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衰之理】 俄羅斯國家興衰規律及其對中國的影響 - zt

俄羅斯國家興衰規律及其對中國的影響       -  作者：  張文木 



政治家的主觀能動性發揮要受國家成長的特殊經曆以及由此形成的國情所製約。通過對俄羅斯民族經曆的兩次帝國興衰史研究，我們可以發現其中一些有規律可循的規律。認識和了解這些規律對於我們認識俄羅斯以及俄羅斯人認識俄羅斯國家[①]是有益的。

不言而喻，自近世迄今的國際力量結構大體保持不變是這些規律成立的前提。所謂“大體不變”是指幾個主體國家（如美國、中國、俄羅斯等國家）版圖不發生被大規模改觀的情況。在比如美國未崛起前，俄羅斯的戰略極限可伸至阿拉斯加，但當美國崛起後，它被迫隻能收縮到白令海峽以西；當日本崛起後，俄羅斯又進一步向西麵和北麵收縮。版圖是國家戰略能力的物質基礎。從某種意義上說，國際政治遵循合力原則。那麽，俄羅斯國家興衰都有哪些規律可循呢？本文從地緣政治與曆史分析的視角試圖能找出其中的些許規律。

　　一、俄羅斯國家力量的三級底線及其分布規律

俄羅斯民族從蒙古人那裏汲取了巨大的擴張能量並因此贏得了世界最大的國家版圖，這個版圖曾從波羅地海沿岸直抵阿拉斯加，橫跨東經20度到西經145度之間。但也正是由於這過於巨大的國家版圖使俄羅斯人在曆史上不堪重負，以至從19世紀60年代後開始一次次後退收縮。收縮總是較多地發生在離其政治中心——莫斯科——較遠的遠東部分。俄羅斯比較自覺的因而也是和平的收縮發生在1867年3月30日，俄羅斯和美國以720萬美元成交正式簽訂了向美國出售阿拉斯加的協議。[②]在當時的俄羅斯看來，出售阿拉斯加既賺了些錢，又贏得了與美國基於共同反英立場的友誼。在此之後，俄國便出現了被迫因而也是流血的收縮。先是1905年敗於日本並被迫在與日本簽訂的《樸次茅斯和約》中讓出其在朝鮮和中國的特權，並將北緯50度以南的庫頁島割讓日本。1917年沙俄帝國解體，從1918年初至1920年底，蘇維埃俄國在國內出現了分裂以及有外國武裝勢力支持的割據叛亂：南方有克拉斯諾夫和鄧尼金的叛亂，在西北有尤登尼奇的叛亂，同時德國軍隊繼續盤踞在烏克蘭、白俄羅斯和波羅的海沿岸一帶，東線還有“捷克斯洛伐克軍團”的叛亂。從1919年始，協約國又先後組織了三次以高爾察克、鄧尼金、尤登尼奇為代理人，從東、南、西三麵對蘇俄中心莫斯科進攻的大規模武裝幹涉。結果這些叛亂和幹涉均被蘇維埃政權領導的蘇聯紅軍所擊敗。新生的蘇維埃政權在對這次持續兩年的大規模叛亂和幹涉鬥爭中取得的勝利，顯示並證明了俄羅斯國家力量有其可以保得住且極難撼動的“基線（baseline）”，即其範圍大體就是從三個波羅的海國家以東到烏拉爾山以西，南至高加索以北。具體說就是東經28度至60度，北緯40以北的範圍。筆者把這個基線稱做一級底線。俄羅斯國家的擴張隻是在這個基線上的伸展，其戰略收縮的終極底線則不會低於這個基線。這部分是其國家不可撼動的主權底線，也是國家政治的生存基礎。

1920年4月6日，在列寧的倡議下，蘇俄政府在貝加爾湖以東成立了西伯利亞遠東共和國。這說明當時的俄羅斯國家力量已不足以對貝加湖以東形成絕對控製。但是，“國破山河在”，對俄羅斯人來說，隻要能保住烏拉爾以西的戰略基線（即一級底線），其國家力量就可能伸展到中西伯利亞地區，繼而就能威懾並由此守住東西伯利亞。換言之，俄國版圖中的東西伯利亞，由於其與位於歐洲部分的經濟政治中心太遠，與原子核最外圍的電子一樣，屬最不穩定的部分，因而它的穩定是靠俄國的威懾力量而存在的。如果我們將這部分稱做俄羅斯國家力量的三級底線，那麽，在烏拉爾以東，東西伯利亞以西的區域（即西西伯利亞、中西伯利亞），則屬於俄羅斯國家力量能守得住的二級底線。曆史上的俄國衰落總是從邊緣的三級底線——遠東表現出來；而西西伯利亞、中西伯利亞地區則是靠歐洲部分的國家實力輻射作用而保存的——這與西藏、新疆之於中國東部中心地帶的聯係特點十分相似。這就是說，與俄國歐洲部分的特點正好相反，俄國國家戰略能力在遠東部分並不具有可持續的攻勢，這正如1962年中國在西南地區對印度的自衛反擊戰中不具備可持續的攻勢因而必須速戰速決的道理一樣。

