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北京我和這些老朋友相聚的時候，大家在笑談中，都認為當年當局這樣給我定這個罪實在荒唐。其實，當時他們真正的思想後台，應該是石油學院的老範，而我隻是他們文化藝術的啟蒙者。
我壓根兒就是一個說書人。當年，這夥老紅衛兵，居然能整天整宿安靜地圍坐在我的周圍，從《基督山恩仇記》開始，一本本中外名著聽下去，給他們打開了一個從未接觸的天地，精神美酒照樣能讓他們迷醉。他們不讓我休息，輪流給我倒茶，給我點煙，甚至給我買來飯。除了上廁所，或者最後累得睜不開眼的時候，我們才橫七豎八地胡亂睡去。醒來，再接著侃。
在這之後，這幫老紅衛兵看書、找書蔚然成風。
這些聽眾中後來也寫東西的有郭路生、牟敦白、任智明，其餘還有紅衛兵發軔者之一楊冀平，慷慨激昂的郭大勳，老謀深算的老範，打遍天下無敵手的老賀，浪漫騎士哥兒倆老狗和小濤，後來老狗一度天下聞名。還有第一個在大會上喊“中央文革中某些人別那麽狂了”的蘇色，等等，那真是“憶昔午橋橋上飲，坐中多是豪英”。居然，這些人都被我一個說書人的書給拿住了。後來，聞聲趕來的彭小蒙，還撲了一個空……
那些日子，我除了講故事，還愛講笑話，當局正賊著誰在散布旗手的笑話呢。你想想，再不通緝我那就怪了！
貼著我兩寸照片的通緝令貼滿大街小巷，讓我無處遁形。第二天，所有的照片都被嚴小毛等一批老兵全給撕下去了。
當時北京公安局的軍管會，把我們倆——這兩路水火不容人馬的禍頭子，居然放在一個房間裏。也許這是故意的。大有以毒攻毒的意思。
當局萬萬沒有想到，我們竟會殊途同歸。兩個完全不同背景的人，竟有同樣的文化喜好。生活在社會不同的層麵，竟有同樣的價值係統。一個是出生延安的紅孩子，一個是“工廠主”的後代，居然會有類似的思維框架。
開始我們倆互相提防，互相看不上，到後來我們爭論辯解，以致推心置腹，終於變成了朋友。出乎他們的意料之外，也出乎我們自己的意料之外。
即便如此，我們倆在監獄裏的生存方式，還是大不相同的。
遇羅克在獄中一直在和當局惡鬥，樂此不疲。不但在自己的案子上和當局不懈纏鬥，還自願充當宋士傑，幫助其他犯人分析案情，寫狀子，出主意，爭取最輕的判決。他真是一個天生鬥士，而我卻是一個魂不守舍的散漫學生。
他了解了我的案情以後，認為我的案情太複雜了，靠我自己根本無法解脫。他告訴我，進來之前，他已經設法和陳毅老總建立了聯係。他相信陳毅先生是個明白事理的開國元勳，等他出去以後，一定會為我去斡旋。否則，我那罪行，弄不好讓人玩兒個底兒掉。
他似乎比我懂得當今的法。聽了這話，我心情沉重，但又覺得不至於吧。對他的好意，還是很感激。我心裏想：他不太了解我黨的高層運作，估計他的許諾根本做不到。即便如此，有這句話，也就夠了。
後來，我被調到監獄學習班去學習，那時候，我以為自己的問題很快將得到解決。在那兒，見到了侃侃而談的老丁，原來他就是負責遇羅克案件的主審員——丁大個兒。犯人們小心地問他：遇羅克的問題會怎麽解決？丁大個咬牙切齒地說：“這小子，又臭又硬。死不認罪，以為我拿他沒辦法。好啊，我不信那個邪，咱們就耗吧！總有一天，他一定得趕上點兒。”
他和丁大個都不幸言中，我和他都折進了死刑號。
我萬萬也沒想到胸有成竹、百折不撓的他，竟然也折到了這兒。但，到了這兒，他還是值得佩服的。都什麽時候了，誰還能像他那樣——自信而主動，不亂半點方寸。
也許，明天早上我們就要走上刑場了。這晚誰還能入睡？我躺在炕箱上，看著高高房頂上鐵絲網罩裏的電燈。走廊裏，還有人陸續“叮當”進來。看來，我們是新來的一批人。也就是說，我們是下批要被執行的人。許多人都曾問過我，那時候你害怕嗎？
用“害怕”這個詞都難以形容當時我的心情。我就像一個看見蛇的老鼠，被震懾住了。腦海裏一片空白。我，死刑，二者怎麽相連？整個不明白。我的“罪行”無非就是“胡說八道”，就至於非槍斃不可嗎？可是毋庸置疑，這兒可不是在群眾專政的時候，這不是嚇唬人的那種虛張聲勢。鍋是鐵的。
你和一批人押入死刑號，這就是事實。遇羅克僅僅是為一篇文章進來的，他也沒想到會進死刑號。何況你呢，你的“罪行”比他多得多。
那一夜我的腦子以極快的速度，把自己這輩子的經曆，像過電影一樣一遍又一遍。我在審視自己，到底我做錯了什麽？多年來，理想主義的教育，讓我相信世界上有真理存在。既然有真理，就有標準，必然有對錯之分。我嚴格地用當今法律來檢測自己，最後得出了結論，我沒錯，是他們錯了。這樣，我的心裏似乎踏實了一些。我想起來，在牢房裏玩寫詩遊戲的時候，我曾寫下過這樣的句子：
我們都是快樂的青年，
為自由被關進了牢監。
我們的道路是自己選定，
絕不後悔也永不改變！
我知道，寫這些句子的時候，就是認定自己沒有做危害國家和社會的事。在一個曆史大潮中，在一個轉折點上，一定得有人被當成籌碼，當成犧牲品。而自己的最大過錯，不過就是為“自由”二字而已——自由的創作，自由的思想，自由的話語。
我明明知道，當時的社會是不允許這類所謂的獨立思考，我還是選擇了這樣的生存方式。現在，人家和你玩真的了，真要為此殺你了，你的認定就出了問題。那，你還會認同這樣的詩句嗎？我知道：按照專政程序，無論現在你再說什麽，結果都一樣。既然如此，這幾句詩依然還可以蕩漾在我心中，讓我在自己心底找到一個最後的立足之地。
這世界上，沒有賣後悔藥的地方。我曾經是一個非常喜歡女孩兒的文學青年，要寫詩、要畫畫，也有震震她們的潛意識。讓我最後悔的是，我居然沒有和她們其中任何一個人有過傷筋動骨的羅曼史。這時，我就和法國作家左拉所寫的《盧貢家族的命運》那本書中所講的故事如此相似：一個青年軍官在告別未婚妻之後第二天就戰死疆場，沒有圓房，留下永恒的遺憾。
