。在中國農村，地主與貧農之間隻有貧富之分，不存在歐洲封建時代那種世家血統上不可逾越的身份貴賤之差別，貧農如果能勤儉持家，善於經營，就有可能上升為地主，而地主一旦失去土地也就不再是地主，因此，鄉村富裕人家和貧窮人家之間的矛盾衝突從來沒有像共產黨挑撥的那樣尖銳。農民中窮人數量雖然遠多於富人，但大多數人本著他們心目中的天理人情，過著安分守己的日子，要他們打破世代的鄉村和諧，起來造反，並不容易。對鄉下農民來講，反而是與那些在鄉村間遊走流竄的無產遊民矛盾更為激烈。這些無產遊民有些以乞討為生，有些是盜匪黑幫，有些純粹是遊手好閑不務正業之流，他們對鄉村沒有歸屬感沒有責任感，因此敢搶敢奪，敢打敢殺，被鄉下人看成是擾亂平安生活的地痞流氓。當時的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鮑羅廷，給中共出主意，提出了依靠這些敢打敢殺的地痞流氓做“革命前鋒”的觀點，說：“兩湖的農民運動太沉靜，農民都不願意起來，我們應該利用地痞流氓來發動群眾”。中國社科院研究員陳鐵建在一篇史學研究文章裏介紹，鮑羅廷的這段言論“有文字可查，當時湖北的報紙就是這樣報道的”，陳鐵建文章裏還提到，鮑羅廷在一次演講中說：“地痞流氓最勇敢，最堅定，最果斷”。楊奎鬆在《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一書中也談到，1927年初長沙《大公報》報道說，鮑羅廷明確提出，發動農民，非用地痞流氓做“先鋒”不可。
鮑羅廷的言論一出，突然間，湖南農村一片混亂，社會構架徹底崩潰，暴力橫行，恐怖泛濫，就像文化大革命初期一樣。湖南農民運動進行得最轟轟烈烈的，是打倒“土豪劣紳”。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有這樣一幕：農會“把土豪劣紳戴上一頂紙紮的高帽子，在那帽子上麵寫上土豪某某或劣紳某某字樣。用繩子牽著，前後簇擁著一大群人。也有敲打銅鑼，高舉旗幟，引人注目的。這種處罰，最使土豪劣紳顫栗”，描述了湖南農民運動中的暴力一景。由地痞流氓把持的農會，對什麽人算土豪劣紳，劃線的標準常常定得非常任意隨機，有人喊出“有土皆豪，無紳不劣”的標語口號，有的地方把凡是擁有五十畝以上田地者一律歸成土豪，把凡是穿長衫馬褂者一律當劣紳，還有的地方開大會，隻要有一個人指認某人是土豪劣紳，往往就沒有人會反對。有時對土豪劣紳連姓名都不問，就帶上高帽遊街，還有以群眾審判當場立即槍決的，有的“土豪劣紳”被人用梭鏢刺死，有的在批鬥大會上被直接打死，連當時中共要員李立三的父親，也在那場運動中，以土豪劣紳之罪名被槍決。
正如文化大革命並非真正的群眾運動，不是下麵自發興起的，而是皇上-偉大領袖毛澤東自上而下發動的一樣，湖南農民運動也不是農民自發的運動，而是當時中共的皇上-蘇聯代表鮑羅廷鼓動發起的。證明湖南農民運動是境外勢力發起的另一個依據是農會給土豪劣紳戴紙紮的高帽子遊街，這種紙糊的高帽子是一種西洋貨，古代歐洲在宗教審判時常給犯人戴。流竄於閉塞湖南鄉間的地痞流氓，怎麽會懂得用歐洲方式來侮辱人？這難道不是從另一個側麵證明農會幹的事是蘇聯人出的主意？ 湖南農民運動的暴力和恐怖，引來了中共黨內外包括中共總書記陳獨秀的指責，許多人稱湖南農民運動“過分”，“亂來”，是“痞子運動”。今天，有人稱湖南農民運動是文化大革命的預演，因為兩者的暴力景象非常相似。
在國民黨工作的毛澤東，在國共合作的前期，對農村改革的觀點並不激進，基本上遵守國民黨的溫和路線，甚至在1924年還說過“在農民問題上，應該放棄階級路線”的話。1926年12月，毛澤東在長沙召開的湖南省農民協會大會上發表演講，說：“我們現在還不是打倒地主的時候，我們要讓他一步”。毛澤東的這一番講話，被當時一同出席會議的共產國際遠東局代表布力茨，批評為過於溫和。
