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2年9月26日，英國政府任命馬戛爾尼為正使，喬治·斯當東為副使，以賀乾隆帝80大壽為名出使中國。約翰·巴羅是馬戛爾尼使團的主計員，回國後將一路上所見所聞著成《巴羅中國行紀》（Travels in China），以下節選的是其中的第四章和第七章中譯。
第四章 中國社會狀況一覽
我已有機會指出中國人的本性因受政府法律和規章的影響幾乎改變，在這個國家百姓的生活方式、思想感情和道德情操比在別處受到更大的扭曲，因為這裏的每條古諺語都起到法律的效力。他們天性安靜、順從、膽小，但社會狀況和實施的法律，把他們變得冷漠、無情，甚至殘忍，這有許多事例可以清楚證明。我有時從一些特殊案件推測他們的品行，確定他們的道德特征。同時，我覺得應當容許完全不同於我們自己的。如出現在我們本國，按統一標準得不到真正理解的特殊思想方式和風俗習慣。少女當著年輕男子裸體舞蹈的斯巴達公眾節日，並沒有如預期那樣在歐洲對萊賽德蒙尼（Lace demonian）青年起同樣的作用；印度婦女的神經也不因看見靈根（Lingam）受到刺激。因此中國人因他們所處的特殊環境，理應受到我們的寬容，但我把這點留給讀者去考慮他們可得到怎樣的評價。
傳教士認為用竹板打人是糾錯的輕罰，上級打下級如同父親懲罰自己的兒子，並不是羞辱的刑罰。盡管這些教士輕鬆地對待從宰臣到農民都會遭受的這種丟臉處分，但它往往是官員在生氣時施行，而且是在難以保證的殘酷和不公正的情況下。此說我們有幾個事例為證。當我們返回白河，河水比我們頭次在這條河上航行時要淺得多，我們的一條供應船午夜擱淺。天氣刺骨寒冷，船上可憐的水手在河裏忙碌到天亮，盡力讓船離開。其餘的船已經前行，監管的官員終於失去耐性，他命令士兵打船長和全體船員的板子，士兵殘忍地予以執行：這是征用船隻和兩天勞動付給他們的唯一報酬。我曾有機會提到，因為食物在氣溫達到華氏88度的樹蔭下稍有腐壞。有個官員被降級，他手下的人都挨了板子。
每遇逆風或逆流需要曳船前進，一些人就被征用去拉纖。可憐的勞動者一直被逼幹這種費力的討厭工作，他們拉一天纖大約有6便士的報酬，沒有發給他們返回原被征地的費用。這些人知道難以找到替代的人，而他們要幹到有替補之時，所以他們總是在晚上逃走，連報酬都不要。為了找人代替，官員派士兵到附近村子去，突然抓捕居民，強迫他們從床上起來去拉纖。每天晚上總有幾個可憐人隻因打算逃跑，或者申訴年老多病乞免，遭到士兵的鞭笞。看見這些人的悲慘處境，真令人心痛。好些半光著身子的人，看上去缺乏營養，疲勞衰弱不堪。但隨船拉纖絕非輕活，有時他們必須趟過泥濘地，有時要遊過港灣，接著就赤身暴露在烈日下。一名士兵或小監督官手拿粗重的鞭子一直驅趕、毫不留情地鞭打他們，好像他們是一群馬。
荷蘭使團在隆冬從陸路抵達京城，當時河流和運河都被封凍。氣溫時時在零下華氏8到16度，地麵幾乎布滿冰雪；他們往往要整夜趕路。同時那些搬運禮物和行李的農夫，盡管負擔沉重，仍不得不盡量跟上使臣的步伐。在兩晚的行程中，範百覽先生發現，不少於8名這些可憐的家夥，因寒冷、疲憊和監督者的虐待，死在他們的重擔下。
經該國返回途中，英使團幾名老爺習慣白天步行，趕在午飯時刻到駁船去。有一天，一名高級官員想要阻撓他們習慣的步行，就派9名或10名士兵去追趕他們，粗魯地強迫他們返回船上。我們的兩個向導王和喬及時趕到，了解情況後，命令狠狠鞭撻士兵。其中一個特別無禮的，耳朵被鐵線刺穿，一連幾天，雙手被縛一起。廣東總督此時與使團同行，地位比冒犯的官員高，他命令將這名官員押去見他，嚴加申斥，打四十竹板作為懲罰。我們的兩個中國朋友特別敦促受辱的老爺們到現場去看懲罰這名官員。但難讓他相信英國人並不喜歡這種做法。荷蘭使團中也曾發生這樣的事，一名下級官員被上級指揮官鞭打處罰，因為他沒有準備好搬運行李和抬轎子的苦力或挑夫。
官員處罰群眾或下級是完全符合法律規定的組織權力。但如權力落在智者手裏就會變成危險物，有時甚至產生可怕的後果。在老天麵前玩弄奇妙的把戲讓天使都哭泣。
那麽，當僅有職權可運用，無其他才能顯示其淫威的無知中國人，或粗野韃靼人手握權力時，那會產生什麽樣的結果呢？
總之，在我們旅經該國時，發生了幾件事，可以說明生活中相等條件的人們之間存在著猶如官員對百姓那樣冷酷無情的心態。其中一件事完全不近人情。有個在澳門為當地英商館雇用的可憐人，意外從一堵牆上摔下來，腦袋著地。他的同伴發現他在這種情況下生命垂危，把他送往城區，在那裏遇上使團的一位醫師。醫師問他們要怎樣處理這個不幸的人，得到的回答十分冷酷：他們將把他埋葬。醫生表示驚異，他們怎能把一個還沒有斷氣的人送進墳墓；回答說他們認為他無恢複之望，如把他送回家，那麽隻要他一直不能自理，就會給他的親友帶來麻煩和花費。不過，此人經過司各特醫生（Doctor Scatt）的人道醫治，恢複健康重返他的家庭和知道他生命價值的朋友處。然而這位醫師不知道他是冒風險行善，因為根據一條我們看來十分古怪的該國的法律，如果有受傷者被交給任何人調護，碰巧死在其手中，最後經手者要處以死刑，除非他能夠提供確實證據，說明傷口怎樣形成，或者受傷者受傷後活過40天。這條法律的後果是，如有人在打架時受了致命傷，那就讓他死在街頭，因為害怕（如有人照顧他）承擔他生命的責任。
近來在廣州發生一起明顯的事件，說明這條法律的致命後果。郊區發生火災，三個幫助滅火的中國人肢體骨折，還被一堵倒塌的牆嚴重砸傷。英商館的醫生按英國職業責任很快予以人道救助，把他們送往商館，準備做截肢手術，這是唯一可能救活他們的方法。這時有個行商聽說此事，匆匆趕到當地，勸醫生不要給他們做手術，應當把他們盡快送出商館。還說，無論醫生的醫術怎麽好，若有一個病人死在他手裏，他必定會被判處謀殺罪，最輕的處罰是把他終生流放到韃靼荒野之地。因此受傷的中國人被偷偷送走，隻好讓他們聽天由命。