我是在1968年5月1日在杭州龍井和定粵姑娘定的婚，同年6月14日就被扭送北京公安局，1970年2月9日我被送入死刑號，也來個永恒的遺憾。
好在，我和她分手的時候，告訴過她：“別等我了，走好自己的路，你有幸福的未來，我就知足了。”所以，這會兒，這世上我沒有放不下的事情。不必為誰擔心，隻是為自己短暫的一生有些許惋惜。
那天晚上，我們這些死難臨頭的人，還舉辦了一場死刑前的晚會。因為，我們都是在倏忽間，突然人人都要麵對死亡。我們都在這強烈震撼的磁場中，每個人都希望走好這最後一步。好在我們都是中國人，中國文化裏有濃厚的戲劇根底，於是中國人的骨子裏也染上了這種色彩（也許幾百年來昆曲繁盛，強化了這種色彩），人如戲子，人生如戲，遊戲人生，戲劇人生。最後這一出，咱們絕不能含糊。
我記得有一篇日本小說，叫《喬遷喜麵》。說一個犯人調到一個新的單人牢房，其他牢房的犯人說，搬家就得請大家吃喜麵，在這兒就得給大家出個節目。於是，他伸手穿過鐵窗摘了一片綠葉，用那樹葉給大家吹奏了一支兒歌。
那晚，我們也如法炮製，人人都躺在炕箱上，開了這個晚會。每當隊長或班長們聽到了什麽響動，就打開辦公室跑來查看各個牢房。一看，死囚們都在安靜的酣睡中。他們查完號後，再回到辦公室關上房門繼續暖和暖和，而我們則躺在炕箱上又開始小聲唱歌。
我唱了那首曾經教給過遇羅克的蘇聯歌曲《光榮犧牲》，據說，那是列寧最喜歡的歌：“忍受不自由莫大痛苦，你光榮的生命犧牲。在我們艱苦的鬥爭中，你英勇地拋棄頭顱……”唱到這兒，我覺得這支歌就是為我們這些人送行而作的。一股熱血衝到我的胸前，一時不能自已。
突然，我不再小聲哼哼，而是開始放聲歌唱，用最大可能的嗓音高聲唱道：
哦，我的太陽，那就是你，那就是你！”在死刑號裏，我還是用意大利文在高唱。這還是在老七家學的呢，我估計這也是前無古人的第一遭。至少，我還沒聽說過汪精衛、金璧輝他們學過意大利文。猶如石破天驚，一時間，隊長、班長跑出來一走廊，腳步雜遝、熙熙攘攘、挨屋查看。而死囚們依然那麽安寧，似乎還都在睡夢中。他們小聲七嘴八舌嘀咕著：“肯定是做怕夢了。”“準是撒囈症。”“到這兒來能不作怕夢嗎？”然後，腳步漸杳，又都走了。我笑出聲來，天哪，我居然還笑得出來。那晚，我們繼續唱歌，用不著再低聲吟唱了，也犯不著縱情怒唱了，我們隻是在唱人間熟悉的歌。他們也不再出來折騰了。
我開始吟唱起在外麵最喜歡唱的意大利歌曲《來到海上》，別人都靜了下來，聽我的歌。那時候，會這首歌的人還不怎麽多。我唱完了。他們就小聲說：唱得好啊。聽見這話音兒，我才知道，他們這會兒都下地了。一定是站在門前，趴在觀察孔的小窗戶旁邊呢。嘿，我都沒聽見任何動靜，他們就都下地了。頓時我就明白該幹嘛了，我也在炕箱上，抬起雙腿，然後繃直兩條腿，把腳鐐的鐵鏈繃成一條直線。然後坐了起來，再轉動180度，整個過程中沒有鐵鏈碰撞的任何響聲。這時，我已經坐在麵對牢門炕箱上。我依然繃著雙腿，落在地上，然後躬身起立，自己就自然地靠在小窗戶旁邊。這時候，我才聽見，人們早就起來聊天了。這會兒，誰都不會去睡覺。不久就會永睡不起了，夢醒時分變得無比珍貴。
我們來看看這些小聲聊天的人們。
索家麟和王濤都是旗人，索家麟說，他不能算八旗子弟。因為他的祖先索三是內府的，就是今天說的大內高手的頭兒。在他們那個圈兒裏，內府的比八旗子弟還高一等。索家麟從小就習武，這些練家子供奉的是“達木蘇王”。而王濤屬於玩主，所以供奉的是“浪子燕青”。這些團夥，在政府眼裏那會兒自然就是反動集團了，說他們要成立一個莫須有的“救國軍”。這會兒，他們聊得好著呢，沒一點兒肝兒顫的意思。
宋惠民據說是曆史反革命，在運動中逃命，越過了黑龍江。據說，讓
蘇修”裝到麻袋裏，又扔回了國境。他也興致勃勃地和老田聊天呢。
這田樹雲可不是個等閑之輩。他告訴孫秀珍，為了未來的幸福，她必須把一些信件投入到蘇聯大使館的小轎車裏。孫秀珍從小就沒關心過政治。即便如此，也沒過過幸福的生活。為了自己愛的人，她鋌而走險，居然十九次成功地將田某寫的書信，投入到那些黑牌車裏，一次都沒被抓到過。最後一次，也許是她看花了眼，也許是公安局下了套兒。總之，那次投信後，很快他們就被捕了。
至於我和老七，除了“惡毒攻擊中央首長”的罪行之外，還有裏通外國的“罪行”。我的專案組組長說：事實上，我已經是法國間諜了。我的上線就是留學生馬麗雅娜。正好在審問我的時候，《人民日報》刊登了法國紅衛兵走上街頭，而其中的一個學生領袖就是瑪麗亞娜，嘿，還有照片。在巴黎他們緊跟打倒資產階級法權的毛澤東思想，人們把他們稱為毛派紅衛兵。
我反問這專案組長：我的上線怎麽成了毛派革命者了呢？
他很平靜地回答我：“也許她在巴黎是個革命者，是個毛派紅衛兵。在這兒，她的身份就是法國間諜。”
你說我是間諜，出賣情報。她一分錢也沒給過我呀。”
你主動提供，說明你更反動。”
我們之中，除了遇羅克之外，還有個不同凡響的人物。他叫沈元。
沈元是社科院近代史所的有名的才子，還在北大曆史係三年級時就被打成右派而開除。後來，困難時期之後政策緩和，他居然被當時近代史所的領導劉導生和院領導黎澍破格錄用。然而，到了“文革”，他們倆為此挨鬥無數次。沈元處境之悲慘則可想而知。他最後也化裝成黑人，逃向蘇聯大使館（一說馬裏使館），自然成了長期蓄謀，叛國投敵。
還有，還有，還有。我們一起聊天，有的生，有的熟。現在，我們所有的人都站在同一條生死地平線上。