曆史研究表明，俄羅斯的歐洲部分是整個國家的基礎；失去這部分，俄羅斯國家也就失去了生存的基礎。但同時也要看到，正是俄羅斯擁有中西伯利亞、東西伯利亞的廣闊空間，這使其有了廣闊的戰略縱深，這反而增加了俄國人的反攻力量並抵消了敵國（比如拿破侖法國、希特勒德國以及二戰前的日本）從西東兩麵擊垮俄羅斯的難度。另一方麵，我們對俄羅斯人所擁有的這個“戰略縱深”的意義也不可誇大。斯大林明白這一點：當希特勒大兵壓至莫斯科時，斯大林曾考慮的“避難”地點並不是像亞曆山大一世那樣選在遠東，而是選在印度。[③]因為他知道，他所處的時代已與19世紀初反拿破侖時的亞曆山大一世所麵臨的形勢不同，20世紀的蘇聯如果失去歐洲，且在日本已經崛起的情況下，他也就不可能不失去遠東。這也大概是他不可能在對德戰爭中仿效庫圖佐夫用大踏步後退贏得戰爭，而是必須在莫斯科至斯大林格勒一線堅持抵抗到底的原因所在。

　二、俄羅斯的擴張極限伸展規律

俄羅斯國家的擴張能力基本為其巨大的版圖所銷蝕，其國家擴張能力的極限大體與其國家版圖一致。從表麵上看，俄羅斯人在16～19世紀初由西向東的擴張，這幾乎是蒙古人由東向西擴張的反彈和複製，但蒙古人擴張的方向和區域是農業文明發達且人口密集的地區，而俄羅斯人的向東擴張則地區基本是人煙稀少的地區，因此俄國人在這個東進的過程中也基本沒有遇到什麽阻力，並由此迅速完成了對這些地區的兼並。從16世紀初到19世紀初，俄國人完成了位於東經90度的葉尼塞河至位於西經150度的阿拉斯加基奈半島的兼並。但在這一時期，俄羅斯人所擴張的版圖與支撐這個版圖的人口數量卻極不匹配：盡管在19世紀初，俄國沙皇將烏拉爾以東的共計劃1 200萬平方公裏的整個西伯利亞地區人口提升到了100萬，但與同期中國東北及蒙古地區人口達660多萬相比，其數量明顯不足。[④]人口數量的不足大大削弱了俄羅斯在西伯利亞的控製力，致使19世紀的俄羅斯成為在當時世界大國中唯一的其擴張極限在版圖內收縮的國家，有時這種收縮還如此急迫以致需要用行賄的方式來出讓俄國的領土，例如，1867年俄國人主動賄賂美國人讓其以720萬美元購買了屬於俄國的阿拉斯加。[⑤]。

此後，俄國人（不管是沙皇俄國還是蘇聯的版圖）基本就在我們目前看到的版圖邊界內外徘徊，其目標都是為了獲得暖港出海口。但不管其如何衝撞，幾百年來，俄國的領土範圍迄今也沒有在向西方向走出過波羅的海，向南方向走出黑海和阿富汗，向東方向也未伸入西太平洋的東海，盡管俄羅斯人在這些通往大海的道路上曾與自己的對手國家有過多次大規模的絞肉戰式的反複拉鋸和爭鬥。斯大林明白這一點，當丘吉爾在“百分比協議”[⑥]中向他提出在希臘有90%的控製權時，斯大林則滿口答應，因為他明白，自彼得大帝以來俄國人根本就沒有衝出過黑海海峽，而就在此前兩年即1942年5至6月，蘇軍還在黑海北岸遭到德軍的攻，損失慘重，迫使蘇軍實行戰略撤退。[⑦]因而，斯大林明白，黑海以南——遑論希臘——是他力所不及的地方。希特勒和羅斯福曾將印度丟給斯大林，[⑧]他則笑而不接。因為斯大林也明白，自彼得大帝以來，俄國人的力量根本就沒有衝出過阿富汗，因而印度對他而言更是一道可望不可及的“天邊彩虹”。一些史書將斯大林描寫為世界擴張主義者，而對這一觀點做出具有源頭意義“貢獻”的則是1946年3月丘吉爾的“鐵幕演說”和1947年7月凱南在美國《外交季刊》上發表的那篇導致半個世紀冷戰的著名論文《蘇聯行為的根源》。[⑨]筆者認為，斯大林在俄羅斯曆史上其實是一位少有的謹慎之人。在整個二戰期間，他使用武力的範圍始終不出蘇聯國境線太遠。事實上，整個二戰中，他隻是對入侵者德國真正用兵（筆者認為1945年的對日作戰算不上真正的戰爭）。二戰結束後，他對出海口的訴求也隻是希望通過南斯拉夫和中國分別在地中海和太平洋間接地獲得出海口。盡管沒有達到目的，但他即使在最有利的條件下，他也始終回避由蘇聯直接出兵去實現俄國獲取出海口的戰略目標。分析俄羅斯人自彼得大帝之後為出海口搏殺的曆史，斯大林知道，出海口雖事關俄羅斯的命運，但它是處於俄國戰略能力極限之外因而是隻能看得著卻是摸不著的。盡管沒有實現進入地中海和太平洋出海口的目標，但在其治下的蘇聯卻得到了波羅的海的出海口。

