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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中共十八大新領導人
辛子陵
鄧小平會見波蘭領導人時說過：“我們兩國原來的政治體製都是從蘇聯模式來的，看來這個模式在蘇聯也不是很成功的。”[1] 蘇維埃體製不屬中國特色。這個體製的特點是黨在國之上，領袖在黨之上，所以被稱為“黨國體製”。列寧的《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是黨國體製的理論基礎。列寧創建的蘇維埃就是黨國體製的母本。用列寧的話說：黨國體製“是直接憑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限製的政權。”[2] 個人獨裁是這個體製的應有之義。因為“在革命運動史上，個人獨裁成為革命階級專政的表現者、代表者和執行者，是屢見不鮮的事。” “所以蘇維埃的（即社會主義的）民主製與實行個人獨裁之間，絕無任何原則性的矛盾。”[3]從1919年列寧就把無產階級專政解釋為一黨專政。毫不含糊地表示：“我們所依靠的就是一黨專政，而且我們絕不能離開這個基地。”[4] 這個體製是列寧的獨創。黨國體製不屬於我們要堅持的馬克思主義。馬克思恩格斯構想的無產階級專政是個民主政體。巴黎公社是他們的理想模式。第一，巴黎公社不是軍事強人坐天下，也不是各派政治力量分肥，而是全民投票普選產生的。第二，巴黎公社不是一黨專政，而是布朗基派、蒲魯東派和新雅各賓派聯合執政。第三，公社成立後，頒布了一係列法令，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信仰自由、勞動自由、集會自由、出版自由；公民有權監督和隨時撤換官員，取消官員的高薪製和一切特權。1891年3月18日，為紀念巴黎公社20周年，恩格斯撰文說：“先生們，你們想知道無產階級專政是什麽樣子嗎？請看巴黎公社吧。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5] 這時恩格斯更加看重巴黎公社繼承民主憲政的一些優點，就在三個月後，恩格斯進一步提出用民主共和國代替無產階級專政：“如果說有什麽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我們的黨和工人階級隻有在民主共和國這種政治形式下，才能取得統治。民主共和國甚至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特殊形式。”[6] 這同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絕無共同之處。毛澤東繼承的是列寧，不是馬克思恩格斯。他把一黨專政和領袖獨裁說成是天經地義，成為中國人禍不斷的根源。立國63年，發生了三次大禍亂：大躍進餓死三千七百萬人，文化大革命整了一億人死了兩千萬，1989年“六四”調動國防軍鎮壓學生，死亡713人，都是黨國體製造的孽。
在這些事情發生前和發生中，黨員幹部的絕大多數都明知是錯誤的，但在黨國體製下無能為力，必須服從一個人的意誌，使局麵變得不可遏止，不可糾正，眼睜睜地看著國家和人民走向大災大難。“（還應該有反右派運動吧，共劃3178470人）”改革開放以來，黨國體製控製市場經濟，政以私行，官以賄進，產生了權貴利益集團。由於堅持黨權至上，抗拒分權製衡，抗拒媒體監督，抗拒司法獨立，雖把黨內反腐高唱入雲，但選擇性反腐事實上已成了黨同伐異的手段。“不怕貪汙受賄，就怕站錯隊”成為流行的官箴。隻要上麵有人罩著，可以一麵貪腐，一麵提拔，造成黨國體製整體性、製度性腐敗。須知沒有不倒的和珅，沒有不死的皇帝，沒有不滅的王朝，清算隻是延期而已。“共產黨官僚的腐敗正在逼迫人民起來革共產黨的命。”[7] 繼續抗拒政改，隻能走向自我毀滅。著名學者蕭默提出：“凡我黨內同誌，主張解決權貴資產階級問題的才是真正的改革派，漠不關心或隻跟著說說的是假改革派，壓製和消音的是反改革派。”[8] 在政治體製改革中，是限製和觸動權貴利益集團，還是維護和發展權貴利益集團，成為區分真假改革派的試金石。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在和平理性地處理了烏坎事件後，又於2012年1月4日在廣東省委十屆十一次全會上指出：與30年前相比，如今改革麵對的困難是既有利益格局，“如果隻是根據這個利益格局決定改革的取向，那麽改革就不可能進行下去。”[9]汪洋成為政治局委員和省委書記中敢於挑戰利益格局的排頭兵。真改革派會跟上來。現在是全黨大醒悟，廢除黨國體製的時候了。
中國黨國體製的特點
1954年毛澤東主持起草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部憲法。就是製憲行憲那一年，毛澤東在黨中央一次會議上，作過一次憲法交底的講話，他說：