沒什麽奇怪，幾千年來就是這樣：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我們平靜地聊著彼此的案情，發現個個都頂著那麽大的帽子，如今我們都是最合適不過的對號入座者。我們聊著，聊著，估計過不了幾天，就要一起共赴黃泉了。還互相開玩笑，最後，咱誰都不許當場就尿了，都硬氣點兒。誰先到上帝跟前兒，別跟惡狼似的把糖果都吃了。到了那兒，就沒定量了。全悠著點兒，等大夥到齊了再一塊兒唱歌。我們在那個磁場中，似乎找到了最後自尊的支點。這時候還照樣瀟灑依然，我們對自己就有了點兒小小的自得。
聊著，聊著，有人說：“真的，家裏人這會兒不知道會怎麽想呢？”“就是，就是，要是他們知道我們最後，還開了晚會，還都樂嗬嗬的，那就好了。”“我說，咱們這裏頭，誰還有可能活著出去？”
我們公認，隻有那個小不點兒——他是個小佛爺，那不至於上刑場。他的名字我真的忘了，我給他起了個外號叫金豆兒。
我不禁笑了起來，說：“誰會想到，咱們這會兒還開晚會，還唱歌，還聊天。”
是啊，這就叫：望鄉橋上唱小曲——一群不知死的鬼兒啊！”
你們心裏都和明鏡兒似的，還有什麽放不下的？”那小佛爺問道，
萬一我出去了，一定把話給你們帶到。”
我們就想讓家裏知道，最後的時刻，我們沒瘋、沒傻，沒哆嗦，我們平靜、輕鬆地走完了人生的最後幾步。你丫出去了，一定帶話給我們家，告訴他們，我們最後都樂和著呢。”
好吧，放心吧，各位大哥，到時候我一定把話帶到。”
別看人家金豆兒一個小佛爺，照樣仗義。
第二天開始，本來以為這就拉去盧溝橋了。沒承想，哪兒那麽便宜啊。政府給我們這幫人每個人準備了一份罪行資料，並且都已經分發給全北京市的各個單位，直至街道，要求傳達到每個人。一不留神，我們也爆得大名了。
實際上，我們得去接受各界人民批判，給人民當反麵教員。很簡單，這不過就是傳統的殺雞儆猴把戲而已。
第一場批鬥，我就大概清楚了當局的目的。
我們除了原有的手銬腳鐐之外，還在脖子上勒了根兒麻繩。倆警察一左一右，中間的警察用膝蓋頂著我的後腰。同時，手裏攥著勒在我脖子上那根麻繩。人家就還算客氣，事先警告了我，要是敢乍刺兒，就立馬給我來個鎖咽喉。會場前麵多少排，全坐著民兵，手裏還拿著半自動。
人們批判我們的台詞，都是當局事先印發下來的。而高喊的口號，那就是實話實說。什麽“萬裏江山萬裏營，八億人民八億兵”，什麽“備戰備荒，狠狠打擊現行反革命！”什麽“保衛鐵打江山，開除現行反革命分子球籍！”什麽什麽的。敢情拿我們開刀，還不就是為了打仗麽。
戰前用另類來祭刀，那是曆來必要程序。古已有之，中外皆然。記得
戰爭與和平》那本書裏，描寫過庫圖佐夫放棄莫斯科最後時刻，也和北京一樣把監牢裏某些“莫須有罪”的叛國者，拉到大街上遊鬥，最後被活活打死。
雖然在小說看見過這種連獸類都臉紅的暴行，對受難者無比同情。誰想到：有一天竟然輪到了自己。
第一天出場回來，老七就走在我的前麵。原來他就關在我的隔壁。進號之後，趁著隊長們正為死囚入倉而忙亂的當兒，我就趴在小窗口上對老七說：“看《毛選》。”然後，我就開始輕輕敲牆。我試圖用《毛選》當密碼本，用分節的敲擊聲分別代表第幾頁、第幾行、第幾個字，以此傳送信件。
敲了半天，他好不容易開始明白了我密碼的意思，準備有所回應時，我卻忽略了再輕的敲牆聲，照樣可以傳到隊長的耳朵裏去。正當我全神貫注敲牆的時候，突然，牢門洞開。兩個隊長抓我一個正著。沒話可講，我被立刻調了房間，同時，把我的手銬改成了背銬。
其實，我們也沒有什麽機密可言，無非來日無多，隻是想最後的交流和訴說。
人，是有預感的。在饒陽縣的時候，有一天半夜我從噩夢中驚醒。醒來以後，夢中的畫麵還在眼前，揮之不去。我夢見和許多朋友，坐著大卡車在黑霧中行進。感覺還是被押送中，但是四周見不到警察。那卡車就走到一條奇怪的街道上。街道兩旁有無數的小巷，我們的卡車路過每個小巷前都停一下。為了看清小巷口懸掛著的巨大白幡。那些白幡上，有許多人的黑灰色的影像，如魑如魅，似乎都是注定的鬼魂。我心裏明白，這些都是即將執行死刑的人們。怎麽會這樣呢？突然，我明白了，我們這輛卡車裏的人，現在還都五彩繽紛，我們也將進入某個同樣的小巷，我們也將化為鬼魅似的照片。這時候，我一身冷汗醒來了。當時還慶幸，還好不過是個噩夢而已。
如今，這個噩夢幾乎是不差毫厘地再現了出來，我想：那一個個的小巷就是一批批被執行的人。而我們就是急匆匆的後來者，而當局印發討論判處我們死刑的資料，就是那些巨大的白幡。
進了死刑號以後，每天即使入睡也絕不香甜。每時每刻一種尖銳的肉體痛苦無法停止，如刀割心頭。那時的噩夢已經沒有了以前的那種複雜情節和過程。老是夢見自己漂浮在一個漆黑的地鐵裏，地鐵裏似乎發生過地震，到處都是橫七豎八的鋼鐵框架、水泥碎塊、石柱木梁，我就被擠在一個狹小的夾縫中。冰冷的地下水一點點漫上來，自己的鼻子緊貼在地鐵的穹頂上，清楚地知道很快就會窒息，沒有任何逃脫的可能性。隻在等那冰水最後淹沒。
每天在醒來前一秒鍾，似乎心裏快樂了一下：哦，原來是夢。可是，立刻又在尖銳的痛苦中醒來。原來，我還沒死，可是我就在死刑程序中。人生，多數時間都是非常單調和無趣，隻是在無邊苦海中掙紮而已。沒有什麽值得你去回憶，隻有兩種狀態，讓你難忘：要麽你在苦海裏急速下降，隨時會被溺斃。要麽你從海底迅速上升，將吸到新鮮空氣，會看到藍天白雲和陽光，還有你苦海的地平線。
在死刑號的日日夜夜，我都被壓在鉛一般沉重的水底，像終極前的苟延殘喘。