這條野蠻的法律（我們看來是如此）的實施可用來解釋下麵有關中國人的品行。我們在大運河上目擊的一幕，可說是缺乏同情心的突出事例。一群聚集在運河岸的人中，有的登上一艘舊船的高船尾，不幸，船尾不堪負重破裂，這些人隨沉船落入水裏，此時正值使臣的船駛過。盡管當地有許多舟船行駛，卻沒有人去救在水裏掙紮的人。人們甚至像不知道發生了意外，漂浮在沉船木塊上孩童的呼救聲也未引起注意。有個家夥看來忙著用篙鉤去取一個溺水者的帽子。我們無效地拚命叫我們船上的水手停船，放艇去救人。確實，我們當時前進的速度是一個鍾頭七英裏，這一點因此成為不停船的借口。我不懷疑這些不幸的人必定遭到滅頂之災。
對同伴和同胞如此無情，更不能指望他們對待外國人了。根據荷蘭使臣隨員保留的一份手寫記，在使團赴首都途中，作者想在路邊的冰上試試他的冰鞋。同行的官員也督促他試一試。他在岸邊滑行了一個距離，冰破裂，他掉了下去，水淹到脖子。中國人不僅不救他，還趁他自己的人不在時嘲笑這場意外，並且跑開，讓他掙紮著十分困難地爬上來。
在當地，他們的即時創造不及他們的精確模仿，因為他們在自己的國土上始終是有名的老手。按本性說，人是聚財的動物，但聚斂的努力，要看法律對他享有財富提供的保護和安全而定。在中國，有關財富的法律不能給予足夠的保護，因此國內的創造才能極少用於最需要最缺乏的地方。確實，在那裏富有的人都知道政府官員會以合法方式向他勒索財物。
中國各階層人的表情都十分凝重，他們態度和藹可親，但即使有相當身份的人也受到法律的幹涉，所以結果是，他們毫無誠意，講究虛禮，僅注重禮儀形式而缺乏良好教育的高雅風度。下級假惺惺地在他的上司前跪拜，上司假惺惺地示意叫他起來。尋常的問候規章由禮部製訂。百姓如對官員缺乏禮貌，要受到肉體懲罰，如是官吏，則被降級或罷官。就這樣百姓的儀表風範受法律的約束，社會在許多方麵因此獲得安寧。在同等人之間，以及在下層百姓中，很少說粗話，也少有打鬥。如果吵架紅了臉，不過揪掉頭發，或者撕破衣服。動刀動槍足以讓普通中國人嚇得發抖。他們的戰士看不到有什麽勇氣。可以肯定地說中國人是地麵上最膽怯的人。他們個人既無膽量，麵臨危險或困難也完全缺乏沉著，這可能是精神影響身體的結果。然而，或許沒有一個國家比中國更頻繁地發生自殺事件，這類事件並不視為可恥，不受到譴責。確實，政府似乎在鼓勵自殺，往往允許罪犯自行了結，免處死刑。廣東原總督大約兩年前吞石煙壺自殺，卡在食管中，痛苦身亡。
在這種製度下，人人都淪為奴隸。隻要最小官一點頭，人人都得挨竹板，而且挨了打還得被迫親吻打他的板子，跪下感謝暴君糾正他的過失，根本談不到還有什麽麵子和自尊。政府的規章作指導，百姓的思想跟上，可以說肉體懲罰是官員賜給被罰者的恩惠，一條確立的順從原則，足以抹殺、消除人性的一切尊嚴。
奴隸實際上也不能被侮辱。聽任別人擺布，沒有申訴的資格，這是人類的恥辱，以致不幸淪為奴隸的人再不知廉恥為何物。這種環境產生無數的弊端，在以文雅風度和文明政體受到稱讚（我認為多少不值得）的中華民族中處處可見到。中國商人一有機會就弄虛作假，因為據說靠誠信做不了買賣。中國農民隻要能不被發現就偷盜行竊。因為懲罰僅僅是他每天都挨到的竹板。甚至中國王公大臣也強奪百姓的財物作為己用，因為這樣做不受懲罰。當權者貪婪的唯一障礙是害怕被察覺而受影響，所以當官的都不要麵子，不怕丟臉，沒有公道感。
不用多舉已記錄在案、有關中國商人在和歐洲人做生意時精心策劃的騙局，或者他們彼此交易中玩的把戲。這已為大多數國家所知，在他們自己的國家也廣為人知曉。他們把商人看成國內最低賤的人。坑蒙拐騙的家夥，所謂生意不過是收買和售賣手工產品。除了大家認同的這個普遍特點外，商人中也有例外，他們在政府直接允許下做生意，與廣州歐洲人貿易中一直以公平、誠信著稱。這些叫作行商的人，有別於普遍的mai—mai—gin“買賣人”，堪與英國商界最優秀的商人相比。
在原荷蘭使臣攜帶的禮物名單上有兩個大機械鍾，過去是天才科克斯（Coxe）先生珍奇博物館的部分藏品。從廣州到北京的漫長旅途中，它們受到輕微損害。離開京城時，他們從一個傳教士那裏得知，當這兩個鍾正在修複時，宰相和中堂用另兩個很低劣而且普通的鍾補足禮單，把兩個大鍾據為己有，或許他想在某一天以他自己的名義呈獻給皇上。
這些例子清楚表明中國人吹噓的道德品行中巨大的缺陷。但如我在前麵指出，這類缺失似亦由政治製度造成，不是人民的本性和品質。登上寶座的異族君王，采用被征服者的語言、法律和風俗，曆代製度的一切弊病仍然保留。當權者性格可能有所不同，但被統治者的風俗習慣沒有變化。
總之，這個民族總的特點是自大和自卑，假正經和真淺薄，彬彬有禮和粗鄙下流的奇異結合。他們談話中表麵很單純和直率，暗地裏卻趁歐洲人不防進行欺騙。他們跟大使談判有關宮廷禮儀的事，是他們安排這類事時耍花招的一個典型例子。他們好像無意中說到不同民族穿不同服裝多麽奇怪，自然趁機把他們的服裝跟我們的作一番比較，並且試圖仔細觀察我們的衣服。經過幾次三番的觀察，他們認為他們自己的服裝更好，更方便，因為縫製寬大，不需用帶子繃緊；而我們的服裝，除站立外，其他姿勢都必定很不舒服不便利，特別在皇帝出場，大家都按習慣真正跪拜的時候。這個巧妙而又明白的暗示，沒有引起我們的注意，他們再拿他們的寬裙子和我們的褲子作比較，說明他們的膝關節可以自由活動，我們的膝帶扣和襪帶則必定有礙動作。這就把話點明，他們最後熱情友好地提議我們應換掉我們的褲子，否則朝見時肯定不便行跪拜禮。
在任何場合他們都表現出所謂民族優越的虛榮心、自視甚高的狂傲。他們不是沒有感覺到他人的優點，但假裝看不見。盡管他們不得不利用外國人校訂他們的曆法和調整鍾表，並且習慣每年都接受各種歐洲工藝品和新產品，但仍頑固地認為，與他們自己相較，世上所有民族都是蠻夷。廣東的一名中國商人，經常有機會看見英國船，覺得比他本國的與巴達維亞和其他遠方港口做生意的船要好，決定開始按英船樣式建造一艘。但戶部（Hoopoo）即海關稅收官得知此事，不僅強迫他放棄他的計劃，還因他企圖采用夷邦的船型給予重罰。他們的民族性十分強烈，以至於如我在別處所說，沒有一種進口貨可以保留它的原名。任何國家、任何人，或任何商品，都要取一個中國名字。所以他們的語言，盡管貧乏，可認為是純正的。