相反，斯大林之後的蘇聯領導人卻將手越伸越遠：為了牽製拉美，赫魯曉夫曾將手伸向古巴——這與2008年美國總統小布什越洋介入格魯吉亞並遭俄羅斯反擊的表現相似——即遭挫折後迅速收回。當時蘇聯盡管在古巴導彈危機中失去了“麵子”，但它沒有失去“裏子”；正是這份古巴的經驗又使赫魯曉夫對越南問題采取了謹慎的不直接介入政策。為了進入印度洋，蘇聯領導人勃列日涅夫在將越南、印度及北印度洋沿岸的一些國家拉入“社會主義大家庭”後，終於在1979年直接出兵阿富汗，並試圖以此敲開通往印度洋之門。其結果是，即使在家門口動手，勃列日涅夫蘇聯在阿富汗並沒有得到任何便宜，阿富汗戰場似乎演成另外一場“越戰”，這又最終使蘇聯國力透支並由此於1991年底全麵解體。至此，俄羅斯人再次失去曾由彼得大帝和斯大林為俄羅斯爭取到的波羅的海的出海口。

勃列日涅夫時期的蘇聯是俄羅斯人的擴張之手在曆史上伸得最遠的時期。但它不像赫魯曉夫那樣沒有章法，勃列日涅夫為突入印度洋做了極為充分的長期準備：他將大部分時間都用於印度洋兩側，目的是為其最後一擊（即打通印度洋之路）做好鋪墊。他用間接即培養“代理人”的方式與美國展開全球爭霸，但其重點卻是印度洋。例如，勃列日涅夫時期的蘇聯支持1979年越南入侵柬埔寨以及1972年印度肢解東巴基斯坦（即孟加拉）的行動。當這些工作鋪展開來以後，勃列日涅夫便在阿富汗開始了俄羅斯人夢寐以求的打通印度洋之途的戰爭。這是除出兵捷克斯洛伐克以外，蘇聯在自家門口發動的一場針對美國——當然還有中國——的戰爭，即使做了這麽多準備，即使戰爭地點也不遠，但由於其背後的對手是美國和中國，因而蘇聯入侵阿富汗的戰爭便成了蘇聯的“滑鐵盧”。

俄國在克裏米亞戰爭的失敗（1856年）、俄國與日本爭奪遠東霸權戰爭的失敗（1905年）、斯大林在朝鮮戰爭中的失算、赫魯曉夫在古巴導彈危機中的退讓、勃列日涅夫在阿富汗的失敗以及這些失敗給俄羅斯人帶來的蘇聯解體等後果，均證明這樣一個與西方“馬太效應”[⑩]不符，而與東方老子“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哲理相合的規律，即俄羅斯的擴張能力基本為其巨大的版圖所銷蝕，其國家擴張能力的極限大體與其國家版圖相吻合。在這個規律下，俄羅斯國家版圖與其擴張能力正好成負相關的關係，即俄羅斯的擴張因其巨大的國家版圖而不堪一擊，而大版圖又使俄羅斯人的自衛即守土能力堅如磐石。

通過閱讀曆史，我們不能不注意俄羅斯人的所有擴張攻勢幾乎都是嚐試性的，一旦決心實戰，其結果要麽是俄羅斯人的退縮，要麽是俄羅斯國家的災難：沙皇帝國崩潰的引線點燃於1905年的對馬海峽，引爆於1914年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斯大林帝國的崩潰的引線點燃於1953年的朝鮮半島，引爆於1979年的阿富汗戰場。勃列日涅夫時期對阿富汗的入侵是俄羅斯國家擴張曆史中力度最大的一次，其結果也是最慘的一次。如果說，1856年俄國在克裏米亞的慘敗可以在對空曠的遠東的征服中得以補償，並使俄國得以延續半個世紀，那麽在中國開始崛起，蘇聯因此在遠東沒有任何擴張餘地的時候，勃列日涅夫時期的蘇聯入侵阿富汗則使其在此後隻延續了十多年便轟然解體。

　　三、俄羅斯國家的絕對目標及其悖論

俄羅斯人似乎是當年蒙古人的再造。不同的隻是俄羅斯民族國家誕生的地方正是蒙古帝國結束即蒙古人擴張極限的地方。由於西麵對手的強大，俄國誕生的起點即底線（基線）也不幸地成為了俄羅斯向西繼續擴張的極限，這似乎是對俄羅斯在蒙古統治下所經曆的苦難的有意補償，蒙古人衰落後在東方留下的巨大的幾乎沒有對手的政治真空地帶，又為俄羅斯折頭向東的國家擴張運動提供了現成且無需太多苦戰就可得到的巨大空間。

