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就想寫一篇有關“中國社會情與法”的文章了。隻是以前對情與法認識不夠深刻，也沒有充分的事實與理論依據，生怕誤導了大家。隻到網上有“雷人”寫出《讀一位政治家，也讀一位父親》這樣一篇引起網友怒罵的臭文之後，才激發了我的靈感，讓我打開了的思路。現在，我想就中國傳統的“家庭”與“國家”“社會”“組織”的相互關係談一些個人看法。
一、 能夠使家庭“多子多福”“幸福團圓”的“好父親”不見得是“好政治家”
《讀一位政治家，也讀一位父親》的作者，從“家庭幸福”的角度來認識“一位父親”，認為一位對全家人幸福百般愛護，盡到了責任，自然是一位好家長，好父親。這在家庭觀念濃厚的中國人中，自然大有支持者。中國傳統的觀念中，往往將家庭放在第一位，將“多子多福”，“晚年幸福”、“兒孫滿堂”作為家庭幸福的重要標誌與追究目標。年齡稍大一些的中國人大都向往這樣兒孫滿堂的日子。人家張建星如果從普通中國人的角度與視角看，鄧小平一家的幸福美滿，生活富足當然是許多人向往的對象。從這個角度講，那個跑到台灣島上至今不能魂歸故裏的蔣介石以及蔣家也成了許多人談論的對象。用中國人的話講，叫“多子多福”。也能博得相當一部分人的理解與支持。
但是，如果硬是要將隻顧家庭的“父親”與保證國家“繁榮昌盛”的“政治家”聯係起來，就顯然有些不倫不類了。中國過去就有過“忠孝不能兩全”，“大禹治水三過家家門而不入”，講的是隻要他把自已的全部心身撲在治理國家上，撲在“為人民服務”的事業上，就很難顧及自已的家庭。一是因為人的精力畢竟有限，二是“盡忠”的情況不允許。比如說，上世紀三十年代，如果毛澤東也象張建星所說的這樣顧及家庭，麵對嬌妻愛子，他就不用冒著風險離家別子，走上井岡山了。以便落得妻子被殺，兒子流落上海街頭的下場。依毛澤東當時的條件，在國民黨內謀取一個中央委員或宣傳部長一類的職務按說沒有多大困難。這樣下去，也不失被張建星讚美一番，成為中國式“好父親”的榜樣。不過，如果真是那樣，一個毛家幸福了，可是不知又有多少個中國家庭要遭遇“南京大屠殺”中三十萬人那樣的命運。因此說，有些家庭的“多子多福”“幸福團圓”往往是以相當一部分家庭的殘破痛苦為代價的。
對於鄧家的“幸福美滿”自然還鉤起了人們更多的回憶。現在，習近平提出了“既打老虎又打蒼蠅”的反腐口號。人們就想起了若幹年前大家喊得最響，呼聲最強烈的“反官倒”。那個時期，如果他那殘疾的兒子在民眾反官倒的呼聲中倒下去了，鄧家還能“幸福美滿”嗎?但是，他家到現在還是“幸福美滿”，那麽自然就有不少不能公開姓名的家庭殘缺不全了。由此可見，“有些家庭的“多子多福”“幸福團圓”往往是以相當一部分家庭的殘破痛苦為代價的”這句話的確正確。
現在，中國的政治家族化傾向確實非常嚴重。不少手握權柄的政治人物，在人事安排、利益分配、資源控製等重大問題上往往是傾向於自已的家庭、家族與親朋好友，讓他們得到最大的好處，變成生活富足起來，“兒孫滿堂”“晚年幸福”。與這樣的政治傾向相適應，人們自然就舞起了“家庭第一”這麵大旗，使得“愛家庭勝過愛國家”這樣的理念得到中國社會的普遍重視，被大部分中國人所理解與接受。這樣，他們在“以權謀私”，“任人唯親”，“貪汙腐敗”等問題上就不會遭致社會上的強烈反對了。也讓他們的自私行為光明正大起來。這種狀況在中國曆史上任何一個王朝都是一種普遍現象。
但是，人類社會是一個群居性社會，人們相互依靠，相互合作又相互製約。這種情況決定了人類隻有依靠法律與公平才能維護許多個家庭的幸福與和諧。而那些手握重權的官僚權貴與特權人物們，憑借著“愛家庭勝過愛國家”的理念，結黨營私，照顧親朋好友，使得政治家族化，在他們的家人、親友過上“幸福生活”的時候，往往是大多數家庭陷入貧困，處於被剝削、被壓迫的痛苦時候。這種狀況往往又激化了社會矛盾，造成了整個社會的動蕩不安，這種狀態往往在一個王朝的後期表現得最明顯，嚴重削弱了一個王朝、一個集團的力量，使得中國曆史上一個又一個王朝因家族而興起，又因家族而滅亡。
