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郎郎：寧靜的地平線（上）
【張郎郎：1943年11月出生於延安，1968年畢業於中央美術學院美術史美術理論係。曾任中央美術學院美術史係教員，院刊編輯。之後曾任《國際新技術》雜誌總經理，《中國美術報》副董事長，香港《九十年代》雜誌專欄作家。出版過文集《從故鄉到天涯》和《大雅寶舊事》。
現為普林斯頓中國學社研究員，同時在美國國務院外交學院教授漢語及中國文化。】
一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我聽說許多人在全國各地草棚裏、油燈下，一肚子理想，滿腦門子深刻。在寫著、畫著、唱著，做著文藝夢。都是形形色色、不同層次、不同境遇的理想主義者。玩文學的差不多都是這種人。他們琢磨、創作，試圖活出個模樣，尋找意義。
也許他們就這樣歪打正著，一不留神為中國文學藝術傳承做了很多事。
在那個年代，大麵兒上來看是個文化貧瘠的時光，他們這些活動漸漸形成了文化潛流，在地下交匯著、湧動著。所以，到了八十年代才會有那樣一次劃時代的文化群體勃發。
我也許是由於喜歡寫東西，曾經組織過一個文學沙龍，還在酒後茶餘口無遮攔，於是，在那個年代蹲進了監獄。也算是那個年代裏間接對文化傳承“有所貢獻”。大概，正如魯迅說的：咱萌不了芽，還當不了供天才們生長的泥土嗎？那些年頭，的確我當的就是最底層的泥土。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開始的那個午夜，我和許多年輕人一樣，是在油燈下守歲。不過，大多數人在農村、在農場。而我卻在牢房。
平時屋裏再冷，今夜爐子一定要火旺。也許，這意味著來年沒準兒會轉轉運。我們這兒的爐子，你一定沒見過。這是當地名為“掃地風”的全泥爐子。“掃地風”沒有爐膛，沒有爐箅子，沒有任何其他爐子必備的金屬附件。整個爐子都是用土坯砌成的。當地人憑多年經驗，知道如何利用爐子內部特別的結構形成空間，還有爐子底部有別樣通風口。不用風箱，自來就有風，所以得此名。“掃地風”是當地窮苦人的專利。除夕那晚，“掃地風”威風八麵，爐火通紅。
那是在河北省饒陽縣大獄裏。
此前，我從沒到過這個地方。這是衡水專區的一個縣，這兒屬於一個革命老區，曾經是抗日最活躍的地區之一，老鄉至今還記得呂正操、程子華這些當年在這裏亮劍的英雄好漢。我們這群北京###，被下放到這裏，這是當時副統帥一號命令所決定的。那時全國、全民都在準備打仗。
是得準備，於是我們這些北京犯人被準備成了饒陽犯人。
當時我黨應付局勢的架勢與心態和保衛延安時候一模一樣。“要有準備”是多方麵的。必然包括對腦瓜子裏有問題的文化人進行必要準備。保衛延安的時候，給王實味準備一把斧子就行了。這會兒王實味們實在太多了，全準備斧子也不行。
於是，一批批我們這種人從北京被押送出來。這些腦瓜子裏不對味兒的人中，包括“大小劉麻子”英若誠和他太太吳世良，中央樂團的首席小提琴楊秉蓀，據說還有歌唱家劉秉義、鄭佐成、王等等。當然，也包括我和老七這些無名鼠輩。把這些不安分和不可靠的家夥放在老根據地，有利於戰時管理。這個地區有革命傳統經驗。
後來，我聽當地的一個老幹部告訴我，在打日本那會兒，他們晚上經常的任務是“掏窩子”，就是清除異己的意思。半夜三更，幾個縣大隊的小年輕，就去什麽人家把目標人物罩上眼睛、堵上嘴，拉出村。宣布他的罪行，然後為了省子彈，就手工處理了。有一次，他們去某村去掏一個漢奸嫌疑，沒掏著，就把他老婆掏出來了。為了打擊漢奸，把他老婆扔進枯井也能滅他們的威風。在扔下枯井之前，小年輕們都上下其手“摸摸”。小王是近視眼，也搶著去摸。別的隊員笑了，說：“瞎子，看清楚嘍，那是你姑啊！”那些村的人，很多都有親戚關係。小王說：我不管，我摸的是漢奸婆！眾人齊聲喝止：我們都行，就你不行，漢奸歸漢奸，也不能亂了輩分。
