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定榕：給周小平的公開信
最近，你作為四川80後網絡作家，受到國家主席和黨的總書記習近平接見，對此網絡上反應很強烈。有人認為你的文章洋溢著濃濃的愛國心、民族情，體現了青年人的責任、擔當。也有人認為你是滿嘴跑火車夢遊美利堅，甚至很不客氣地認為你是流氓文化的代表。我也有些話想一吐為快，隻好放下手頭的事，也來湊個熱鬧。
首先應該肯定你勤於讀書，勤於思考，比之那些窮得隻剩下錢、醉生夢死的人更有希望。看了你的兩篇文章，《請不要辜負這個時代》和《夢碎美利堅》，有很明顯的感覺: 你常把國家和政府混為一談。例如你說：“我最大的目的是，希望大家都要相信自己的國家，相信自己的民族，相信身邊的親朋好友，相信自己的雙手，勇敢、自信地麵對世界，從心理上做好當新世紀強國人民的準備。” 對於自己的國家和民族，不是相信的問題，用詞不當。一般而言，我想你的意思有兩個可能，一是對國家和民族要有自信，二是要相信政府。但是看到你接著說“相信身邊的親朋好友”，這就明白了，你講的相信不是自信的意思，於是一般而言的兩個可能就變成一個可能：相信政府。又如，你的《請不要辜負這個時代》一文的付題是“如果你也罵過這個國家，就請鬥膽進來看看”。但是通篇都看不到有哪一句是罵國家的，人們罵的是政府失職。又如你說：“再沒有任何國家比今天的中國蒙受的不白之冤更多了。如今中國的互聯網上80% 的聲音都是在惡罵政府。”很明顯，在這裏國家和政府是同義詞。可見我的猜測是不錯的。
我很欣賞你的愛國心。中國是我們祖先世世代代生活繁衍的地方，幾千年來他們創造了輝煌的文化，對國家我們隻有愛。而政府按理應該是人民選擇來管理國家的行政機構，對政府我們要做的是嚴加看管。怎麽管？憲法就是用來看管政府的。文化大革命怎麽會發生的？就是有一個組織和個人擁有了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違反了憲法第五條，造成了非常嚴重的後果，被稱為是一場浩劫。又如，憲法第二十九條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武裝力量屬於人民。它的任務是鞏固國防，抵抗侵略，保衛祖國，保衛人民的和平勞動，參加國家建設事業，努力為人民服務。” 8964 那場悲劇是怎麽發生的？就是因為國家的武裝力量被用來對付人民。所以愛國從根本上來講就是要用憲法來看管好我們的政府（當然也包括政黨）。大家知道，政府做錯了事危害最大，最應該防範。
你說“六十年彈指一揮間，中國已經有6億人走向了小康。有許多和我一樣的農村娃都變成了一個又一個城市裏的新青年。這種規模的滄桑巨變就已知的 人類曆史而言，絕無僅有。如果這還不能證明我們的政治體製更優秀，還不能證明我們的民族和種族更優秀，那請問還有什麽值得我們去信仰。”說得好。但是有一點必須明確地指出，這六十年包括兩個三十年。前三十年搞成什麽樣，請問問你的外公，以及任何不幸趕上了那個時代的人。你不知道前三十年的事，這不怪你；很奇怪，除了過來人，現在誰都不清楚了。也許有人巴不得我們都忘了。但像你這樣勤於思考的年輕人，應該不難弄清真相。在看《台灣史》和《歐洲史》之前，最好先調查一下在那前三十年裏，四川省發生了什麽，天府之國被搞成了什麽樣子！你說得對，“知識是人生最重要的防火牆”，那麽請你先在自己的家鄉築起這段防火牆。發生文革這樣的浩劫，還能證明“我們的政治體製更優秀”嗎？準確地說，巨變應該是後三十年的事，因為我們的體製變了，開始變得適合於生產力發展的需要了。