“我們有不少同誌，就是迷信憲法，以為憲法就是治國安邦的靈丹妙藥，企圖把黨置於憲法約束之下。我從來不相信法律，更不相信憲法，我就是要破除這種憲法迷信。國民黨有憲法，也挺當回事，還不是被我們趕到了台灣？我們黨沒有憲法，無法無天，結果不是勝利了嗎？……我們偉大光榮正確的黨也是曆來不主張製定憲法的，可是，建國後，考慮到洋人國家大都製定了憲法，以及中國知識份子還沒有完全成為黨的馴服工具的情況，為了改造和教育人民群眾，鞏固黨的領導，還是要製定憲法的嘛。製定憲法，本質上就是否定黨的領導，在政治上是極其有害的。當然啦，憲法製定是製定了，執行不執行，執行到什麽程度，還要以黨的指示為準。隻有傻瓜和反黨分子才會脫離黨的領導，執行憲法。”毛澤東這個講話，成為共產黨的憲法觀[10]。中國黨國體製有四個特點：一是共產黨位尊憲法之上不受憲法約束；二是軍權不在政府；三是政權二元化；四是民權虛化。現分述如下：
一是共產黨位尊憲法之上不受憲法約束。
毛澤東的上述講話要害是這幾句：“憲法製定是製定了，執行不執行，執行到什麽程度，還要以黨的指示為準。隻有傻瓜和反黨分子才會脫離黨的領導，執行憲法。”這篇談話，主要是打擊以周恩來為代表的黨內憲政派的。毛澤東先統一高級幹部的思想：製憲行憲是不得已，那是欺騙民眾的花樣，一切還得黨說了算，誰代表黨?我毛某人。但有一句話毛澤東說對了：“製定憲法，本質上就是否定黨的領導”。
在法理上，黨不能高於憲法，“偉光正”的黨也不能高於憲法。共產黨須在憲法範圍內從事國務活動，違憲要受到彈劾。要麽不要憲法，實行軍事管製，不怕獨裁的壞名聲；你要從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承認“權為民所賦”，從民意中找到政權的合法性，就要自覺地尊重憲法，接受憲法的約束。盡管這部憲法是你這個黨領導起草的，或者是你毛澤東主持起草的，但你的黨，你毛澤東本人，也得服從這部憲法。
毛澤東的公開姿態是要執行憲法的。1954年6月14日他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三十次會議上說：“一個團體要有一個章程，一個國家也要有一個章程，憲法就是一個總章程，是根本大法。” 他還指出：“通過以後，全國人民每一個人都要實行，特別是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要帶頭實行，首先在座的各位要實行。不實行就是違反憲法。”
“在座的各位”當然應該包括毛澤東本人。毛澤東就是這樣一個兩麵派，一個最大的兩麵派。他說過“玩憲法”的話。他把全黨都玩了，把民主黨派和追求民主憲政的知識分子都玩了。黨國體製是毛澤東玩憲法的舞台。製憲行憲是一場文明戲，毛澤東不是劇中人，他是編劇兼總導演，領導和主宰每一個劇中人，從國家主席到普通百姓。
在中國，黨章高於憲法，黨主席高於國家主席，是毛澤東長期經營造成的，是個人崇拜對國家體製的破壞。1958年初，毛澤東提出不做下屆國家主席，專做黨的主席，一不是真心退隱，二不是出於謙遜，三不是身體不堪繁巨。他的真實動機是要“高升”一步，成為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領袖。他要仿效斯大林不到車站、機場迎送任何外國客人，不論是總統、國王和皇帝。在國內，國家主席是他的大副。由國家主席到機場迎接外國元首，過兩天毛澤東出來接見一下，他的身份就在國家元首之上。黨主席至尊至上，黨和國家領導人就是這麽叫起來的。
至於權力，他不僅不放鬆一點，而且更多更緊地集中在自己手裏。他是在《工作方法六十條》裏提出不做下屆國家主席的，同時明確了他繼續執政的方式是“大權獨攬，小權分散，黨委決定，各方去辦”。他強化省以下各級第一書記的權力，弱化政府的權力，強調第一書記說了算。黨委的權威是這樣逐漸強化起來的。他不在政府任職了，權力中心就轉移到了黨的係統。
1958年8月21日，毛澤東在協作區主任會議上講話：“法律這東西沒有也不行，但我們有我們的一套，還是馬青天的那一套好，調查研究，就地解決問題；不能靠法律治多數人；民法刑法那麽多條誰記得了，憲法是我參加製定的，我也記不得了；我們各種規章製度，百分之九十是司局搞的，我們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決議、開會，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來維護秩序；人民代表大會、國務院開會有他們那一套，我們還是靠我們那一套。”[11] 毛澤東領導國家，“基本上不靠”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國務院“那一套”。至於憲法，對不起，他“記不得了”，因此不算數了。國家政權和憲法，在他心目中是個民主裝飾，不是真要起作用的。黨國體製把毛澤東擺在了太上皇的位置上，留下了不在國家體製內的元老幹政的惡劣先例。文革中他竟超越憲法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把國家主席劉少奇長期囚禁並迫害致死。