1927年初，毛澤東以農運委員的身份去湖南農村做了三十二天的巡視，三十二天後，毛澤東的調子發生了劇烈的變化。1927年3月，毛發表了巡視後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稱“那些從前在鄉下所謂踏爛鞋皮的，挾爛傘子的，打閑的，賭錢打牌四業不居的，總而言之從前為紳士們看不起的人”，“他們現在在農會稱王”，“農會在鄉村簡直獨裁一切”，“他們發號施令，指揮一切，站在一切人之上”，“為所欲為，”，“動不動捉一個戴高帽子遊鄉”，“竟在鄉村造成一種恐怖現象”， “農民的舉動，完全是對的，他們的舉動好得很！”，看過後“你必定覺到一種從來未有的痛快” ，“所有一切所謂“過分”的舉動，都有革命的意義”，“必須把一切紳權都打倒，把紳士打在地下，甚至用腳踏上”， “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在考察報告的結尾，毛澤東用鮑羅廷的話為自己的報告做最後總結：“我這次考察湖南農民運動所得到最重要的成果，即流氓地痞之向來為社會所唾棄之輩，實為農村革命最勇敢、最徹底、最堅決者。”（引號內皆為毛《報告》中原話）。
毛澤東對農民運動的調子在兩三個月內從溫和到極端的劇烈變化，其背後的原因是什麽？很多作者包括張戎都認為是毛澤東親眼目睹暴力後，發現自己喜愛暴力。也許他們寫書時還沒有發現關於鮑羅廷言論的資料，從今天我所知道的來看，那應該隻是次要原因，毛澤東發生劇烈變化的更重要因素是，他聽明白了莫斯科調子的變化，從鮑羅廷和布力茨的言語中，毛澤東捕捉出莫斯科老板不喜歡中國式的溫和。當然，毛澤東內心深處一定存在著對暴力的向往，並不是每一個中共黨員都能夠在聽了蘇聯上司的言論後突然爆發出對暴力的熱情，但在這之前，毛自己在無意識中壓抑了那種向往，因為他知道不可能會被社會接受。蘇聯人對暴力的鼓勵，對溫和的不屑，讓毛覺得可以無所顧忌，心中的向往可以盡情釋放出來，同時還迎合了上司的口味。果然，毛澤東對暴力的熱情稱讚，得到了莫斯科上司的讚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被發表在共產國際的專刊上，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布哈林，在1927年5月召開的共產國際第八次擴大會議上，也給予毛的考察報告以好評。莫斯科要鼓勵的是毛澤東這樣的共產黨員，像陳獨秀這樣的共產黨員，隻是從理論上相信共產主義，一聽到打人殺人的暴民行為就火冒三丈，要堅決製止，不是蘇俄式的共產主義者，注定會被蘇聯拋棄。
暴力的農民運動，以及同時期中共鼓動起來的激烈的工人運動，使國民黨右派領袖蔣介石與蘇聯顧問鮑羅廷之間積蓄已久的矛盾愈演愈烈，1927年4月，蔣介石公開宣告與蘇聯和共產黨斷絕關係，同時發布通緝令，通緝共產黨首要，通緝名單裏名列榜首的，就是蘇聯代表鮑羅廷。至此，第一次國共合作徹底破裂失敗。
1927年7月，鮑羅廷把國共合作失敗的罪名加在陳獨秀頭上，免去了中共創始人陳獨秀的中共總書記職位。1929年中東路事件後，因反對中共“武裝保衛蘇聯”，陳獨秀被開除中共黨籍。
如今在中國大陸能讀到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已是幾經修改，原文中的“地痞流氓實為農村革命最勇敢、最徹底、最堅決者”那段總結，隻出現在最早刊登的一稿中，後被陳獨秀刪除；1948年的版本中還存有毛澤東對無產遊民的定義分析：“事實上，貧農領袖中，從前有些確是賭錢打牌四業不居的”，赤貧階級“全然無業，既無土地，又無資金，完全失去生活依據，不得不出外當兵，或出去做工，或打流當乞丐的，或為非作歹做盜賊的，都是赤貧。”，到1951年再版時，以上段落都被刪了，以免影響“偉大領袖”的光輝形象。今天的版本，“那些從前在鄉下所謂踏爛鞋皮的，挾爛傘子的，打閑的，賭錢打牌四業不居的”這段話，早已不見，不知在中共的哪一次再包裝中被刪除。另外，我讀今天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版本，其中有：“貧農最聽共產黨的領導，…他們毫不遲疑地向土豪劣紳營壘進攻，…沒有貧農階級（照紳士的話說，沒有“痞子”），…決不能打倒土豪劣紳”。不知道毛的原文是否就是這樣，用“貧農”這個詞來代替“無產遊民”。事實是，無產遊民，或者說“赤貧階級”，根本就不是農民，毛澤東早期的定義還存在一些事實，他們不是以農業為生，不是靠種地糊口的。當然，“解放”後，這些無產遊民估計都成為農村戶口，被歸為農民了。