然而，俄羅斯民族畢竟不是中世紀的蒙古部族，它是與歐洲工業文明同步成長起來的近代民族。彼得大帝在俄國最接近進入波羅的海的地方建起了彼得堡，這意味著俄羅斯人決意不走蒙古人的陸上帝國的道路，而要走英法式的海上帝國道路。

與明治大帝給後來的日本戴上一頂看似“正確”卻讓日本人頂不起的以“大東亞”為目標的帽子的後果一樣，彼得大帝這一目標選擇也在俄羅斯人麵前降下一塊無力推開且必須終生頂著的巨石，並使他身後的俄羅斯人陷入終不能解脫的“西緒福斯”悖論之中。[11]

行百裏而半九十，功虧一簣，是西緒福斯的天定命運，這似乎也是俄羅斯人的天定命運。俄羅斯的版圖如此深遠地嵌入內陸以至每當俄羅斯人接近其海洋目標時，他們也就耗盡了力量。

俄羅斯在誕生之初就麵對著一個空曠的東方，而彼得大帝給俄羅斯又定下了一個必須進入大海的目標。這與美國誕生之初的形勢既相似又不相似：美國獨立之初就麵臨著一個空曠的西部地區，但美國由於其所處的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完成西部擴張之後，尤其是完成了南北統一之後，美國也就獲得了在北美洲的主體地緣政治板塊位勢。也就是說，此後的北美洲大陸沒有一個能與美國構成同級別對稱較量的國家。麵對太平洋和大西洋的漫長海岸線又使美國天然成為一個海洋國家。俄羅斯國家在打通西進大西洋和南進地中海、印度洋的道路上受到了英法等強國強有力的攔截，這迫使俄羅斯國家向著太平洋奮力擴張並由此形成過於巨大的陸上版圖。由於俄國陸地版圖過於巨大，以至它必須應付的對手過多，戰線過長且地域分布廣泛，這就反倒對俄羅斯容易形成巨大的且廣泛的力量牽製，並使俄羅斯與西緒福斯一樣，有了越擴張就越脆弱的特征。特別是擴張至其極限的俄羅斯最易受到來自邊緣地帶的強國攻擊。

對於俄羅斯國家來說，這樣就產生了一種悖論：為了彌補其本身的脆弱並避免外來攻擊，俄羅斯國家隻能盡力擴張其版圖，而越擴張其對手就越多，因此產生的力量消耗也就越大。

俄羅斯麵臨的歐亞大陸與美國麵臨的北美大陸不同，歐亞大陸對俄羅斯來說幾乎是無限大因而也是不可能完全控製得了的大陸。馬漢說：“在俄國境內，隻有距離本身以及自然環境帶來的阻礙可以限製力量運動的自由與充分程度。”[12]過大的版圖——與過胖的道理一樣——恰恰成了俄國自由調動自身力量的包袱。為了彌補其地緣政治上以“有限對無限”的天然缺陷，俄羅斯國家隻有用帝國體製及與之相適應的培養代理人的方式，輔之以均勢的方法實現其戰略意圖。但帝國體製也有其不可克服的“西緒福斯”缺陷，即不能讓屬國坐大，因為屬國坐大意味著霸主國家將對其失去控製；但屬國不強大，霸主國家又不能實現自己的擴張目標——這與美國要稱霸世界麵臨的既要控製世界又無力控製世界的尷尬處境一樣，這樣便出現這樣一種帶有規律性現象，即歐亞大陸國家的大小與距離俄羅斯中心遠近成反比：離俄羅斯國家中心的距離越遠的國家版圖就越大並對俄羅斯越具離心傾向，比如西麵的法國、西南麵的土耳其、南斯拉夫（甚至阿爾巴尼亞）以及東南麵的中國就是這樣的國家。

正是上述近乎天體物理力學的規律，致使俄羅斯從彼得大帝以來迄今麵對近在眼前的出海口，隻能徒喚無奈。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俄羅斯人從上帝那裏得到了太多的土地，那它便不可能從上帝那要到太多的海洋。

