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原文發表在《紐約客雜誌》
作者：查建英（1959年－），筆名紮西多，中國作家，出生於北京。1978年考入北京大學，1981年離開中國就讀於美國南卡羅來納大學並於1984年獲得英語碩士學位，1986年，她在哥倫比亞大學獲得她的第二個碩士學位，專業是比較文學。1987年，查建英返回中國，曾經為紐約時報北京辦事處工作過一段時間，1989年作為《紐約時報》的記者，深入采訪報道過六四天安門事件，是當時的知名記者之一，六四事件後查建英返回美國。九十年代，查建英活躍於美國和香港，在香港推廣其中文著作，查建英曾稱其最喜歡的城市是北京和香港。查建英的父親查汝強原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教授，其兄查建國是中國民主黨創始人之一，1999年時曾因“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處九年徒刑。007年4月，查建英在紐約客上發表了名為《國家公敵》的文章，敘述了她哥哥的故事及對哥哥所作所為的反思。
一、
北京市第二監獄位於這個城市的郊區，驅車過去，單調乏味的路上看不見任何標識。入口隱在離公路大約0.1英裏的後方，我通常要不斷提醒出租車司機留意左邊的岔道，不然很容易錯過。拐進岔道，第一眼看到的，是一扇暗灰色金屬大門，沉重，鑲白瓷磚的拱形邊框。門內站著挎長槍的警衛。四周的高牆盤滿了電網，最大限度的安全設施。在緊鄰大門的等候室，我把錢包和手機放進帶鎖的保險箱，然後出示證件，等候傳喚。多年探監下來，警官們都認識我了，但仍對我保持著職業性的疏遠。我探視的是我哥哥查建國，一位民主誌士，他以“顛覆國家罪”被判處九年有期徒刑。建國於一九九九年夏天被捕，消息傳來的那個時刻在我腦海中至今記憶猶新。當時我正站在加拿大蒙特利爾郊外一個朋友家的廚房，喝著現磨的咖啡，瀏覽那天當地報紙的頭條，那是一則關於中國剛剛測試發射導彈的新聞，據說射程可達阿拉斯加。消息最後一段報道了建國的審判。我感到一陣驚訝和憤怒。與此同時，作為他的妹妹，我深感自豪：建國的所謂顛覆行為，是在中國協助組建了一個反對黨，中國民主黨（C.D.P）。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曆史上，第一次有人敢於組建和注冊一個獨立政黨。這一切，建國和他的同道們是以完全公開、和平的方式去進行的。現在他們為此進了監獄。七年前我剛去探訪的那段經曆相當艱難。每次我都必須申請特別許可。三十分鍾的會麵，兩三個警衛一直在建國和我的兩側陪伴，包括一個專職監管“特別”囚犯的 “特管處”官員。入獄前我們最後一次見麵，是兩年之前，建國身上的變化令我震驚。他剃了“犯人頭”，穿著灰底白色斑馬紋的粗棉囚衣，由於嚴重的沙眼和感染，他的兩眼汪著水，手和臉都是浮腫的，指甲呈紫色，明顯嚴重營養不良。我們麵對麵坐在一道厚厚的有機玻璃隔板的兩邊，通過電話聽筒交談──電話竟然是鮮亮的蛋黃色，就像兒童用的玩具電話。那些日子，我們的交流似乎緊迫而又意味深長。
最初幾次探視後，我會見了監獄長，他是一位年輕人，出人意外地彬彬有禮。（ “你以為我們都是青麵獠牙的惡魔吧？”他笑著對我說。）我跟他討論了很多有關建國健康狀況的話題。幾個星期內，我的兩個最主要的請求有了結果。建國乘坐一輛重兵押送的封閉廂車，離開監獄前往一家不錯的市立醫院，在那裏接受了身體檢查。隨後，他被從那個關押著11個殺人犯的嘈雜牢房，轉移到一間不那麽擁擠、比較安靜的囚室。四年前，我遷回北京，為中文雜誌撰稿，並在一所學術機構工作。去北京市第二監獄探監，成為每個月的例行事務。我試著和坐在等候室“書桌”後的圖書檢查官談天。親屬可以給被探視者帶書，但必須經過檢查官一一把關，所有“不適宜”的讀物會被當場退回。任何可疑的政治讀物都有可能被拒絕，但一本《哈維爾文集》卻通過了：檢查官盯著封麵上這個神色陰沉的洋人頭像看了半天，卻不知道此人是誰。