毛澤東是法家，韓非子的信徒。韓非子把學問分成兩類:法和術。第一類學問是法。法是教化臣民，指導工作，治理天下的方法。第二類學問是術。術是帝王南麵之術，駕馭臣民，坐穩皇帝的要訣，是自己使用的東西。所以，韓非子有規定：“法莫如顯，而術不欲見。”法或以露布形式傳播四麵八方，或以典籍形式流傳衙署學宮；術則秘而不宣，隻對最親近的人口傳身授。毛澤東那段關於憲法的談話是術，是現代帝王的南麵之術。口傳身授，在黨內一代一代像傳家寶一般地傳下來。
二是軍權不在政府。
毛澤東的黨國體製是1954年製憲行憲時鬼斧神工般地悄悄完成的。1954年9月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毛澤東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朱德為副主席；選舉劉少奇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宋慶齡、林伯渠、李濟深、張瀾、羅榮桓、沈鈞儒、郭沫若、黃炎培、彭真、李維漢、陳叔通、達賴喇嘛·丹增嘉措、賽福鼎為副委員長；根據毛澤東的提名，決定周恩來為國務院總理；根據周恩來的提名，決定陳雲、林彪、彭德懷、鄧小平、鄧子恢、賀龍、烏蘭夫、李富春、李先念為副總理；國防委員會由毛澤東任主席，朱德、彭德懷、林彪、劉伯承、賀龍、陳毅、鄧小平、羅榮桓、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程潛、張治中、傅作義、龍雲為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為董必武；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為張鼎丞。
在政權係統高級職務的安排吸引了全國人民的注意力、黨內外高層人士彈冠相慶的時候，1954年8月28日，在毛澤東的操縱下，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一個重建黨的軍事委員會的決議。在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設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實現了軍隊國家化，毛澤東為主席，朱德、劉少奇、周恩來、彭德懷為副主席，沒有另外的黨的軍委。這次政權係統軍委改稱國防委員會，下有委員81人，成為安置原國民黨高級起義將領的統戰機構，並沒有指揮軍隊的實權。
重建的黨的軍事委員會，由毛澤東任主席，朱德、彭德懷、林彪、劉伯承、賀龍、陳毅、鄧小平、羅榮桓、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為委員。劉少奇、周恩來不再擔任軍職，朱德、彭德懷由軍委副主席降格為委員，軍隊的統帥權和指揮權集中在毛澤東一個人手裏，彭德懷以國防部長的身份主持軍委日常工作。這件大事在《中共黨史大事年表》中未曾收錄，增加了它的隱秘性和陰謀氣氛。
熱熱鬧鬧製憲行憲是明修棧道，重建黨的軍事委員會，把軍權從政權體係中“剝離”出來，是暗渡陳倉。後來宣稱這是“黨指揮槍”，把毛澤東篡奪軍權的行為合法化和莊嚴化。所謂黨指揮槍是虛，毛澤東獨掌軍權是實。這是毛澤東建立軍事獨裁的第一步，他得逞了。從此以後，他的個人權力就不可遏止地膨脹起來了。到文化大革命，他憑槍杆子做後盾，一個人打敗了國會，打敗了政府，打敗了執政黨。
三是政權二元化。
黨國體製的組織上的表現是二元化的政權。一個政權，兩套班子，兩個衙門。二元化政權不是兩個平行的權力機構，而是一個強本弱枝的鏈接體係。我們現在的權力結構，一級權力在黨委，從上到下的係統是中共中央、省級（省級市）黨委、市級黨委、縣級黨委、鄉級黨委；二級權力在政府，從上到下的係統是國務院、省（省級市）政府、市政府、縣政府、鄉政府。
政府係統表麵上是人民代表大會選舉產生的，實際上是黨委的派生機構，黨委是強本，政府是弱枝。決策機構是黨委係統，政府係統是執行機關。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是民主裝飾，擺樣子的，黨的決議通過人大變成議會的決議，但人大事實上無權否決和修改黨的決議。
中國的執政黨和民主國家的執政黨職能是不同的。譬如美國，民主黨現在是執政黨，因為奧巴馬是民主黨推舉當選的。但把奧巴馬推舉出來，民主黨在本屆政府的任務就完成了。黨的任務，就是把本黨最優秀的人物推舉出來執政，如果黨主席條件合適，也可以出來競選執政，但不是帶著本黨接管整個國家。奧巴馬的施政綱領，對內政外交重大問題的決策處理，並不需要報告民主黨中央，也不需要請示民主黨主席。各個州的州長不是中央政府任命的，是選舉產生的，和總統不一定屬於同一個黨。州一級的民主黨組織除地方選舉時推舉本黨的州長候選人之外，對地方事務沒有其他發言權，就如同民主黨中央除了推舉總統候選人之外，對全國事務沒有其他發言權一樣。
奧巴馬是以總統兼三軍總司令的身份領導國家，而不是以民主黨主席的身份領導國家。在民主國家，沒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提法。權力的一元結構是民主憲政，二元結構是黨國體製。