中共利用流氓黑幫鬧“革命”，始於蘇聯人的教唆。國共合作破裂後，1927年秋，毛澤東直接與當地土匪合作，建立井岡山根據地，吸收土匪流氓建立“工農”紅軍，靈感即來自鮑羅廷的啟發。顯然，毛澤東當時那樣幹，心裏有底，知道莫斯科會支持他這種行為。後來在1964年的中央工作座談會上，毛澤東曾說：“勇敢分子也要利用一下嘛，我們開始打仗，靠那些流氓分子，他們不怕死。有一個時期軍隊要清洗流氓分子，我就不讚成！”
1923年6月，中共在共產國際的指揮下，全體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了國民黨，實現了第一次國共合作。加入國民黨後，毛澤東先是負責在湖南建立國民黨支部，之後，在國民黨左派領袖汪精衛的提攜下，於1925年起擔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1926年5月，蔣介石發令禁止中共黨員做國民黨部門長官，毛澤東被迫離開宣傳部，被汪精衛派往新成立的國民黨農民運動委員會任職。 當時，國共兩黨達成共識，在國民軍北伐的同時，在農村進行土地改革，地主的土地要實行減租減息。在1926年12月之前，蘇聯代表按照共產國際當時的方針，認為中國仍然處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中共需要與國民黨合作，盡力配合國民黨政策，因此國共雙方都嚴守這個共識，隻要求地主減租減息，沒有以暴力手段來沒收地主的土地權。孫中山的既定方針是：要實行耕者有其田，但不能用暴力從地主手中搶奪土地。後來國民黨在台灣進行的土地改革就是按照孫中山的這個思路，實行贖買土地的溫和農村改革政策。
1926年11月到12月，蘇聯召開了共產國際第七次擴大會議，會議達成的《中國問題決議》給中共布置了更激進的鬥爭任務，要求“在中國全麵實行土地革命”。斯大林對國民黨溫和的土地改革方式開始感到不滿，要求中國的土地改革加大階級鬥爭的力度，指示不要害怕土地革命會影響與一小撮資產階級的合作。斯大林說：“把中國農民卷入革命愈迅速愈徹底，中國反帝國主義的戰線，就愈有力愈強大。”“沒有土地革命，就不可能勝利。沒有土地革命，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就會變成不可得罪的將軍們的可憐的玩物”。
中共領導人接到共產國際的決議和指示後，根本不知該如何具體應對，不知道要怎麽做才能加大階級鬥爭的力度。在中國農村，地主與貧農之間隻有貧富之分，不存在歐洲封建時代那種世家血統上不可逾越的身份貴賤之差別，貧農如果能勤儉持家，善於經營，就有可能上升為地主，而地主一旦失去土地也就不再是地主，因此，鄉村富裕人家和貧窮人家之間的矛盾衝突從來沒有像共產黨挑撥的那樣尖銳。農民中窮人數量雖然遠多於富人，但大多數人本著他們心目中的天理人情，過著安分守己的日子，要他們打破世代的鄉村和諧，起來造反，並不容易。對鄉下農民來講，反而是與那些在鄉村間遊走流竄的無產遊民矛盾更為激烈。這些無產遊民有些以乞討為生，有些是盜匪黑幫，有些純粹是遊手好閑不務正業之流，他們對鄉村沒有歸屬感沒有責任感，因此敢搶敢奪，敢打敢殺，被鄉下人看成是擾亂平安生活的地痞流氓。當時的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鮑羅廷，給中共出主意，提出了依靠這些敢打敢殺的地痞流氓做“革命前鋒”的觀點，說：“兩湖的農民運動太沉靜，農民都不願意起來，我們應該利用地痞流氓來發動群眾”。中國社科院研究員陳鐵建在一篇史學研究文章裏介紹，鮑羅廷的這段言論“有文字可查，當時湖北的報紙就是這樣報道的”，陳鐵建文章裏還提到，鮑羅廷在一次演講中說：“地痞流氓最勇敢，最堅定，最果斷”。楊奎鬆在《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一書中也談到，1927年初長沙《大公報》報道說，鮑羅廷明確提出，發動農民，非用地痞流氓做“先鋒”不可。
