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致富為何總這麽難？
作者： 小土過後是多雲
最近，人民網網友“大於”給我們說了一個很有意思的故事。說1961年春，湖北隆回的羊古坳鄉雷峰村劉湘庭約了幾個負責人召開秘密會議，準備分田到戶。這在全國都是破天荒的一件大事，萬一暴露，就會受到批鬥，甚至有坐牢的危險。他們一家家登門逐個做工作，劉湘庭表態：“大家不要怕，有什麽事我一個人承擔。”結果，他們把田就這樣暗中分掉了。這個時間，比安徽小崗早了整整17年。那麽，這個村是不是更早實現了共同富裕了呢？沒有！因為，至今該縣還是貧困縣，該村仍是貧困村。
有人曾說，如果中國不走集體化那一段“彎路”，如今的農村會怎樣怎樣。“大於”說貧困縣隆回的羊古坳鄉雷峰村也許可以給我們提供一種答案。中國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路究竟應該怎樣走？過去走過的路哪些的對的，哪些是不對的，大於認為，羊古坳鄉雷峰村很值得作為一個典型來研究。
後來，我在大於帖子後麵跟帖說：沒什麽好研究的，因為農村的貧窮或富裕，跟走集體化道路或分田到戶有一定的關係，但不是決定性關係（雖然，我是農村必須走集體化道路的堅定支持者）。根本的決定因素是國家的農村政策。這幾十年，為了搞“城市化工業化”，為使中國成為實實在在的“世界工廠”，為盡可能多地掠奪農民土地，對農民采取了幾乎是“逼上梁山”式的政策，迫使農村一步步困頓、凋零。
我多次指出：中國經濟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就已走進靠“投資拉動”的怪圈，開始大搞各種基本建設。這種不顧產出的惡性投資並沒有攙扶中國經濟走出困境，由此，為了彌補經濟實際崩潰的巨大虧空，當局不得不連續出台向百姓轉嫁經濟負擔的所謂“改革發展政策”，諸如各類加稅政策，使稅收增幅每年竟達20%以上。即使這樣，仍不能維持國家經濟運轉，所以，又開始陸續將本來應該在稅收中支出的國民教育成本、醫療成本、養老成本、住房成本全麵推卸給社會，由百姓自己承擔。農民外出打工，可能是為了家庭的一個病人或是一個上學的孩子。 生活負擔的加重是農民被迫放棄耕種外出打工的第一個原因。
國家把幾乎全部資金都用於搞超大城市化和所謂的工業化，而持續減少對新農村建設和水利建設的投入，加上地方政府為了繼續維持土地財政，要盡可能多地剝奪農民的生存資源，一時間，“依法征地”如火如荼，被征掉地的必須外出打工，沒被征掉地的，也人心惶惶，不敢再向手中的土地搞投入，怕資金投入下去地又被征了。有些鄉村農民好不容易有了一點積累，住上了三層小樓，結果，一個“城鎮化”就把一家幾代人積累的房產給扒掉了，自己的鄉村產業諸如魚塘沒了，果林沒了，養殖場沒了，因此，不得已，也隻好外出打工。這是第二個原因。
第三，是政策為了資本利益拚命壓價農產品，讓種地者無利可圖無法生存。為了壓低糧價，發改委出台了極其嚴厲的處置政策，糧價稍有上漲就立即打壓，以此逼迫農民不得不放棄種地，為了達到這一目的，政府一方麵縱容種植養殖大麵積使用激素農藥增加單位產量減少勞動力投入，近年來甚至不惜逐年加大糧食進口，逐步將中國的肚皮管理權交給外國人，也不讓農民通過種地獲利。農民的生存資源被剝奪之後，無奈成為名副其實的“無產階級”，無“根據地”、遠離土地，遠離家鄉，無牽掛地進入一個個“城市”，這樣一來，就為買辦資本和新生資產階級準備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廉價勞動力。美國和買辦們最希望看到的，就是榨取中國最廉價的勞動力，讓中國在極度困境中犧牲環境，倒貼資源，為美國，為世界打工，把汙染留給自己，把享受送到國外。
有這樣的三農政策，你農村走集體化道路也好，分田到戶也好，都無法逃脫無法維持的命運。這種搞垮農村的政策不改變，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就永遠隻是一句口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