這樣籠統地說 “六十年”，明顯地是想要掩蓋前三十年裏的嚴重錯誤，為什麽你會看不出來呢。看來你的防火牆還要繼續完善才行。你說得對，我們的民族是優秀的，所以隻要一鬆綁，社會經濟就像脫韁的馬一樣高速前進。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3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為568845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比上年增長7.7%，比上年增加近5萬億元，這一增量就相當於1994年全年經濟總量。無論跟自身比，還是在全球範圍來看，政府都交出了成績不凡的答卷。這證明，我們改革以後的政治體製是優秀的（我在這裏沒有“更”字），因為它解放了生產力。那麽，為什麽“如今中國的互聯網上80% 的聲音都是在惡罵政府”呢，因為政治體製改革還不夠，還落後於人們的期待。例如，三年多前一夜成名的草根歌星朱之文是山東單縣人，就在他成名的一年前，母親因病無錢醫治，近乎於疼死；無力讓母親上過一段好日子，成了朱之文不可彌補的終身遺憾；寒冬臘月裏，他的第一個孩子因醫院拒收是在田野草堆裏生產的；他牙疼，竟要等老婆買頭發才有錢醫治；他在小學二年級就輟學了，而我國義務教育是九年。這一切看得令人心碎的事實都是因為窮！而且這是在最近這幾年的事。請你調查一下，還有沒有比山東單縣更窮的地方。看了這些地方，你的心情一定和“2013年6月12日星期三，端午節，風和日麗，我周小平坐在通州北苑某小區的花園長椅上裏一直想著這些事”時很不一樣。同時你也一定能理解為什麽民眾對政府在分配發展成果時嚴重地向權貴傾斜不滿（如果你有膽量，請你調查一下高幹們的待遇以及紅二代官二代令人驚訝的財富和地位）。如果朱之文的老鄉知道我們的政府官員三公消費每年高達幾千億，他們能接受嗎。“惡罵”還算是很理智的了，中國政府並沒有蒙受“不白之冤”。我小時候媽媽替我做衣服時，往往要求裁縫將布料裁得寬大一些，以便過兩年以後再放大。經濟發展了，政治體製就要跟著改。你二十歲了，如果還要你穿十五歲時的衣服，還穿得下嗎；如果硬要穿會是什麽結果，一定是衣服被你撐破。你在“通州北苑某小區的花園長椅上”享受到的是至今改革開放的成果，今後呢？我欣賞你這句話：“我的朋友，請不要辜負了這個時代，不要讓子孫後代責怪我們今天的愚鈍。”
還有，請把上麵那句話裏的兩個“更”字拿去，因為這不是新世紀強國人民的心態。世界各民族都有值得彼此互相學習的地方和長處。你這段話的最後還說到信仰，從行文來看，你說的是政治體製和民族和種族的兩個“更優秀”。 很抱歉，對此我不能苟同。剛才講過，我們的政治體製曾經嚴重地背離法製，給我們國家和人民造成的損失是前所未有的。但我們的政治體製還是有希望的，後三十年的事實就是例子。希望就在於它能改，不繼續改就沒有希望了。今後還要不斷地完善我們的政治體製以適應生產力不斷發展的需要。鑒於你常常把國家和政府混為一談，我想再強調一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憲法第二條），政府是我們雇傭來管理國家的行政機構，它隻有做好本職工作的義務，沒有要求我們信仰它的權力。政府做了好事，我們可以表揚或讚揚，但決不應當歌頌。我們的政治體製還要不斷地進步，不斷地改革，才有希望，為此我們要一刻不停地督促政府。政府的事做得不好而挨罵是再正常不過的事了。這也是我們從前三十年得來的代價巨大的教訓！“信仰”用在這裏不妥。
