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天下” 興亡周期率原因初探 - 作者：馬渝生
中國王朝興亡周期率的問題最早是黃炎培在延安向毛澤東提出來的，世稱“窯洞對”。
站在民生的角度，我試談王朝興亡周期率的成因。
隨著金屬工具、文字的發明、手工業的發展，分工的產生，私有製的發展迫切希望從割據的混亂小社會、期望進入有利獨立於農業季節勞動之外、分工可形成行業優勢的社會，有利手工業商 品流通的統一大社會，向集居不受季節生產製約的集鎮、城市階層發展。集權的一統大社會比混亂的割據小社會更能保護私有製生產的發展，特別是進入新興分工行業手工業的發展。進入地 方割據時代，經過春秋戰國百家爭鳴，腦力勞動掌握公共資源統治體力勞動的功能越來越受權力階層的青睞，知識分子也向往著能進入“暮登天子堂”的說客行業的興旺生涯，地方割據勢力 的相互兼並使統治層不斷要求強化管理水平，使知識分子有了用武之地。秦皇朝正是在這種曆史階段誕生的。在生產力低下集體經濟單薄的社會，要維持大一統的國家機器，集權專製的產生 有足夠合理的為新興生產力擁護的理由。氏族社會以來以社會精英分子為首的地方割據統治，逐步演變成為社會整體分階層的集權統治，原來族群割據的矛盾讓位給階級統治的矛盾。知識分 子階層與權力層的結合形成的管理階層，逐步壟斷了社會公共資源的管理，存在於社會之上，與勞動階層分離了。
專製的權力必須把管理權分配給管理層，維護這皇室澤蔭的“法”，當然把勞動層的利益割裂開，這也成就勞動層發展成自生自滅相對獨立的生存環境，從奴隸到自由民，解開了人身自由的 束縛，為私有製的發展撤去了奴化的樊籬。當然，這是專製下的有限私有製，而管理層的剝奪才是無限的，因為壟斷著經濟分配的解釋權。
秦的政治製度構建中央、郡、縣，金字塔式的三級管理，隋朝開始產生的從底層知識人才向上補充管理層新鮮血液的科舉製，到唐朝正式形成製度，才最終完善了“家天下”的集權體製。“ 家天下”皇帝假“天”之子，淩架一切人之上實行人治的權力，是一切是非標準的出發點。
以生產成果為對象的貿易往來、民間經濟的交往，它以公平公正為生命；以記述事件史實，發表觀點說明的文字及形成曆史積澱的文化，是以真實為生命；在專製政治下權力控製經濟分配命 脈的是非標準，盜鉤者賊、竊國者侯，是以權力壟斷為生命。這三種不同範疇的生命糾結成的載體文化，構成了中國封建社會二千多年不可解的矛盾體。
掌握了物質力量的政治生命是強勢的，又是短暫的。家天下在血統繼承中、正統標準的相對性支配著政治是非，所以利益觀標準隨權力位移而變換，權力層內部的清洗自殘就不斷發生。權力 角逐的突變性不能影響統治基礎的穩定，所以內鬥不能暴露在陽光下，重視黑箱操作的隱蔽性。“城頭變換大王旗”，也為受死亡線威脅的民生所唾棄。所以要掩蓋曆史文化記述表達上的真 實性是宮庭文化的特點，製造文字獄之類冤案來摧殘正直知識分子就範是統治權力穩定的必須。
政治勢力去掌管負責經濟工作，就必定帶著政治上的強權等級習慣，去幹預、改變經濟交易分配上的公平公正性，而官場內引發的內耗矛盾又能讓社會上的經濟改革成為犧牲品，所以王安石 之類的經濟改革都走向垮台的結局。這是專製政治帶給文化、經濟工作的必然後果，這種強權政治的物質力量，要經濟、文化按它的意誌畸形生存的社會綜合體是必定不可能和諧協調的。
金字塔式的統治架構使勞動人民的矛盾隔絕在底層、局部範圍，有矛盾不能指向上層的統治者“家天下”的主人。“家天下”既可以采用“棄車保帥”式的製度內操作撤換個別地方官，也可 以動員全國力量解決局部地方政體上的動亂，以石擊卵。勞動階層除了受剝削榨取外，生活在自生自滅的境地。對知識分子既要磨滅他們的直言不諱、正直不阿的本能，又要籠絡、利用他們 的管理參政才能，處在又打又拉、分化瓦解中加以改造利用的境地。社會處在既階層分明又有遊離層動態分布、信息在封鎖和非“正道”傳播中相互侵蝕，讓公權力信譽日漸喪失。