每天，在兩場批鬥之間，我們在分局吃午飯、喘喘氣兒。田樹雲大夫小聲告訴我：“別灰心，馬隊長告訴我了：對咱們是批判從嚴，以後處理從寬。”他那雙眼睛裏居然還充滿著生的期望。
另一次我遇見了社科院近代史所的才子沈元，他問我：“你說會怎麽判？”我說：“死刑。”他微微一笑，說：“沒那麽便宜吧？多半兒得去長年苦役。”我說：“不可能，遇羅克說了，上一批都挺了。對咱們這批就特別寬大？別做夢了。”他默默看著我，什麽都沒說。回號以後，他就開始發瘋了，有人說是裝瘋賣傻，有人說是真瘋。反正最後的日子，你打算如何扮演這個角色，也是一種選擇。
有一次，在重型機械廠禮堂的後台等候出場的時候。孫秀珍進來了，和我打了個照麵。她已然不像在學習班那樣——儀態萬千，甚至還不如在冀縣上車的時候，她那會兒還那麽精神，那麽從容。這時候，她一副心如止水的模樣，看到我，微微一愣。眼圈兒頓時就紅了。
在隊長的命令之下，我們倆都坐在地下。
她的肩膀開始抽搐，哭了。
一個女隊長輕輕踢了踢她，說：“哭什麽哭？今兒怎麽了？你不是挺豪橫的嗎？”她似乎無知無覺，自己繼續啜泣。
多年以後，我遇見了她當年的同屋——北京醫學院的學生李世。她告訴我，孫秀珍家裏是個小康人家，姐妹三個。1949年前父親是個小業主，很早就過世了，三個姑娘都心靈手巧，特別能幹。
老二孫秀珍骨子裏是個愛情至上的弱女子，卻也是個典型“紅顏薄命”。她溫柔多情，從骨縫裏透出來嫵媚秀麗，可她命苦，先嫁給了一個每天下班後先到母親和大姐那兒去報到的卑微男士。她就咬牙忍著，過著乏味的日子。她是從北京醫士學校畢業後，分配到北京挑花廠當廠醫，那是一個集體所有製的小廠。沒想到在那兒遇見了複員回來的廠醫田樹雲，老田頓時就展開了瘋狂地追逐，海誓山盟一定要娶她。她後來對小李說：女人一輩子就是在等一個人全身心的愛。
為了老田，在那個時代，她毅然決然和丈夫提出離婚，整個就轟動了，從裏到外罵聲四起，不言而喻。最後，居然被她離成了。可是，老田這時候卻沒接她這個茬兒，和一個出身好的姑娘結婚了。孫秀珍這時候才知道：愛情再浪漫也抵不上現實的分量。
文革”爆發了，田樹雲在廠裏的日子也不好過，也許家裏的日子漸漸沒意思了，他又卷土重來，告訴小孫自己發現真正愛的人還是她。在中國現實社會中，他沒錢沒勢，也沒有前途。他們的愛情是沒有結果的。他還說，他已經和蘇聯聯係好了，隻要孫秀珍幫他一把，定期把他寫的信件投到指定汽車裏，建功樹業以後，他們可以比翼齊飛，一起到蘇聯去過神仙日子。
孫秀珍壓根對政治一無所知，也從來不關心。這時候，她對他的感情也半信半疑。可是，看他一臉真誠，就決定賭一把，萬一是真的呢？就這樣，變成了這個案件的脅從犯。
進了監獄以後，她一直和李世同學同屋，也和吳世良女士同屋。經過多少次提訊，她才知道田樹雲講故事，不過是天方夜譚，還是在利用她對愛的向往。在監號裏，她心灰意冷，萬念俱灰。所以，平時溫柔可愛的她麵對刁難她的女隊長，頓時橫眉立目、異常勇猛。難怪吳世良女士說：小孫，天生一個美人坯子，漆黑的頭發，水汪汪的大眼，窈窕的身材。沒想到，麵對強勢從不低頭。她外表是貂蟬，骨子裏卻是猛張飛。
李世告訴我，其實聽老吳這樣說，她也不以為然。那時她隻是被逼到那份兒上了。她原本一心想就當一個小女人，等待有人來疼愛。可是命運捉弄了她，讓她麵對鐵窗，她隻能剛烈。
在學習班裏，我們之間交換的書信，我寫的那些類似波特萊爾的憂傷情書，給了她瞬間的喜悅和安慰。或許，那隻是她暗夜中的一縷微光。我寫的那些信，她隻給小李一個人看過。
一次她們嬉笑著看完以後，小李說：“他這麽動心動肺地喜歡你，將來，出去以後，沒準你們倆還真有戲。”她苦笑著說：“我已經是殘花敗柳了，而他不過是個學生，是個孩子。他哪兒知道我呀，等他了解我了，還有什麽戲？我們隻有此時此刻，哪兒有什麽將來。”
她說得也對，在那個時刻，外麵的世界和我們無關，我們已經屬於了另類的人群。以前喜歡我或者我喜歡的女孩子，我那時候已然不抱任何幻想。知道將來絕對不會有什麽舊夢重溫。孫秀珍——庫裏娃，就是我黑獄中嬌柔的花朵。
那天，哭泣的她就坐在我旁邊，幾天的批鬥之後，我們都已經是蓬頭垢麵，手腕腳踝全都血絲乎拉。她嚶嚶地哭著，似乎是在回答隊長們，其實我知道她是在對我說：“我這輩子，過得太不值了。來都不知道為什麽來，走也不知道為什麽走。剛想好好活下去，才發現再沒有這個機會了。”
幾個女隊長厲聲嗬斥她：“別胡說八道，宣判你了嗎？你隻有老老實實接受批判，才有出路。”她停止了嗚咽，說：“什麽希望不希望，我清楚得很。我不是和你們過不去，隻是為自己的一生傷心。”
這場會我們倆是主角。起立準備上場的時候，我們有機會對視了一下，我努力對她微笑了一下，微微點了點頭。她透過淚眼望著我，依然那麽楚楚動人。我想，她也是在為我傷心，她讀懂了我。
那時候，我們每天至少出去批鬥兩場。幾十場裏有兩場，我永生難忘。
一次是，把我拉回自己的母校——中央美術學院，把我拉回那個熟悉的舞台。我曾經在這個舞台上扮演過古希臘的寓言家——伊索。在全劇結束的時候，我曾站在這個舞台上，這樣高呼過：“人們啊，聽聽伊索最後的一個寓言：狼問狗：是誰把你喂得這麽肥胖？狗說：我的主人！狼高喊到：我與其餓死，也不戴上那條鎖鏈。人們啊，讓我作為一個自由人而死去吧！”沒想到，今天，我居然會回到這裏，重複這千年前同樣的故事。
那天，激動發言要求政府槍斃我的老師、同學，並沒讓我傷心。我知道，他們一定是迫不得已，他們隻是期望好好生存下去。人們在生死這個關口，扮演著不同的角色。我想，作為演員，我比他們演得更為真切。