中國人之間很講禮貌，而且十分拘泥於形式，以致稍有違背禮部訂立的規矩，都被當作犯法。訪問時使用拜帖，我們那裏現在是文明之舉，中國早在幾千年前已廣泛使用，但中國客人的身份由他拜帖的大小、顏色和裝飾顯示，也根據受訪者的身份在這些方麵有所變化。北直隸老總督給大使的帖子是一張深紅色的紙，足以貼滿一間不大房間的牆。
第七章 政府——法律
人民渴望之社會安寧，究竟是因政府采取順應民心的特殊政策，按亞裏士多德的意見，這是最佳的治理之方，或者是因民心受到政府方針策略的約束，這是一個容許討論的問題。不管怎樣，在今天，強有力的統治者已經完全控製，而且按照他的思維塑造百姓的形象，百姓的倫理和品行則受政府律法的支配，幾乎完全受其統治。
這種促使社會穩定的思想，是基於所謂的權力原則，也就是政府一直向民眾灌輸、現在已完全確立的原則，父母有天賦予管教子女的明確的權利，這種權利終生都不能取消，需要絕對維持，直到其中一方死亡才能解除。皇帝被捧為眾黎庶共同之父，因此也被賦予統治百姓的權力，猶如一家之主。在這種意義上，他擁有“大父”的尊稱，又因皇帝被神化，高踞於凡人之上，所以自然地他有時自稱為世界上唯一的君主和天子。同時為確證所謂的忠孝，新年初一都要隆重舉行皇帝向太後跪拜的禮儀，朝廷大臣也奉命行禮如儀。按照完全建立在父權製上的原則，各省官員成為管轄省份的父母官，各縣市的官員也是父母官；各部的首腦同樣像一家之主治理他負責的部門。
十分遺憾的是，這套理論上可行的管理製度，實行起來卻出現許多弊端；所謂統治者父母般的關愛，被統治者的忠順，不如更恰當地解讀為一方專製、獨裁和壓迫，另一方畏懼、虛偽和反抗。
皇帝首先采取不公開露麵的做法，很難說是出自對百姓的關愛，反倒可用猜疑心加以解釋。統治者或許意識到自己犯下暴行，或者因實施暴政，必然不願現身於受其迫害的群眾中，擔心有人為報複他本人或手下的暴行，突然暗中刺殺他。總而言之，中國皇帝極少公開露麵，僅保留崇高身影的做法，看來是建立在極不相同的一種自我保護策略上。統治者背後運用權力，讓遠近都感受到影響，比經常在群眾前現身，被眾所知，更能打動人心，更令人生畏。埃列烏西尼安（Eleusinian）秘教教士深知人類的這一性格弱點，秘密操作，更顯得有力，需要蘇格拉底的智力，才能讓百姓擺脫對他們的恐懼。另外據希羅多德告訴我們迪奧塞斯（Deioces）一旦在埃克巴坦納（Ecbatana）當上國王，再不願接見他以前為之辯護的群眾，他認為拒絕讓人看見，更有利於讓百姓知道他是百姓之上的國王。確實，如果群眾經常接觸有權有勢有力的人物，和他們無拘束地密切往來，每天都眼見他們日常的生活起居，那麽將大大降低群眾對他們的崇拜。正如偉大的孔德（Conde）所說：沒有人在自己的奴仆麵前是英雄。
中國皇帝不願常接見百姓，多半出自這方麵的考慮，而不是怕遭到傷害。皇帝本人僅在盛大典儀上出場，由全體朝廷大臣和許多官員簇擁著，他們都聽從他的指揮，一聲令下都俯伏在他的足下。
嚴刑逼供是中國法律中最壞的部分，但他們自己說這種方式很少施用，除非被告的案件出現有力的證據。對於行為不端的案子，通常使用的刑法是拶指，特別用來懲罰淫婦。
確實，百姓的習性是，隻要大家有一碗飯吃，一點醬油當作料，少花幾文錢，就不會起來造反；而政府深信這一點，所以首先考慮在全國各地設立官倉，儲備穀物，在饑荒年代接濟貧民。然而，在這革命的年代，人心思變，現在我將加以敘述。
政府各級部門都是一套下級絕對服從上級的體製。從第一品到第九品的政府官，都以父權為基礎按己意當場對人施以杖刑，而且無須先審判，或正式開庭，有如長輩責罰晚輩。地方官可以任意懲處輕犯者。官員當場審理自然使小百姓害怕，因此，百姓上衙門去見官就像學童去見嚴厲的老師。但皇帝父輩般的仁愛在處罰時甚至得到百姓的承認，罪人可以請求皇恩減杖，但這種寬免多半不起作用，因為可以輕易補足減免的板子數。
此種顯然體現父輩關愛的實際措施，不僅限於一般群眾，而且擴大到各階層各種類的人，僅止於皇帝足下。從第九品到第四品的朝廷官員，在任何時候都可以輕罰其下級，皇帝則在認為有必要教訓時命令對廷臣及其他四品官施以杖刑。大家都知道已故乾隆曾命令打他兩個兒子的板子，盡管他們早已成年，其中一個，我相信就是當今的皇帝。
在中國旅行期間，我們難得一天看不到打板子（Pan。tse），即竹板，總的來說這不能叫作“輕”刑。漢人挨打時淒厲呼叫，韃靼人卻保持沉默。漢人在挨了若幹板子後，理所當然地跪著，極恭順地感謝施刑者父輩般的關愛，讓他改正錯誤；韃靼人則口出怨言，爭論漢人有沒有打他的權力，或者一言不發離去。
在外國人看來，可笑的是，一名官員趴在地上，等待比他隻高一級的官員下令打板子。但同時又難以抑製義憤心情目睹人性之淪喪，竟然有人不分情況甘心忍受奴仆或士兵的肉體刑杖，而且打完後，挨打的還要卑躬屈膝觸摸打他的板子。然而政府竭力采取消除由此引起反抗的政策。這樣做的唯一動機是要表示長輩般的關愛，使人感到處罰並不丟臉出醜。政府的一個奇怪看法是，除皇帝外，人人都應受到相同的體罰，但處罰必須得體，受罰者必須完全順從，或者完全信服，真正做到下級完全服從上級，結果自然是人人都具有奴性。防止百姓抱怨最有效之法是，讓百姓看到，有權處罰他們的人，也一樣要受到別人的處罰。我估計，杖刑必定是中國最古老的刑罰之一。我們難以想象它怎能在一個已開化的社會中存在，而不是僅留在社會的原始階段。