四是民權虛化。
中華人民共和國1982年憲法第35條載明：“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這一條文30年不兌現，被黨政機關製定的“執行”細則所否定。這種原則承認具體否定的假民主，成為世界民主史上的醜聞。僅以言論出版自由為例，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名義上“當家做主”63年，但我們享有的言論出版自由竟不如回歸祖國前的香港，即不如殖民地居民。回歸前的香港是英國殖民地，英國政府任命總督管理這個地方，但港英當局給香港居民言論出版自由，不是空頭的，紙麵上的，是落實的，兌現的。
1949年建國，人民歡呼解放了，當家做主了。但直到今天，建國63年，搞了三十多年改革開放，我國公民還沒有得到香港人殖民地時代就有的言論出版自由。現在有些評說時政和曆史的書籍，要拿到香港出版，這不是回歸祖國的福蔭，是沿襲殖民時代的舊法。
大陸人民的“當家做主”地位實在太窩囊。國家宣稱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實在太尷尬。豈止普通公民，連共產黨的高級幹部都沒有言論出版自由。前年李銳遇到一件事情：《周小舟紀念文集》在編輯過程中，收進了李銳1981年在《人民日報》發表的紀念周小舟的一篇文章，但出版時被刪。周小舟夫人打電話向李銳解釋：“北京通知，不能用李銳的文章。”連1981年發表在黨報上的舊作也不讓收進文集，真是荒唐至極！李銳說：“這算什麽樣的國家？！我大聲疾呼：新聞必須自由！扼殺公民的言論自由是完全違法的！”
世界各國新聞出版法製的發展，走的是由預防製向追懲製過渡的道路。無疑，追懲製比起預防製是一個曆史性進步，對推動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的發展，推動社會和諧進步起了偉大的作用。所謂預防製，就是出版物在出版以前須經政府機關的審查，批準了你才能出版，不批準出了就是犯法。所謂追懲製，就是出版物不必向政府機關報批，總編輯通過了就開印，出版發行完全自由。出版後如有不良後果和糾紛，政府再介入，根據法律判斷是非對錯。英國早在1695年即廢除了預防檢查製。日本於1869年廢止預防檢查製。我國目前實行的書報審查製度，比英國落後300年，比日本落後140年。
在黨國體製下，連國家總理的施政演說都受到審查！2010年8月21日溫家寶總理在深圳發表題為《隻有堅持改革開放，國家才有光明前途》的講話。談到“不僅要推進經濟體製改革，還要推進政治體製改革。沒有政治體製改革的保障，經濟體製改革的成果就會得而複失，現代化建設的目標就不可能實現。”新華社21日通稿《開創經濟特區的美好明天》，把溫家寶講話中政治體製改革的內容刪掉了。這就是黨在國之上，中宣部長的權力在國務院總理之上。隻有在黨國體製下，才會出現這樣的咄咄怪事。
連續四年餓死人是黨國體製禍國殃民的集中表現。一個國家，沒有領袖不行，沒有對領袖的監督和製約更不行。那就像一輛高速列車沒有製動裝置一樣，非出大事故不可。民主國家的議會就是這個製動裝置。我國的人民代表大會本應履行議會的三大職能：防止獨裁，防止腐敗，防止錯誤。黨國體製將這種職能閹割了，人大成了橡皮圖章，不起作用了。如果全國人大能起民主國家議會的作用，不僅能從根本上避免那一場餓死人的滔天大禍，也能製止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更能妥善處理“六四”危機，避免血案發生。
1958年2月11日第一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通過了周恩來總理提交的《關於1958年國民經濟計劃（草案）》，規定1958年的鋼產量是624.8萬噸。糧食產量3920億斤。[12] 按照憲法，這個指標既經人大通過，不僅具有法律效力，而且具有最高的權威性。不經全國人大複議，別人是無權修改的。同年6月19日，毛澤東在遊泳池問冶金部長王鶴壽：“（鋼產量）去年是五百三（535萬噸），今年可不可以翻一番？”王鶴壽說：“好吧，布置一下看。”推波戲浪之間，這一問一答，就決定了鋼產量翻一番，把指標修改為1070萬噸。糧食產量，毛澤東和譚震林商量的結果是6000-7000億斤。比1957年的3700億斤，也接近翻一番。兩個“翻一番”，對國務院和全國人大連個招呼都不打，就這樣定了。若是在民主國家，議會會彈劾毛澤東違背程序民主，他不經國務院亂提指標非法；不經全國人大修改人大的決議違憲。兩個“翻一番”不算數。如果人大的權威超過毛澤東，堅持已經通過的周恩來總理關於工農業生產的計劃和指標，則後來四年，河清海晏，天下升平，絕不會發生“大躍進”那樣的勞民傷財的大鬧劇，也絕不會發生大饑荒餓死人的事情。
毛澤東為急於當世界革命領袖的野心所驅使，決心發起大躍進運動，使中國的落後的工農業經濟在短期內出現奇跡，以便集中起他想象的那“一把米”來，推動世界革命。經過反右派運動，民主黨派和知識分子已被製服，沒人再敢多嘴多舌。從1957年9月八屆三中全會之後，毛澤東在1958年上半年又接連召開了杭州會議、南寧會議、成都會議、武漢會議直至5月召開的八大二次會議，猛整周恩來的“右傾”。經過這一係列會議，逼得周恩來連連檢討，把符合客觀經濟規律的綜合平衡、穩步發展的正確意見，徹底批倒搞臭，為毛澤東的以“左”傾冒進為特征的空想社會主義路線在全國推行開辟了道路。