中國這樣遼闊的土地上要有一個龐大的政治管理網絡：有一定的上尊下卑的等級製度規矩；有能領會上層等級統治意圖、善消解下層矛盾的政治素質和管理職能的管理層。秦始皇有設計貫徹 “家天下”的雄才大略，但犯有雄才霸主常犯的毛病——“急性病”。頻繁征用老百姓搞全國性的浩繁的建設項目，民不聊生。新生的金字塔式各管理層在統一大國的政治理念上未趨成熟、 結構上未趨完善，未能承擔新生政權負荷，全國性的政令直達民間，各級管理層未構建完善為上層統治者當“盾牌”的緩衝作用，使民憤直指中央帝國，加速了秦皇朝的崩潰。
秦皇朝滅亡了，它金字塔式的政治體製在繼承了二千多年後，隨著工業化的興起而走進曆史之前，（不計無統治成熟期的隋、元等朝代），各個成熟的統治王朝總擺脫不了改朝換代 “周期率 ”的製約，在內憂外患中更替。
“家天下”管理層的組織用層層等級管理社會秩序，為權力壟斷體製護航。整個社會的組織體係建立在等級決定權力，權力決定是非的思維模式上，凡事由長官意誌決定，是唯心史觀統治社 會的組織基礎產物。盡管在具體的人物上，社會上不乏堅持實事求是的官員，也有以唯物史觀論史談政的人才學者，但因追求實事求是的趨使生存環境惡劣，往往到處碰壁，不能在社會上形 成公事公辦的氣候；抱唯心史觀者唯上司馬首是瞻者、如魚得水，奉承拍馬者處世能遊刃有餘，在社會上大行其道。一代一代讓實事求是真材實學者在淘汰環境中逐步退化。社會統治勢力越 來越腐敗終於使階級對立的矛盾逼向存亡的臨界線，是形成“周期率”的原因。
勞動階層像農民的收入靠的是田裏莊稼的收成，其收入高低的決定因素主要是客觀條件，像社會宏觀環境的戰爭與和平，清明廉政社會的低稅收或黑暗腐敗社會的高賦稅，土地壟斷中的高地 租或新政中的平均地權，自然氣候條件下幹旱雨澇、霜冰雪凍或風調雨順等等，農民一年的辛勤勞作所換取的收獲，不是由主觀決定，而是客觀決定。所以，正視客觀條件決定自己生存命運 的世界觀，才使農民艱苦樸素一生來向大自然索取，向客觀求索，隻求實在。自己辛勤的勞動、精益求精的管理，在鑽研掌握農作物豐收的因素中，不斷提高自己掌握大自然中生長規律的本 領。向大自然沒有討價還價、弄虛作假的餘地，不想好高騖遠，隻能勤懇樸實。
但麵對社會管理層，他們又成了被索取的對象。而對人的索取不像對待大自然，它的陏意性縮放彈性大，這就養成了管理層的任意、貪婪、欺騙性。不逼到死亡邊緣，農民是不會造反的。但 權力中的欲望總是無限膨脹著的，到朝代的末期，農民已逼到死亡邊緣了，造反隻是另一種求生欲望。
工人的打工，按天論月，數件計量，也是按客觀的數據計工資論報酬。這樣形成他們的願望，理念也是實在的、樸素的、本份老實的，對客觀世界不求非分之想。在主觀上不對社會上的他人 企求奢望，安分老實，使工農勞動階層對事物形成從客觀求證主觀的哲學路徑。
但對“家天下”的管理層，皇帝為了使自己的專權讓管理層有惟上的服從力，讓它的壟斷管理有從下層向高層的管製凝聚力，權力層層遞進，望忠心層層遞增，把工資待遇也層層提升，當作 凝聚劑一樣使用。職位的安排當然有治國的才華、牧民的謀略等客觀因素，但為“家天下”的忠心是第一要素。服從上級的主觀願望是下級權力、職務、工資待遇等得到保證和提升的決定因 素，所以管理層對社會下層的實事求是要求，對客觀求實的唯物精神就隻能擺在次要的位置上了。
