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熱映的電視劇《北平無戰事》，描寫了國共之間在經濟戰線的鬥爭，電視劇的描寫較過去更為深刻而細膩，從而對國民黨政權統治在大陸的崩潰，給出了合理而邏輯的解讀。電視劇中以較多篇幅寫到了1948年的金圓券改革及其前因後果，那麽，金圓券改革究竟是怎麽回事呢？
幣製改革的醞釀過程“十分保密”
自抗戰中後期開始，國民政府統治區的合法貨幣——法幣的價值即日漸下跌，通貨膨脹的速度越來越快，成為國民黨當局不能不關注的嚴重問題。抗戰勝利後，因內戰再起，軍費開支劇增，法幣的過量發行問題無法解決，導致經濟風潮的不斷爆發。蔣介石也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但他並未反思這是打內戰的必然結果，卻寄希望於通過幣製改革解決問題。
1948年8月，上海市民在銀行兌換國民政府新發行的金圓券。
進入1948年，國民黨軍事不斷失利，控製地域在縮小，物資產出在減少，而貨幣發行還在大量增加，政府開支幾乎全靠印鈔票，法幣麵值最高已達500萬元，發行最多時達到了每天10萬億元這樣令人目眩的數字。如此過量的發行，自然刺激物價持續走高，每天甚至每小時都在變化。法幣與美元兌換價超過1000萬比1，法幣幾乎失去支付功能，瀕臨崩潰的邊緣。
對於如此嚴峻的經濟形勢，蔣介石極為憂慮，認為“經濟險惡，物價飛漲，以通貨膨脹不能壓阻為最可慮”；“應速謀徹底改革之道，方能挽救此危局”。1948年5月，國民黨政府改組，地質學家翁文灝出任行政院長，出版家王雲五出任財政部長。作為商務印書館的當家人，王雲五雖然對於經濟管理不能說是完全外行，但他既非財政金融專家，也與財政金融界本無多少瓜葛。新官上任三把火，為了表現自己幹實事的形象，王雲五上任後的第一把火，就是奉蔣的旨意，推動進行醞釀已久而遲疑不決的幣製改革。
金圓券幣製改革的醞釀過程“十分保密，除了極少數人接觸並審議過此議案外，外界並沒有研討過”。但即便如此，在事先知曉的國民黨高官中仍不乏反對派。上海市長吳國楨認為，“隻在城市控製價格，注定要失敗。”行政院長翁文灝也心存猶豫。隻是當時的經濟形勢已到了不改則難以為繼的地步。7月底，蔣介石在避暑勝地——浙江莫幹山審議幣改方案，在蔣介石詢問前央行總裁、著名金融家張嘉璈的意見時，張告誡蔣，“根本問題在財政赤字太巨。發行新幣，若非預算支出減少，發行額降低，則新幣貶值，將無法抑製。”張認為，“物價絕對無法管製……恐不出三四個月，即將衝破限關”，請蔣“慎重考慮”。但張嘉璈的反對意見並未影響蔣介石的決策。
改革之初，運行還算順利，這與蔣經國在上海的“督導”有關
8月20日，蔣介石以總統名義發布《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同時公布《金圓券發行辦法》等項規定，宣布實行幣製改革，主要內容為：1、以金圓券取代法幣，金圓券1元折合法幣300萬元；2、禁止黃金、白銀和外幣的流通、買賣或持有，所有個人和法人擁有之黃金、白銀和外幣，應兌換為金圓券；3、國人存於國外的所有外匯資產，凡超過3000美元者，應申報登記並移存於中央銀行或其委托銀行；4、嚴格管製物價，所有物品及勞務以8月19日價格為準，懲處囤積居奇者。與之相配合，在各重要經濟區域設立經濟管製督導員，其中上海區督導員為央行總裁俞鴻鈞，由蔣經國協助，蔣介石同時電令各省市政府，強調“設或陽奉陰違，怠忽職守”，“中央亦必嚴厲處分，決不稍存姑息”。
金圓券改革之初，運行似乎還算順利，這與蔣經國在中國最重要的經濟中心城市上海的“督導”有關。蔣經國身負在上海“督導”之任，認為“搗亂金融市場的並不是小商人，而是大資本家和大商人。”所以，他在上海發動“打虎”運動，強調“在上海應當做到不管你有多少的財富，有多大的勢力，一旦犯了國法，就得毫不容情的請你進監獄，上刑場”。一時間，上海的經管工作顯得頗為轟轟烈烈，蔣經國慷慨激昂的言辭和雷厲風行的做法起初頗有令人耳目一新之感。麵對上海資本家對幣改的觀望不定與消極抵製，蔣經國頗為惱怒，他以“囤積居奇、操縱黑市交易、擾亂金融秩序”等為由，先後下令拘捕申新紡織集團負責人榮鴻元、鴻興證券負責人杜維屏（杜月笙的二兒子）等人，同時對米業公會理事長萬墨林（杜月笙的總管）、永安紡織集團負責人郭棣活等予以警告。蔣經國還先後約請上海資本家的頭麵人物談話，不假詞色，以至使他們“垂頭喪氣，情緒緊張萬分”。這些人過去都是國民黨的支持者，如今卻遭此待遇，不能不惹起他們內心裏對國民黨和蔣介石的強烈不滿。
