徹底的法治精神與公平規則決定國家興衰 - 作者: 楊鴻璽
為何有“國富、國窮;國強、國弱”?
查找導致大國最終崛起的動因,可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對中國而言,這一命題還要持續很久,深刻涉及中華民族複興的偉大夢想。
哈佛大學曆史學和經濟學教授戴維。蘭德斯以充滿思想性的博大視野,撰寫了《國富國窮》一書。該書由新華出版社 2001年1月出版,門洪華翻譯,2007年1再版。本書綜合分析了影響國家發展的地緣、曆史傳統、科技文化、宗教哲學以及國家政治等各種因素,剖析了創造財富以及國家興衰的主要原因,啟發人類要借鑒曆史教訓,走出人與自然、社會和諧發展的新路。全書很有趣味性、思辨性,旁征博引,縱論天下,被譽為與亞當·斯密的《國富論》相媲美的《新國富論》。作者在書中很直白地提出很多問題:世界上為什麽有的國家相當的富,有的國家相當的窮?歐洲和中國在幾百年前同為世界經濟文化最為發達的兩個中心,而幾百年後為什麽差距如此之大,而為什麽中國又重新開始了新的追趕進程?在歐洲,為什麽葡萄牙、西班牙和英國能先後稱霸全球,而後又相繼衰落?美國、日本靠什麽後來居上? 20世紀後期,為什麽又有一批國家急起直追,而另一批卻陷入窮困的惡性循環? 書中的對比鮮活而深刻:有的國民可以花巨資減肥,有的國民卻食不果腹;富國居民往往為年老神衰而發愁,窮國的居民卻在掙紮中求生,他們無需為膽固醇和肥胖擔憂,其中許多早年夭亡。伴隨著發展,汙染和破壞也正嚴重威脅著人類。富國有義務幫助窮國變得富有和健康,兩者實際是相輔相成的。但作者流露的“歐洲中心論”傾向也是非常明顯的。
《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係美國經濟史學家道格拉斯·C·諾思的經典著作,中譯本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4年12月出版。譯者陳鬱、羅華平專門總結了該書精要,指出,在常人看來,產業革命的爆發無非是蒸汽機和飛梭發明之類技術進步的結果,產業革命似乎是一種突變,因此人們通常順理成章地把技術創新、規模經濟、教育和資本積累等因素看作促進經濟增長的源泉。但諾思則把以上這些本身看作是增長的過程,而不是增長的動因。諾思認為,是一係列製度方麵的變化給產業革命這一根本性的變革鋪平了道路:市場規模的擴大引起了專業化和勞動分工,進而引起了交易費用的增加;交易費用的增加意味著資源的浪費,也說明原有的經濟組織出現了不適應性,這迫使經濟組織發生變更,從而降低了技術變革的費用,加速了經濟增長。諾思把製度創新與產權理論結合起來,指出對決定經濟增長的是製度性因素而非技術性因素,例如,1600年-1850年,盡管航運技術沒有大的變化,但由於船運製度和市場製度發生了變化,降低了海洋運輸成本,最終大大提高了海洋運輸效率。這說明在技術沒有發生變化的情況下,通過經濟製度創新也能提高生產效率。所以,諾思認為產業革命不是現代經濟增長的原因之所在,而恰恰是其結果。
《西方世界的興起》是諾思和羅伯斯·托馬斯共同撰寫的著作,中譯本由華夏出版社1999年1月出版。譯者厲以平、蔡磊在總結中指出,“有效率的經濟組織是經濟增長的關鍵;一個有效率的經濟組織在西歐的發展正是西方興起的原因所在。” 產權理論認為,解決問題成本最小的產權形式將是有效率的,有效率的產權應該是競爭的。競爭將使有效率的經濟組織形式代替無效率的組織形式,為此人類在不斷為降低交易費用而努力。諾思和托馬斯認為,經濟增長的關鍵在於製度激勵,一種提供適當的個人刺激的有效的製度是促使經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如果所有權不確定,個人合法的產業及收入沒有合法保障,或者說,如果沒有製度的保證和提供個人經營的刺激,近代工業就發展不起來。明確和保護合法的產權的重要方麵之一就是要克服一種侵犯他人知識產權等權益而“搭便車”、避免交付必要的交易成本的行為。該書引導人們從現代所有權體係和社會製度漫長的孕育過程中尋找經濟增長的原因,對經濟增長曆史動因的解釋從生產技術上轉到了人上。需要指出的是,兩位作者過於強調製度因素,而對技術進步、教育等方麵估計不足,也很少提到殖民掠奪對早期資本主義的促進作用。
近代史上,荷蘭和英格蘭最早進行了產權結構方麵的變革,它們首先在西方世界崛起;而金銀充裕的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國則沒有做到這一點,金銀財富最終通過貴族的消費“漏鬥”流入英國和荷蘭,導致其本身在競爭中落伍。英國很早就界定了明確的知識產權等合法的產權製度。在16-17世紀的早期英國和荷蘭,正是這些為後來的工業革命打下了基礎。由於優越的製度環境建設,促進了英國早期商業經濟和手工業經濟的發展。英國建立並努力維護市場交易的種種法規,尤其是嚴格打擊壟斷,推動弱小主體公平競爭,特別是很早就建立了嚴格的知識產權製度,維護發明家的收益和權利,大大鼓舞了創新和發展。而英國王室的權力經曆早期的資產階級革命後,被大大限製和削弱。經濟發展帶動了人口增長,使英國最早走出了馬爾薩斯的饑荒周期律,推動了資本主義萌芽。從西班牙統治下獨立出來的荷蘭也成為強大的海上貿易國家,工商業發達,並稱霸一個世紀。而法國、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國都擁有雄厚的經濟實力積累和金銀積累,但早期的封建專製窒息了製度建設,這些國家直到18世紀末期依然是封建專製國家,從殖民地掠奪的大量金銀財寶被貴族的奢靡消費所揮霍,而不是用於創建先進的市場交易製度並投資於早期工商業發展。這些原始資本積累通過王族和貴族們的無度揮霍、大量但輕易地流入英國和荷蘭,促進了英國和荷蘭的資本主義萌芽與發展。
中國道路具有自己鮮明的特點和優勢。經濟配套法則已比較成熟,關鍵就是嚴格執行和落實。要明晰各類合法產權的界定和保護,嚴格遵守市場交易法則,降低交易成本和交易費用,簡化社會關係,提高經濟和社會周轉效率。要大張旗鼓保護知識產權,特別要創造環境和條件,打破集團壟斷,尤其要警惕既得利益集團和特殊利益集團對國家改革和發展的牽製和抵製,促進中小企業的生存與發展,增加社會發展的動因和活力。總之,有選擇的批判吸收有利於自身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一切有利因素和成果,推動和諧社會公平公正健康發展,最終完成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