八大二次會議後，周恩來向中央提出辭呈。1958年6月9日，毛澤東主持常委會討論周恩來的去留問題。眾常委一致挽留。毛澤東見不能撤換周恩來，就搞了許多小動作把周恩來架空。第二天（1958年6月10日）他專門起草了一個中央文件通知各省市自治區，明確規定：黨中央決定成立財經、政法、外事、科學、文教各小組，這些小組是黨中央的，直隸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向他們直接做報告。大政方針在政治局，具體部署在書記處。隻有一個“政治設計院”，沒有兩個“政治設計院”。大政方針和具體部署都是一元化，黨政不分。具體執行和細節決策屬政府機構及其黨組。對大政方針和具體部署，政府機構及其黨組有建議之權，但決定權在黨中央。政府機構及其黨組一同有檢查之權。[13]
“大政方針在政治局，具體部署在書記處。”這等於是奪了國務院的權。國務院成了有名無實的“影子內閣”，周恩來成了影子總理，隻做一些迎來送往跑龍套的事情，被剝奪了對國家政務特別是經濟建設的領導權和決策權。毛澤東披掛上陣，帶領五個業務組親臨經濟建設第一線，高舉“三麵紅旗”，發起了公社化和大躍進運動。他隨意講話，隨意批文件，情況不明決心大，心中無數辦法多。公然提出：“空想社會主義的一些理想，我們要實行。”[14]一聲令下全國實現公社化，鼓動各省競放高產衛星，稻穀畝產量吹到了13萬斤；他根本不懂煉鋼的爐溫和燒磚窯的爐溫是不一樣的，劈柴是煉不成鋼的，提倡所謂小（小高爐）土（土法煉鋼）群（群眾運動），用燒磚的辦法煉鋼，鬧了國際大笑話。後來把農業搞亂了，把工業搞亂了，把民生搞亂了，全國都亂了套，大躍進變成了大躍退，世界末日般的全國大饑荒降臨了。
2005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對1959年至1962年全國大饑荒的曆史檔案有限製地解封，這是官方正式內部公布的大躍進時期餓死人的權威數據：1959年，全國17個省級地區，有522萬人因饑餓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95.8萬多人。1960年，全國28個省級地區，有1155萬人因饑餓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272萬多人。1961年，全國各地區有1327萬人因饑餓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217.7萬多人。1962年，全國各地區有751.8萬多人因饑餓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107.8萬多人。官方統計大躍進時期餓死人的總數是3755.8萬人，即三千七百五十五萬八千人。大躍進中發生餓死人的事情，不是天災，完全是人禍。連續四年餓死人不能采取斷然措施扭轉局麵，則是黨國體製的延誤和罪孽。
黨國體製的內部規則是所謂民主集中製。民主集中製是從列寧那裏搬來的。其最大的弊端是沒有糾錯的機製和消滅糾錯的力量。這是個消滅反對派走向獨裁的製度。民主的真諦是少數服從多數，多數保護少數。隻強調前一句，取消多數保護少數，成為多數欺負少數，多數打擊少數，把少數當作反黨分子，當作階級敵人打擊，是民粹派的假民主，是暴民政治。許多情況下少數是正確的，保護少數就是保留糾錯機製，打擊少數必然走向一錯到底。
以廬山會議為例，彭德懷的意見是正確的，反映了全國的實情，也代表了大多數與會者的意見。但毛澤東利用他的權威操縱多數，製造了彭黃張周反黨集團冤案。如納彭德懷忠言，立即停止瘋狂的大躍進，轉入救災安排人民的生活，也就是餓死五百多萬人，第二年就能遏止餓死人的勢頭蔓延。但毛澤東不聽，一錯到底。廬山會議後期，為了證明三麵紅旗正確，他在全黨發動以批判彭德懷開路的反右傾運動，在全國掀起“第二次躍進高潮”。
這第二次躍進從1959年8月廬山會議結束起，到1960年8月毛澤東接受周恩來的“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止，作孽最大，餓死人最多，農村的生機幾近完全破壞和毀滅，連續三年，餓死3200萬人以上。1959年6月底，全國的糧食儲備還有343億斤，折合1715萬噸，夠城鎮居民一年之需。但是，在當年糧食減產3000萬噸（600億斤）的情況下，毛澤東親自掌控的“政治設計院”，決定出口419萬噸糧食換取黃金和美元，出口量相當於上述糧食儲備的24%。城市糧食供應馬上緊張起來，連北京、天津、上海也隻有幾天的存糧了。為了保證大城市不出亂子，繼續向各省搜刮糧食，這樣一來又多餓死了很多農民。