“會見室”是一間毫無特征、整潔的大房間，幾排固定在地麵上的天藍色椅子安置在有機玻璃隔板的兩邊。你可以看見外麵精心修葺的花園，兩個心型的花床。更遠處，是一排灰色的水泥筒子樓，囚犯們在那裏生活和工作。（他們每個星期放兩次風，每次兩個小時的戶外活動。）你甚至看得見看守領著囚犯，一字排開，從那些樓遠遠地朝這間會見室走過來。
幾年下來，我漸漸變成了眾多探視親屬當中的普通一員。雖然電話仍被監聽，但警衛早就對監視我和哥哥失去了興趣。時間過得飛快。建國和我像兩個不常見麵的老朋友一樣聊天。我一般先是詢問他的健康和大致狀況，再報告些親朋好友的近況。然後，我們可能會談起他最近閱讀的書，或者討論一下新聞熱點，比如伊拉克戰爭、二ＯＯ八北京奧運會的籌備。有時我們甚至會小心謹慎的交流對中國政治現狀的看法。最後，我會列一張購物單。監獄允許每個犯人每月擁有八十塊錢（大約十美元）的零花錢，前來探視的家屬也可以在監獄小賣部購買一百五十元的額外食品。
這是出於安全考慮，同時也是監獄的一項收入。建國常要我買一盒蔬菜餅幹。他在獄中學英語，一位以“台灣間諜罪”被判十年徒刑的囚犯常給他些指點。這台灣人的妻子離開了他，從沒人來探視。此人特別愛吃這種餅幹。
最初幾年，我常會問建國他到底有沒有挨過打或受過傷。“我和這裏所有警官都處得很好，”他告訴我，“他們隻是奉命行事。他們都知道我為什麽進來的，從沒有碰過我。我號子裏的犯人全都互相打過架，除了和我。他們對我都挺尊重。”他還告訴我：點名時若喊他“犯人”，他從來拒絕答應，看守們也就算了。他反對這種稱呼，是因為他根本不認為自己犯了什麽罪。他也拒絕幹所有囚犯都得參加的體力勞動，比如包裝一次性筷子或者類似雜事。但看守們也就隨他去了。
一位家族朋友告訴我，建國可以通過醫療假釋離開中國。我征詢了建國很多次。他不願意。“我不會離開中國，除非我的進出自由得到保證，”他堅持。我不再問了。建國再三提起那些持不同政見者流亡海外的困境，在天安門事件後，他們失去了 政治影響力。“一旦離開中國這塊土壤，他們能起的作用就很有限，”建國說。但是，在窄小的牢房一坐就是九年，政治影響力又有多大──尤其是大多數國人根本不知道你的存在?
這話我終究沒忍心說出來。中國大陸的媒體沒有報道一九九九年C.D.P事件。很少有人知道發生了什麽。在海外，也隻是當時有一些媒體的報道和人權組織的抗議，但法輪功事件一出來，這樁公案很快就被淹沒了。蹲了將近八年大牢之後，建國依舊堅定無悔，但早已被世人遺忘。
二、
我父親的第一次婚姻留下兩個兒子，建國是長子。他七歲那年，父親離婚，娶了我的母親。盡管建國隨我父親，但是我和他之間相差八歲，童年記憶中關於他的印象非常模糊。按當時流行的習俗，建國上了一所寄宿學校，隻在周末回家。瘦高而沉默的他，一直徘徊在我們家庭生活的邊緣。
當時離婚在中國並不常見，無疑給建國童年留下了陰影。我母親還記得，有時候建國回家睡覺，她聽見他躲在被子裏抽泣。多年後，建國在獄中書信中形容那些周末像是“去別人家裏做客”，感覺自己像寄人籬下的“林黛玉”。林黛玉是古典小說《紅樓夢》裏的悲劇女主角，從小父母雙亡，寄居在舅舅家裏，和自己的表姐妹們競爭愛情和關懷。但他母親——我叫她鍾阿姨——說建國從小就胸懷大誌。鍾阿第一次給他講嶽飛的故事，建國仰頭看著她，含著眼淚說，“可我太小了，當不了嶽飛！”她很震驚。“我沒希望他當嶽飛啊！”她告訴我。