我很欣賞你的愛國心。每當聽到或看到有人妄自菲薄、崇洋媚外，我都為這些人愧對祖先而感到羞愧。例如，時下許多摩登人物講話，時不時夾幾個簡單的常用英語單詞（發音就別提了）。這當然是一種炫耀，但是中國人忘記了中國話，這應該是難為情，臉紅的事呀，怎麽不以為恥，反以為榮了呢。正如錢鍾書先生所描寫的，這像是夾在牙縫裏的肉屑，向人表明，我的日子過得好，有肉吃。最令人感到羞愧是當年江澤民總書記訓斥香港記者的那次講話，批評他（她）們“naive, too simple”（天真，頭腦簡單的意思），中國人和中國人講話，又不是中文裏沒有的冷僻的詞語，身為國家主席和黨的總書記，有必要這樣賣弄嗎？真是不倫不類。所以，愛國還應包括認真愛護自己的語言，講純正的漢語。見報道，現任總書記走到你們麵前，親切 地說：“希望你們創作更多具有正能量的作品。”這“正能量”也是時下許多摩登語言之一，我也忍不住要講幾句。語言當然要隨時代而發展，但是不能失去其準確性。能量是個科學名詞，按定義，它表示一種狀態，要改變一個係統的能量狀態就必須對係統做功，或者由係統對外做功。能量是個標量，沒有正、負之分。比如炸藥，內含化學能，炸藥爆炸釋放的化學能做功的結果，可以是開山築路，也可以是毀屋斷橋。前者做的是建設性的功，後者做的是破壞性的功。什麽叫“具有正能量的作品”，我不懂。你編一本字典，汪精衛和孫中山都可以看、都可以用，但他們做的事卻絕然不同。請問這本字典具有什麽能量，是正還是負？這也難怪，現任總書記是1998－2002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馬克思主義理論與思想政治教育專業在職研究生班的博士，博士論文是《中國農村市場化研究》。隔行了。他的勤奮好學是出了名的，據說在農村就手不釋卷。我查了一下，僅2000－2002年間他就擔任過福建省委副書記、省長等五個職務，還再要讀千裏之外的北京清華大學的在職研究生，他的精力和毅力實在是不可思議地過人！但是科學就是科學，和什麽人講的無關。說到這裏，想起了又一個時髦用語：文革時的“紅色電波”。當時的廣播用的是中波無線電波，而紅色電波理應是紅光(光也是電磁波)，為了政治的目的，不知哪位秀才想出了紅色電波一詞。於是許多喜訊和最高指示都是由“紅色電波”傳來的。不倫不類！科學從來就是不講時髦的。也許，總書記希望你的作品能做建設性的功，但是對誰做建設性的功呢？當然應該是對國家，而不是對任何組織和個人。為什麽？因為前三十年裏我們已經有了沉痛的教訓，無論如何偉大的組織和個人，一旦缺少了人民的監督，就會出現和尚打傘-無法無天的嚴重局麵，造成幾千萬人死亡，國民經濟瀕臨破產，許多傳統蕩然無存。說到這裏我想起了兩個人：姚文元和戚本禹，他們就是為最高領導人而寫作的，這個領導人犯了錯誤，他們也就翻船了。這兩個人，尤其是戚本禹，還是有文才的，可是他們的文章，除了供批判，誰也不屑看。
愛國不僅要愛護自己的語言，還要保守祖先留下的國土。沙俄從我們手裏奪走的土地大約相當於法國的麵積，曆來來的中國政府都沒有承認過；列寧在十月革命後也宣布過要放棄一切沙俄簽訂的不平等條約。雖然收回這些國土不容易，但是采取不承認的態度至少可以把這問題留待將來去解決。毛時代對此曖昧不清，據說，江澤民主席簽字承認了。有沒有這事呢，你敢不敢查？按理這樣的大事，每個中國人都有權知道。
看來，我和你在理解愛國的涵義上還有所不同。
