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年退休高官劉曉博博客

來源: 數字證於 2014-09-14 12:59:59 [檔案] [舊帖] [給我悄悄話] 本文已被閱讀：次 (45110 bytes)

這些年退休高官

2014-08-09 16:29:35 劉曉博博客

近年來，中國出現了一種有趣的現象：退休高官越來越敢講話，常常成為現行管理方式的“吹哨人”（Whistleblower）。

　　比如前天我在《退休高官透露的“驚人數字”》裏，就提到了兩位部長級人物“放炮”的事情。前國稅總局副局長許善達透露，中國的“政府收入”在非福利國家中是偏高的；而老百姓和企業的養老保險繳費負擔，也高居世界第五位。前工業和信息化部部長李毅中，則通過大量數字，表達了對最近若幹年“固定資產投資”占GDP比重不斷上升的憂慮。

　　有的退休高官是在“兩會”上“放炮”，因為他們具有全國政協委員或人大代表的身份。有的是在一些高層次學術論壇上說真話，他們作為當年“實際操盤人”，知道大量重要的、秘而未宣的數據。這些數字的公布，常常可以改變輿論的走向。
　　退休高官敢於當“吹哨人”人，說明我們的社會在進步，言論的尺度在放寬。也許有人會說，為什麽他們當年在台上的時候不說真話？其實，“不公開說”不等於“沒說”；退休後“公開說”，也比一直沉默要好。中國正在開始新一輪改革，多暴露問題有利於解決問題。在這一點上，應該充分發揮退休高官的作用，因為他們知道問題在哪裏，為什麽難以解決。

　　那麽讓我們看看，近年來部分退休高官吐露的真言：

　　原中組部長張全景
　　2006年11月，已經退下來的張全景在接受采訪時，批評了“官多為患”的現象。他說：“一個省有四五十個省級幹部，幾百個乃至上千個地廳級幹部，一個縣幾十個縣級幹部，可以說古今中外沒有過。更何況一個省、市除省長、市長外，還有八九個副職，每個人再配上秘書，個別的還有助理。解放初期，一般就是一個縣委書記，一個縣長，或加一個副職，甚至沒有副職，現在講克服官僚主義，減少事務，減少應酬，就這麽一種體製，怎麽克服，怎麽減少？現在這麽多人既增加了開支成本，又滋長了官僚主義。”

　　原中紀委副書記劉錫榮
　　在2012年“兩會”上，原中紀委副書記劉錫榮說，因為沒有“編製法”，給“買官”、“賣官”留下了無限的空間。“要是隻有一個崗位，那還買什麽呢？有的地方秘書長就有十幾個，這怎麽可以啊，官滿為患啊！”他說，“過去一個縣委，百把人以上就是大縣委。現在我到鄉鎮去看，一個鄉鎮有三四百名幹部，小汽車停了好幾排。”“老百姓再勤勞，也養不起這麽多官啊！”

　　原證監會副主席李劍閣
　　曾擔任過證監會副主席，現任申銀萬國董事長的李劍閣，2014年4月在博鼇論壇上，向與會的代表和記者揭穿了中國股市的一個秘密：廁所與股價異常波動的關係。他說，不少上市公司在召開董事會，討論重大事項的時候，常常會有監管部門和當地政府部門的官員不請而至，要求旁聽會議。旁聽的人，常常比公司董事還多。由於這些人掌握實權，可以決定上市公司命運，所以企業無法拒絕。在會上得知重要內幕信息後，不等會議結束，就有人爭著上廁所，然後上市公司的股價就開始波動。

　　原證監會副主席高西慶
　　2013年12月，原證監會副主席，中投公司副董事長高西慶在三亞財經論壇上說：“我到證監會不久，證監會剛成立沒幾天，我們在開會時，我覺得證監會的發行審批這個權力不應該有，應該放出去。但有人就告訴我，不能這樣說，不然把證監會的飯碗砸了，我才知道證監會還有飯碗的問題。”高西慶的話，透露一個大秘密：所謂行政審批，很多時候壓根就不是為了管理好市場，而是為了官員尋租。

原銀監會主席劉明康
　　2014年4月1日，深圳舉行第二次前海合作區谘詢委員會會議，銀監會前主席劉明康在會上表示，領導層長期壓製深圳金融市場，深交所就是案例。
　　他的原話是：“更不要說上麵長期對深圳的金融市場還是有一種壓製，這是明擺著的。我實事求是地講。不然的話，深圳交易所也不會像今天這個樣子。”這一講話，將深圳自1997年以來麵臨的問題一針見血地指了出來。也就是說在發展問題上，深圳要“克己複禮”，讓著香港、上海，甚至還要讓著北京。

　　原衛生部副部長殷大奎
　　他2006年在一次演講中，披露了大量讓人吃驚的數據：2000年，WHO進行成員國衛生籌資和分配公平性的排序中，中國位列191個成員國的倒數第四(188位)；2003年，衛生部第三次國家衛生服務調查，患病群眾48.9%應就診而未就診，29.6%應住院而未住院，44.8%城鎮人口和79.1%的農村人口無任何醫療保障，城鎮職工參加基本醫療保險的約1.3億人，享受公費醫療人數為5000萬人。另據監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國黨政部門有200萬名各級幹部長期請病假，其中有40萬名幹部長期占據了幹部病房、幹部招待所、度假村，開支巨大。

　　原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
　　2014年“兩會”前，國家衛生計生委出台新規：5月1日起，醫療機構和住院患者要簽署《醫患雙方不收和不送“紅包”協議書》。在“兩會”第一天，黃潔夫以全國政協委員、肝膽外科專家的身份炮轟這個新規。他說，“這是對我尊嚴的侮辱”。“這很可笑。你簽那個字有效嗎？你能製止紅包嗎？你能製止回扣嗎？”“如果叫我簽，我就說我進醫學院時就已經簽過了，這個承諾是終身的。醫學生進學校的第一天就要宣誓。如果一個人要不斷宣誓，他的誓言是沒有效的，也損害了這個人的尊嚴。”
　　原教育部副部長張保慶
　　張保慶是2005年10月因年齡正常退休的，在退休前兩個月，他在教育部新聞發布會上，放了一個響炮。他當時談的是以國家助學貸款為重點的高校貧困家庭學生資助工作。他將矛頭直指某些地方政府。“資助困難高校學生的問題是一個老問題，但也是一個大問題，是一個到現在還沒有得到滿意解決的問題……我去年在網上聽到一句話，這句話我聽了很傷心，就是我們在喊空話、作秀、落實不下去。”
　　然後他點出了八個工作不力的省市的名字：“八個省市我可以說說，分別是海南、天津、黑龍江、內蒙古、青海、寧夏、甘肅、新疆。這裏要說一說天津，他們的特點是基本上幾年沒有動。海南一個都沒有貸出去，天津一個沒貸出去。不貸沒關係，你要有勇氣的話，你們來點。不點的話，我會點出來。”這次發布會後來被媒體解讀為“張保慶發怒”，“教育部門被迫捍衛中央權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