另一次，把我拉到我父親任教的學校——中央工藝美術學院。同時把我父親和我年幼的弟弟寥寥押在台下陪鬥。那天，我看到老父的頭發全都白了，他為我如此擔憂，更讓我難過。很久以後才知道，當他得知我被判處死刑後，一夜白發。這和古代伍子胥的故事一樣。我看到幼小的弟弟長高了，他那麽無助、瘦弱。希望他能走出我這晦氣的陰影。我期望他們能理解我，可是我卻無法說出一個字。
為了讓父老弟兄知道我依然身心健全，在走入會場的時候，放穩了自己的腳步，鏗鏘有力地趟著我的重鐐。這道具很質樸，你趟好了，那聲響相當沉著。我老爸和弱弟，也都不含糊，他們和我一樣平靜地麵對群眾的瘋狂。淡然處之就是把持一種心態。
當批鬥者第一次喊“現行反革命分子張郎郎”的時候，中間的警察扯住我的頭發，往後一拉。讓我在群眾麵前亮相。從第一次批鬥開始，我就知道了這個程序。從第二次開始，每當我將被動亮相的時候，我已經準備好了一個平和、友善的麵孔。讓人們知道，我沒有被粉碎，也沒有被打垮。我不是你們心中的假想敵。這次，我給這場戲，準備了一個微笑的亮相。參加過這個批鬥會的人，應該是記得的。
同一天，居委會主任和兩個警察趕到我們家，他們要找我媽媽談談。他們知道我們家孩子多，萬一有人想不開，會有更惡劣的後果，所以我媽媽首先得想得開。媽媽一個人坐在陽台上望著遠方。警察走上前來，說：
你孩子犯了大事了，又趕上點兒了，你可得想開了。這會兒誰都沒辦法，你們家的人，可別胡思亂想，別出了岔子。”媽媽平靜地說：“我小時聽說過車爾尼雪夫斯基他們，因為寫東西被判處死刑，那時候他們就是我心目中真正的英雄。沒想到我兒子也成了這樣的人，我沒什麽想不開的，我為他感到驕傲。”主任連忙對警察說，老太太瘋了，快走，快走。
有時候，批鬥回來我想：過去常聽見“生不如死”的說法，覺得那是矯情。現在，我們每天幾場示眾，這些演出遠不如阿Q那麽幸運，壓根沒我們表現自己內心感受的機會。連唱一句“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的機會都沒有，更沒有“帶鐐長街行，告別眾鄉親”的悲壯場麵。
警察為了趕場，往往就幹脆把我們像生豬一樣，直接扔到卡車的車廂裏。我們的臉就被車廂底的鐵皮、雪沫子蹭出血道子。我的手腕和腳踝都被鐐銬磨得鮮血淋漓，隻得撕開自己的襯衣，嘬著牙花子，慢慢綁裹自己的傷口。這哪兒是要處死頂天立地的野狼呢，就想讓你像一條癩皮狗一樣被悄悄處死。這時候，我才明白了什麽是“隻求速死”的心態。
當然，什麽事都有例外。有一天，我們被拉出死牢，沒想到天氣居然開始轉暖。天也晴了。也許是天氣的關係，隊長們的脾氣也見好轉，也有點兒耐心煩兒了。這天，他們沒把我們挨個扔到車廂裏，居然搬了一把椅子，放在卡車的旁邊。兩個警察把我一舉，我就站到椅子上了。車上的警察，又拉了我一把，我提著鐐輕輕一躍，就上了車。卡車兩邊坐滿了警察，我就坐在中間的地下。這時候我看見，一個熟悉的身影也被架上車來，那就是我心中的庫裏娃——孫秀珍。她今天比那天的狀態好多了，大概她也想開了。好像自己好好地梳洗打扮了一番。她比在學習班的時候消瘦了不少，似乎更清秀了。原來這輛大卡車，隻拉我們兩個人。我想，大概今兒就是我們的大限了。最後的日子，還有一個心儀的伴侶，不錯嘛。
隊長叫她和我背對背坐下，臨坐下來，她假裝看落座地方的時候，和我在百分之一秒中交換了深深的一瞥。不知道她如何電擊了我。我心裏一個微小的金色火苗，被她的目光點燃。
我穿著一件藍色的棉大衣，她穿著一件碎花小棉襖。我們溫柔地靠在了一起。四麵的警察互相打招呼，開著玩笑。他們和我們是兩類人。這會兒，他們眼裏沒有我們，我們也對他們視而不見。此刻，整個世界上我心裏隻有她，優雅的庫裏娃。車開動起來了，我用自己的肩胛骨緊緊地靠著她。她也在盡量靠近我，我們的生物電和熱量通過後背在無形中濃度交換。在那段時間裏，我心裏慨歎不已，沒想到在死刑號，我還能和她有一次真正的零距離接觸。兩個死囚，這樣緊靠在一起，在那些日子裏，今天是唯一的甜蜜。
原來，我們是被拉到官園體育場去參加批判大會，我們倆是唱頭牌的。同場有一個師大女附中的孩子叫文佳，和北醫的學生李世是一樣的案子，她們都是“反動日記犯”。後來，聽說她們倆都判了十多年徒刑。比我們強點兒，我們都已經是死囚了。大概那幾批死囚中，也就我們倆，還在堅持著最後的浪漫。
晚上，我們在回死牢的路上，倆人還是背靠背坐在車廂裏地麵上。我們運氣不錯，回來的車是個大轎車。穿過長安街的時候，燈火輝煌，燈光穿過車窗閃爍在車廂裏。投下斑斑光影，給我們最後的浪漫，抹上幾道光彩。我們一會兒輕柔、一會兒緊密地靠在一起。心想，要是這樣天天出來批鬥，也就值了。我心裏也明白，沒那麽多時間了，也就這幾天了。
四
也就是過了那一天，突然不叫我們出去挨鬥了。
一早開始，陸續開門，把這些人一一叫出去提審。一個外號叫背兒背兒的預審員，叫我出去。他遞給了我一根繩子，讓我提著腳鐐跟著他走。讓我低著頭，不要和其他犯人打照麵。我知道這是去預審樓，就低著頭走出了死刑號的小院兒。即使低著頭我也能看見，和我一個方向的大操場上每隔若幹米就有一個和我一樣的死囚在向前走，而在我後麵，還有一個接一個的死囚陸續跟我而來，我的對麵，也是每隔若幹米就有一個從預審樓回來的犯人。我們像是一條巨大無比的傳送帶上的產品。我頓時就明白了，巨大的國家專政機器啟動了，開始運轉了。那麽，任何人都無法改變它的程序。我們就是這部機器傳送帶上待宰的豬羊。這幾個快樂青年的血肉之軀，和這碩大無比的鋼鐵機器抗衡。這就是天真，其實我們從來沒想過什麽對抗，但趕上了這一步也沒辦法。我不知道，無辜的熱血是否可以澆鈍機器上的屠刀。