你說：“我們都有幸生在這個偉大的時代，我們都在目睹這一次翻天覆地的變革，我們正在經曆著這場東方文明對西方霸權的終極逆襲。” 前半句我同意，就我在上海的體驗而言，現在的市場繁榮和精神開放，是三十年前根本無法想象的。我有兩點體會。一是許多基層的機關、醫院、公交和商店，辦事還是很規範的，有時還很有人性。老年人坐車，偶爾還有人讓座。總之，愈是基層愈有人情味。二是有些不合理的規章製度改不了，是因為執行的人不想改: 管的事情愈多，規章愈含糊不清，經手人獲利的空間也就愈大。如果政府的職能從管理轉變成了服務，許多人就會失去巨大的利益。這三十年的進步，政府、執政黨當然有頭功；但是這三十年愈來愈嚴重的問題也和政府、執政黨有關。像薄熙來和周永康這樣的人難道不該罵嗎；不僅該罵，政府和執政黨還要對老百姓作出交代，他們怎麽會爬到如此高位的。對你上麵講的後半句我有保留，什麽叫“對西方霸權的終極逆襲”，我們將來要稱霸嗎？這可不是我們的國策。恕我直言，聯係到前麵的兩個“更”字和你現在這句話，我似乎感到有點狹隘民族主義的味道，跟你講的大國風範相去甚遠。
你在文章裏還講了許多美國的問題，用意可以理解。很多人反駁你，也不是全無道理。例如，我在美國住了二十多年，西海岸從加拿大到墨西哥，中西部、東部我都到過，開車二十多萬英哩，很少遇到收費的高速公路，決不是你說的“美國高速公路都是收費的”。路麵也不是“裂紋和坑窪遍地” “相當毀車”。我有一輛車已經開了十九萬英哩，換了兩次輪胎，還在走，沒有毀。我不知道中國的省道質量如何，但是蘇州附近以及從蘇州到上海的高速公路就很好。又如，我的房子的財產稅率是1.5%而不是2.5%，由於房價上漲，計稅房價雖然每年調整，但仍比市場價低很多。沒有物業費和社區管理費用。還有很多可以說的，例如自然環境、社會風氣、社會治安，但我既不打算一一列舉，也不打算反駁你。為什麽，因為美國比中國還要大一點，今年的人口是3.2億，各地的法規都不盡相同。所以，我個人的經驗和本地的狀況並不能拿來說明“美國如何”。你以後說到“美國如何”時是否也應慎重，請考慮。
那麽有沒有辦法知道“美國如何”呢，當然有辦法。講之前先說兩件事。第一，有兩家餐館，長期以來，一家顧客盈門，另一家門可羅雀。你不用進去吃，就可以判斷出哪家餐館價廉物美。進一步，你還可以繼續了解為什麽另一家門可羅雀卻不關門，很可能它有自己特殊的顧客群，例如偏好特殊菜肴的富人們。第二，人（甚至包括動物）都愛惜自己的後代，為此甚至可以犧牲自己。這也是警察用來撬開疑犯嘴巴的有效辦法，很不人道但屢試不爽，這是我從王立軍案看到的。說完這兩件事，請你看一看，我們國內有錢和有權的人把子女往哪裏送。成千上萬的人（有的富，有的貴，有的既富且貴）的行動，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可以排除盲目性和偶然性，一定有其內在的必然性。送得最多的是美國，美國就是那家顧客盈門的餐館。每年年初在北京召開的兩會被人稱為歐美留學生家長會，黨代會又何尚不是如此。就數量而言，這話言過其實；就性質而言，這話值得深思。別的人不說，看看我黨曆代的總書記或“核心”，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誰不把自己的後代往美國送？送往美國去做什麽，大概是讀書。所以，美國的大學被我們的總書記或“核心”們認為比中國的好，這是毫無疑問的，你以後就不要再爭論了。江澤民的大兒子江綿恒的博士學位是在費城的DREXEL大學電機係取得的，該校在全美國大學排行第95位，電機係所在的工學院在全美國大學研究院中排行第63位。看上去很奇怪，江綿恒要是想在美國求學，為什麽不去排行靠前一點的大學，他缺錢嗎，當然不是，DREXEL大學是私立大學，學費也不菲，在高溫超導材料和半導體物理方麵（江綿恒的研究領域）的研究並非處於領先地位。