1960年全國缺少2400萬人的口糧，按每人/年320市斤作為維持生命的基線計算，共缺糧76.8億斤，折合384萬噸。如果不出口那419萬噸，當年就不會發生嚴重的饑饉，一個人都不會餓死。但毛澤東一心想造原子彈、氫彈，與蘇美爭霸，揚威世界，成為第三世界的領袖，決心要實施他所謂的“大仁政”（和梁漱溟辯論時說過的話），而把救濟災民、不讓老百姓餓死看作是“小仁政”不屑一顧，照常出口糧食換外匯，以采購相關的設備和材料。後來，原子彈是上天了，人們至今津津樂道毛澤東的偉大，須知是3755.8萬條鮮活的生命把原子彈送上天的。就在毛澤東堅持錯誤，不肯對老百姓施一點“小仁政”的時候，一個不要命的湖南女工的上訪驚動了在北戴河開會的中央領導人。使毛澤東再也“頂”不住了，成為黨和政府由繼續躍進轉向救濟災民的轉折點。
1960年7月26日上午，中南海北門外鐵灰色的宮牆下，站著一名身著藍色工裝的青年女子，雙手各舉著一塊硬紙牌，一塊上寫著“消滅人民公社！人民公社餓死我叔叔一家六口！”另一塊上寫著“打倒毛澤東！彭德懷萬歲！”中南海北牆外的那條街道名曰文津街，有多路公共汽車、無軌電車經過，但不設站。那天隻有少數過路人看到這名青年女子雙手高舉著的標語牌。青年女子很快被宮牆外的便衣警衛發現，拎小雞一般拎進北門，在接待室給她戴上手銬，做了簡單的詢問，筆錄口供如下：
問：你叫什麽名字？哪裏人？什麽成分？職業？要老實回答！
答：我叫劉桂陽，湖南衡陽縣人，祖宗三代貧雇農。我本人是共青團員，鯉魚江火力發電廠運煤車間工人。
問：你既然是貧雇農出身，本人又是工人、共青團員，為什麽要跑到黨中央、國務院的門口來幹這種不要命的反革命勾當？
答：同誌呀，天爺呀！你們住在北京，坐在中央，飽崽不知餓崽饑呀！不知道公社社員吃野菜、樹葉，吃觀音土……鄉下連貓、狗都餓死了，一些人家滅了門。我叔叔一家六口都餓死……同誌呀，天爺呀，我從小沒有父母，叔叔嬸嬸把我養大，送我讀初中，1956年進電廠當學徒，三年沒回老家。心想大躍進、吃公共食堂，他們生活過得好，我就粗心了。去年下半年聽講鄉下沒吃的，我還不相信，大半年也沒有寫信。今年5月請假探親，回老家看望叔叔、嬸嬸、兄弟姐妹，沒想到都得水腫病，吃觀音土吃死了呀……（嗚嗚嗚），新社會，餓死貧雇農，造的什麽孽呀！我老家那村子，餓死三十幾口……我找到一個堂叔，兩個堂妹，他們還沒有死，隻是偎在火塘邊，剩下一口氣。堂叔告訴我，我叔叔一家六口，都是他拖出去埋的，一人一把茅草，連張裹屍的席子都沒有……堂叔破衣爛衫，和我講話，隻是蹲在地上不起身，我的兩個堂妹也蹲在地下不起身，堂叔說，妹子你帶有吃的，就留下一點，一家三口動不得，去山上挖觀音土都沒有力氣……我們也出不得門，沒有東西遮下體呀，（嗚嗚嗚）……同誌哥，老天爺!你們要關我、殺我、槍斃打靶，也要聽我把話講完，把話講完……我帶回去四包高價餅幹，隻好給了堂叔、堂妹。他們接了餅幹，就當了我的麵沒命地吃啊，吃啊，四包餅幹，共是六斤，一口氣吃光……邊吃邊灌水。第二天一早，要我去辭行。你們猜哪樣了？堂叔和兩個堂妹久餓猛吃猛灌水，都脹死了！（嗚嗚嗚）我造的哪樣孽呀！我哭天喊地，做了殺人凶手呀……我回到工廠，廣播裏天天喊三麵紅旗，大好形勢。我什麽話都不敢講，講了就是反革命。（嗚嗚嗚）我曉得凶手是哪個。搞大躍進，辦人民公社，吃公共食堂，我們一個村就餓死三十幾口。還有更多的老人、小孩在等死……（嗚嗚嗚）我一個貧雇農的後代想不通！一個共青團員想不通！一個電廠女工想不通！我就是到北京來喊口號，我要打倒人民公社！我要打倒毛主席！我要喊彭德懷萬歲！萬萬歲！
如此重大的反革命案情，新中國開國以來首宗平民女子大鬧中南海的惡性案件，中央辦公廳留守人員不敢耽擱，將口供謄寫清楚，作為急件送北戴河。總書記鄧小平看過，寫下六個字：“請少奇同誌閱。”主持中央工作會議的劉少奇看了“口供筆錄”，臉色鐵青地批下一行字：“悲慘，湖南災情還算輕的，別的省區呢？此件交會議簡報組印發。又：全黨幹部要大興調查研究之風，會議之後，每位領導幹部都應深入農村基層，去看看那裏發生的事情。”
1960年整個上半年毛澤東仍在號召“繼續躍進”，“全黨為1800萬噸鋼、6000億斤糧食而奮鬥”。直到這次中央工作會議前夕，他還不承認全國出現大饑荒。還在批彭德懷，“反右傾”。這個湖南辣妹子使他徹底清醒了。一葉知秋。他知道自己的威信在全黨和全國人民中已跌至穀底，非有特殊手段是很難扳回這一局了。之後，毛澤東的健康情況轉差，他很少下海遊泳，常常一個人獨坐不語。經過深思之後，他向中央請假治療，並說自己已經進入遲暮之年，馬克思向他招手了。他並多次委托田家英向政治局轉達意見：在他生病休息期間，由劉少奇同誌代理黨主席。他決定暫時離開第一線，休養思考一個時期。經劉少奇、鄧小平、彭真等人說服毛澤東，為一百多萬在反彭德懷鬥爭中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幹部平反，其中包括恢複鄧子恢的國務院副總理、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職務。在一次常委碰頭會上，朱德還提出為彭德懷平反。毛澤東再不肯退讓，他說：“把彭德懷請回來，廬山的事一風吹，三麵紅旗不要了？那好，我和林彪常住南方養病，把北京交給你們。”劉少奇隻好在朱老總和毛主席之間打圓場：“彭老總的事，放後一步吧，先過了眼前的大難再講。”