這次審訊簡單、迅速，隻有幾個問題：你叫什麽，多大歲數，哪兒人？最後問你犯的什麽罪？就完了。我明白了，這是驗明正身的最後審問。
我回到槍號以後，就聽到走廊裏開始人聲鼎沸，進來了一批別樣的警察。他們挨個打開門，問我們的姓名、年齡。他們都穿著嶄新的軍衣，還戴著白手套。看看牢門上的號碼，他們議論著哪個號碼不太清楚就叫人來，再好好描描。我知道，他們是法警，是死刑的執行者。
第二天（1970年3月5日）早上大約4點多鍾，就聽見許多卡車開到我們牆外。5點鍾就讓我們全都起床，每個人發了兩個窩頭、一塊鹹菜，沒有菜湯，也不給水。我知道，去刑場前還得參加一次公判大會——最後的審判，所以不讓我們飲用任何液體。6點鍾左右開始叫人，也是隔幾分鍾叫一個人，我們安靜地坐在炕箱等待最後的點名。我聽見，他們叫了遇羅克、田樹雲、孫秀珍、王文滿、宋惠民、索家麟、王濤、沈元等等，最後，連金豆兒也被叫走了。我們還指著他帶口信呢！
這些都是我認識的，還有我不太認識的北大畢業生顧文選等等。我聽得見，每個人都是趟著腳鐐走到小院裏，然後“轟隆”一聲就被撂倒。隨後就聽見囚犯短暫的掙紮聲，口中嗚嗚地哼幾聲，就安靜了下來，然後被架上汽車，一輛車開始緩緩開動。
我明白，一個人一輛車，死囚在去公判大會之前都得進行一次必要處理——讓他們失去喊叫的功能。有人說在他們嘴裏塞了一個木球，有人說是警察用掌側砍擊了犯人的喉頭。我在等著，心想：我最後的表演，也不能太差。索家麟他們是練家子，戴著鐐走起來照樣瀟灑。他們會表現出俠士之風，我也會亮出書生之格。
我等著，等著，等到最後，聽見他們竟然把死刑號的筒道大門都給關上了。這次沒有我？是的，沒有我，也沒有老七。
筒道裏死一樣的寂靜。那天，他們都沒有回來。孫秀珍，庫裏娃，她真的就這麽走了？我不知道。雖然，我還在苟活著，卻從此見不到她了。心頭滴血。
我知道，和遇羅克一樣；所有的死囚躲得過初一，也躲不過十五。看來，我還要趕下一撥兒了。那天晚上，又有大批的新人入住。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機器運轉如常。
當新的一批死囚又去遊鬥的時候，居然沒叫我。我難得清閑。我仔細看著麵對的水泥牆，牆上曾經有人在上麵寫過字，也有人刻過字。但都被用銳器鏟去了。所以，那牆上隻有斑斑駁駁的表麵，和一些筆畫的殘餘。我明白，那些人最後還是要留幾個字，誰都明白，也許隻有以後來掃除的犯人才能看見。也許，隻是想留下一句話，哪怕給一個任何活人看到，沒準就留下來了。也許哪怕隻給自己看看也好。
我想，如果是這樣，我還能寫幾個什麽字呢？我來到這個世界短短的二十六年，就這麽莫名其妙地走了，隨風而去。別人呢，他們也是一樣。一輩子，很快地隨風而去，也許重於泰山，也許輕如鴻毛。然而，這不過是後人評說而已。對自己來說，這有什麽區別？又有什麽意義？
活一百歲，還是活二十六歲，在大自然來看又有什麽區別？想到這裏，我心裏就踏實了點兒。我想起來，《聖經》裏媽媽要我看的兩句話，很符合我這時的想法。略略改過，我用手銬的彎角，“吭哧吭哧”花了大概兩個鍾頭，在水泥牆上刻下了八個大字：
從宇宙來，回宇宙去。
早年我寫過幾天《張遷碑》，這八個字似乎還有點兒金石意思。
雖然我不是個基督徒，寫完這幾個字心裏就平實了。最後的日子，扮演人生最後時刻那一幕，自認還算得上心靜如水。
五
我在死刑號關了近一百天，在這生死一線的剃頭刀刃上滾了一百天。在5月上旬的某一夜，我又做了一個夢。夢見自己還在水淹的地鐵裏。死亡的冰水一點點沒上來了，即將把我吞沒了。我又瀕臨死亡，幾乎窒息。就在這時候，突然一股強勁的清風吹入了地鐵，水也迅速地下降。我張大了嘴，大口吞吐新鮮的空氣。轟隆隆地鳴響，從地底傳來，那些堵在地鐵裏巨大的框架、石塊、柱梁都隨著巨大轟鳴聲，被激蕩的水流給裹挾而去。我知道，這風是生命之風。我在巨大喜悅之中醒來，三個月來，我從來沒這樣醒來過，百思不得其解，想：也許是孫秀珍還沒走，我們還有見麵的機會？但願。
一天，我突然被提了出來。又走向預審樓。
我關進死刑號的那幾天，天天風雪交加。如今，久違的外界天下已然是桃紅柳綠。我眯縫著眼，望著這陌生的花花世界。
我趟著鐐，進了預審室。預審室裏坐了十幾個官員。心想，臨了臨了，還來這麽一出，什麽意思？
坐在正中間的是一位老軍官，看來，不是個一般的人物。他和顏悅色地問我：
張郎郎，最近學習得怎麽樣？”
一個臨死的人，哪還有心思學習。既然他這麽問我，也許有轉機，咱們也可以順坡下驢。隻要他不逼我再咬別人，說什麽都行。
反正，也沒別的事兒，就看看《毛選》學習唄。”他們也知道，我們隻有那一本書。
學了哪篇了？說說，說說。”說話聽聲，打鑼聽音。我在這裏邊兒關了這麽久，還不明白？這是給我鋪台階呢。我也不能牽著不走，打著倒退呀。
我不慌不忙說：“最近，我反複看了《敦促杜聿明投降書》、《將革命進行到底》。還看了《別了，司徒雷登》，還有……”
你看了這幾篇，有什麽體會呢？”
我明白了，蔣介石八百萬軍隊都被共產黨消滅了，我一個手無寸鐵的學生，還能怎麽樣呢？”
看來，經過學習，你還是有一定進步的。”這要擱在過去，我這麽回答，預審員決不會這麽回話。他打算說你有理，你怎麽說都有理。打算說你沒理，你說破大天也白搭。
最近一個時期，你在批鬥中，態度還是老實的。學習呢，也有些收獲。所以，今天決定把你從死刑號轉回普通號去。”
天哪！太陽從西邊出來啦？我連忙真心真意地說：
太謝謝您了，太謝謝您了。”
不要感謝我，要感謝毛主席，感謝黨。我個人是做不了這個主的。”
我又趕緊感謝該謝的人。