俄羅斯人注定與大海無緣。在此，需要提前預警的是，鑒於“北極冰蓋在最近30年以每年15%～20%的速度縮減”以及“北極冰蓋迅速變薄縮小，日益減少的海冰增加了北極航運和資源開采的可行性”等現實變化，[13]作為“北極航道”主體並橫亙於漫長的俄羅斯北方邊境的“北方海航道”[14]將在世界物流運輸中發揮日益重要的作用。2004年11月，第四屆北極理事會推出《北極氣候影響評估》報告指出，北極冰蓋在最近30年來以每年15%～20%的速度縮減，在中心區甚至達到40%。報告估計到21世紀末，北極夏季將出現無冰現象。如果這一預計成為事實，那麽，這與蘇伊士運河的開通和北美加利福尼亞的金礦發現曾對世界產生的巨大影響一樣，將再次動搖現有的世界地緣政治的力學結構並對俄羅斯地緣政治特點及建立其上的國家安全環境產生重大壓力。與澳大利亞南方沒有工業大國存在的地緣政治條件不同，沿北極航線的均是歐美工業大國，因而北極氣候變暖在使俄羅斯直通大洋的暖港數量增加的同時，也必然引起英美國家與俄羅斯在北極航線控製權及沿線資源開采權上的衝突增多。正如蘇伊士運河的開通必然引起英法國家與俄羅斯在地中海的爭奪與衝突一樣，北極航線的解凍將使俄羅斯在曆史上破天荒地不得不麵臨來自“四麵八方”的安全壓力並因此大大改變俄羅斯的國防結構，這與曾為中國安全提供絕對保障的東海在被擁有蒸汽動力和遠航技術西方人征服後所引起的中國安全“後院起火”及中國海軍由此出現的情形非常相似。鑒於俄羅斯人口增長速度過於緩慢以及北方邊境的過於漫長，這種新產生安全壓力對未來俄羅斯來說——與中國相比——將是難以承受的。鑒於這些變化目前尚屬未來學意義上的推算，因此，筆者在此隻是提出上述問題，並沒有將這些問題納入本文的研究主題。

　　四、俄羅斯興衰的地緣政治路線圖

俄羅斯國家曆史迄今經曆了沙皇俄國時代和蘇聯時代的兩次從崛起、到帝國形成，再到帝國解體的過程。這兩次從崛起到解體大體遵循著同一路徑。

具體說來就是俄羅斯的命運為海而興也為海而衰。為了進入大海，彼得大帝在距波羅的海出海口最近的地方建立了彼得堡，為此，波羅的海東岸三國（立陶宛、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的命運就成了俄羅斯國家命運的一部分。為了進入波羅的海，俄羅斯人就必須征服和控製芬蘭灣南北兩岸的芬蘭和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三國。1721年，俄國占領愛沙尼亞、拉脫維亞；1815年，俄國借拿破侖戰敗之機兼並立陶宛；1809年，俄國吞並芬蘭，這種征服的完成也使俄羅斯人具有了初步崛起的條件。

但是，僅波羅的海還不足以使俄國自由地進入大西洋，因為大西洋是世界海上強國——英國的勢力範圍。北麵過於寒凍因而不利於人類生存的北冰洋使俄羅斯向南擴張中沒有後顧之憂，這是俄國地緣政治的特點和優點，但這一優點又帶來因版圖過大而使俄羅斯國家對外擴張能力過小的缺點。與征服波羅的海三國的結局一樣，從彼得大帝之後至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俄國發動的十多次為奪取黑海海峽和巴爾幹地區的“俄土戰爭”[15]的失敗證明，征服黑海北岸後的俄羅斯國家擴張力已釋放殆盡，並無力進一步打破英法的圍堵而自由地進入地中海。1853～1856年的克裏米亞戰爭是俄羅斯人為打通地中海通道所做的幾乎是國家總體戰規模的嚐試。俄國在這場戰爭中的失敗使俄國真正明白了黑海海峽是位於俄國國力極限之外即力所不及的地方。克裏米亞戰爭後，俄國人的入海目標進一步由地中海向印度洋轉移。

從1846年到1907年間，俄國和英國的折衝戰場從地中海北岸轉移到印度洋北岸——這與勃列日涅夫時期的中亞政策相似。從克裏米亞戰敗後，沙俄在其他方向采取戰略收縮——為此曾於1867年將阿拉斯加出售給美國——的同時，俄國在中亞地區與英國的爭奪由守勢轉入攻勢。

1838年，英國入侵阿富汗。同年8月英軍攻陷喀布爾。在俄國的暗中支持下，阿富汗人展開遊擊戰爭，迫使英國於1841年12月簽訂撤軍條約；1842年英軍複克喀布爾，再遭重創後徹底退出阿富汗。1873年，沙皇大舉進攻並占領希瓦汗國。英國則立即跟近，於1878年11月，第二次出兵阿富汗。與20世紀80年代美國支持塔利班反對蘇聯入侵的情形相似，在俄國暗中支持下，阿富汗人民起義並開展遊擊戰爭，迫使英軍於1881年退出阿富汗。俄國針鋒相對，於1884年占領阿富汗邊境很近的莫夫，1885年占領旁吉德村，與阿富汗發生軍事衝突，俄英戰爭一觸即發。英國首相格萊斯頓向議會提出撥款1 100萬英鎊的要求，並計劃由黑海進攻俄國。俄國政府聞訊迅速做出反應並獲得了德奧及法國的支持，迫使英國妥協。1885年5月，英國占領朝鮮巨文島，準備一旦俄國向印度洋突進並由此引發英俄在中亞的衝突，英國就在遠東地區牽製俄國——這一策略後來為1902年1月30日英國和日本簽訂的同盟條約所代替。1885年9月，俄國和英國妥協，雙方簽訂《倫敦議定書》，在犧牲阿富汗的基礎上達成了劃分阿富汗邊界的原則。1887年俄國與阿富汗簽訂條約，確定俄國和阿富汗的邊界，暫時緩和了英俄兩國在中亞的矛盾——大概也是由於對這半個世紀的曆史教訓的熟知，當希特勒和羅斯福將印度放在斯大林麵前時，斯大林才沒有動容。