也許鍾阿姨希望建國成為一個學者。畢竟，這個男孩並非成長在軍人家庭，他身邊都是學者和藝術家。父親是一個哲學家，鍾阿姨從事歌劇研究，也是一名編劇。她出身於書香門第，父親是大學副校長，母親是畫家，曾拜師齊白石。但建國在一封獄中來信裏卻形容小學生活“平淡無奇”。給他留下生動記憶的隻有一件事：一個周日下午，他在走回學校的途中遭遇暴雨。他用熱烈的語言回憶了一路上怎樣和狂風暴雨搏鬥，在天地茫茫空無一人的街道上，他全身濕透，卻感受著滾滾雷聲和金色閃電之壯美，以及最終到達學校大門時心頭的狂喜：他戰勝了漫天暴雨狂風，而且是獨自一人！
建國不僅閱讀量極大，並且是一名出色的圍棋手。十三歲的時候，他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入當時北京一所精英寄宿學校：人大附中。但他天性桀驁不馴。學校生活太多限製，他卻不喜屈從瑣屑的權力。在這個階段，他開始崇拜毛澤東。他認真閱讀了毛的傳記，試圖模仿偉大領袖：冬天衝冷水澡，讀哲學，思考，和朋友們辯論政治和社會的大問題。他平生第一次政治行動是給學校領導寫信，攻擊死板的課程設置和小資情調的內容。建國至今為此自豪：在文革爆發之前，他就已經挑戰體製，而且是單槍獨馬。
我的溫馨童年也隨著文革的暴風雨結束了。父母被打成“臭知識分子”和“反革命”，家裏被抄得底朝天。我按照新政策就近入學，小學裏大都是工人子弟，下學回家的路上常有同學衝我扔石頭，甚至從樓頂上朝我家陽台上丟糞便。建國卻在社會動蕩中茁壯成長，成為學校裏一派“紅衛兵”的頭兒。他很少回家，回來時則全副紅衛兵時髦打扮：褪色綠軍裝和軍帽，衣服口袋上別著毛像章，臂上戴著紅袖章。他高大魁梧，麵相英武，在我眼中宛如神話中的人物。見了他我有時羞澀得說不出話來。
兩年以後，一九六八年，建國和一群紅衛兵去了內蒙古。他是響應毛主席的號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改造中國農村。我父母為他餞行：記得那天家裏擠滿了紅衛兵，高談闊論，大笑，吃東西，我母親煮了一鍋又一鍋的麵條，父親坐在書房裏沉默地看著這些年輕人，好像坐在別人的房子裏。十七歲的建國顯然是核心人物，舉手投足就像一位戰爭前夜的年輕指揮官。他告訴朋友們：父親的藏書裏，看中什麽就拿走什麽。很多書就此被“借走”，包括我母親青年時代最喜歡的書《包法利夫人》，此後再無影蹤。
鍾阿姨去火車站送他。火車啟動，她朝兒子揮手。“但他表現得好像我根本不在那。他隻是不停的喊：‘毛主席再見！’”她告訴我。“他中文革的毒太深了。”
那時候，成千上萬的城市青年去了農村，但並非人人都有真信仰：有一些迫於壓力，要表現自己的“革命熱情”，另一些則因為城裏無業可就。農村的貧窮和落後令人震驚，大部分知青都幻滅了。1970年代中期，文革熱度減退，知青紛紛回城，當工人，或者到大學讀書，不過當時讀大學不是通過考試，而是看政治出身和政治表現。
建國不在其中。他在內蒙古農區幹了七年，當了村長，很受農民歡迎。他幹農活是一把好手，喝起白酒來抵得上當地人。他和一個北京同學結了婚，她為他留了下來，兩人一起在農村過著自己的日子。村民們雖然對建國嚐試的各種“革命實踐”毫無興趣，他誠實溫暖、慷慨大度的個性卻贏得了他們的友情和愛戴。
一九七六年，毛澤東去世，“文化大革命”結束了。建國的女兒出生。建國為她取名“繼紅”。接下來的幾年對中國來說是轉折關頭：鄧小平開始掌舵中國，使它轉向改革開放。廢棄十多年的高考恢複了，我是通過考試進入大學的人之一：當時我下鄉不滿一年，這個轉變來得恰是時候。但建國似乎仍舊執著於以前的時代。他把一張巨大的毛主席像鑲上黑紗，懸掛在家裏牆上，他常常在像前獨坐很久，陷入沉思。他妻子後來告訴我，大約有兩年時間，建國都在悼念毛澤東。