老軍官說：“從前，去死刑號的路是單程路，沒人從那兒回來過。關於死刑號的任何事情都是國家機密。今天，我們會把你的鐐銬卸下來，送你去普通牢房。可是，鐐銬還在我們手上，如果你不好好改造，隨時都可以再給你戴上，把你送回去。你明白嗎？”
明白，明白。”那天，他說什麽話，都不能改變我的心花怒放。那天陽格外光明媚。
那天，我就是從水底掙紮浮起，飛出水麵。看見了太陽，苦海有邊，那邊就是我生命的地平線。
出來後，聽老七說：有關方麵兩次都決定槍斃我們了，最後還是周恩來寫了“留下活口”四個字才救了我們。平均倆字一條命。而那位把我從死刑號提出來的人，就是當時的公安部長李震。可惜，等我出獄的時候，周恩來先生和李震先生都走了，苟活下來的我都不知道該去謝誰。
六
一年以後，又把我押回饒陽。這時候，小段、楊秉蓀都已經分別判為十五年、十年徒刑，送到勞改隊去服刑了。小亓告訴我，我們走以後，還真來人調查過我們那份報紙的事情，因為我們這些當事人，早就死的死，走的走了，這事就不了了之。而他手頭的那份報紙早就銷毀了。
回到饒陽縣，這裏已經不同往年了。張所長認為，這些###如果天天在屋裏呆著、憋著、餓著，早晚會出事。說：閑饑難忍，幹點兒活兒可以分散注意力，否則，這夥人指不定琢磨出什麽呢。於是，這裏開始擰麻猴。
所謂“麻猴”在北京叫軸毛，就是一條五彩的麻毛。當年人們騎自行車的時候，就把這軸毛拴在車軸上擋油。隨著車輪旋轉，顯出騎車人的風采。這也是當年自行車的裝飾物。
估計這“麻猴”零售也沒幾個錢，附加值極低。幸虧我們這些犯人都是免費勞動力。別看這個小小的“麻猴”，製作也不那麽容易。先把成捆的大麻運到看守所中間的空場，然後由勞動號（有特許勞動權的犯人，一般都是當地犯人。）用大鍘刀，把那些長麻鍘成一尺長左右的短麻。然後，分捆成一把一把的。下一步是由有技術的犯人，把這些麻染成紅、黃、藍、綠四種顏色。下一個工序是：把這些色麻分發下去給老弱病殘的犯人，讓他們用梳子把這些麻梳成像蠶絲那樣通透柔軟，發出緞子般的光澤。
我和老七算是青壯勞力，就被分配到成品車間。三年多來，由於我們是同案，所以一直關在不同的牢房，在死刑號都是如此。如今，到了車間，我們倆的車床就可以挨著，就可以暢聊一通了。這裏所謂的車床就是木製的土車床，我們就用這種車床依次把不同顏色的麻毛，用一根鉛絲把它們擰在一起。生產出我們這個工廠的唯一產品——麻猴。監獄長為了刺激生產力發展，把我們的產量和我們夥食的定量綁在一起。
一開始，當地的青年農民手頭都比我們利索多了。他們認定我們肯定玩兒完了。他們吃最高的定量，我們吃最少的定量。這還不算，一不留神，我還把自己的手掌給剪了個大口子。這又讓那些青年笑得喘不過氣兒。但是，也和大多知青一樣，三個月以後，我們的技術突飛猛進，漸漸地我們就開始吃最高定量，而新來的農民隻好吃最低定量。而且，即使是有技術的老農民，也不可能再追上我們了。
在這段時間裏，我們還進行了技術革新，不但把那個車床進行了徹底改造，還把當地多少年來擰“麻猴”的標準程序和姿勢都進行了改革。這些改變，地位的轉化，並沒有引起饒陽當地人和我們之間的矛盾。他們很樸實，能麵對現實。笑話我們的時候很真誠，佩服我們時也很真誠。
我們把這裏的“麻猴”產量翻上去不隻一番，這裏環境因此就變得更加寬鬆。一天，張所長高高興興地把我們集合起來發表講演，說我們的改造已經初見成果，現在產量上去了，超額完成了任務。可是，質量也要嚴格把關。質量過關以後，下次改善，一定有豬肉燉粉條。雖然，他的講演時肯定剛喝了酒，但就算這麽說說，我們也高興。在饒陽我們一年標準改善夥食隻有四次：“五一”、“十一”、“新年”、舊年（春節）。他老人家什麽時候給我們吃豬肉燉粉條，那就不知道了。
最讓我們高興的是，我和老七都成了生產標兵，所以吃的比過去多多了。暫時不再被饑餓煎熬。其實張所長也沒有給我們增加定量，他隻是把新進來犯人的部分口糧挪給我們吃了而已。新來的犯人肯定完成不了生產指標。我們也沒有因此良心不安，因為當地犯人都在這裏呆不了多久，就被判刑去勞改隊去服刑。在勞改隊他們成了合法勞動力，到了那兒他們就不會挨餓了。而我們等於是死緩犯人，不知在這裏還要等多久，所以自保為先。在這裏開展生產之前，和我們一塊兒來饒陽的北京氣象學校學生鄒宗誌，就餓死在這裏了。我們不想重蹈他的覆轍。
開展生產對我們最大的好處是，我們可以在車間裏天天一邊擰麻猴，一邊聊天。有時候，我們也一起唱歌。當地的青年也不時唱點樣板戲或語錄歌。有一天，我和老七唱起來《倫敦德裏小調》。也許，那憂傷的情調很符合那時大家的心情，所以，我們倆就一遍遍小聲唱著，不願那旋律停止。不知不覺中，其他北京青年和當地青年都停止唱歌或聊天，整個車間都寧靜下來，除了車床的嗡嗡聲外，剩下來的就是我們倆的歌聲。
這時，我們倆才發現大家都在聽這首歌，唱完這一段就自然停了下來。人們都沒說話，大概還沉靜在那個曲調中。過了一會兒，休息開飯了，幾個青年走過來，有北京的，也有當地的，都向我們要歌篇，我和老七答應晚上值班的時候，幫他們回憶回憶，寫出歌譜。
第二天，我和老七把兩個人的回憶加在一起，謄寫出了一張歌篇。他們就拿去抄寫了。此後，每天一上班他們就要求我們唱這支愛爾蘭的老歌，他們就小聲和我們合唱。幾天之後，差不多整個車間的青年都學會了這支歌。以後每天，我們都必唱幾遍這支歌曲，《倫敦德裏小調》似乎成了這裏的廠歌了。誰會想到，這首愛爾蘭旋律會繚繞在饒陽白花花的鹽堿地上。