鮑羅廷的言論一出，突然間，湖南農村一片混亂，社會構架徹底崩潰，暴力橫行，恐怖泛濫，就像文化大革命初期一樣。湖南農民運動進行得最轟轟烈烈的，是打倒“土豪劣紳”。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有這樣一幕：農會“把土豪劣紳戴上一頂紙紮的高帽子，在那帽子上麵寫上土豪某某或劣紳某某字樣。用繩子牽著，前後簇擁著一大群人。也有敲打銅鑼，高舉旗幟，引人注目的。這種處罰，最使土豪劣紳顫栗”，描述了湖南農民運動中的暴力一景。由地痞流氓把持的農會，對什麽人算土豪劣紳，劃線的標準常常定得非常任意隨機，有人喊出“有土皆豪，無紳不劣”的標語口號，有的地方把凡是擁有五十畝以上田地者一律歸成土豪，把凡是穿長衫馬褂者一律當劣紳，還有的地方開大會，隻要有一個人指認某人是土豪劣紳，往往就沒有人會反對。有時對土豪劣紳連姓名都不問，就帶上高帽遊街，還有以群眾審判當場立即槍決的，有的“土豪劣紳”被人用梭鏢刺死，有的在批鬥大會上被直接打死，連當時中共要員李立三的父親，也在那場運動中，以土豪劣紳之罪名被槍決。
正如文化大革命並非真正的群眾運動，不是下麵自發興起的，而是皇上-偉大領袖毛澤東自上而下發動的一樣，湖南農民運動也不是農民自發的運動，而是當時中共的皇上-蘇聯代表鮑羅廷鼓動發起的。證明湖南農民運動是境外勢力發起的另一個依據是農會給土豪劣紳戴紙紮的高帽子遊街，這種紙糊的高帽子是一種西洋貨，古代歐洲在宗教審判時常給犯人戴。流竄於閉塞湖南鄉間的地痞流氓，怎麽會懂得用歐洲方式來侮辱人？這難道不是從另一個側麵證明農會幹的事是蘇聯人出的主意？ 湖南農民運動的暴力和恐怖，引來了中共黨內外包括中共總書記陳獨秀的指責，許多人稱湖南農民運動“過分”，“亂來”，是“痞子運動”。今天，有人稱湖南農民運動是文化大革命的預演，因為兩者的暴力景象非常相似。
在國民黨工作的毛澤東，在國共合作的前期，對農村改革的觀點並不激進，基本上遵守國民黨的溫和路線，甚至在1924年還說過“在農民問題上，應該放棄階級路線”的話。1926年12月，毛澤東在長沙召開的湖南省農民協會大會上發表演講，說：“我們現在還不是打倒地主的時候，我們要讓他一步”。毛澤東的這一番講話，被當時一同出席會議的共產國際遠東局代表布力茨，批評為過於溫和。
1927年初，毛澤東以農運委員的身份去湖南農村做了三十二天的巡視，三十二天後，毛澤東的調子發生了劇烈的變化。1927年3月，毛發表了巡視後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稱“那些從前在鄉下所謂踏爛鞋皮的，挾爛傘子的，打閑的，賭錢打牌四業不居的，總而言之從前為紳士們看不起的人”，“他們現在在農會稱王”，“農會在鄉村簡直獨裁一切”，“他們發號施令，指揮一切，站在一切人之上”，“為所欲為，”，“動不動捉一個戴高帽子遊鄉”，“竟在鄉村造成一種恐怖現象”， “農民的舉動，完全是對的，他們的舉動好得很！”，看過後“你必定覺到一種從來未有的痛快” ，“所有一切所謂“過分”的舉動，都有革命的意義”，“必須把一切紳權都打倒，把紳士打在地下，甚至用腳踏上”， “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在考察報告的結尾，毛澤東用鮑羅廷的話為自己的報告做最後總結：“我這次考察湖南農民運動所得到最重要的成果，即流氓地痞之向來為社會所唾棄之輩，實為農村革命最勇敢、最徹底、最堅決者。”（引號內皆為毛《報告》中原話）。