建國最終接受了當地縣政府的一個職務，為縣委書記巴圖工作。起初巴圖很賞識這個北京小夥子的才幹，可建國後來卻批評起巴圖來，認為他的一項政策損害了農民利益。在縣裏一次千人幹部大會上，建國當麵指責，讓巴圖下不了台。他很快被免職，在審查中被定為“四人幫走狗”。他被隔離關禁閉，隻能看馬克思、列寧、毛澤東的書。兩年後，巴圖升遷它地，建國才被放出來。他在地方上先當過各種小幹部，但從此再沒受到提拔重用。
一九八五年，我在哥倫比亞大學念比較文學，暑假回國時去內蒙看他，坐了十八個小時的硬座火車才到了一個塵土飛揚的小車站。在車站等我的那個人，看起來和其他趕著牛車賣瓜賣土豆的當地農民沒什麽兩樣。他穿著很土，一口當地口音，甚至養成了沒事就蹲著的習慣。他的動作和眼神遲緩，一舉一動都流露出久居一潭死水的窮鄉僻壤的印記。
建國的妻子最終說服他回到北京的時候，已經是一九八九年初了。她是個實際的女人，不能接受一輩子在農村過窮日子的命運。是她在貧困的歲月裏把建國最後一件紅衛兵紀念品——一麵褪了色、印有他們那個造反派標記的旗幟縫成了被麵。現在她決心不讓女兒變成農民，可對於建國來說，返回北京等於給他二十年的精神曆程劃上了屈辱的句號。改造農村的革命理想成了虛妄的幻想。他沒有改變農村，自己卻被改變了。
建國回到北京沒有幾個月，天安門的學生遊#興就開始了。每天去廣場聽演講和唱歌，看新一代學生造反派在行動，建國既震動又感動。二十年前，“紅衛兵”的神是毛，而現在的理想青年們穿著牛仔褲和T恤，樹立了一個新雕像：民主女神。
我那時住在北京，每天都去廣場。我們碰到的時候，建國很少說話，不過看得出他內心思緒萬千。一天下午，我去見一位廣場上的活躍人物，約了他一起去。朋友對我笑臉相迎，請我進他們的帳篷，一群學生領袖正在裏麵開會。建國跟在我身後剛要進去，朋友卻皺著眉頭攔住了他：“不行，你不能進來!”我解釋說，這人是我哥哥。朋友聽了大吃一驚。北京生北京長的建國，如今看起來卻像一個十足的鄉巴佬。而一九八九年，領導民主運動的是城市精英。我朋友的勢利態度明確告訴建國：靠邊站吧，這可不是你的革命。
沒過多久，那場革命不再屬於任何人。天安門抗議者們在六月四日的遭遇，表明了公開挑戰體製的人會是什麽下場。屠殺之後，所有政府官員都被要求去看望幾位住院士兵——“平息反革命暴亂的英雄”，以證明自己對黨的忠誠。當時的文化部部長，小說家王蒙，稱病住院躲過這一要求。他迅速下台了。
在那個春天，《人民日報》記者們曾在長安街上舉起過一幅著名標語：‘我們不想再撒謊！’那個時刻彌足珍貴，它表達了群體的勇氣。兩個月後，他們被迫再次撒謊。一位《人民日報》記者向我描述6月## 4日後的清查運動是如何進行的：每個部門都要開會，每個人都必須參加，每個工作人員都必須說明自己在整個事件中每天都在做什麽，然後對官方的結論表態。他回憶起十七年前那個場景：“每個人都照做了－－沒有人敢說不。那種恥辱你能想象嗎？我們所有人馬上被徹底擊垮了。”
在記者和知識分子中間，短暫的興奮變成了壓抑和恐懼。很多人退出公共舞台，轉向私人生活。（有一些，比如我，去了美國或者歐洲。）很多學者轉向冷僻的研究，於是在1990年代初出現了國學熱。我的一位朋友，某雜誌主編，曾經主持一個很有影響力的論壇，此後一段他把注意力轉向古典音樂和飲食研究。
建國對共產黨和毛殘存的信仰在六月四日徹底崩潰。在政治上和個人生活上他進入了一個漂泊時期。
三、