由此看來，他去美國的真實目的和那裏的大學學術水平無關。那是為什麽呢，我不想亂猜，但是“你懂的”。政治局委員薄熙來的兒子薄瓜瓜，十一歲的時候就被送往英國（你的觀點不被認同：“英國和美國政界一直都在呼籲進行教育改製，希望在基礎教育方麵向中國學習經驗”，“中國孩子的成材率是最高的”），由英國商人尼爾·海伍德介紹，進入貴族寄宿學校哈羅公學，表現不錯。這就像是前麵說的那家門可羅雀、針對富人的餐館。2005年底他進入英國牛津大學，不料入學後因為成績差被休學一年(為此曾有三名中國外交人員去找到學院院長Andrew Graham博士希望取消這一決定，因為該決定“將會給他的父親和祖父造成難堪”，但這要求被拒絕了，院長不吃這一套)。休學期間薄瓜瓜住在蘭道夫旅館的一間豪華套房裏。兩年後，因為成績差，薄瓜瓜又被牛津大學勸退，後來轉學到美國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顯然，薄瓜瓜出國也不是為求“學”的。還有李鵬先生的千金李小琳小姐，雖然很努力，讀書總是有點困難，卻在李鵬先生當教委主任期間被“選送”到美國進修（不必修課拿學分和文憑），回國以後高調大談“知識改變命運”卻不知在別人聽來就是“權力改變命運”。不是為了求學問，也要把孩子送到國外去“學習”，可見我黨的高官甚至“核心”都不能免俗。盡管你說：“你知道不知道英國和美國政界一直都在呼籲進行教育改製，希望在基礎教育方麵向中國學習經驗。因為事實證明，中國孩子的成材率是最高的”，卻沒有一個黨國的高官和大款們在行動上認同你的觀點。對此，你是否有點泄氣呢。但無論你怎麽想，千萬不要和愛國聯係起來。他們的孩子是被作為接班人培養的，給他們世界眼光是頭等重要的大事。就是左得不能再左的北朝鮮，也要把接班人金正恩送到瑞士去培養。你所期待的將來“東方文明對西方霸權的終極逆襲”是要由這些人來領導的，不到西方去混混，將來如何擔此重任？當然，這些人中一定有認真求學的，例如總設計師的公子鄧質方，口碑就不錯。無論心裏麵怎麽想，實際上怎麽做，黨國的高官和大款們是不會公開像你說的那樣講的：“國外的科學家最棒，中國的笨得要死”。
但是事情還是沒有那麽簡單，僅僅因為美國大學的學術水平高就敢把接班人漂洋過海地送過去嗎？這些家長可不是等閑之輩，在他們看來，孩子的事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就是關乎黨國未來的大事，出於對革命事業的責任感，家長們一定仔細了解過美國社會生活的方方麵麵，而且一定有專業人士提供谘詢，就像前麵提到的三名可愛的中國外交人員，他們就很願意做這種事；為了黨國未來的大事，甚至駐外使館都責無旁貸。除了大學的學術水平（假定家長們在意此事），起碼還有三件事情家長們一定會認真了解。一是社會風氣，孩子要是學壞了，例如學會吸毒，成了個小混混，玩世不恭，回來怎麽服眾，怎麽立足社會，將來又怎麽接班？二是安全問題，孩子會不會遇到你所描述的那些不測，例如被人用槍打死或打傷(美國有3億支槍！)，或者出車禍(美國有2.5億輛車在行駛)，或像王小波的弟弟一樣，在街頭被人刺死，再不然遇到警察粗暴執法。如果被人綁票了，更不得了，美國可是無奇不有的呀。也有可能在地上沒事，一上天就遇到“波音空難”。孩子單身在外，到餐館去吃飯會不會吃到地溝油、瘦肉精，等等，不一而足。三是自然環境，冷、熱、風雪、幹旱、空氣、水質、傳染病，等等。真是兒行千裏母操心啊。