權力決定社會公共資源的等級分配，決定物質生存條件的優劣安排，統治階層向勞動階層貪婪索取的欲望、隻要還在勞動階層能克製承受的範圍內就不斷膨脹，主觀價值取向形成習慣。對老 實本份農民的愚弄剝削詐騙成性，使不斷受騙被愚弄的農民麵對國家組織力量的強權，分散性的他們隻能演變成“刁民”。如何對待刁民在“民隻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經驗中使管理層 曆練成圓滑、虛偽、狠毒的品性，讓社會實踐第一線的勞動者背靠背，使唯心史觀的統治地位絕對化。迎合上司主觀願望來決定政事的是非處理標準，按上司意圖進行牧民，走主觀主義思維 妄圖能改造客觀世界的哲學路徑。
在建國之初，上層統治者對前朝滅亡的殷鑒記憶憂新，農民造反的實踐、社會勞動階層的情緒觀點還比較了解，自已在奪取政權的實踐中有正反兩方麵豐富經驗的積澱，認識比較客觀，理事 比較公正，所以也有“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這樣尊重邊疆將帥按客觀情況作出決定的理性思維。但就總的說，凡事判斷決定權既然在上司主觀世界裏，歲月流逝人事更換，領導有聰賢昏庸 之辯、上司情緒有開朗鬱塞之時、交往有親朋疏友之分、是非判斷有此一時彼一時之別、對事物的了解有或偏或全或專業或隔行之虞、下情的上達有是奸邪是忠直的表達內涵等等，所以上司 主觀決定的是非往往混淆是非。下級的政績既然由上司主觀判斷決定，有時盡心的不如取巧的，忠心的不如使詐的，一心為國的不如對上司投其所好、奉承拍馬、做表麵文章的，進而請客送 禮、行賄受賄、討上司歡心的。
對上有付出，對下當然也笑納。無庸諱言，水滴石穿，日久成規，潛規則漸成漸滋潤。行業中以揣摩上司心意為出發點，不以客觀民意為旨意。同行互為仿效，上司罪不責眾，互相心領神會 ，終成默契。上下級關係通融理順了，敬畏心理鬆懈了，熟不知理了，共同利益形成幫派利益。勤政逐漸變成庸政，或者派生分支機構，或者新增附屬冗員，機構逐漸膨大，政界作風向庸、 懶發展。下情上達的客觀、公正通道被人情賄舉堵塞得越來越窄，壟斷權越來越專橫，號令權越來越脫離實際，拉幫結派越來越嚴重，民信率越來越低，公權力越來越黑，最後完成“天下鳥 鴉一般黑”。
庸政的另外趨勢是公共資源掌握著的各部門根據關係人各自的需求采取互相交換以求互利，所謂官官相護即是；另外管理階層可用公共資源與勞動階層之間進行交易，小者換個人情，大者換 取金錢物質利益。總的來說，都在‘人情’的名義下管理層讓自己手中公共資源的無價無情化成有價有情，中國變成一個“人情大國”。當掌握的公權力能把公共資源當商品交易時，從小到 大、從簡到繁，逐利性使掌握公權力者逐漸挖掘擴大“商品資源”，逐漸豐富交易麵。在官權的代際傳承中，金錢交易麵的逐漸擴大，知識、道德的含量逐漸縮水，潛規則的發明使用從偶然 到自然到必然。自私逐利性的膨脹和攀比使道德退化在一代一代的傳承中，產生了一代不如一代的慣性。社會上與官場勾結能撈到油水的“商人”也如雪球一樣越滾越大。官場壟斷的公共資 源一經腐敗便無法自裁，社會最終走向不可收拾的臨界線。
自然經濟中的農民，因交通不便遠離集鎮交易市場，小數量的農產品隻為滿足自給，剩餘產品上市場抵不了交易成本。像新鮮蔬菜之類有季節性，過時要抽芯結籽枯萎，所以除自食外就及時 送親朋鄰裏消費，相互就有互贈嚐鮮之俗。家庭大事如婚、喪、滅火災、蓋新房等等，一家有事，四鄰支援，當事人家隻管飯食，不計工酬，用互助的力量對付。與官家有磨擦，政府權力公 共資源在官員手中，向來隻有牧民的理念，沒有服務的傳統。百姓即使受惠政府資源，因等級關係常用農產交換以禮謝，還要感謝皇恩浩蕩，也不是合算勝算之舉。所以 “民不與官鬥”的小 農經濟自成人情交往關係圈。