聽到這兒，我明白了。人家這兒管我們這類人有經驗著呢。
我前麵說這是縣大獄，其實是傳統習慣說法。確切地說，我們由於還是未決犯，所以關的地方還不是監獄，而是公安局下屬的看守所。
這縣公安局看守所老所長，也姓張。他還是老區傳統做派：不穿官衣。就愛穿著對襟黑棉襖，一條緬襠褲，手裏提著個抗戰時期的鏡麵盒子炮，和當年鬧日本那會兒的捯飭還一個模樣。估計那是他一生中最閃光的年頭兒，那年代絕不能忘。
饒陽這地方到處都是鹽堿地，還非常缺水，真是“咬在瓜把兒上了——苦得厲害”。周邊的幾個縣，從來都不怎麽富裕。有些縣農忙一完，就整村整村出去“混窮”，去討飯，把自家的糧食省下來。饒陽縣的人，很要麵子，丟不起那人。他們也到全國各地去“混窮”，可絕不要飯，他們耍的是本鄉絕門手藝——劁豬。就拿著一個劁豬刀子，走遍全國，吃萬家飯，和古代俠客有幾分神似。
除夕之夜，這個窮鄉僻壤的老鄉們劈裏啪啦放了不少炮仗，好像這兒炮仗不要錢似的。原來，這塊大鹽堿地產硝。所以“搓炮仗”就成了這兒的重要副業之一。今兒晚上人們放的炮仗都是自己生產的，才能可勁兒地造。
我們這夥人，是1969年底從北京公安局看守所（就是那著名的K字樓和王八樓）押解到這兒來的。其實不過才三個月左右，已經把我們給徹底餓廢了。
現象是，這夥人裏連大小夥子們都不會跑馬了，的確也沒馬可跑了。甚至連生病都不會發燒了。人們開玩笑說，咱們都成人幹兒了，細菌也全餓死了。
人們坐在炕上閑聊，有人發現我們這些人（甚至包括我們中間最胖的李友鈿先生在內）緊並著的兩條大腿之間都出現了一個橫拳那麽寬的空隙。大腿上的脂肪理所當然地消耗殆盡。
北京公安局規定看守所裏一人一天八兩糧食。每個窩頭二兩，正好四個窩頭，一天兩頓。在北京，人們已經覺得餓得前心貼後心。據說，當年批這個定量指標的人，是北京公安局長馮基平先生。“文革”中，他也被關到這兒來了。人們傳說，他為此後悔不已。誰會想到，八兩糧食怎麽這麽不禁吃啊？
每天除了這窩頭之外，就一碗菜湯。什麽菜便宜，就是什麽湯。偶爾有點兒肉末兒，那就屬於上上佳肴了。當然，逢年過節如果“形勢大好”，我們還會有點兒改善。那陣子，我們已經被改造成了這種人——天天想的就是一個“吃”字。除了睡覺時間以外，肚子全天候都在和你較勁。
到了饒陽，每天倒是三頓，定量也是八兩。早晚各喝二兩粥，中午有兩個號稱二兩的“餅子”。就連當地的農民進來以後，第一次開飯的時候驚訝得眼睛都直了，絕沒想到夥食這麽淒涼。有人當場就掉淚，也有人用腦袋去撞牆，剛進來的人，胃酸都勁兒大。
我們喝的稀飯可以當鏡子照，身體也都和那粥差不多，餓得快透明了。可是當地人，比我們招兒多，他們很快就找到“抗饑”的竅門，那就是，越餓越得有存糧，中午那兩個高粱麵的餅子，最多吃一個。一定得咬牙留下來一個，到後半夜餓得無法睡眠的時候，一點兒一點兒，慢慢品。那就可以減弱胃酸對你的折磨。為了防止犯人自殺，每晚牢房裏的犯人都得輪流值班，每個人兩個小時。房上值班的解放軍也是每兩小時一班，他們在房頂上踱來踱去，隨時都可能點名。
這個縣城，竟然沒有起脊的大瓦房，一碼兒的平頂黃色土房。機關或有錢人家才是磚房。我們監獄因為重要，是磚房，但也還是平頂房。房頂可以當場院用，可以曬糧食，還可以放哨。
這樣的款式讓值班解放軍看守方便，來回踱步。他們在房上叫到幾號，那個號值班的犯人就立刻站到門前大聲喊道：“二號五個犯人，一切正常。某某某值班。”
你想想，這時候要不是有存糧釘著，你怎麽熬過那漫長黑夜裏的兩小時？