毛澤東對農民運動的調子在兩三個月內從溫和到極端的劇烈變化，其背後的原因是什麽？很多作者包括張戎都認為是毛澤東親眼目睹暴力後，發現自己喜愛暴力。也許他們寫書時還沒有發現關於鮑羅廷言論的資料，從今天我所知道的來看，那應該隻是次要原因，毛澤東發生劇烈變化的更重要因素是，他聽明白了莫斯科調子的變化，從鮑羅廷和布力茨的言語中，毛澤東捕捉出莫斯科老板不喜歡中國式的溫和。當然，毛澤東內心深處一定存在著對暴力的向往，並不是每一個中共黨員都能夠在聽了蘇聯上司的言論後突然爆發出對暴力的熱情，但在這之前，毛自己在無意識中壓抑了那種向往，因為他知道不可能會被社會接受。蘇聯人對暴力的鼓勵，對溫和的不屑，讓毛覺得可以無所顧忌，心中的向往可以盡情釋放出來，同時還迎合了上司的口味。果然，毛澤東對暴力的熱情稱讚，得到了莫斯科上司的讚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被發表在共產國際的專刊上，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布哈林，在1927年5月召開的共產國際第八次擴大會議上，也給予毛的考察報告以好評。莫斯科要鼓勵的是毛澤東這樣的共產黨員，像陳獨秀這樣的共產黨員，隻是從理論上相信共產主義，一聽到打人殺人的暴民行為就火冒三丈，要堅決製止，不是蘇俄式的共產主義者，注定會被蘇聯拋棄。
暴力的農民運動，以及同時期中共鼓動起來的激烈的工人運動，使國民黨右派領袖蔣介石與蘇聯顧問鮑羅廷之間積蓄已久的矛盾愈演愈烈，1927年4月，蔣介石公開宣告與蘇聯和共產黨斷絕關係，同時發布通緝令，通緝共產黨首要，通緝名單裏名列榜首的，就是蘇聯代表鮑羅廷。至此，第一次國共合作徹底破裂失敗。
1927年7月，鮑羅廷把國共合作失敗的罪名加在陳獨秀頭上，免去了中共創始人陳獨秀的中共總書記職位。1929年中東路事件後，因反對中共“武裝保衛蘇聯”，陳獨秀被開除中共黨籍。
如今在中國大陸能讀到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已是幾經修改，原文中的“地痞流氓實為農村革命最勇敢、最徹底、最堅決者”那段總結，隻出現在最早刊登的一稿中，後被陳獨秀刪除；1948年的版本中還存有毛澤東對無產遊民的定義分析：“事實上，貧農領袖中，從前有些確是賭錢打牌四業不居的”，赤貧階級“全然無業，既無土地，又無資金，完全失去生活依據，不得不出外當兵，或出去做工，或打流當乞丐的，或為非作歹做盜賊的，都是赤貧。”，到1951年再版時，以上段落都被刪了，以免影響“偉大領袖”的光輝形象。今天的版本，“那些從前在鄉下所謂踏爛鞋皮的，挾爛傘子的，打閑的，賭錢打牌四業不居的”這段話，早已不見，不知在中共的哪一次再包裝中被刪除。另外，我讀今天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版本，其中有：“貧農最聽共產黨的領導，…他們毫不遲疑地向土豪劣紳營壘進攻，…沒有貧農階級（照紳士的話說，沒有“痞子”），…決不能打倒土豪劣紳”。不知道毛的原文是否就是這樣，用“貧農”這個詞來代替“無產遊民”。事實是，無產遊民，或者說“赤貧階級”，根本就不是農民，毛澤東早期的定義還存在一些事實，他們不是以農業為生，不是靠種地糊口的。當然，“解放”後，這些無產遊民估計都成為農村戶口，被歸為農民了。
中共利用流氓黑幫鬧“革命”，始於蘇聯人的教唆。國共合作破裂後，1927年秋，毛澤東直接與當地土匪合作，建立井岡山根據地，吸收土匪流氓建立“工農”紅軍，靈感即來自鮑羅廷的啟發。顯然，毛澤東當時那樣幹，心裏有底，知道莫斯科會支持他這種行為。後來在1964年的中央工作座談會上，毛澤東曾說：“勇敢分子也要利用一下嘛，我們開始打仗，靠那些流氓分子，他們不怕死。有一個時期軍隊要清洗流氓分子，我就不讚成！”
1927年3月10日毛澤東（二排右三）在武漢出席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前排右五為宋慶齡。
注：原計劃的八集連載擴展為九集，增加這一集，這一集的主要材料來自網上搜索。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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