此次中央工作會議（1960年7月5日～8月10日北戴河工作會議）開了一個多月，確定了對國民經濟“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在最後一天的閉幕會上，毛澤東一臉病容，可憐兮兮，心情沉重地作了檢討，承認自己不懂經濟，闖了大禍，發生這麽大的饑荒，餓死了人，他是始作俑者，難逃責任。在座的中央常委、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省市第一書記，也都難脫責任。責任人人一份。他宣布，這次全會之後，他要真正退居二線，不再過問經濟、黨務，不再指揮工農業生產；隻和林彪兩人管管軍事和國際共運。還有就是讀書、養病，研究些理論問題。他並再次提議正式通過黨內文件，在他養病期間，由少奇同誌代行黨主席職務。
劉少奇在會議上說：“現在代不代理不要緊，要緊的是全國救災救人，承認血淋淋的現實，立即調整政策，發放救濟糧款，分給社員自留地，允許農民種糧種菜，搞小自由，開放農村集市，生產自救。人民公社那些條條框框先放一放吧，誰的麵子也顧不上了。既然一名貧雇農的女兒、青年工人都敢到中南海門口來喊冤，老百姓麵對饑荒死亡，還怕你關他班房殺他頭？你不讓人活，人會讓你活？邏輯就這麽簡單。全黨同誌立即行動，同心同德，千方百計渡過饑荒，等到出了黃巢、李自成再來補救，就晚了。”
毛澤東雖然暫時交出了黨的主席，但不交軍委主席，因為失去軍權，毛澤東就失去了反攻倒算的實力。毛澤東退居二線，並不是真心認錯，是迫於形勢不得已，所以留下一句話，三麵紅旗還得堅持，這就給糾正空想社會主義的路線錯誤留下了不可超越的困難。
在毛澤東的空想社會主義道路走至險關絕地、山窮水盡的日子裏，在饑荒萬裏、伏屍百萬的恐怖歲月，毛澤東浪跡於西子湖畔的湖光山色裏，讓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陳雲等放開手腳，挽救已經崩潰的國民經濟，製止餓死人事態繼續發展，救人民於水火，扶大廈之將傾。在這種情況下，隻有一些和私有製沾邊的政策才能挽狂瀾於既倒，調動農民生產自救的積極性。劉少奇等所采取的政策，舉其犖犖大端就是所謂“三自一包”，即自留地、自負盈虧、自由市場和包產到戶。這些新政策一提出來，下麵不敢貫徹，害怕“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又回來犯複辟倒退的錯誤”。包產到戶在劉少奇手裏到底沒有在全國實現。
1960年3月30日到4月8日召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屆第二次會議上，會標還是 “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麵紅旗萬歲！”兩千名來自全國各省的“人民代表”都奉命三不談：一不談糧食征購任務過重；二不談農村缺糧；三不談餓死人。隻準“暢談”所在省區的“大好形勢”，舉手通過進一步大躍進的經濟計劃。到1961年，這是大饑荒的第三年，達到餓死人的最高峰，餓死1327萬人，各地幹部才“豁出去了”搞“包產到戶”，到第四年才遏止住餓死人上升的勢頭，減為751.8萬人。
“三自一包”的政策像一支巨大的強心針一樣，給奄奄一息的六億神州注入了活力。廣袤的農村複蘇了。農民又有了依靠自己的勞動活下去的希望。1964年全國糧食產量達到3750億斤，比上年增加350億斤，農業開始走出低穀。對於實行“三自一包”政策，劉少奇等心裏並不踏實，是一種戰戰兢兢、忐忑不安的心態。因為按照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教條，這些政策具有右的性質，屬於資本主義範疇。他們隻是暫時利用一下這些帶有資本主義性質的政策，並沒有準備走多遠，一旦國家渡過危機，就趕緊回頭，最怕被毛澤東抓住小辮子，費力不討好。在意識形態領域裏他們沒有話語權，意識形態的話語權牢牢掌握在毛澤東手裏。盡管“三自一包”政策使百姓有了飯吃，使國家渡過了危機，使毛澤東的金鑾殿沒有倒塌，但毛澤東並不領情，他要先利用這些“走資派”穩住農民，把糧食生產出來，使自己的江山不倒，然後再打倒這些“走資派”。他認為糾正自己錯誤的人必是將來的反對派。他不能忘記七千人大會上全黨置疑他的路線，追究他的責任那個可怕情景。就在七千人大會上，出現了“打倒毛澤東！”的標語。[15] 參加這個會的是縣長、縣委書記以上各級政權的領導骨幹。毛澤東認定這批幹部已經不是他的人了，都跟劉少奇走了。所以，他要把縣以上幹部統統打倒。說“三自一包”是極大的罪惡，是走了資本主義道路。要把實行“三自一包”政策的各級幹部打成“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就是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背景。直到毛澤東生命的最後一刻，他的這條“左”傾空想社會主義路線也沒糾正過來。