中亞衝刺受挫後，俄國加速向遠東進軍，試圖從太平洋打開入海出口。俄國決定修建西伯利亞大鐵路。這條鐵路全長9 000多公裏，東達俄羅斯遠東日本海之濱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參崴）。從1891年起，俄國從東西兩端同時開工，於1905年建成通車，但是，當年俄國卻在俄日戰爭中敗北。

遠東的碰壁又使俄國回頭向西借第一次大戰再次向巴爾幹進軍。但此時的俄國國力已嚴重透支。1905年，俄國國內發生了帶有暴力對抗性質的工人遊行，1917年國內發生列寧領導的十月革命，隨之而來的是沙俄帝國的大解體。以往被兼並的民族和國家紛紛獨立。似乎是上帝的有意安排，沙俄帝國從哪裏來的又回到了那裏去：沙俄帝國崛起的起點是波羅的海三國，現在又成了沙俄帝國命運結束的終點。1918年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宣布獨立，由此便拉開了沙俄帝國大解體的序幕。同年，蘇維埃俄國的首都從彼得格勒遷到莫斯科，這標誌著此時的俄國已失去了衝擊海洋的能力和願望。而失去了海洋意願的俄國，也就失去了建立帝國的動力。曆史表明：波羅的海對俄羅斯來說，這是其向外進行海洋擴張時所能夠獲得的所有的海。

如果俄國以彼得大帝1721年兼並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為崛起起點，到1905年俄國在遠東對日戰爭失敗——這標誌著沙俄帝國的鬆動，其間有184年；然而，從1905年到1918年波羅的海三國獨立開始的帝國解體，其間隻有13年的時間。

至此我們可以看到俄羅斯第一次興衰輪回的路線圖：彼得大帝俄國從波羅的海崛起，沿東歐向南歐、中亞劃半弧直到遠東；此後，沙俄帝國便在日俄戰爭後發生了鬆動，再從遠東返回至南歐，俄國隨即回到它崛起的起點波羅的海三國並在此解體。[16]在波羅的海西岸，俄羅斯人完成了經典的起點和終點的合二而一。

此後，俄羅斯國家以“蘇聯”的名義開始了第二次命運的輪回，再次沿著同一路徑經曆了重生與毀滅的過程。

1918年1月23日，全俄蘇維埃共和國成立。隨即而來的是從1917年開始的三年國內外武裝破壞和幹涉。1922年蘇聯成立。蘇聯在建立的過程中，有些國家是自願與蘇俄聯盟的，也有些國家是由於戰時需要被蘇聯強力兼並入盟的。蘇聯從聯盟國家形態向帝國形態的國家轉變，而其中的關鍵點就是1940年蘇聯吞並波羅的海三國。與彼得大帝不同的隻是這次兼並還包括了波茲南以東的波蘭領土。蘇聯紅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解放了東歐諸國的同時，也就實現了對東歐及東南歐國家的控製。1944年10月，英國首相丘吉爾與蘇聯領導人斯大林簽訂的“百分比協議”使蘇聯在英俄曆史上首次在談判桌上實現了比“克裏米亞戰爭”前後得到的更多的利益，但仍沒能獲得進入地中海的通道。

與沙皇俄國追逐大海的路徑相同，“百分比協議”和蘇南衝突後，蘇聯認識到進入地中海無望，便將其進攻的目標轉向中亞。1945年12月15～16日，蘇聯支持在伊朗的庫爾德人建立“庫爾德人民政府”，在伊朗蘇占區成立了“阿塞拜疆民族政府”，並阻止前去鎮壓的伊朗政府軍。美英兩國以蘇聯違背1942年美、英、蘇為保護其戰略交通線派軍進駐伊朗時所達成的戰後6個月撤出伊朗的承諾，對蘇聯施加巨大的輿論壓力，並迫使蘇聯於1946年4月4日與伊朗達成協定並被迫撤軍，伊朗政府軍隊於1946年年底迅速鎮壓了這兩場在蘇聯支持下的獨立運動。[17]斯大林的這次行動隻不過是19世紀80年代和20世紀80年代俄羅斯國家為進入印度洋而分別與英國和美國在阿富汗較量的試探，不同的隻是斯大林在中亞的這次試探步子更小、更為謹慎罷了。