我們這屋“掃地風”比別的屋子也大一號，給的煤餃子也比別的屋子多一倍。這兒的煤球不是用篩子搖出來的，所以不是圓的，這兒是把煤末子和黃土和成了煤泥之後，就用我們的飯碗當工具做煤餃子，出一個個月牙形的煤泥，往地下一磕，就齊活了。一開始，這活兒都把我們這夥人看呆了，那煤泥絕對是煤少土多，那顏色一點兒都不黑，快和新四軍的軍裝顏色差不離，灰不拉唧的。我們想，這成色的煤餃子，有法兒著嗎？沒想到，這兒的煤還挺好燒，就這種灰色煤球著得旺著呢。
為了節約，我們屋一個星期才分給一百個煤餃子，平均每天隻能燒十四個，而其他小號每天隻能燒七個。二十四小時都燒，絕對不夠。所以一到傍晚我們就必須封爐子，一直封到第二天吃早飯的時候，才打開火。封火的時候，把半塊煤餃子研成細粉再用水和成煤泥，糊上爐口以後，再用一根磨細了的筷子紮一個隱約可見的小洞。從那洞口，隱約見到煤火的紅色，這樣才能耗到第二天。
所以，每夜下來，我們碗裏的剩水都結了冰，口嘴邊那兒，都有一塊由我們整晚哈氣形成的白霜。每個值夜班的，都凍得隻能坐在爐台上。所以，每個犯人棉襖的背後都有一綹如屋漏痕般的焦黃——那是封火後的微小火眼升騰出來的熱氣所為。
那時候，我和拉小提琴的楊秉蓀正好在一個房間。我們那個房間是個把角兒的大屋子，住了十來個人。別的小號才有五六個人。我們屋連炕都沒有，在地上鋪了些麥秸算是我們的鋪位。所長對我們說：這些麥秸在這裏也是“稀罕物”，麥秸比稻草隔寒隔潮，是打地鋪的上好材料。話是這麽說，對我這個風濕性心髒病患者來說，這地鋪再“高級”，在這不見的陽光房間裏地氣陰潮，照樣讓我忐忑不安。
當然，這兒也有這兒的好處。北京倒是住樓，還有電燈，還有夠分量的窩頭，還幹燥爽朗。但那兒管得太嚴了，每天除了改造自己，就是批鬥別人，其餘時間都得坐在那兒學習，還得坐得筆管條直。你連找個人聊個天，都得和地下工作者那樣機警，才能偶爾進行。
這裏物質條件差多了，可是根本沒人搭理你。你愛看書就看書，愛聊天就聊天，愛幹嘛就幹嘛，隻要你別打架鬧事，他們隻要求你老實呆著就行了。
人生何處不相逢，楊秉蓀萬萬沒想到，在“遠離莫斯科的地方”——饒陽縣，見到了上一次在莫斯科見到過的老朋友李友鈿。你想想那年頭兒，有幾個人出過國？老楊人家是蘇聯、匈牙利雙料留學生，在那兒學的是小提琴。老楊和我屬於一個大案子進來的，都是因為傳說了文化旗手的笑話。
老李從來不說政治笑話。他本來是上海的一位名廚，陰錯陽差被外交部選中，派往國外常駐，在莫斯科和布達佩斯都呆過。在“文革”中，有人在國外揭發他買菜中間可能有貓膩，北京外交部造反派就勒令把他押解回京。他一聽臉就白了，那個火紅年代押解回去，肯定凶多吉少。天生慈眉善目溫順的他，半夜就逃出使館，企圖“叛國投敵”，結果，還是被抓了回來。
當年，老楊是使館請來的藝術家，給國際政要獻藝。老李則負責演出後給大家準備上好的佳肴。你想想，那時候他們是什麽架勢，什麽派頭？吃什麽？喝什麽？
在饒陽這裏，他們大眼瞪小眼，喝著白開水，等著下頓的黑李逵餅子。這兒的餅子剛下鍋的時候是黑紅黑紅的，近似巧克力顏色，等涼了下來就黑得像鐵疙瘩一樣。這是全高粱麵的餅子，所謂全麵就是在磨麵的時候，把能磨的東西都磨進去。不出麩子不出糠。這樣的糧食實惠，所以才那麽黑。
老楊和幾個同屋的人，每個人都拿著各式各樣的本子，各種各樣的筆，一本正經圍坐在老李的周圍。老李用他無錫口音普通話給大家講解一道道名菜的做法。
這是一項重要的文化活動。固然，越寫越餓，越餓越寫。別看老李已經餓成細脖大腦殼了，可講起菜譜來，還是當年著名大廚的譜兒，言簡意賅，形容準確，細細道來，不緊不慢。專業人士就是專業人士，他口中的每一道菜都精致無比。無論中餐還是西餐都可以錄入頂級的菜譜。就這樣，我國的飲食文化得到了一次成功的傳承。