俄國對輕罪犯或行為不端的各層百姓也施加類似的處罰，但不同之處在於，執行不是公開的，而且隻有君王才能命令施罰。沙皇彼得（Czar Peter）確實總親手打廷臣的棍子，挨打的並不以受罰為恥或者丟臉，反之，據說從此刻起，還成為他的寵臣，得到他充分的信任。偉大的蒙茲科夫（Mentzikoff）經常鼻青臉腫地離開他的宮廷，但仍然得到主子的寵信，日益變得重要。甚至在今天，或者最近，朝廷命令施加的笞刑，即非公開的鞭打，仍談不上是丟臉。但這種可惡的體罰要麽完全停止，要麽處於施行的最後階段。在一個有教養的民族中，這種專斷的體罰不可能長存。
這兩個確實是世上現存的最大帝國，瓜分了全球可居地的五分之一，各占十分之一，但在政治環境上卻有所不同。一世紀前，俄羅斯剛脫離野蠻階段，一世紀後，它盡可能在歐洲諸國的工藝和軍備中占有一席之地。兩千年前中國的文明程度已接近或相當於今天的中國。兩國都是專製政府，人民都是奴隸。俄人的天生創造力在一定程度上多半被嚴寒製約，發展不如中國那樣易於覺察。那麽，我們要問，為什麽兩國在進步上差別如此巨大？我認為，首先，有兩個原因。俄國邀請和鼓勵外國人向百姓講授工藝、科學和生產知識。中國則驕狂自大，加上排外，所以拒絕和禁止外國人往來。俄語容易學，百姓學外語也不困難，漢語則十分難學，學習方法有缺點，需要一個人花半生的時間方能運用，而且他們除自己的語言外不知其他語言。一個有青春活力，力量和知識日益增長，另一個年邁多病，目前的情況下不可能有任何變化。
總的說，政府官員雖然按製度是君王和百姓之間的中介，卻是百姓的最大壓迫者，百姓投訴無門，無法把冤情上達聖聽。中國沒有中等階層，這類人擁有財產，思想獨立，在所在地方上有一定的影響和勢力，不亞於當局。然而，事實上，中國隻有官和民。如果有人靠做生意，或搞生產發了財，他隻能私下享受。他不敢住進大宅，穿好衣裳，以免鄰居發現他比別人富有，向當地官員舉報，官員控以奢侈罪名，輕易將他繩之以法，沒收他的財產。
機靈的鮑先生（Mr。Pauw）說，中國完全被鞭子和板子統治。他應當再加上兩樣東西：年曆和北京公報，作為政府的施政手段，二者都有助於管治。年曆的刊行是為了傳承迷信風俗，顯然政府鼓勵百姓使用。公報是一種媒介，把當今帝王的品德和仁愛傳播到國家的每個角落，其中記錄了政府官員不僅因犯法，也因失職受到的懲罰。因此，如有省份遭遇饑荒，那麽，為首的官員因未采取預防措施被貶官。這份小冊子的公報每兩天出一次。傳教士說公報上有時刊登死亡的虛假消息。公報還虛報不曾有的戰役，宣布不存在的勝仗。康熙、乾隆和當今皇帝的幾道詔令可以提示真相，其中警告遠方的將官不要弄虛作假，不要虛報殺死成千上萬的敵人，有時甚至根本沒有發生的戰役。教士們的意思僅僅是，如果編者敢於刊登並非來自官方的正式消息，那麽他應當受到懲罰。
在中國刊印書籍和在英國一樣自由，出版行業對所有人都是開放的，在一個專製國家這點很特殊，這多半是唯一開放的事例。一般的看法是，隻有在人人都受到保護、遵法守紀的國度才能享有出版自由。反之建立在專製製度、靠鎮壓百姓維持的政權，幾乎不可能長時保護出版自由。正是印刷術驅散歐洲長期遮蔽真理光芒的迷霧，開啟一條通往人類自由幸福的最佳途徑，由此造成教會權力的喪失。
在中國，政府好像並不擔心出版自由。明確製止出版有害書刊的方法是，不用審判當即處罰不端分子。這就足以限製濫出書籍。誹謗性書刊的印刷者、售賣者和讀者都要受到杖刑。我估計很少有人敢於出版批評政府或者批評大官的文章，如果出版必定招來殺身之禍。然而，盡管出版有風險，首都仍刊印報章，流通類似我們的新聞：秘史、私事、銷售消息以及宣傳假藥的奇效。我們得知，在一份報章裏，甘若翰先生（Mr。Grammont）的信中提到葡萄牙傳教士看到其上的一篇文字，稱英人完全忘記向親王，還有向皇帝的大臣送禮。據說這篇虛假和蓄意的文字是由另一篇引發，其中暗示贈送給皇帝的禮物是不值錢的賤貨。又有人故意給禮物列一清單，包括一頭大小如鼠的象、巨人、矮子、如意枕，及種種荒謬之物。然而這類刊物特意不讓我們看見。作為皇上的貴客，我們不需自己購物，僅由皇帝供應我們需要的東西，他的官吏卻猜測我們需要什麽。
像中國這樣的大國，2000多年一直保持穩定而沒有根本變化，在民族曆史上是特殊的現象。他們雖然自吹曆史悠久，但也有一定的根據：在基督誕生前400年他們已經基本上組成一個國家，服從同樣的法律，受同樣形式的政府管治以至於今。他們著名的哲學家誕生在那個時代，他的著作始終受到尊重。著作中確實包含了政府一直采用的治國之方和百姓的道德規範。據說在他之前君主政體已建立了2000年。
同一個國家難得同時具有的種種有利條件，使中國能夠保持國內的安寧。多數人因語言難學變得愚昧順從。人們有信仰自由，沒有人強迫他們信仰自己不喜歡的宗教。然而他們受到教訓要保持清醒頭腦，不信任他人，而且人人都保守，猜疑鄰裏，因此必定缺乏社交活動。除家庭圈子外，沒有集會，除新年外，也沒有節日的慶典。中國從來沒有群眾任意發泄對政府不滿的集會，這類集會加上酗酒鬧事，往往引起衝突和暴行。中國百姓在政府中沒有發言權，他們沒有想爭取他們應有的權利，他們必定心甘情願忍受壓迫，遭踐踏；帝王或者官員可以按己意隨時行使手中的權力。百姓無意尋求反抗政府的方法，政府對此毫不擔憂。
偶爾也發生局部的因極端貧窮而引發的叛亂，在歉收和饑饉的季節，老百姓得不到救濟，不得不用暴力維持生計。據史書記載，所有騷亂幾乎由此產生，從一些事例看，當大災發生，正常的秩序就被破壞，甚至蕩然無存。然而，我們的中國隨員告訴我們，有些省份存在秘密會社，其主要目的是要推翻韃靼政府。他們秘密集會，發泄對韃靼統治的不滿，思念舊朝，傾訴今日之不幸，密謀複仇。即使這樣，現在的社會狀況也不會同意他們的主張。其結果將是可怕的。韃靼士兵將大肆殺戮，因農業生產慘遭破壞，許多刀下餘生者必定枉死於饑荒。他們既得不到別國的援助，也不能自己儲備餘糧。國家要富足、興旺，農業是根本，因此為努力防止穀物欠缺，中國曆代政府都把發展農業視為首要任務。