與沙俄時期一樣，中亞的失敗使斯大林時期的蘇聯再次將出海目標鎖定在遠東。此時與蘇聯出海口有關係的中國和朝鮮正處於內戰之中。蘇聯經過美國、英國及蔣介石政府認可後獲得了在中國遼東半島的旅順港駐軍的權利，[18]蔣介石政府的隨後倒台以及新中國對蘇聯在中長鐵路[19]管理和旅順港駐軍等權利的收回，迫使斯大林時期的蘇聯再次重複了沙皇尼古拉二世——但比尼古拉二世更為謹慎——的進軍朝鮮半島的路徑，即支持朝鮮北方政權的統一戰爭。不料戰爭雙方在朝鮮半島三八線附近停戰的結果，又使斯大林從朝鮮半島借中朝之手獲得出海口的目標化為泡影。好在不是蘇聯直接參戰，但這次發生在朝鮮半島的近三年的戰爭盡管沒有傷著蘇聯的元氣，卻傷了蘇聯在中國東北的底氣，蘇聯從此失去了對中國東三省的實際控製力，這使蘇聯通過蒙古獨立而獲得的對華地緣戰略優勢大為貶值。

與沙皇尼古拉二世在遠東失敗後又調頭南歐巴爾幹的路徑一樣，蘇聯在朝鮮半島“失手”後又調頭轉向南歐，赫魯曉夫時期的蘇聯政府在與南斯拉夫和解後又於1956年出兵平息了波蘭和匈牙利試圖擺脫蘇聯的運動。勃列日涅夫政府上台後，於1968年直接出兵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鎮壓了那裏的“自由化”運動。隨之而來的是在美國深陷越南期間，勃列日列夫政府向美國的世界霸權“叫板”，為衝刺印度洋而全麵布陣。1979年，蘇聯出兵阿富汗並隨之深陷其泥潭，並由此一蹶不振。1985年，戈爾巴喬夫政府上台，但這時的蘇聯已處於山雨欲來的前夕，盡管戈爾巴喬夫試圖收縮已被勃列日涅夫繃得很緊且遠超出極限的國力“皮筋”，但因操作過急，直接從“政治體製改革”入手，經濟上的“休克”計劃、“百天”改革計劃一個比一個激進，最終導致了1991年底蘇聯的解體，解體的起始起點恰好又回歸到波羅的海三國。有意思的是，與沙皇帝國從1905年遠東戰敗到1918年解體的時間一樣，從阿富汗戰爭到蘇聯解體，相距時間也是13年。這如果不是曆史的巧合，那就是規律的顯現。

望洋興歎，似乎就是俄羅斯國家的命運。蘇聯為了打通海上目標而開展的上述“波羅的海三國→中東歐→巴爾幹→中亞→東北亞→巴爾幹→中東歐→波羅的海三國”折衝路徑，與沙皇時代既相同又不同。相同的是：它們始終都沒有實現打通出海口的目的；不同的是：沙皇用了近200年的時間以流血戰爭的方式走完了興衰周期，在斯大林時期的蘇聯，它更多地是在談判桌上完成的。[20]不管形式如何不同，但兩次帝國興衰的路徑卻是有規律可循，甚至是一致的。這種一致性也正好說明這條不變的弧線（從波羅的海東岸經中東歐南到巴爾幹、中亞，再東馳東北亞），同時也是俄羅斯國家擴張能力極限所在，而在這條線上的任何一個節點，都是俄羅斯國家的“命門”所在。

　　五、俄羅斯國家的興衰規律對中國的影響

俄羅斯國家與中國的真正關係緣起於俄國自17世紀以來的三百多年間的向遠東擴張。其特點是由西向南繼而向東擴張，其所受到的阻力依次遞減。向遠東擴張麵臨的阻力是最小的，因而其速度也最快。這是由於西伯利亞地區不宜於農耕的自然條件使這一地區空曠人稀，加之北冰洋的不利於人生存的高寒條件，又使俄羅斯避免了其他國家——比如、法國、中國、美國等都不得不麵對的南北夾擊的安全壓力；如果考慮當時以中國為代表的農業文明在世界範圍內開始衰落這一因素，已進入工業文明的俄羅斯人的擴張在遠東獲得了遠比歐洲英法擴張更為廣闊的陸地空間：俄羅斯在不到二百年的時間內成為了世界上陸地版圖最大的國家，這與已進入工業文明的英國人向東方擴張使其成為世界海上領土最多國家的道理一樣。

受這種世紀性的東方征服影響最大的是農業文明發展程度較高的幾個東方大國。大概由於中國處於歐亞大陸東方盡頭的緣故，再加上中國人特殊的哲學天賦，中華帝國有幸成為這種農業文明衰落進程中繼埃及、印度之後最後倒下因而也是持續時間最久的文明古國。與埃及、印度不同的是，這次倒下的農業文明大國中，隻有中國主要是靠自己的力量保住了作為大國的基本版圖。黑格爾注意到這一點，他在對四大文明古國比較後說：“假如我們從上述各國的國運來比較它們，那末，隻有黃河、長江流過的那個中華帝國是世界上惟一持久的國家。”[21]