我這人雖然也喜歡吃好的，但絕不是一個美食家，所以向來對飲食文化就興趣不大，這會兒又餓得要命，他們還一本正經坐在那兒進行精神會餐，那胃髒一定更加難受。所以，我不去聽。老楊說：不會，精神會餐可以分散注意力，減輕胃髒的痛苦。再說，你學好了這些手藝，出去以後一定大顯身手，自己徹底伺候自己一把。
當時我們屋子裏大概有十二三個人，七八個人都參加了那個精神宴會。
我呢，正給幾個小年輕侃故事。當我侃完一個故事，他們正七嘴八舌爭辯的時候，一位叫段鐸的小夥兒突然說：“你別就光給我們窮侃了，幹脆教教我們，也玩玩文學、寫寫詩。”
段鐸那時候大概還不到二十歲，餓瘦了更顯年輕。原來，他發現我在牢房裏靠侃故事就可以占據一席之地。在這兒，這也算一種本事，要練別的本事，這裏邊兒沒條件。要練文學，就是練嘴、練筆，在饒陽絕對有這條件。不練白不練。
他話這麽一說，其他幾個年輕人都同聲附和，齊齊嚷嚷要拜我為師。段鐸學習的根底很好，因為出身問題，沒被大學錄取，隻好上了一個中專。雖然他一直喜歡文學，可沒機會玩文學。另一個同號叫王濤，是青龍橋的一個著名玩主，那片兒住的都是正兒八經的八旗子弟。於是，他們就開始聽我侃詩。
年底之前監獄進行調號，把老楊和老李他們都調走了。
我和這些北京來的小夥子們還留在這個大號裏，就開始一起寫詩、評詩。段鐸是個非常聰明的青年，他本來是在中專學電機的。我先教他背一些新詩、舊詩，讓他體會詩的意境是什麽，優美在什麽地方，如何在文字裏寄托筆者的情愫。
從蘇東坡的《念奴嬌·赤壁懷古》到柳永的《雨霖鈴》，從普希金的
假如生活欺騙了你》到艾呂雅的《你好，哀愁》等等，我給他瞎背一氣，他就瞎記一堆。
別人聊天的時候，他就在那裏瞎背。為了記得清楚，他就把剛躉來的貨都抖摟給王濤。不用幾個月，他和王濤，還有景山東街的小亓都背了不少從我這裏躉去的二手詩作。
後來，以小段為首的這夥孩子，一人釘了一個本子用來抄詩。後來，把我搜腸挖肚的所有零七八碎都背完了，就隻好一起命題自己來寫詩，每個人都寫。他們各有千秋，全都進步神速。你想想那個王濤，本來是個玩主，現在居然和我們一起寫詩。小亓喜歡寫古詩，寫完後也和我們切磋一番。小段兩樣都試試，雖然他是淺嚐輒止，寫的詩味還是很濃的，對一個學理工的孩子來說，就很不容易了。
除夕那一夜，我們都沒睡覺。除了留下來中午的一個餅子以外，我們還把晚飯稀飯裏的胡蘿卜，也留了下來當年夜飯。我們把胡蘿卜圍放在
掃地風”的火口邊，真都烤成了透明的胡蘿卜。吃起來有點咬勁兒，還香甜無比。後來，看到莫言的小說裏描寫的透明胡蘿卜，似曾相識。那天晚上，我們約定在一小時內各自寫一首詩。
王濤寫了一首自由體的新詩，題目就叫我們大為驚歎——《我是流氓！》。他生動熱情地標榜自己就是一個流氓，談到流氓的快樂，流氓的自由，流氓的流浪，流氓的超越。我們紛紛叫好，每個人還都和了一首——可惜我不是個流氓！》、《我心裏就是個流氓！》、《我也想當個真正的流氓！》。
我們輪流朗誦，笑得滿地打滾。那時我們非常快樂。我們把這幾首詩釘在一起，封麵上我用美術字寫上《流浪者之歌——一群快樂的流氓》。我看大家越來越上癮了，寫作熱情高漲，就說：幹脆咱們辦個報紙，當年在渣滓洞人家陳然還辦了個《挺進報》，咱們也在這裏辦個解悶兒的文藝報，怎麽樣？
他們三個齊齊喝彩，我就開始主辦這個報紙了。其實，每次隻是一張大紙，那是我們用粥把幾張紙粘在一起。這張報紙隻有正反兩麵，一共兩版。我本來就是學美術的，所以我先畫好了版樣，他們的稿子，也都由他們自己抄寫在預留給他們的版麵上。我還給每首詩都畫了插圖。用了兩個下午，我們第一期就出版了。
當然，我們很小心。每次出版以後，大家悄悄傳閱。當然，隻是在我們這幾個人中間，多一個人看了，我們被發現的機會就多了不止一倍。不是特別近的朋友，絕不傳閱。我們本來商定，看完就毀掉，可是，每次大家還是舍不得，於是就分別保存著。我們說好了，誰的萬一被發現了，就說是自己寫著玩的，別人就盡快銷毀。