節選自（英）喬治·馬戛爾尼，約翰·巴羅著；何高濟，何毓寧譯《馬戛爾尼使團使華觀感》商務印書館
第四章 中國社會狀況一覽
我已有機會指出中國人的本性因受政府法律和規章的影響幾乎改變，在這個國家百姓的生活方式、思想感情和道德情操比在別處受到更大的扭曲，因為這裏的每條古諺語都起到法律的效力。他們天性安靜、順從、膽小，但社會狀況和實施的法律，把他們變得冷漠、無情，甚至殘忍，這有許多事例可以清楚證明。我有時從一些特殊案件推測他們的品行，確定他們的道德特征。同時，我覺得應當容許完全不同於我們自己的。如出現在我們本國，按統一標準得不到真正理解的特殊思想方式和風俗習慣。少女當著年輕男子裸體舞蹈的斯巴達公眾節日，並沒有如預期那樣在歐洲對萊賽德蒙尼（Lace demonian）青年起同樣的作用；印度婦女的神經也不因看見靈根（Lingam）受到刺激。因此中國人因他們所處的特殊環境，理應受到我們的寬容，但我把這點留給讀者去考慮他們可得到怎樣的評價。
傳教士認為用竹板打人是糾錯的輕罰，上級打下級如同父親懲罰自己的兒子，並不是羞辱的刑罰。盡管這些教士輕鬆地對待從宰臣到農民都會遭受的這種丟臉處分，但它往往是官員在生氣時施行，而且是在難以保證的殘酷和不公正的情況下。此說我們有幾個事例為證。當我們返回白河，河水比我們頭次在這條河上航行時要淺得多，我們的一條供應船午夜擱淺。天氣刺骨寒冷，船上可憐的水手在河裏忙碌到天亮，盡力讓船離開。其餘的船已經前行，監管的官員終於失去耐性，他命令士兵打船長和全體船員的板子，士兵殘忍地予以執行：這是征用船隻和兩天勞動付給他們的唯一報酬。我曾有機會提到，因為食物在氣溫達到華氏88度的樹蔭下稍有腐壞。有個官員被降級，他手下的人都挨了板子。
每遇逆風或逆流需要曳船前進，一些人就被征用去拉纖。可憐的勞動者一直被逼幹這種費力的討厭工作，他們拉一天纖大約有6便士的報酬，沒有發給他們返回原被征地的費用。這些人知道難以找到替代的人，而他們要幹到有替補之時，所以他們總是在晚上逃走，連報酬都不要。為了找人代替，官員派士兵到附近村子去，突然抓捕居民，強迫他們從床上起來去拉纖。每天晚上總有幾個可憐人隻因打算逃跑，或者申訴年老多病乞免，遭到士兵的鞭笞。看見這些人的悲慘處境，真令人心痛。好些半光著身子的人，看上去缺乏營養，疲勞衰弱不堪。但隨船拉纖絕非輕活，有時他們必須趟過泥濘地，有時要遊過港灣，接著就赤身暴露在烈日下。一名士兵或小監督官手拿粗重的鞭子一直驅趕、毫不留情地鞭打他們，好像他們是一群馬。
荷蘭使團在隆冬從陸路抵達京城，當時河流和運河都被封凍。氣溫時時在零下華氏8到16度，地麵幾乎布滿冰雪；他們往往要整夜趕路。同時那些搬運禮物和行李的農夫，盡管負擔沉重，仍不得不盡量跟上使臣的步伐。在兩晚的行程中，範百覽先生發現，不少於8名這些可憐的家夥，因寒冷、疲憊和監督者的虐待，死在他們的重擔下。
經該國返回途中，英使團幾名老爺習慣白天步行，趕在午飯時刻到駁船去。有一天，一名高級官員想要阻撓他們習慣的步行，就派9名或10名士兵去追趕他們，粗魯地強迫他們返回船上。我們的兩個向導王和喬及時趕到，了解情況後，命令狠狠鞭撻士兵。其中一個特別無禮的，耳朵被鐵線刺穿，一連幾天，雙手被縛一起。廣東總督此時與使團同行，地位比冒犯的官員高，他命令將這名官員押去見他，嚴加申斥，打四十竹板作為懲罰。我們的兩個中國朋友特別敦促受辱的老爺們到現場去看懲罰這名官員。但難讓他相信英國人並不喜歡這種做法。荷蘭使團中也曾發生這樣的事，一名下級官員被上級指揮官鞭打處罰，因為他沒有準備好搬運行李和抬轎子的苦力或挑夫。
官員處罰群眾或下級是完全符合法律規定的組織權力。但如權力落在智者手裏就會變成危險物，有時甚至產生可怕的後果。在老天麵前玩弄奇妙的把戲讓天使都哭泣。
那麽，當僅有職權可運用，無其他才能顯示其淫威的無知中國人，或粗野韃靼人手握權力時，那會產生什麽樣的結果呢？
總之，在我們旅經該國時，發生了幾件事，可以說明生活中相等條件的人們之間存在著猶如官員對百姓那樣冷酷無情的心態。其中一件事完全不近人情。有個在澳門為當地英商館雇用的可憐人，意外從一堵牆上摔下來，腦袋著地。他的同伴發現他在這種情況下生命垂危，把他送往城區，在那裏遇上使團的一位醫師。醫師問他們要怎樣處理這個不幸的人，得到的回答十分冷酷：他們將把他埋葬。醫生表示驚異，他們怎能把一個還沒有斷氣的人送進墳墓；回答說他們認為他無恢複之望，如把他送回家，那麽隻要他一直不能自理，就會給他的親友帶來麻煩和花費。不過，此人經過司各特醫生（Doctor Scatt）的人道醫治，恢複健康重返他的家庭和知道他生命價值的朋友處。然而這位醫師不知道他是冒風險行善，因為根據一條我們看來十分古怪的該國的法律，如果有受傷者被交給任何人調護，碰巧死在其手中，最後經手者要處以死刑，除非他能夠提供確實證據，說明傷口怎樣形成，或者受傷者受傷後活過40天。這條法律的後果是，如有人在打架時受了致命傷，那就讓他死在街頭，因為害怕（如有人照顧他）承擔他生命的責任。
近來在廣州發生一起明顯的事件，說明這條法律的致命後果。郊區發生火災，三個幫助滅火的中國人肢體骨折，還被一堵倒塌的牆嚴重砸傷。英商館的醫生按英國職業責任很快予以人道救助，把他們送往商館，準備做截肢手術，這是唯一可能救活他們的方法。這時有個行商聽說此事，匆匆趕到當地，勸醫生不要給他們做手術，應當把他們盡快送出商館。還說，無論醫生的醫術怎麽好，若有一個病人死在他手裏，他必定會被判處謀殺罪，最輕的處罰是把他終生流放到韃靼荒野之地。因此受傷的中國人被偷偷送走，隻好讓他們聽天由命。