蔣經國在上海實施嚴格的經濟管製，確有以此平抑物價，穩定經濟的意圖，並在幣改之初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問題在於，強令限價違背了經濟規律。工廠因原料來源缺乏而減產停工，商店進貨困難，攸關民生的大米入滬數量從每日數千石劇降為數十石，這些情況必然導致市場和民心恐慌，發生搶購，動搖限價。雖然有嚴格的限價，上海還是“人心惶惶，拚命搶購物資。各商店人潮洶湧，軋得水泄不通。”北平“搶購之風彌漫全市。……鬧市百貨店顧客激增，排成一字長蛇陣，爭先搶購。”
揚子公司舞弊案，使蔣經國的“打虎”遭遇重挫，幣製改革的頹勢遂不可逆轉
麵對經管頓挫的困境，蔣經國“進退兩難”，種種矛盾的交織演變，終以揚子公司舞弊案發而使蔣經國的“打虎”遭遇重挫，幣製改革與經濟管製的頹勢遂不可逆轉。
揚子公司為孔祥熙公子孔令侃所辦，一向以其特權套購外匯、買空賣空、牟取暴利而為世人所側目。幣改開始後，蔣經國起初有意處理揚子公司，但是孔令侃先是搬出其小姨媽宋美齡向蔣經國說情，未能說通後，他又說動宋美齡搬出蔣介石親自幹預。此時正值國共東北會戰的緊要關頭，蔣介石於軍務倥傯之中仍不忘徇私情，自北平直飛上海，訓示蔣經國放過孔令侃。蔣介石的機要秘書周宏濤回憶說：“經國先生原本要法辦經營揚子公司的負責人孔令侃，因而擱置，僅將貨品充公。”蔣經國不能不承認：“自從此事發生之後，所有的工作都不能如意的推動了”。
經濟管製失敗，行政院通過《改善經濟管製補充辦法》，實際放棄了限價政策，隨後又取消了發行限額。蔣經國則公開發表《告上海市民書》，承認“我深深感覺沒有盡到自己應盡的責任，不但沒有完成計劃和任務，而在若幹地方上反加重了上海市民在工作過程中所感受的痛苦。”蔣經國在上海執行經濟管製的工作尤其是其“打虎”行動，以轟轟烈烈開場，以偃旗息鼓收場，他在無可奈何中黯然離開了上海。11月26日，行政院改組，翁文灝下台，孫科出任院長收拾殘局。
短短的七八十天，各個階級和階層，除了官僚豪門外，都是幣改的犧牲者
幣製改革失敗後，金圓券發行數量如脫韁之馬，貶值速度猶如自由落體那般垂直向下，創下世界貨幣史的奇觀。與此相對應的是物價狂漲，1949年5月，上海物價指數為幣改之初的500多萬倍，9個月的漲幅接近於前12年的總和。“各地紛紛自動以銀元、外幣、黃金乃至實物等計值交換或流通，若幹地區已視金圓券為廢紙”。但是，在幣改中全國共收兌黃金165萬兩，白銀904萬兩，銀元2355萬元，美元4797萬元，港幣8747萬元，折合美金總數約14214萬元。這筆巨額的硬通貨財富，過後被國民黨悉數帶往台灣，成為其在台灣穩定經濟和社會秩序的重要支撐。
金圓券改革之初，蔣經國曾感歎：“中國的百姓，真是善良”。惟這份“善良”給民眾留下的卻是無比慘痛的記憶，不過是短短的七八十天，升鬥小民以其辛苦和血汗積攢的金銀外匯便化為幾張轉瞬即成廢紙的金圓券而成烏有，各個階級和階層，除了那些官僚豪門之外，都是這次幣改的犧牲者。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在幣改之初將其個人存有的800美元兌換為金圓券，在幣改失敗後他說：“無人敢信任政府矣。目前政府之所以不能取人民之信用，由於每次立法結果使奉公守法之人處處吃虧，而橫行無忌的人逍遙法外，如揚子公司孔令侃即其例。更有何人願守法？”著名時評家儲安平對當政者的炮轟可謂時論之代表：“多少老百姓的血汗積蓄，就滾進了政府的腰包裏去。”“一個隻要稍微有點良心的政治家，對此能熟視無睹，無疚於中嗎？”
國民黨對於當時沸騰的民怨當然也是心知肚明。吳國楨回憶說：“關於金圓券，所有的問題歸結起來隻有一點，就是它激怒了中國民眾的各個方麵、各個階層，以致他們群起而攻擊國民黨政府……銀行家和商人也對政府懷著怨恨和仇視。中產階級幾乎完全破產，因為他們被迫交出唯一的一點儲蓄。店鋪老板以金圓券平價出售了他們的貨物，結果弄得傾家蕩產，至於窮人就更不必提了。由此，你可以看到金圓券的致命一擊了。”
金圓券幣製改革完全沒有達到其推出時最初的預想，卻使國民黨政權徹底失去了信用和人心，這對企圖通過幣改而挽救病入膏肓的財政經濟進而繼續維持其執政地位的國民黨而言，實為莫大之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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