大年初二，又調號了。這次我分到一個隻住五個人的小號，和楊秉蓀分在一個房間，我很高興。就在半夜他值班的時候，我悄悄地把我保存的那份報給他看了，他看了非常快樂，拚命忍住笑聲。不過，他抹抹眼睛，歎口氣，說：“別舍不得，快點兒銷毀了吧。這地方，這件事就可以算是重新犯罪。安全第一呀。”
我知道他說得對，我就是為這種罪折進來的。於是，立刻把它塞進了火爐，眨眼間，這張報紙就化為一縷青煙。這也是在縣大獄的好處，這裏沒有暖氣，冬天隻好生爐子，要是在北京看守所要銷毀點兒什麽就沒這麽容易了。這裏銷毀一篇文章之類的東西實在太方便了，原始環境有原始環境的好處。
二
我本來想過兩天找個機會告訴他們仨，都銷毀了才保險。可計劃不如變化。
大年初四（1970年2月9日），監獄裏人們前兩天遇上了難得的改善，肚子裏終於有了點兒寶貴油水。混了個肚兒圓，大家心情就爽朗了起來。
剛喝完早飯的粥，張所長就提了鏡麵盒子炮上了房，解放軍也在房上架起了機槍。這裏的犯人們，非但不會為此而緊張——對他們來說這早就是家常便飯了——反而都興奮起來。人們嘀嘀咕咕：“有戲！今兒肯定有戲！”哪出戲並不重要，有戲就有得看。
老張頭看各路人馬都布置齊了，在房上開始發話：“田壽鵬，出來！打開庫房，叫到名字的人自己把行李搬出來，再到庫房把自己東西都拿出來，在當院打好鋪蓋卷，然後都就地咕嘚著等叫名字。叫誰誰出來。”人們都興奮無比，人挪活、樹挪死。再不挪，我們耳朵後頭該長青苔了。
“索家麟，王濤，宋惠民，朱章濤，田樹雲，張郎郎……”老張頭兒這麽挨個點名，接著他還點了我的同案老七等等。我同屋的其他人都對我拍拍打打，表示祝賀，說：好啊，你小子發了，別忘了我們哥兒幾個。我一邊收拾東西，一邊說：“發什麽發？純粹是騎驢啃燒雞——這把骨頭指不定扔哪兒呢！”人們紛紛說：挪就好，挪就好。
幹淨麻利快，沒過幾分鍾，被點名的這七八個人收拾好了，都蹲在院子裏。然後，老張頭一個一個往外叫，間隔大約五分鍾。
輪到我出去，到了外院兒一看，頭皮頓時就麻了。先出來的那幾位都已經加工過了——被砸上了死銬、死鐐，傻大黑粗還都帶著鐵鏈子，和電影裏見過的那些死囚的行頭差不離。我被命令坐在地上，兩個警察叮哐幾下給我砸上了死鐐，又給我帶上了死銬。我想：也許這是為了押解安全，所以才搞了這麽大的陣勢。
然後，我們這些人被命令起立，走向大門外。大年初二的饒陽縣城響起一片清脆的腳鐐聲，打破了清晨的寂靜。
沒想到我這寧靜的七十年代剛拉開幕，就鬧這麽大一個響動。我們走到監獄大門口，這條街已經被封鎖了，遠處街口堵滿了翹首以望的好奇市民。我們自己提著行李，走到車邊交給警察，他們和當地的工作人員一起，把我們的行李綁在汽車頂上。我們這些叮叮當當的人，陸續上車坐在指定的位子上。過去聽老獄底們說過，這種捯飭的犯人被戲稱為“嘩啦棒槌”。
一位警官在開車前宣讀了一篇什麽文件，那文件並沒說為什麽要挪動，去哪兒，幹什麽，隻是警告我們在押送途中，必須老老實實，否則“勿謂言之不預”。他們從來不說要緊的，光說萬一的。
我們路過冀縣，那裏也有一批犯人上來，上來的也全是“嘩啦棒槌”。打頭兒的是位名叫孫秀珍的女犯，在監獄學習班的時候，我就和她認識了。她可是這兒的第一大美女。後來，我又和她的同案犯田樹雲大夫關在一起，可以說，我和他們倆都是老熟人了。她和我對視的時候，微微一笑，看來，她在冀縣也關煩了，也覺得隻要挪動就好。