這條野蠻的法律（我們看來是如此）的實施可用來解釋下麵有關中國人的品行。我們在大運河上目擊的一幕，可說是缺乏同情心的突出事例。一群聚集在運河岸的人中，有的登上一艘舊船的高船尾，不幸，船尾不堪負重破裂，這些人隨沉船落入水裏，此時正值使臣的船駛過。盡管當地有許多舟船行駛，卻沒有人去救在水裏掙紮的人。人們甚至像不知道發生了意外，漂浮在沉船木塊上孩童的呼救聲也未引起注意。有個家夥看來忙著用篙鉤去取一個溺水者的帽子。我們無效地拚命叫我們船上的水手停船，放艇去救人。確實，我們當時前進的速度是一個鍾頭七英裏，這一點因此成為不停船的借口。我不懷疑這些不幸的人必定遭到滅頂之災。
對同伴和同胞如此無情，更不能指望他們對待外國人了。根據荷蘭使臣隨員保留的一份手寫記，在使團赴首都途中，作者想在路邊的冰上試試他的冰鞋。同行的官員也督促他試一試。他在岸邊滑行了一個距離，冰破裂，他掉了下去，水淹到脖子。中國人不僅不救他，還趁他自己的人不在時嘲笑這場意外，並且跑開，讓他掙紮著十分困難地爬上來。
在當地，他們的即時創造不及他們的精確模仿，因為他們在自己的國土上始終是有名的老手。按本性說，人是聚財的動物，但聚斂的努力，要看法律對他享有財富提供的保護和安全而定。在中國，有關財富的法律不能給予足夠的保護，因此國內的創造才能極少用於最需要最缺乏的地方。確實，在那裏富有的人都知道政府官員會以合法方式向他勒索財物。
中國各階層人的表情都十分凝重，他們態度和藹可親，但即使有相當身份的人也受到法律的幹涉，所以結果是，他們毫無誠意，講究虛禮，僅注重禮儀形式而缺乏良好教育的高雅風度。下級假惺惺地在他的上司前跪拜，上司假惺惺地示意叫他起來。尋常的問候規章由禮部製訂。百姓如對官員缺乏禮貌，要受到肉體懲罰，如是官吏，則被降級或罷官。就這樣百姓的儀表風範受法律的約束，社會在許多方麵因此獲得安寧。在同等人之間，以及在下層百姓中，很少說粗話，也少有打鬥。如果吵架紅了臉，不過揪掉頭發，或者撕破衣服。動刀動槍足以讓普通中國人嚇得發抖。他們的戰士看不到有什麽勇氣。可以肯定地說中國人是地麵上最膽怯的人。他們個人既無膽量，麵臨危險或困難也完全缺乏沉著，這可能是精神影響身體的結果。然而，或許沒有一個國家比中國更頻繁地發生自殺事件，這類事件並不視為可恥，不受到譴責。確實，政府似乎在鼓勵自殺，往往允許罪犯自行了結，免處死刑。廣東原總督大約兩年前吞石煙壺自殺，卡在食管中，痛苦身亡。
在這種製度下，人人都淪為奴隸。隻要最小官一點頭，人人都得挨竹板，而且挨了打還得被迫親吻打他的板子，跪下感謝暴君糾正他的過失，根本談不到還有什麽麵子和自尊。政府的規章作指導，百姓的思想跟上，可以說肉體懲罰是官員賜給被罰者的恩惠，一條確立的順從原則，足以抹殺、消除人性的一切尊嚴。
奴隸實際上也不能被侮辱。聽任別人擺布，沒有申訴的資格，這是人類的恥辱，以致不幸淪為奴隸的人再不知廉恥為何物。這種環境產生無數的弊端，在以文雅風度和文明政體受到稱讚（我認為多少不值得）的中華民族中處處可見到。中國商人一有機會就弄虛作假，因為據說靠誠信做不了買賣。中國農民隻要能不被發現就偷盜行竊。因為懲罰僅僅是他每天都挨到的竹板。甚至中國王公大臣也強奪百姓的財物作為己用，因為這樣做不受懲罰。當權者貪婪的唯一障礙是害怕被察覺而受影響，所以當官的都不要麵子，不怕丟臉，沒有公道感。
不用多舉已記錄在案、有關中國商人在和歐洲人做生意時精心策劃的騙局，或者他們彼此交易中玩的把戲。這已為大多數國家所知，在他們自己的國家也廣為人知曉。他們把商人看成國內最低賤的人。坑蒙拐騙的家夥，所謂生意不過是收買和售賣手工產品。除了大家認同的這個普遍特點外，商人中也有例外，他們在政府直接允許下做生意，與廣州歐洲人貿易中一直以公平、誠信著稱。這些叫作行商的人，有別於普遍的mai—mai—gin“買賣人”，堪與英國商界最優秀的商人相比。
在原荷蘭使臣攜帶的禮物名單上有兩個大機械鍾，過去是天才科克斯（Coxe）先生珍奇博物館的部分藏品。從廣州到北京的漫長旅途中，它們受到輕微損害。離開京城時，他們從一個傳教士那裏得知，當這兩個鍾正在修複時，宰相和中堂用另兩個很低劣而且普通的鍾補足禮單，把兩個大鍾據為己有，或許他想在某一天以他自己的名義呈獻給皇上。
這些例子清楚表明中國人吹噓的道德品行中巨大的缺陷。但如我在前麵指出，這類缺失似亦由政治製度造成，不是人民的本性和品質。登上寶座的異族君王，采用被征服者的語言、法律和風俗，曆代製度的一切弊病仍然保留。當權者性格可能有所不同，但被統治者的風俗習慣沒有變化。
總之，這個民族總的特點是自大和自卑，假正經和真淺薄，彬彬有禮和粗鄙下流的奇異結合。他們談話中表麵很單純和直率，暗地裏卻趁歐洲人不防進行欺騙。他們跟大使談判有關宮廷禮儀的事，是他們安排這類事時耍花招的一個典型例子。他們好像無意中說到不同民族穿不同服裝多麽奇怪，自然趁機把他們的服裝跟我們的作一番比較，並且試圖仔細觀察我們的衣服。經過幾次三番的觀察，他們認為他們自己的服裝更好，更方便，因為縫製寬大，不需用帶子繃緊；而我們的服裝，除站立外，其他姿勢都必定很不舒服不便利，特別在皇帝出場，大家都按習慣真正跪拜的時候。這個巧妙而又明白的暗示，沒有引起我們的注意，他們再拿他們的寬裙子和我們的褲子作比較，說明他們的膝關節可以自由活動，我們的膝帶扣和襪帶則必定有礙動作。這就把話點明，他們最後熱情友好地提議我們應換掉我們的褲子，否則朝見時肯定不便行跪拜禮。
在任何場合他們都表現出所謂民族優越的虛榮心、自視甚高的狂傲。他們不是沒有感覺到他人的優點，但假裝看不見。盡管他們不得不利用外國人校訂他們的曆法和調整鍾表，並且習慣每年都接受各種歐洲工藝品和新產品，但仍頑固地認為，與他們自己相較，世上所有民族都是蠻夷。廣東的一名中國商人，經常有機會看見英國船，覺得比他本國的與巴達維亞和其他遠方港口做生意的船要好，決定開始按英船樣式建造一艘。但戶部（Hoopoo）即海關稅收官得知此事，不僅強迫他放棄他的計劃，還因他企圖采用夷邦的船型給予重罰。他們的民族性十分強烈，以至於如我在別處所說，沒有一種進口貨可以保留它的原名。任何國家、任何人，或任何商品，都要取一個中國名字。所以他們的語言，盡管貧乏，可認為是純正的。