很可能，你在文章裏所講的一切美國的問題，他們無一不知，早就權衡過了，甚至還包括一些你根本沒有考慮過的事，例如，金錢的問題：如何轉移、保管和保密，護照（國籍）問題，房產購買和轉移問題，遺產繼承問題，如何配合國內裸官的問題。在考慮了這一切以後，成千上萬的家長們，還是毅然決然地將他們的寶貝疙瘩送到了美國。多年後，有的回國，對於大佬的子弟，世界上沒有一個地方比中國有更多的機會供他們發展；多數留下了，留在他們的上一代發誓不能照搬製度的國家（有的上一代退休以後也移民過來了，這些人有的還領取美國政府的老人津貼，但他們對這個社會一分稅都沒有交過，一輩子裏把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好處都占全了）。他們的選擇從不張揚，但是深思熟慮。不知你對此怎麽看，你所說的美國（包括西方國家）的那些問題，為什麽他們不操心也不怕？建議你今後寫文章數落美國時也要學學他們，深思熟慮，免得一不小心踩到了別人的尾巴，遭人怨恨。到時候你一個農村孩子吃不了兜著走。
至於環境問題，還是老方法，先看看那些大佬們， 他們住在哪裏，房屋的結構，飲水源在哪裏。還有，你最好了解一下特供，哪些東西是特供的，特供的東西是如何生產的，生產的工藝和原材料和市場上的產品有何不同；農產品生產基地在哪裏，那裏的土質、灌溉用水、肥料和種子，等等。這些信息比官方的公告更能說明環境問題的真相。現在已經不是物質短缺的時代，一般而言，環境問題愈嚴重，特供就愈豐富。一事當先，大佬們首先考慮的還是他們自己。等到哪一天特供取消了，中華民族複興的日子也就不遠了。
記得文革的時候，上海市委機關造反派的頭頭徐景賢當上了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的副主任，成了張春橋、姚文員以下上海灘上風頭最健的人物，人稱徐老三。這位徐老三在上海東征西伐，一副橫掃資產階級，開創無產階級新世界的派頭。四人幫垮台以後，有次上海轉播對他的批判會。有件小事讓我大吃一驚，隨後發生的事情就像2007年的一個下午，你偶然讀到了一個關於王小波和李銀河的報道以及王小東老師那本書以後的感覺一樣。批判會有人揭發，徐景賢看病時總要醫生開進口藥。徐景賢辯解說：“我隻是告訴醫生，我以前吃的維生素C是進口的。”這麽明顯的暗示誰會聽不懂呢。看上去那麽左、那麽革命的人，原來心裏對資產階級的東西，哪怕是普通的維生素C，也是崇拜的。後來還知道，江青對美國電影情有獨鍾，電影製片廠特意為她譯製。政治暴發戶王洪文不學無術，隻喜歡德國奔馳車，因為“喇叭聲音好聽”。“四個偉大”喜歡聽京戲，但是許多劇目因涉嫌“四舊”，早被禁止了。於是隻好把原來已被打倒了的演員招回，以政治任務為名，要求他（她）們重新錄音（錄像？）。“四個偉大”的保健醫生（李誌綏）是一位受西方教育的歸國華僑，“四個偉大”不信任蘇聯老大哥培養的醫生。從此，我和你一樣，“就越覺清醒”了。我看到，不少人表麵上和骨子裏是兩樣的，而且常常是表麵上愈左，骨子裏就愈右。所以從此我對大佬們的態度就像俗話說的那樣: 聽其言觀其行，決不崇拜。但是我不像你那樣想：“我明白我的世界觀正式形成了”，而且不像你那麽自信：“它應該不會錯”。我隻是覺得我成熟一些了，清醒一些了，但是這個世界太複雜，還有許多事情要我去認識，我還會犯錯。
其實，對於我們自己國內的問題，應該改的就改，不必和美國比。比如我們的高速公路，如果路麵“裂紋和坑窪遍地” “相當毀車”，我們就改，隻要不毀我們的車就好；美國人的車毀不毀，關我們何事。高速公路該不該收費，隻要能說服老百姓，該怎麽做就怎麽做。口裏成天說美國不怎麽樣，卻事事拿美國參照，是不是還有點不自信? 許多在美的華人覺得，隻要不涉及領導權，中國事情越改越像美國了。