你別聽她這個名字簡直俗不可耐，可她那個人，絕對清純出眾。我們進了監獄學習班，第一次集合的時候，她的身影就吸引了我。那時候，我在監獄裏已經關了一年了。人們說：這時候男犯眼裏“母豬都賽貂蟬”了。可我到底還是美術科班的，別看她一點兒不張揚，一點兒不打眼，低眉順眼，說不出的溫柔而迷人。在鐵窗水泥塊中，更透出了一股不凡。那會兒，多數男犯的目光都被外號叫“餡兒餅周”那位女士給吸引住了。她的確是北京著名老字號餡兒餅周家的嫡孫女。可能因為是回民，所以皮膚白裏透紅，濃眉大眼，人也爽朗、大方，必然抓住了眾人眼球。
當時，孫秀珍的風度與眾不同，是典型的知禮小女子。我誤以為她是個日本女孩兒。在聽別人叫她的時候，聽錯了，以為她叫“庫裏”或者“庫裏娃”。我同屋的薛新平是國際關係學院日語係學生，他悄悄告訴我：“如果發音是庫裏的話，那就是黃昏的意思。這名字真的很符合她的形象，那麽迷茫，那麽優雅。”原來，他也和我一樣為她暈菜了。薛新平就在自己的板凳上，用毛筆寫了類似“暮紮”兩個漢字行書，這在日語裏讀作庫裏，意思是黃昏。每次開會，他就故意亮著板凳上的字樣經過孫秀珍的身旁，可她視而不見，一點兒反應都沒有。小薛以為，這是她應有的矜持。
後來，我和老七不知天高地厚，似乎忘了這是什麽地方。半夜我倆推心置腹，發現我們倆心儀的對象並不重合，都鬆了一口氣。他告訴我：他喜歡的是“餡兒餅”周，我告訴他我喜歡的是“庫裏”。我們倆反複商量如何向她們表白——在鐵窗中照樣有熱烈真誠的愛慕。
有一天開大會。周姑娘帶領女犯隊伍入場，她是小組長。看得出來，她這種長相的人，單純大方，心地善良。老天有眼，那天，周姑娘正好就坐在我前麵。好啊，機不可失、失不再來。我連忙寫了個紙條：“周同學，你好：請問，坐在你後麵第三位那個女同學叫什麽名字，能告訴我嗎？張郎郎”我把紙條疊成了團，回頭看看沒人注意，低聲說了一個字“信”，手一垂，就扔到她鞋邊兒。她似乎沒聽見也沒看見，直視前方認真聽講，還一邊兒記著筆記呢。我心裏開始七上八下：糟了，要是她不接這茬兒，我不就現了嗎？我心如大鼓一樣咚咚響。再仔細一看，那紙條已不見蹤影。我鬆了一口氣。老天爺，行，這姑娘真夠麻利的。我又回頭假裝四處張望，人們都在認真聽講呢。她自言自語咕噥說：“小心有狗。”嘿，她真是膽大心細，還不忘給我提個醒。
散會時，她站起來整隊，帶隊退場。路過我跟前，她望著前方喃喃說：原來意在沛公啊！”哎喲喂，原來已經看了字條，還不大高興。但願這誤會別讓她就此跟我翻臉吧？心裏繼續打鼓。
直到下一次歌詠活動，路過我身邊，她也扔給我一個小紙團。是這樣寫的：“張同學，你好：她叫孫秀珍。這樣通信太危險了。以後，你把信用圖釘釘在土箱底下。”回去和老七看了這封信，喜出望外。嘿呀，這孩子真聰明，簡直是個天生的地下工作者。於是，我們倆趕緊分別給她倆各寫了封信。傍晚倒土，我們倆自告奮勇，抬著土箱把垃圾送到院外的垃圾站。信就釘在箱底兒。把土箱就留在那兒，要到第二天早上才取回土箱。
我們就這樣建立起來秘密的通信渠道，我和老七天天幫男犯院子倒土。女犯那邊呢，是由周姑娘和學生李世倒土。後來，李世告訴我，小周很聰明，知道孫秀珍案情嚴重，而她和小李從進監獄就關在一起，信得過，決定讓小李跟她一起倒土。剛開始，小周沒想到老七會給她寫信，有點兒意外，猶猶豫豫，但老七勇往直前，坦誠熱情。很快他們就進入白熱化。我和孫秀珍的通信也迅速升溫。當然，這一切都在虛擬幻想的世界中。但在那個年代，誰都沒想到會在監獄裏發生這樣的童話故事，我們四個人都非常珍惜。在監獄學習班，幾乎所有犯人都發現就我們四個精神抖擻，跟打了雞血似的，覺得其中必有蹊蹺，時不時旁敲側擊。而我們倆隻能裝傻充愣。
在學習班認罪階段，孫秀珍做了發言，我才知道，她和我一樣都有
裏通外國”的罪名，而且她案子裏還有一位男性的主犯。我想，那一定是她的男朋友，生死相依呀。即便如此，也不影響我給她寫情書的熱情，她和我的通信中對那個主犯一個字也沒提。