中國人之間很講禮貌，而且十分拘泥於形式，以致稍有違背禮部訂立的規矩，都被當作犯法。訪問時使用拜帖，我們那裏現在是文明之舉，中國早在幾千年前已廣泛使用，但中國客人的身份由他拜帖的大小、顏色和裝飾顯示，也根據受訪者的身份在這些方麵有所變化。北直隸老總督給大使的帖子是一張深紅色的紙，足以貼滿一間不大房間的牆。
第七章 政府——法律
人民渴望之社會安寧，究竟是因政府采取順應民心的特殊政策，按亞裏士多德的意見，這是最佳的治理之方，或者是因民心受到政府方針策略的約束，這是一個容許討論的問題。不管怎樣，在今天，強有力的統治者已經完全控製，而且按照他的思維塑造百姓的形象，百姓的倫理和品行則受政府律法的支配，幾乎完全受其統治。
這種促使社會穩定的思想，是基於所謂的權力原則，也就是政府一直向民眾灌輸、現在已完全確立的原則，父母有天賦予管教子女的明確的權利，這種權利終生都不能取消，需要絕對維持，直到其中一方死亡才能解除。皇帝被捧為眾黎庶共同之父，因此也被賦予統治百姓的權力，猶如一家之主。在這種意義上，他擁有“大父”的尊稱，又因皇帝被神化，高踞於凡人之上，所以自然地他有時自稱為世界上唯一的君主和天子。同時為確證所謂的忠孝，新年初一都要隆重舉行皇帝向太後跪拜的禮儀，朝廷大臣也奉命行禮如儀。按照完全建立在父權製上的原則，各省官員成為管轄省份的父母官，各縣市的官員也是父母官；各部的首腦同樣像一家之主治理他負責的部門。
十分遺憾的是，這套理論上可行的管理製度，實行起來卻出現許多弊端；所謂統治者父母般的關愛，被統治者的忠順，不如更恰當地解讀為一方專製、獨裁和壓迫，另一方畏懼、虛偽和反抗。
皇帝首先采取不公開露麵的做法，很難說是出自對百姓的關愛，反倒可用猜疑心加以解釋。統治者或許意識到自己犯下暴行，或者因實施暴政，必然不願現身於受其迫害的群眾中，擔心有人為報複他本人或手下的暴行，突然暗中刺殺他。總而言之，中國皇帝極少公開露麵，僅保留崇高身影的做法，看來是建立在極不相同的一種自我保護策略上。統治者背後運用權力，讓遠近都感受到影響，比經常在群眾前現身，被眾所知，更能打動人心，更令人生畏。埃列烏西尼安（Eleusinian）秘教教士深知人類的這一性格弱點，秘密操作，更顯得有力，需要蘇格拉底的智力，才能讓百姓擺脫對他們的恐懼。另外據希羅多德告訴我們迪奧塞斯（Deioces）一旦在埃克巴坦納（Ecbatana）當上國王，再不願接見他以前為之辯護的群眾，他認為拒絕讓人看見，更有利於讓百姓知道他是百姓之上的國王。確實，如果群眾經常接觸有權有勢有力的人物，和他們無拘束地密切往來，每天都眼見他們日常的生活起居，那麽將大大降低群眾對他們的崇拜。正如偉大的孔德（Conde）所說：沒有人在自己的奴仆麵前是英雄。
中國皇帝不願常接見百姓，多半出自這方麵的考慮，而不是怕遭到傷害。皇帝本人僅在盛大典儀上出場，由全體朝廷大臣和許多官員簇擁著，他們都聽從他的指揮，一聲令下都俯伏在他的足下。
嚴刑逼供是中國法律中最壞的部分，但他們自己說這種方式很少施用，除非被告的案件出現有力的證據。對於行為不端的案子，通常使用的刑法是拶指，特別用來懲罰淫婦。
確實，百姓的習性是，隻要大家有一碗飯吃，一點醬油當作料，少花幾文錢，就不會起來造反；而政府深信這一點，所以首先考慮在全國各地設立官倉，儲備穀物，在饑荒年代接濟貧民。然而，在這革命的年代，人心思變，現在我將加以敘述。
政府各級部門都是一套下級絕對服從上級的體製。從第一品到第九品的政府官，都以父權為基礎按己意當場對人施以杖刑，而且無須先審判，或正式開庭，有如長輩責罰晚輩。地方官可以任意懲處輕犯者。官員當場審理自然使小百姓害怕，因此，百姓上衙門去見官就像學童去見嚴厲的老師。但皇帝父輩般的仁愛在處罰時甚至得到百姓的承認，罪人可以請求皇恩減杖，但這種寬免多半不起作用，因為可以輕易補足減免的板子數。
此種顯然體現父輩關愛的實際措施，不僅限於一般群眾，而且擴大到各階層各種類的人，僅止於皇帝足下。從第九品到第四品的朝廷官員，在任何時候都可以輕罰其下級，皇帝則在認為有必要教訓時命令對廷臣及其他四品官施以杖刑。大家都知道已故乾隆曾命令打他兩個兒子的板子，盡管他們早已成年，其中一個，我相信就是當今的皇帝。
在中國旅行期間，我們難得一天看不到打板子（Pan。tse），即竹板，總的來說這不能叫作“輕”刑。漢人挨打時淒厲呼叫，韃靼人卻保持沉默。漢人在挨了若幹板子後，理所當然地跪著，極恭順地感謝施刑者父輩般的關愛，讓他改正錯誤；韃靼人則口出怨言，爭論漢人有沒有打他的權力，或者一言不發離去。
在外國人看來，可笑的是，一名官員趴在地上，等待比他隻高一級的官員下令打板子。但同時又難以抑製義憤心情目睹人性之淪喪，竟然有人不分情況甘心忍受奴仆或士兵的肉體刑杖，而且打完後，挨打的還要卑躬屈膝觸摸打他的板子。然而政府竭力采取消除由此引起反抗的政策。這樣做的唯一動機是要表示長輩般的關愛，使人感到處罰並不丟臉出醜。政府的一個奇怪看法是，除皇帝外，人人都應受到相同的體罰，但處罰必須得體，受罰者必須完全順從，或者完全信服，真正做到下級完全服從上級，結果自然是人人都具有奴性。防止百姓抱怨最有效之法是，讓百姓看到，有權處罰他們的人，也一樣要受到別人的處罰。我估計，杖刑必定是中國最古老的刑罰之一。我們難以想象它怎能在一個已開化的社會中存在，而不是僅留在社會的原始階段。
俄國對輕罪犯或行為不端的各層百姓也施加類似的處罰，但不同之處在於，執行不是公開的，而且隻有君王才能命令施罰。沙皇彼得（Czar Peter）確實總親手打廷臣的棍子，挨打的並不以受罰為恥或者丟臉，反之，據說從此刻起，還成為他的寵臣，得到他充分的信任。偉大的蒙茲科夫（Mentzikoff）經常鼻青臉腫地離開他的宮廷，但仍然得到主子的寵信，日益變得重要。甚至在今天，或者最近，朝廷命令施加的笞刑，即非公開的鞭打，仍談不上是丟臉。但這種可惡的體罰要麽完全停止，要麽處於施行的最後階段。在一個有教養的民族中，這種專斷的體罰不可能長存。