正因為如此，新中國剛剛建立，毛澤東的親友興奮不已，特別是毛岸英的舅舅楊開智準備進京做官的時候，毛澤東讓毛岸英委婉地回絕了他，並留下了“共產黨之所以不同於國民黨，毛澤東之所以不同於蔣介石”那封著名的通信。可以這樣說，毛澤東之所以不同於鄧小平，毛澤東的家人之所以不同於鄧小平的家人，早在新中國成立之初就決定了。原因就在於毛澤東立誌要讓全中國的家庭過上“幸福生活”，而不僅僅是他一家人。也立誌讓中國走出“王朝周期律”，而不是不斷的“改朝換代”。
二、從上陣還需父子兵到依靠組織團結奮鬥
中國社會有句古話，上陣還需父子兵。一部《楊家將》流傳千古，留下了忠義父子保家衛國的絕唱。特別是一個組織，一個集團，一個政黨剛剛誕生，還不被其它社會力量所認識與承認的時候，集團中最主要的帶頭人往往是靠發動自已的親朋好友前來參加“革命”，而壯大力量的。即使到了集團頻臨崩潰，滅亡的時候，也往往是家人、家族成員與領導人在一起，同呼吸共命運。這也是中國社會的實際情況。正因為如此，中國社會留下了一句古話“上陣還需父子兵”。意思是說隻有“親朋好友才可靠”。
事實上，共產黨建黨初期，能夠動員起來的力量最初也隻有革命者自已的兄弟兒女，親朋好友。從公開的資料看，毛主席在革命戰爭年代與建國初期，犧牲了6位直係親人，賀龍一家與徐海東一家犧牲的就更多，這就是明證。由此可見，“上陣還需父子兵”在中國具有悠久的曆史傳統，從古到今，“家庭”“家族”在中國社會上起了很大的作用。
但是，如果要成大事，特別是做象共產黨打天下那樣的大事，單靠“家庭”“家族”，“父子兵”顯然是不夠的，還需要吸收千千萬的家庭、家族外成員參加，這樣，做事的主體就由家族變成了社會組織或集團(為了便於說事，統一將“政權、政黨、軍隊、企業等集體組織”簡稱為“組織”)，並且，這些與領導人血緣與家族無關的社會成員日後將成為組織的主力軍。這時候，就需要“組織”的領導人平衡家族成員與其它社會成員之間的關係。如果這個關係處理得好，小家庭變成了大家庭，整個組織成員團結如一人，合力增強，顯然組織的戰鬥力也顯著增強，往往能戰而勝之，打敗天下無敵手。如果這個組織的領導人，對待組織內的家庭內外成員親疏有別，自然會激化內部矛盾，造成嚴重的內耗，消耗組織的實力。最後使之歸於失敗。
這從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共產黨與國民黨兩大政黨集團的隊伍情況可以看出。毛澤東平等對待共產黨內的每一個成員，使領導人的家庭或家族成員的特權受到抑製，使得當時的共產黨緊密團結如一家，產生了空前強大的戰鬥力，而國民黨首蔣介石對待家自已的家族、鄉親成員與國民黨內的其它成員有著明著的區別，自然產生了嫡係與非嫡係的矛盾，嚴重削弱了其戰鬥力。在與共產黨決戰的關鍵時刻敗北而去，流落台灣小島。由此可見，在一個組織內部，緊緊依靠組織內的每一個成員的團結奮鬥遠比家族成員的作用要大得多。
隻要你想做大事，就必須聯合社會民眾團結奮鬥，而不能僅靠“父子兵”作戰。
有人說我不想做大事，我隻想過自家的小曰子行嗎?當然可以!但是從公開的資料看，那些無論是守田而被開發商燒死的農民，還是抗強拆而被工程車軋死的市民，均是想過自家小日子的本分人家，他們也不想做大事，可是他們能逃脫被軋死燒死的命運嗎?單靠一個家庭能與武裝到牙齒的開發商對抗嗎?由此可見，隻有團結起來依靠組織，千萬個小家庭才能維護自家基本的生存權利。
三、如何處理“小集團”與“普通大眾”的關係?