那時候在監獄，早已告別了社會上的生活與身份，交換這柏拉圖式的情書，我們都很愉悅，讀得臉紅心跳。那是黑暗的日子裏最豔麗的一道晨光，顯示著頑強的生命力。
可惜，在一號通令下，我們並沒被分配到同一個地方。
我們是鄰縣，她和英若誠、吳世良兩口子、學生李世等人都被發配到了冀縣。她從冀縣上車來，即便她變成了“嘩啦棒槌”，可舉手投足還那麽風韻萬般，她見到我的時候還有些害羞，臉微微一紅，低頭笑了。依然那麽天真，那麽動人心魄。
然後這車就撒開了往北開，路邊的城鎮飛速後退。深州、安平、獻縣、河間……我知道了，這車離北京越來越近了。我興奮了起來，本以為在這備戰時期，一時半會兒絕回不了北京呢，這一大挪動還真不賴，心裏就湧現出小學課本裏的詩句：
車過鴨綠江，好像飛一樣。祖國，我回來啦！祖國，我的親娘。”在我心裏改成了：“北京，我回來啦！北京，我的親娘。”可惜，那時候的汽車可沒現在的那麽快，還沒飛起來。
一直到淩晨2點，我們的車才開到北京。輕車熟路，又開回了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半步橋四十四號。
幾輛大轎車停在看守所的大操場上，操場四周裏三層外三層地圍滿了警察，而在警察外麵，還有荷槍實彈的軍人。那時候的警察也都穿著軍服，不過他們沒槍。在這地方，我們管警察都叫隊長，管軍人都叫班長。從這些大轎車裏湧出了幾十個全套打扮、上下一起砸的“嘩啦棒槌”，在隊長們的指揮下，我們稀裏嘩啦地走向操場的西北角的小門。
我頓時明白了：今天的“戲”是要命的戲！
在北京看守所半步橋這個大院裏，關押犯人的建築一共分為二十四個筒。所謂筒，就是建築物裏的筒道。分屬於三個部分。K字樓，三層，每層四個筒，從一筒到十二筒都在這個樓裏。五角樓，兩層，每層五個筒，從十三筒到二十二筒都在這個樓裏。第二十三筒，官稱死刑號。就在西北角的這個小院兒裏。二十四筒，是後來新蓋的，也在這個小院兒裏。這兩個筒是死刑號，也被犯人稱為“槍號”。
我關押在看守所裏學習班的時候，有機會出去勞動，也來過這個小院裏幹活。一次是打掃新蓋的二十四筒牢房，二十四筒裏有幾間牢房“設備先進”，那就是所謂的橡皮監獄，四麵的牆都釘滿了泡沫塑料，和沙發差不多，關押一些特殊犯人，讓他們沒法自殺。另一次是去清理房間，就是拉一個小車把剛剛騰空的槍號裏所有東西都堆到小車上，推到庫房那個院子裏。據說，事後會有犯屬來這裏領取遺物。當我看到那雙皮鞋，心裏就感到非常別扭，因為我知道昨天這雙鞋的主人還活著，而現在，說沒就沒了。
還有一次，是幫這兒的警察衝洗死銬、死鐐。上麵確實有主人生前留下的血跡。衝洗幹淨後，幫警察裝箱，留給後人用。幹這些活兒的時候，我萬萬沒想，竟然會輪到自己。
我們這些人一字排開，麵對小院兒的高牆蹲在地下。這裏的強光燈明如白晝，連我對麵老牆上的青苔一絲一毫都曆曆在目。這時候我才注意到，這個現代化的大院兒裏竟然還保留著這麽一堵曆史性的老牆。那些磚縫都磨凸出來了，每塊磚的風化程度不同，因此各有各自的風姿。我聽說過，這裏曾經關押過刺殺攝政王載灃未遂的汪精衛，還關押過著名的川島芳子——金璧輝，據說她就是在這個小院裏被處決的。
我們身後的警察開始叫名字，叫到誰，誰就到院子中間的桌子那裏去登記，然後拿著自己的東西進入筒內。
我被“扭送”到北京公安局已經一年半了，被提審了幾十次了。一會兒說要寬大，一會兒說要從嚴。時間長了，人也就皮實了。後來知道了，無論他們和顏悅色還是橫眉豎眼，無非是要我交待背後“長胡子的人”。邏輯很簡單，我講的那些笑話和“反動謠言”，如果交待出“謠源”，我的罪過不過是個傳謠者。如果交待不出來，我就是個造謠者。我自己很清楚，如果我是個傳謠者，也許隻判個三年、五年。如果我是造謠者，就可能判個無期，最少也得二十年。這年頭兒數字，對我說來都差不多。要是為了從寬，交待出來別人，我關了三五年出去，照樣還是個現行反革命，還得內疚一輩子。再說，在裏麵二十年也不一定比在外麵難過，何況，二十年後指不定怎麽樣呢。所以，無論他們來軟的還是來硬的，我還是那樣，我心裏有底。每次，我都會自問：最壞又能怎麽樣？自己觸觸底，心裏反而踏實了。