毛澤東禍國殃民，當然有他個人品質問題和知識缺陷；但更重要的是他創立的這個黨國體製。黨國體製硬是眼睜睜地看著連續四年每年成百萬上千萬餓死人，媒體根本不報道，議會從來不討論，政府遲遲無作為。這在民主國家是不可想象的。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民國，曆朝曆代因災荒餓死的人數加在一起是多少呢？2900多萬，不到3000萬人。封建王朝是不允許隱瞞災情的。大清律規定：總督和巡撫要向朝廷“飛章奏報”災情，晚報一月官降一級，晚報三月革職。我們的製度甚至不如清朝。隱瞞災情成了對領袖忠心、黨性強的表現。所以，在黨國體製下，毛澤東一朝一代餓死的人數比曆朝曆代餓死人的總和，還要多750萬人。黨國體製是最落後、最反動的體製。
權貴集團利用黨國體製控製了黨和政府。
十八大後的政治決戰是：或者是改革派製服權貴集團，推進政治體製改革，用民主憲政代替黨國體製，走民主社會主義道路，對內實現共同富裕，長治久安，對外與美國、歐盟攜手，實現和平崛起；或者權貴集團以黨國體製為依托控製黨和政府，實行國進民退政策，再來一次“社會主義改造”，囊括改革開放的經濟成果，引起全民反抗，社會陷入長期動亂，對外打出毛澤東的反帝反修旗幟，以社會主義陣營殘餘力量的保護者、支持者和代表者的姿態出現，與美國和歐盟對抗，黨和國家在內憂外患中滅亡。
改革開放以來，黨國體製沿著毛澤東式的慣性，多次幹擾國家的政治生活。其主要表現是以鄧小平為首的“八老幹政”。[16] 八老在粉碎四人幫，克服“兩個凡是”的桎梏，推動中國走向改革開放是有功勞的；但由於他們的曆史局限性，又對改革開放有諸多幹擾阻撓甚至破壞。八老多數沒有擔任黨和國家主要領導職務，但他們是政治局常委之上的常委。鄧小平擁有決定權，陳雲擁有否決權。楊繼繩稱之為“雙峰政治”。他們的權力來源當然與他們的資曆、威望有關，但主要來源於軍權，鄧小平不當國家主席，不當黨的主席，就當軍委主席。他這一票就壓倒了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
胡耀邦和趙紫陽兩位總書記，是鄧小平等八老推舉上去的，又是他們廢黜的。胡趙要挑戰“左”的意識形態，要進行政治體製改革。胡耀邦要帶頭廢除終身製，趙紫陽說“清查貪腐要由我的子女入手”。他們一帶頭別人怎麽辦？這成為廢黜胡趙的直接原因。六四鎮壓表明黨和政府沒有站在反貪腐、反特權的學生以及支持他們的廣大民眾一邊。在黨國體製庇護下，權貴集團孕育、誕生、成長和坐大，他們占有了經濟發展的太大的份額，造成今天積重難返的局麵，這是改革開放以來黨國體製的主要罪責。
鄧小平說：“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17] 中國基尼係數已超過0.5[18] 兩極分化世界第一。我們應該有勇氣承認這個失敗，通過政治體製改革來挽救這個敗局。對於鄧小平我是非常敬重的。他寧可第三次被打倒也不當毛澤東的家臣，拒絕給江青當蕭何，使中國避免了曆史大倒退；他以非凡的膽識和魄力改變毛澤東“以階級鬥爭為綱”的路線，支持胡耀邦、趙紫陽和萬裏開創了改革開放的新局麵。他親自舉行五老火鍋宴。[19] 把資本家請回來，把私有製請回來，在政策上把中國領出了空想社會主義誤區。但對於鄧小平，我是深幸有一，不望有二。鄧小平的特殊強勢地位是黨國體製推舉他獨掌軍權造成的。這個推舉，在當時是尊敬他，後來卻害了他。在黨國體製內，鄧小平也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關鍵時刻，權貴集團把他推到人民的對立麵，他不得不扮演“狄克推多”的角色，“槍指揮黨”，廢黜拒絕向人民開槍的總書記，製造了“六四”慘案，毀了自己的一世英名。經過22年曆史之檢驗，那次鎮壓的長遠後果是為權貴資本主義，即官僚資產階級的形成保了駕，護了航，在曆史上沒有任何進步意義。
1989年5月13—25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萬裏在北美訪問。出國前，趙紫陽與萬裏就如何對待學運取得共識。5月24日，萬裏在多倫多發表談話說：“中國學生的愛國熱情是可貴的。他們希望促進民主和懲治腐敗，要在民主和法製的基礎上解決問題，要冷靜、克製……”所以，全國人民和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對萬裏抱著很大希望。5月21日，全國人大9位副委員長向他發電報，說有24名人大常委聯名建議立即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緊急會議”，“在民主與法製的軌道上解決問題”，讓萬裏立即回來主持會議。這是中國人大在重大政治問題上第一次發出自己的聲音。萬裏決定提前回國。在飛行途中接到中央電報，把他截留在上海。官方報道說“萬裏委員長因身體不適，經醫生檢查，留滬治療”。直到他改變態度，於5月27日發表了與黨國體製保持一致的“書麵談話”，5月31日，才允許他回到北京。黨國體製是不允許名為最高國家機關的全國人大委員長表達自己的意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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