看見你寫：“眼見身邊的人一個個逐漸被微博催眠、被雜誌報紙和暢銷書侵蝕、一個個漸漸滑向是非不明，黑白不分的深淵時，我不得不憂心忡忡。” 我想起了薄熙來在你們家鄉“唱紅打黑”的所作所為，對他的那一套，不僅四川的百姓，就連政治局裏的讚揚聲就不少，恐怕現在還有。可是你看看他對薄瓜瓜的培養，再看看他和穀開來、海伍德、王立軍這些人的恩怨情仇，你還看得出一絲 “紅岩”裏革命者的氣息嗎。時代變了，道德品質也要變嗎？這樣的人掌權，是不是“是非不明，黑白不分”，是不是值得老百姓“憂心忡忡”？官員財產公示製度，呼籲了近二十年還是千呼萬喚出不來，連個樓梯響都聽不見。據說，曾經在高層（黨中央委員會？）表決過，但通不過。如果此事當真，那就說明官場中還有一大批薄熙來，但是我們沒有有效的機製阻止這樣的人爬升。人們辛辛苦苦打下了糧食，可是看管糧倉的卻是老鼠。你是不是覺得這事更讓人憂心忡忡。你知道有多少人在做裸官，有多少國家財產已經被這些人轉移到了國外。俗話說當兵的熊熊一個，當官的熊熊一窩。一旦國家有事，掌握導彈發射電鈕的人想到自己在美國的產業、存款和家人，或者想到為誰流血犧牲，他還按得下去嗎？用錢買來的將軍們肯效命疆場落得個人財兩空的下場嗎？你覺得這可怕嗎？有這麽多讓人憂心忡忡的事，從未見你為之呐喊過，隻見你感歎“大多數人都淪為了公知的信徒”。就社會效果而言，一百個公知鼓吹的效果比不上一個像薄熙來那樣的“黨和國家領導人”一件醜聞或罪行對人心的打擊。你說：“如今這社會一百個人裏，難以找出三個人支持政府”，這是偶然的嗎？公知當然有責任，但是最主要的還是“黨和國家領導人”裏的敗類！
看來，我和你不僅對愛國的涵義理解不同，在如何愛國上也和你不一樣。
你宣稱“我隻能選擇和我的國家站在一起”，我非常讚賞。但是在你的文章裏，“國家”、“政府”、“政黨”常常混為一談。你當然還可以選擇和政府或政黨站在一起，他們做了有利於國家的事，我們當然應該讚賞、支持；但是請你清醒地看到，它們是會犯錯誤的。講這話反動嗎? 不反動，倒是會讓某些人感到尷尬。但這是從前三十年得出來的慘痛教訓。
你還說“我有責任告訴大家真相是什麽”，也很好。我支持你，希望你堅定地走下去。真相有時是不容易看明白的，隻要不帶偏見，有一點錯誤也不要緊。我就一點也不在乎你說“美國高速公路都是收費的”，還有“美國擺攤證數量是固定的，你想擺攤需要排號，你若無證擺攤，美國警察有權當場將你擊斃”。美國這麽大一塊地方，什麽事沒有？但是，有時真相會被人為地故意掩蓋，尋找真相不僅困難，有時還要付出巨大的代價。希望你有這樣的思想準備。但是隻要你是真正和國家站在一起，就會有很多人支持你，我當然也不會例外。
記得英國的前王妃戴安娜因車禍去世以後，倫敦市的民眾在白金漢宮前擺放了許多花籃和悼念卡片。但始終不見女皇露麵。一星期以後，有人在白金漢宮前舉了一塊牌子，上書一行大字：“讓我們看看你有多悲傷!”（Show us your grieve! 語氣相當嚴厲）, 女皇第二天就出來了，仔細地看了悼念卡，整理花籃的飄帶，還放了一朵玫瑰花。
你有沒有勇氣寫封公開信給中南海的執政者：“讓我們80後看看，你們有多愛我們的國家！”並且要求他們的回答。共產黨的官員不應該比女皇更矜持吧。
讓我們每一個人都拿出正確的行動表明我真愛這個國家。
2014-10-27 於舊金山灣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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