前麵，我們說過，組織往往是由“自已人”與“外人”，“熟人”與“陌生人”兩部分組成的。在具有濃厚的血緣與家族關係傳統的中國社會中，組織的領導人往往對於“自已人”另眼相看，根據自己的喜好，采取了親疏有別的態度。這是中國的一種社會傾向。其結果往往會形成以領導人為核心的“特權小集團”與“普通群眾”兩個對立的階層，產生了越來越尖銳的矛盾。
等一個組織外部受到威脅，如一個政權的創業時期，為了生存，領導人往往會采取一視同仁的態度，平等對待組織內的每一個成員，使組織產生合力，因此，組織具有較強的生命力。一旦等組織的狀況好轉，如一個政黨或軍事集團奪取全國政權，外部威脅變弱或解除的時候，由“自已人”與“外人”，“陌生人”與“熟人”等因素而分層劃派的情況就會產生。一些居於組織內統治地位的權貴們就會產生““家族利益大於國家利益”的概念，並使用自已手中的權勢為自已或自已的親友謀利。這樣，國家政治便會走向家族化，在此過程中，產生各種各樣的既得利益集團，產生了“小集團”與“大組織”的尖銳矛盾。在社會分化的過程中，“大組織”的意識不斷弱化，“自我意識”與“家族意識”不斷強化。並形成了少數權貴集團與普通民眾之間尖銳的對立矛盾。
在這種情況下，處於國家政權上層的張建星自然會用“家庭生活幸福”這樣的衡量標準來評價毛、鄧兩家。這種標準在中國社會普遍重視家族利益的特定環境中的確具有代表性。特別在社會上層，家族意識更是強烈。
我們觀察了中國曆史上的許多王朝，這種情況普遍存在。許多政權往往在政權的鞏固期就形成了權貴利益集團與普通大眾的矛盾。一旦到了王朝未期，外部威脅加重時，權貴們不是采取與普通大眾緩和矛盾，抑製豪強的辦法來增進組織內的團結與合力，而是拚命打壓組織內普通民眾的辦法來鞏固自已的權勢。甚至采取鉤引外部勢力鎮壓本國民眾反抗的行為。這種情況，在清朝與民國時期普遍發生了。許多政權到最後變成了賣國政權。這樣，組織的功能就由起初的一致對外變成了鎮壓內部反抗。
我們觀察歐洲的曆史，發現歐洲在過去相當長一段時間的處於軍閥混戰與封建割據的狀況。因為要打仗，軍閥與領主們更多的要靠組織這種手段來征戰他人或保衛自已。在長期的戰爭環境中，歐洲誕生了“民族國家”這個概念。所謂“民族國家”就是依靠全體民眾的支持，以國家或民族為單位與外國進行戰爭或競爭。首先是王權得到了加強，使“民族國家”意識得到增強。在“民族國家”還是在發展中的時候，“民主意識”又誕生了。所謂“民主意識”的實質，就是一個政權或王國內部的中下層民眾或平民、貴權組織起來與上層王權進行鬥爭。其實也是“組織”之間的對抗。在對抗中間，人們強化了依靠組織與法製去解決爭端維護自己的利益，而不是依靠家族或家族來維護自身的利益。既然依靠組織來維護自身利益，那麽如何對待組織內的“自已人”與“外人”，就顯得特別重要。
中國在過去漫長的封建社會中，主要依靠家庭來維係一個人的生存，依靠家族來維護自身的安全。這主要是與中國社會主要采用家族社會的結構以及以小農經濟為主體的社會生產方式也有很大關係。
但是，隨著中國社會步入工業化時代，需要將成千上萬的人集中起來，分工協作，集體勞動才能與工廠化大生產相適應。市場經濟的發展也要求中國社會必須組織起來才能適應“規模經營”的需要。這樣在客觀上就為中國社會基層必須重新組織起來提供了強大的推動力。當人們被組織起來的時候，原先家族社會所沿用的“血緣關係”或“政治家族化”等等做法或意識就遠遠不能適應由成千上萬的陌生人為主體所構成的組織管理的需要。表現出其極大的不合理性，並飽受人們的批評。過去，中國封建王朝，幾百年甚至幾十年才發生一次生存危機，現在由於市場競爭的加快，如“企業”組織，幾年甚至幾個月就會發生生存危機。這樣，人們不得不重視政治家族化帶來的弊端。重視起由社會成員為主體建立起來的“社會組織建設”。
四、如何看待“情”與“法”關係