“家天下”寶塔型的郡縣製統治機構，雖有科舉製的人才流通渠道，但那是跳出農門紳士層，躍入龍門進入染缸的道路。農家生存條件以客觀為依托的階層進入富貴榮華以上司權力裁判決定 是非的階層，接受在社會腐敗日甚的規律中度日。 所以魯迅《風波》裏的“九斤老太”道出了中國曆史上每個朝代社會發展的真諦：“一代不如一代”。每個朝代從政權確立後，（如政體不 存在重大的變革事件）就始終走在統治機製不斷退化衰敗直至改朝換代的道路上。
任何一種政治力量，在獲取政權前，有強大的敵人為對立麵，勞動階層是他爭取、依靠的對象，民心也是決定政治勢力成敗取舍的力量。但政權確立後，沒有了敵對靣，勞動階層純粹是管理 層榨取、剝削的對象，隨著統治的進展而變本加厲，就成了社會上最根本的剝削與被剝削的階級關係。管理層把社會公共資源當成自己的私產，不可能從統治層演變轉向為社會的服務階層時 ，這種階級對立是無法違避的，一切政治製度都為維護這階級對立、階級統治服務。
中國曆史是一個強權治弱民的社會，在重農抑商下不讓民間的經濟力量發展壯大，官場潛規則發展下越演越烈的盤剝榨取使每個朝代到末期，農民在存亡的臨界線上掙紮，社會底層的痛苦， 都是親身經曆的結果，一個衙門的劣績、一個官員的腐敗，要凝結多少平民的血淚怨仇，盤剝多少百姓的經濟利益，難道能由官方的輿論、政界的宣傳所能作用、改變？農民雖掌握不了宣傳 輿論工具，掌握不到話語權，但整個社會的政治氛圍決定了民心。像唐朝“貞觀之治”的時候，因為社會政治經濟相對清明，據史載民間路不拾遺，夜不閉戶。到唐朝末年，“自懿宗以來， 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賦斂愈急。關東連年水旱，州縣不以實聞，上下相蒙，百姓流殍，無所控訴，相聚為盜，所以蜂起”。是老百姓的“基因”變了，從“順民”變成“刁民”？當然不是 ，是社會治理環境變了，管理層越來越腐敗了。統治層以百姓為衣食父母，處理社會事務相對以公正廉明為出發點時，百姓對公益事業就以熱心參加為已任，因為公共資源隻是服務資源，不 會變“現”向老百姓敲榨索取。但統治層逐步腐敗既然是規律，終要魚肉老百姓為對象，公共資源就變本加厲地向變“現”轉化，成為待價而沽的資源。一切社會糾紛、民間案例，都成了“ 創收”之道，“錢”成了辦事的“通行證”，法律成了塊遮羞布。所以民間深惡痛疾，避猶不及，隻要事不關已，即使當街發生搶財虜色的事，老百姓也明哲保身漠然對待，不願挺身而出打 抱不平了。否則，在法院的“假案、錯案、怨案”裏怕又沾上自己，增加了管理層魚肉百姓的機會。那些機遇不好，已經逼到走投無路地步的，當然隻能鋌而走險。所以社會刑事案件直線上 升，即使公安機關越來越忙，也是本末倒置無可收拾。社會上民心一失，正不壓邪盜賊蜂起，社會秩序混亂，民變就隻等“導火線”的事件發生了，所以爆發的起義往往一觸發便成滾滾洪流 。統治層隻會詛咒“刁民”“暴民”，統治的本性使得他們不會對老百姓采取實事求是的對待態度，總是唯心的、不願用唯物的觀點去探討老百姓成“刁”變“暴”的原因是一切統治階級的 本性，社會政治環境不斷惡劣是必然趨勢。
在工業革命、工人階級沒有出現之前，在沒有產生馬克思唯物主義的世界觀方法論前，農民起義隻是舊王朝的掘墓人、舊世界的破壞者，不能指望在舊的生產關係中會建設起一個新的階級關 係的社會。起義後權力被篡奪利用或蛻化演變，最終還是在舊社會政治製度的回歸中開始新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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