這兩個確實是世上現存的最大帝國，瓜分了全球可居地的五分之一，各占十分之一，但在政治環境上卻有所不同。一世紀前，俄羅斯剛脫離野蠻階段，一世紀後，它盡可能在歐洲諸國的工藝和軍備中占有一席之地。兩千年前中國的文明程度已接近或相當於今天的中國。兩國都是專製政府，人民都是奴隸。俄人的天生創造力在一定程度上多半被嚴寒製約，發展不如中國那樣易於覺察。那麽，我們要問，為什麽兩國在進步上差別如此巨大？我認為，首先，有兩個原因。俄國邀請和鼓勵外國人向百姓講授工藝、科學和生產知識。中國則驕狂自大，加上排外，所以拒絕和禁止外國人往來。俄語容易學，百姓學外語也不困難，漢語則十分難學，學習方法有缺點，需要一個人花半生的時間方能運用，而且他們除自己的語言外不知其他語言。一個有青春活力，力量和知識日益增長，另一個年邁多病，目前的情況下不可能有任何變化。
總的說，政府官員雖然按製度是君王和百姓之間的中介，卻是百姓的最大壓迫者，百姓投訴無門，無法把冤情上達聖聽。中國沒有中等階層，這類人擁有財產，思想獨立，在所在地方上有一定的影響和勢力，不亞於當局。然而，事實上，中國隻有官和民。如果有人靠做生意，或搞生產發了財，他隻能私下享受。他不敢住進大宅，穿好衣裳，以免鄰居發現他比別人富有，向當地官員舉報，官員控以奢侈罪名，輕易將他繩之以法，沒收他的財產。
機靈的鮑先生（Mr。Pauw）說，中國完全被鞭子和板子統治。他應當再加上兩樣東西：年曆和北京公報，作為政府的施政手段，二者都有助於管治。年曆的刊行是為了傳承迷信風俗，顯然政府鼓勵百姓使用。公報是一種媒介，把當今帝王的品德和仁愛傳播到國家的每個角落，其中記錄了政府官員不僅因犯法，也因失職受到的懲罰。因此，如有省份遭遇饑荒，那麽，為首的官員因未采取預防措施被貶官。這份小冊子的公報每兩天出一次。傳教士說公報上有時刊登死亡的虛假消息。公報還虛報不曾有的戰役，宣布不存在的勝仗。康熙、乾隆和當今皇帝的幾道詔令可以提示真相，其中警告遠方的將官不要弄虛作假，不要虛報殺死成千上萬的敵人，有時甚至根本沒有發生的戰役。教士們的意思僅僅是，如果編者敢於刊登並非來自官方的正式消息，那麽他應當受到懲罰。
在中國刊印書籍和在英國一樣自由，出版行業對所有人都是開放的，在一個專製國家這點很特殊，這多半是唯一開放的事例。一般的看法是，隻有在人人都受到保護、遵法守紀的國度才能享有出版自由。反之建立在專製製度、靠鎮壓百姓維持的政權，幾乎不可能長時保護出版自由。正是印刷術驅散歐洲長期遮蔽真理光芒的迷霧，開啟一條通往人類自由幸福的最佳途徑，由此造成教會權力的喪失。
在中國，政府好像並不擔心出版自由。明確製止出版有害書刊的方法是，不用審判當即處罰不端分子。這就足以限製濫出書籍。誹謗性書刊的印刷者、售賣者和讀者都要受到杖刑。我估計很少有人敢於出版批評政府或者批評大官的文章，如果出版必定招來殺身之禍。然而，盡管出版有風險，首都仍刊印報章，流通類似我們的新聞：秘史、私事、銷售消息以及宣傳假藥的奇效。我們得知，在一份報章裏，甘若翰先生（Mr。Grammont）的信中提到葡萄牙傳教士看到其上的一篇文字，稱英人完全忘記向親王，還有向皇帝的大臣送禮。據說這篇虛假和蓄意的文字是由另一篇引發，其中暗示贈送給皇帝的禮物是不值錢的賤貨。又有人故意給禮物列一清單，包括一頭大小如鼠的象、巨人、矮子、如意枕，及種種荒謬之物。然而這類刊物特意不讓我們看見。作為皇上的貴客，我們不需自己購物，僅由皇帝供應我們需要的東西，他的官吏卻猜測我們需要什麽。
像中國這樣的大國，2000多年一直保持穩定而沒有根本變化，在民族曆史上是特殊的現象。他們雖然自吹曆史悠久，但也有一定的根據：在基督誕生前400年他們已經基本上組成一個國家，服從同樣的法律，受同樣形式的政府管治以至於今。他們著名的哲學家誕生在那個時代，他的著作始終受到尊重。著作中確實包含了政府一直采用的治國之方和百姓的道德規範。據說在他之前君主政體已建立了2000年。
同一個國家難得同時具有的種種有利條件，使中國能夠保持國內的安寧。多數人因語言難學變得愚昧順從。人們有信仰自由，沒有人強迫他們信仰自己不喜歡的宗教。然而他們受到教訓要保持清醒頭腦，不信任他人，而且人人都保守，猜疑鄰裏，因此必定缺乏社交活動。除家庭圈子外，沒有集會，除新年外，也沒有節日的慶典。中國從來沒有群眾任意發泄對政府不滿的集會，這類集會加上酗酒鬧事，往往引起衝突和暴行。中國百姓在政府中沒有發言權，他們沒有想爭取他們應有的權利，他們必定心甘情願忍受壓迫，遭踐踏；帝王或者官員可以按己意隨時行使手中的權力。百姓無意尋求反抗政府的方法，政府對此毫不擔憂。
偶爾也發生局部的因極端貧窮而引發的叛亂，在歉收和饑饉的季節，老百姓得不到救濟，不得不用暴力維持生計。據史書記載，所有騷亂幾乎由此產生，從一些事例看，當大災發生，正常的秩序就被破壞，甚至蕩然無存。然而，我們的中國隨員告訴我們，有些省份存在秘密會社，其主要目的是要推翻韃靼政府。他們秘密集會，發泄對韃靼統治的不滿，思念舊朝，傾訴今日之不幸，密謀複仇。即使這樣，現在的社會狀況也不會同意他們的主張。其結果將是可怕的。韃靼士兵將大肆殺戮，因農業生產慘遭破壞，許多刀下餘生者必定枉死於饑荒。他們既得不到別國的援助，也不能自己儲備餘糧。國家要富足、興旺，農業是根本，因此為努力防止穀物欠缺，中國曆代政府都把發展農業視為首要任務。
節選自（英）喬治·馬戛爾尼，約翰·巴羅著；何高濟，何毓寧譯《馬戛爾尼使團使華觀感》商務印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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