什麽是“情”?“情”就是人情，就是關愛，就是感情，是人們說不清楚的一種與生俱來感情依戀與虧欠。特別是父母與子女之間，“感情更為強烈”，這種“情”是注定要被關愛、被償還的。其目的就是讓被關愛的對象情況盡快好起來。“情”除了包括“父子情”，“夫妻情”“兄弟情”“姐妹情”等家庭情以外，還以家庭情為中心輻射開來，擴展到親戚情、鄉土情、戰友情、同學情等等。總體而言，中國式的人情以“家庭”、“利益”、“關愛”、“感情”等要素為主構成。對於“人情”這個概念，可以說上一大攤，但是不是我們今天要討論的內容，我們要討論的是在一個集體組織中，“情”與“法”的關係。
因為中國人具有傳統的“護犢心理”，天下老子為兒子，在中國式的人情中，當父親的可以整年整月勤勞不已，其目的就是希望自已的下一代能夠過上更好的生活，而不再受苦。而不讓下一代受苦的方法有兩種：其一，老子為兒子創造優越的物質生活條件，使兒子不再輸在“生活的起跑線上”，其采取的手段往往是越苞代俎，老子付出的多(吃苦的多)，兒子索取的多(享受的多)。其二，希望下一代強身健體。為此，上一輩就想方設法讓被關愛的下一代通過多種方式進行鍛練，在付出與奉獻的同時，也增長了才幹，提高了能力，增強了抗壓的承受力。因為下一代通過鍛煉提高了本領，自身的情況自然也就“好了起來”。
中國家庭大部分都屬於前一種類型。也就是護犢心理在作怪。這種人情擴展開來，就是關愛的一方，往往以被關愛的一方少付出、少吃苦、少走彎路、多回報、多享受為人情的訴求目的。即使到工作單位了，過集體生活了，也和在家裏一樣的舒服與享受。在與同事相比，往往追求其不同於他人的特殊性。
前麵我們講過，在一個集體工作與勞動的環境中，往往講的是秩序與規則，因為有了規則才有秩序，有了秩序才有組織的整體運行效率。這樣在一個集體組織的環境中，往往將“規則”放在第一位。也就是我們所說的“法”或者“規矩”。而“規則”與“法”往往是與“公平公正”聯係在一起的。即使組織的管理者與“規則”的維護者“規則意識淡薄 ”，而被管理者往往會拿已有的規則與同事的行為比來比去，自我衡量。因此說，“規則”往往與“公平公正”聯係在一起。而中國傳統的“人情”，往往會破壞“法製”的“公平”，以“家庭家族”為中心的“自已人”與“外人”的劃分，“熟人”與“陌生人”的劃分，往往會以“人情”與“照顧”的方式使得已有的規則偏向於“後者”，而利益偏向於前者，從而表現出極大的特殊性與不公平性。從而破壞法治與規則，進而破壞秩序，使得組織的管理逐漸趨於失控，組織的運行效率下降。這就是“禮崩樂壞”的開始。
比如說，同樣是違反交通規則，有熟人關係的違章者往往會通過熟人關係免於處分，而沒有關係的人往往會被執法者“公事公辦”。這樣下去，自然是法律與規則不再被人重視，人們往往通過尋找關係、人情來擺平問題。事情擺平了，秩序失控了。
前麵我們說過，市場經濟從本質上講是規模經濟，市場競爭者通過擴大經營規模、增大實力來取勝。這自然就需要市場的參與者通過采用多人集體勞動、分工協作的工廠製勞動方式來進行經營管理，而告別了以家庭作坊式個體勞動方式。因此，團隊代替了個人，協作代替了單幹。在生產經營規模不斷突破家庭作坊方式，有大量的其它社會成員加入進來的情況下，依靠過去的“人情感化式”的管理手段就不合時宜。在這種情況下，無論是工廠生產，還是商業經營，或者社會管理等等領域，不斷強調“法製”與“規則”意識，強調“秩序”與“效率”，也就可以理解了。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一個企業、一個組織或者一個政權再強調“人情”，再強調“家族化”，自然會使得這個組織的秩序失控，運行癱瘓，最後導致組織的解體。因為現在市場競爭是這樣的殘酷，每天都有大量的“企業”在死亡，因此，組織管理者深刻地體會到，“企業”再按“家族化”“人情化”經營管理，自然是自找死路。