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中國安全環境也曾有過相當不錯的記錄。當人類處於沒有蒸汽動力因而還不能征服大海的曆史條件下，中國並無南顧之憂。但當人類曆史進入工業文明時代並因此征服了大海之後，曾經讓中國人最放心的南方反成了其領導者最憂心的地方，沙俄東進來到遠東後，中國就開始麵臨著南北夾擊的安全形勢，這種形勢迫使中國不能全力以赴應對來自北陸俄國和來自南方海上（西方國家主要在海上進軍遠東）對中國的威脅。這從南北兩個方向都給中國帶來安全的壓力，甚至在19世紀末[22]以及20世紀40年代末曾險些造成中國以長江為界的南北分裂，隻是由於中國人民的英勇抵抗，才使這些分裂中國的圖謀沒有得逞。但中國畢竟遇到了更為強大的國家從南北兩向施加的壓力。在這種壓力下，與俄羅斯人的命運相似，中國人保住了自己的基本國土，但同時也失去了曾經含括東亞大陸的中華大帝國。

中華帝國在西方列強南北衝擊下的解體使中國南北兩麵被剝離出大片破碎小國。在南方就是從緬甸到越南的那些位於中南半島的國家脫離中華帝國轉而落入西方海上殖民帝國主義列強之手；在北方除大片中國領土為俄國直接占領外，還出現了包括外蒙古在內的一係列小國獨立。蒙古的獨立是對中國安全負麵影響最大的一著：它從中國正北方部位深深切入，俄國人直進可直逼中國首都北京，通過中長鐵路可直插遼東半島，控製旅順基地。考慮到太平洋戰爭結束後蘇聯在中國新疆和東北已有相當的控製力，在此條件下，從蒙古側擊兩翼則隨時可促成中國東北和新疆從“民族區域自治”滑向變相“獨立”。斯大林肯定明白，要想得到中國的旅順基地，就必須保證西伯利亞鐵路的安全，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控製中國塞北或長江以北，而蒙古獨立則是達到上述目的的關鍵步驟。

然而，在邏輯與力量間建立合適的比例關係，即使是對斯大林這樣的大政治家來說也是一個極難把握的問題。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斯大林時期的蘇聯政府促使中國參戰，而參戰的結果卻使曾搬起“雅爾塔”石頭砸向中國的蘇聯與美國一道遭到了中國勝利的反彈：戰爭結束後，美國退到朝鮮半島三八線以南，蘇聯也由此失去了對中國東北的實際控製。斯大林去世後，中國東北地區也徹底擺脫了蘇聯的影響。如果再考慮到蘭州至新疆的鐵路線建成後中國對新疆控製力的加深這一因素，由斯大林時期的蘇聯政府促成的蒙古的獨立對中國造成的上述負麵影響已大為弱化。

“抗美援朝”戰爭後，中國的實際控製力全麵北進直達黑龍江，這大大改善了中國的地緣政治條件及由此形成的安全環境。這一成就使得中國力量自20世紀20年代北伐戰爭之後再次大幅擴展。但是值得說明的是，造成這一結果的原因不僅有賴於毛澤東為代表的第一代領導人高超的戰略謀劃，還有賴於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英勇善戰。同時，在地緣政治上，也有日本衰落後中國東北地區離蘇聯的歐洲中心過於遙遠，又離美國海上戰略利益線遙遠，因而美國不願投入過多力量等多種原因。如果聯係起20世紀30～40年代初日本成功將蘇聯逼退東北亞、1939年日本在蒙古邊界諾門坎對蘇聯作戰的慘敗以及1969年3月中國在珍寶島自衛反擊戰中的勝利和1969年8月中國軍隊在新疆鐵列克堤的失利，我們又可以發現，蘇聯在遠東地區，具體說就是西伯利亞地區的控製力是由西向東逐步遞減的。但蘇聯這種由西向東逐次遞減並表現出（在遠東）的脆弱性，又由中國從東到西控製力逐次遞減（直至中國的新疆地區）的特性得到了補償。斯大林認識到這一點，並因此選擇蒙古而不是東北達到了從中國北方蒙古獨立的目的。這一近乎物理力學的原因使得曆史上的俄羅斯國家寧可讓其重心在東部的中國控製新疆？——比如支持中國清朝時期的左宗棠消滅為患十年阿古柏偽政權——也不能讓伊斯蘭地方勢力集團在此地區結成政治板塊。這也就是曆史上“藏獨”、“疆獨”等分裂中國的勢力從來沒有在中國境內成功過的重要原因。

最後，需要進一步說明的是，俄羅斯國家與中國這種東西兩極力量對應性遞減的勢能在中間地帶會有一定的中和。也就是說，在俄羅斯國家力量強勢時，這一地區的中間力量（比如蒙古等）就會對其南方的中國形成一定的壓力；相反，在俄羅斯國家力量衰落後，這些中間力量為了自己的安全，它即使沒有也會自己主動退出中間地帶，使之成為與遠東大國的緩衝地帶。比如，1920年4月6日，蘇俄在中西伯利亞成立的“遠東共和國”就是主動與遠東暫時隔離的防禦性措施。在中蘇友好期間以及蘇聯解體後，不僅蒙古，而且目前的“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的中亞五國都是俄羅斯在衰落的時期主動在俄中兩國間推出的緩衝地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