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佯狂”與“佯傻”的言說策略，自魏晉開始，便成為隱士文人競相效仿的一種風度。這其實展露的是個人的雙麵性。人，在有些時候，逃不脫這個規律。看似豁達，實乃狹隘；看似慈祥，實乃凶惡；看似簡單，實乃複雜。
十四世達賴喇嘛，身世傳奇，頭銜繁多。曾先後擔任全國人大第一、二屆副委員長，全國政協第一屆委員、第二屆常務委員，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委員等職務。其最引以為“驕傲”的榮譽恐怕是1989年獲得的諾貝爾和平獎。
細閱有關達賴的眾多資料，我們可以發掘出他人生軌跡的雙麵性。
如果說他的前半生是真正意義上的達賴喇嘛，那麽他的後半生，則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政治流亡者，妄圖用一切卑劣手段，謀求西藏獨立。
眾所周知，近代曆史上，西藏一直是中國的領土，也一直歸中央政府管轄。在大量的藏文史書中，清楚地表明了中央政府對西藏地方實施的行政管理，以及西藏地方政教首領接受任命、履行職責的史實。
達賴的“佯傻”，事出有因。自1959年達賴喇嘛及其追隨者宣布“西藏獨立”，成立“西藏臨時政府”後，他的人生軌跡，便徹底改變。從“佯傻”走向“佯狂”，僅一步之遙。
1951年，西藏地方政府和談代表與中央政府代表在北京正式簽訂了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十七條協議。達賴喇嘛公開表示擁護並執行協議。今天，他卻詭辯十七條協議是“被強迫”簽訂的。
1954年，達賴喇嘛與班禪大師同去北京參加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達賴喇嘛本人當選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今天，他卻聲明：1954年“訪問中國”是為了進行和平談判。
凡此種種前後不一的論調，蓋因他的雙麵性在作祟。
事實上，達賴喇嘛的雙麵性遠不止於此。在過去半個世紀裏，達賴喇嘛以一個流亡政客的身份，頻繁出現在國際舞台，用他招牌式的笑容，博得了一些別有用心的西方政客、名流的好評。他的流亡生涯反倒成就了他“明星”一般的地位。迄今為止，他獲得的104項國際獎項和名譽博士學位中，有103項是在他逃離中國後拿到的。
這些獎項與榮譽，背後自然綁架著西方意識形態，達賴心知肚明。一個堅持“藏獨”的叛國者，居然能授以“諾貝爾和平獎”，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嗎？
是的，達賴喇嘛也算宗教領袖。但他裹著宗教的外衣，卻從事著分裂國家的勾當。一旦宗教淪為政治的工具，愚弄信徒也就成了慣用伎倆。
奧姆真理教教主麻原曾是達賴的追隨者，達賴對他說：“你要在故鄉傳播真正的佛教，你是最合適的人選，因為你明白佛的心意。” 1995年麻原在東京製造沙林事件後，達賴便不承認麻原是他徒弟。其後，麻原被判死刑，達賴卻依然是一些人所敬仰的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