有人會說，社會主義講求人情管理，讓我們社會普遍都講人情，生活在脈脈溫情中不是更好嗎?前麵我們說過，人情有兩種人情，一種是“護犢之情”，一種是“培養之情”。如果都能象當年毛主席對毛岸英那樣培養，讓他事事走在前麵，創造各種機會去鍛煉他，提升他，那自然是一種人情的正能量，也是我們求之不得的。往往就在於我們的社會與家庭普遍存在一種“護犢之情”，普遍不想讓自已的孩子吃苦，勞動，那麽，勞動該由誰來承擔?物質該由誰來生產，我們生活中所使用的各種各樣的科技發明，新產品該由誰來開發?須知每一項新發明，新創造都包含了發明者大量艱苦的勞動，同時也承受了巨大的壓力與折磨。這種苦該由誰來吃?由此可見，享受是甜蜜的，勞動是痛苦的，一旦勞動消失了，人類的一切享受均不存在，更不要說甜蜜。正因為勞動是痛苦的，規則是必須的，秩序是必要的，因此，在一個集體組織中“法製”與“規則”才變得如此無情。因為“集團競爭”的存在，與企業組織的隨時死亡，才時時提醒人們，必須尊重法製、規則，而遠離有害的人情。
五、徘徊在情與法之間的中國社會
現在中國社會最難纏的問題就在於有許多觀念，無論有多麽不合理，但是卻能得到社會大眾的認同，獲得普遍支持。比如說，“爰家庭勝於爰國家”，在不少人中就有市場。持有“人情"、“家庭"、“關係"理念的人，無論是富人窮人、官員平民，不在少數。隻要情況許可，他們都會從家庭與家族的利益出發、為自己謀利益。這己成為一種普遍的社會現象，不但源源不斷地發生以家族利益為核心的小集團嚴重侵犯大集體、大組織與社會公眾的利益，而且形成了一種有利於維護家族利益、人情關係的強大社會輿論，使得國家執法機構、管理機關、法律製度追究某些特權家族侵犯公眾利益的行為時，受到人情輿論的強勢幹擾，不能徹底進行下去。
這樣，一方麵是人情關係嚴重侵蝕公眾的利益，使總的情況不斷變壞，另一方麵，家族觀念人情意識又深入人心，為人情關係侵蝕公眾利益提供強力支持。因此使得中國社會陷入難纏的情與法衝突之中。
實際上，到現在，不少中國家庭已經知道了“護犢心理”的危害性。不少家長被老大不小的孩子一直“啃老”傷透了腦筋。一直抱怨孩子長不大。迫切希望能夠把孩子送出去，受到一種鍛煉。有些中國家長把孩子送到部隊去當兵，其實也是讓孩子接受一下部隊嚴格紀律的鍛煉。這便是中國社會從“重情”轉向“重法”的開始。
有些企業老板對於任用家人，也是吃盡了苦頭。他們眼看著任用的家人不尊重企業的規章製度，意氣用事，給其它員工做出了壞榜樣，破壞了企業的經營管理秩序而搖頭不已。礙於情麵，他們無法對家人進行嚴厲的批評教育，無法消除這種壞影響。這樣“人情”已經嚴重破壞了企業的生產秩序。由於不正確的“人情”因素，有些企業管理者都無法對其員工提出嚴格的“質量”“技術”“安全”等方麵要求，也不注重員工的素質提升與學習創新，導致一些企業管理鬆弛，質量下降。影響到企業的生存與發展。這樣，在現實生活中“情”與“法”的到處衝突。
企業的情況如此，國家與社會的情況也是如此。一方麵是組織內部的政治家族化嚴重，腐敗嚴重，道德敗壞，另一方麵是社會矛盾激化，國家安全狀況惡化，民族凝聚力下降，生活環境惡化。市場中的企業死亡與人情管理形成了尖銳的矛盾。
從曆史的角度看，這是小農社會與工業社會觀念的衝突，是小農社會所形成的“人情觀念”與工業社會所需要的“紀律觀念”衝突的結果。社會化大生產逾深入，市場經濟與規模經營逾發展，市場競爭逾激烈，這種衝突表現得就越明顯。隨著各種社會組織的不斷普及，管理文化的日益完善，人們將會逐漸形成新的“情”與“法”的關係，建立新的“個人”、“家庭”、“組織”與“國家”的關係，從而結束這種衝突局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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