這次，我蹲在那裏又想用以往模式那樣來思考，最壞又怎麽樣？突然發現，心裏沒底了。最壞？那就是玩兒完了。“雜耍要收場了——沒戲啦！”正這麽想著，警察就叫我的名字。
他們把我的名字登記在冊，然後讓我打開行李。隻讓我拿了一條被子，一個臉盆，一條毛巾，牙缸、牙刷、牙膏，一個飯碗，還有一本《毛選》。其他衣物，連褥子都不許帶，就揮手讓你進號。前麵一個警察領路，自己稀裏嘩啦跟在後麵。我心裏想，進去以後趕緊問問同屋老犯人。進屋以後才知道，每屋隻有一個犯人。心裏沒底，照樣沒商量。
我像一個麻包一樣，“咕噔”一聲坐在炕箱上。也好，終於可以自己安靜一會兒，放鬆下來。讓繃緊了一整天的神經，稍微緩一把。
三
死刑號裏的炕箱高度不到半尺，還是封死的。犯人無法鑽到床下去，也無法把東西藏到床下。炕箱占了整個屋子的四分之三，隻是在靠門那邊留出了一條水泥地，那裏還有一個抽水馬桶。在普通牢房裏，絕沒有這個設備。在馬桶後麵的牆上有一個觀察孔，上麵嵌了玻璃。另一個觀察孔則在牢門上。這和其他牢房一樣，那觀察的小窗戶旁邊有個按鈕，如果你有事情找看守，可以按這個按鈕。和醫院一樣，你房號的那牌子就會翻下去。這裏的牢門有兩道。裏門是動物園那種鐵柵欄，外門則是厚厚的鐵皮木門。在木門的底部有個貓洞，原來可以從這裏把飯遞進來。人們想得很周全，一個犯人鎖到這裏頭以後，不用打開門，吃、喝、拉、撒、睡全都解決了。
我心裏沒底，更要想下去。正在絞盡腦汁的時候，聽見有人打牌兒找看守。我忙屏住呼吸仔細聽來：“報告班長，和我一批進來的犯人都去見馬克思了，因為我有重要的問題要交代，才留了下來。你們怎麽也不提審我呢？”一聽到這嗓音、這腔調，我就知道了：這是遇羅克，他是利用報告班長的方式告訴我們，我們來到這裏意味著什麽。一句話：每個人都要準備走上刑場。
這就是遇羅克，這就是他的風格。他在監獄裏無論什麽時候，都那麽主動，那麽從容不迫。從我第一次見他的時候，就已經是這樣了。
大約在我進監獄半年左右的時候，官方安排調號，把我們倆調到六筒同一個房間。那時候，他在監獄裏已經非常有名，人們都知道他，是因為一篇轟動全國的《出身論》而被捕的。
前，在“血統論”籠罩下發生了“八·一八”後的###，當時，全國出身不好的人都被壓得喘不過氣兒來。後來遇羅克借著形勢的變化，橫空出世——一篇《出身論》如彗星劃破漆黑夜空。而出版這篇文章的《中學文革報》，一時洛陽紙貴，風行全國。每天，遇羅克和這個報紙編輯部收到的讀者來信，得用麻袋來裝。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簡直形成了一個類似狂熱會道門似的旋風。
中央文革注意到了，有關方麵注意到了……最後，決定抓捕遇羅克。
遇羅克從進來那天起就沒有屈服過，他似乎就是個天生盜火者。他把入獄當成必然的結果，這裏是和當局智鬥的現成平台。他理所當然地成為當時人數眾多“被侮辱被損害”弱勢群體的精神領袖，先行者，也是個殉教者。
而當時，我的罪行中還有所謂“聯動思想後台”這麽一條，因為我當時的許多小哥們兒都是聯動的骨幹。其實，在他們最得意的時候，我卻堅決反對“老子英雄兒好漢”那個血統論對聯。我認為，這和德國法西斯的人種優生”一說，沒什麽區別。
我是在他們被江阿姨耍了之後開始思索、最不得意時候，才和我成了哥們兒。他們還救過我一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