後來，我們也教給大家德沃夏克的《思故鄉》。其實這支歌的歌詞我都記不確了，隻好自己根據大概那意思來填寫，就這樣以訛傳訛教給了大家。後來還教給了大家許多歌，我和老七也自己趁機寫了幾首歌，也教給了大家。不過，那三年中，人們最喜歡唱的還是他們學的那第一首歌。
我心中懷著美好的願望，像蘋果花在樹枝上搖蕩……”
後來，人們覺得還不夠過癮，就開始自己寫詩、寫小說。我的程序就是這樣，每晚在兩個小時的值班時，自己寫一段故事。第二天交給老七，他一邊兒看一邊兒幫我編輯、改錯。第三天，在工餘休息的時候，我讀給大家聽。
我們用辛勤的勞動換來了這珍貴的自由。
那一段時間裏，漸漸地，這樣的寫作就成了我的一個習慣，每天萬籟俱寂的牢房深夜裏，我都要寫上一千來字。對同一個車間的犯人來說，等於多了一個說書人。也許，每個寫作的人都需要讀者或者聽眾。而這裏的犯人，在這裏除了物質方麵的饑餓以外，也有精神的饑渴。所以，我寫作就有了動力。
在那個階段，我和老七在幹活的時候，最多的是聊社會上的風花雪月，自然會聊到許多遺憾的浪漫故事，就會有許多“早知如此，何必當初”，也有晴雯那種“早知枉擔了虛名，也沒了遠限”的那種遺憾。這些深聊讓我決定寫一個這樣的愛情故事。因為從一所房子開始，又以同一所房子為結，所以小說的名字就叫作《房子的故事》。
講的是我小時候住在大雅寶胡同甲二號，我們院兒的後門是小雅寶胡同六十六號。而六十五號是一座北京胡同裏難見的童話般的兩層小樓，裏麵住著一個姓黃的老頭。在樓上，還住著一個和我們年齡相仿的女孩子。因為她的穿著，和我周圍的孩子完全不一樣，完全是動畫片裏的打扮，舉手投足也都是儀態萬方。今天明白，這都是家教而已。而那時在我眼裏，她就是童話中的公主。
反右”的時候，黃老頭自殺了，那天我在房上看見救護車如何來把老頭拉走，也看見那個小公主麵色蒼白，嘴唇微微發抖，站在院子裏。不久，我們搬走了，那一切就漸漸淡忘了。那就是我們童年的相遇。
我大學時代，一個聚會中偶然遇見她。一聊，發現很談得來，又好像在哪兒見過。她告訴我她在北京醫學院讀書，家住在小雅寶胡同六十五號。我恍然大悟。這時候我才知道小時候我心目中的公主姓甚名誰。我才知道，原來她是黃老頭的養女。而黃老頭那次自殺並沒有成功，如今仍然低調健在。
那時候，我已經有個女朋友了，她和我都少年氣盛，還都有些不可一世。所以，我們正在鬧別扭，鬧分手。
也許，生活的際遇不同，黃姑娘則非常低調、通情達理也非常善解人意。於是，就覺得她才是最適合我的人。
然後，我們開始來往。但是，在那個時代我們的交往，必然遭到我們學校，我的同學，以至於我們家庭的堅決反對。
文革”中，她家再次受到更激烈的衝擊，這次黃老頭就沒有再次躲過，終於駕鶴而去，她家也被某個紅衛兵司令部占用了。好在，她當時還是學生，作為支持紅衛兵運動的醫療隊，被派駐到清華大學。
我穿過風雨硝煙，在清華校園裏的帳篷中找到了她。相顧無言，也無淚一行。最後，她送我出來，說：“你回去，做你同學的好同學，你朋友們的好朋友，做你媽媽的好孩子。離開我吧。”我的自行車消失在夜霧中。
過了幾個月以後，被幾個老兵拉去他們司令部喝酒，沒想到去的地方就是當年黃姑娘家。我們就坐在以前她的閨房裏，這裏已經被這幫孩子糟蹋得不像樣子了。滿地啤酒瓶子，杯盤狼藉，到處垃圾。萬幸的是，這裏居然還剩下來一個完好的電唱機。我放上一張，捷克的唱片《自新大陸》，這張唱片的第二樂章開始的旋律，就是當年我們倆最喜歡的一段。
我正在一邊兒悶頭喝酒，一邊兒在回想中玩味這旋律的時候，外麵一個孩子大叫：快來，快來！這裏有一個上鎖的地下室，還沒被抄過呢！說著，就掄起磚頭開始砸那個鎖。幾個孩子都竄了出去，隻有我還留在這裏喝酒。
外麵傳來咚咚地砸鎖聲，留聲機裏的定音鼓也在咚咚作響……
這就是我在饒陽所寫的《房子的故事》的結尾。既然是小說，我自然要加以渲染，加以演繹和八卦。每天在我們勞動休息的時候，我們這些禿瓢光著膀子，身上的汗水沾滿了各種顏色的麻屑。他們端坐在一起，我一字一句認真地讀著那故事，那些小夥子聽得直眉瞪眼。
隻有一個在饒陽縣插隊的北京知青就大不以為然。
他叫柳陸森。他說：我打小兒在北京胡同裏開玩兒，就沒見過，也沒聽說過你講的這種事兒。我揣摩，你整個就是一個侃爺，別這兒蒙這幫傻孩子了。他們一聽就以為北京到處可以遇見公主，你這不是害人家孩子嗎？你以後再侃，得事先聲明，這不過是你自己瞎編的。
我的這些粉絲就轟他走，說：你不愛聽，你就走人，真的假的不用你管，好聽就得，誰像你這麽彎彎繞？於是他們就把當地“四大彎”順口溜改成：轆轤把，大彎針，豆芽菜，柳陸森。
有一天，我念完那段故事之後，人們坐在那兒玩味著，默不作聲。
柳陸森突然開始背誦起一首這樣的詩：
當蜘蛛網無情地查封了我的爐台，
當灰燼的餘煙歎息著貧困的悲哀，
我依然固執地鋪平失望的灰燼，
用美麗的雪花寫下：相信未來……
他讀完以後，人們都七嘴八舌說：行啊，大彎針，有兩下子，是你自己寫的嗎？
他慢吞吞地說：“在這裏邊兒，都把你們給關傻了。這是著名詩人郭路生寫的《相信未來》。你們真是井底之蛙，什麽都不懂，什麽都不知道。”
的確如此。我真不知道郭路生在外邊兒寫了這首詩，我也不知道甘恢理寫了小說《當芙蓉花重新開放的時候》，更不知道白洋澱還出了一群文學好漢。
我的七十年代，就是在與世隔絕井底的一窪水裏，和其他幾個更小的青蛙，一起聒噪。不知道那算不算七十年代文化潛流，?知道那算不算文學。對我們來說，算什麽都不重要。這些微小聒噪喜悅，幫助我們度過了那漫長的鐵窗生涯。
七十年代，是我生命寧靜的地平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