開黑車的司機是一個敦實的男人，長著一張飽經風霜、粗獷的臉，穿一件油乎乎的便宜外套。三年前那個下午，我走出監獄小賣部時，他正斜靠在一輛捷達車上抽煙。我是那天最後一個離開的探視者。他看到我，就猛吸了最後一口煙，甩掉煙頭。
“幸好你還在這兒，”我進車之後對他說：“否則我就得走很遠去坐公交車了。”
“我等著你呢。”他邊發動車邊簡短地回答。
我告訴他我在城裏的地址。他說：“三十塊錢。”我說行，我們就上了路。在那條長長的瀝青路盡頭，車向右拐彎，開過大堆的建築材料上了一條公路。從後視鏡裏看得到不遠處一排高大的筒倉聳立在天空下。盡管離城不過40分鍾的車路，這裏到處都是舊工廠、瓦礫堆、工業垃圾、麵臨拆遷和“發展”的半荒蕪的農莊。我十七歲去插隊勞動的村子離此不過幾裏路。和每次探視之後一樣，我的情緒疲憊而孤僻。我合上雙眼打起瞌睡來，直到一陣尖利的喇叭聲把我驚醒。睜眼一看，四周都是汽車，我們已經下了高速公路陷進市區的車流中。車幾乎是在蹭著走。大約是下午四點，堵車高峰期開始了。
“你探的是你哥哥吧？”司機忽然問。
我從後視鏡裏看著司機：“你怎麽知道的？”
“噢，我跟二監的人很熟，我父親以前在那兒工作。你哥是民主黨的，對不對？”
“你知道他們？”
“知道，他們想搞多黨製嘛。他判了幾年？”
“9年，他已經坐了一半了。”
“有沒有減刑？”
“沒有，因為他不肯認罪。”
司機朝窗外啐了一口：“他們根本就沒罪！但是坐牢管什麽用？他有沒有跟吾爾開西他們聯絡聯絡？”
我吃了一驚：吾爾開希是八九學運中一個很有煽動力的學生領袖，在美國流亡數年之後，現在住在台灣：“當然沒有！他們怎麽可能有聯係？”
“那你肯定認識一些外國人吧？你應該叫你哥哥出國，和那些在美國和台灣的人聚聚。最重要的是得弄點槍！你怎麽才能打得過共產黨？隻有武裝鬥爭啊！”
“您這觀點倒挺有意思，”我試圖掩飾自己的驚訝。“不過那樣一來中國肯定又要流血打內戰、天下大亂。” “那才好呢！”司機說。
我很震驚：“可真要打起仗來，最大的受害者還不是老百姓嗎？”
“老百姓現在已經是最大的受害者了！”司機回答說，一臉憤怒。“你就看看北京吧――當官的和富人過的是什麽日子，我們過的又是什麽樣的倒黴日子。”
在接下來的十幾分鍾裏，我們堵在長安街上，司機跟我說了他自己的經曆。他在一個工廠裏幹了二十多年，開始當車工，後來當卡車司機。幾年前，工廠破產倒閉，所有工人被解散，隻得到了微薄的遣散金。
“他們總得給你一部分醫療保險吧，”我說。我想起我的三個高中女同學，這麽多年來我們一直保持著聯係。她們以前都是工人，都在四十多歲的時候因為廠子倒閉被遣散，但後來他們全都找到了新工作，錢比以前掙得還多，其中兩個甚至還買了房子。
“那保險屁都不值！”司機回答。“真生了病根本報銷不了。我現在就怕得病，一病就完蛋了。給他們幹了20多年，現在他們就這樣把我們給打發了！”他又朝窗外啐了一口：“你看城裏這些高樓，滿街的餐館，都是為有錢人準備的。像我們這樣的人什麽都買不起！”
在長安街的兩旁，新的高樓大廈和巨型的廣告牌屹立在晦暗的天空之下。要論建築和設計，這個新北京的大部分外貌就像實現了某些地方官的現代夢。北京城裏顯然有很多錢，很多人生活得比以前好很多。但是貧富鴻溝也拉大了。我想，建國這種人也許正是這位牢騷滿腹的司機這種人所期待的領袖吧。至少他們可以聚集在社會公正的旗幟下，發泄自己對中國現狀的憤怒。
四、
盡管6月4日屠殺喚醒了建國，那一年他卻麵臨著更緊迫的事情：他得謀生！從法律上說，建國和他妻子都是沒有身份的“黑人”：沒戶口，沒房子，沒工作。更糟糕的是也沒什麽技能。有一段時期，他們投靠親戚，在建國的弟弟建一開辦的一所成人教育學校裏做臨時工。建國看大門，他妻子當會計。學校辦得挺成功，主要是做英語考試的補習課程。6月4日事件之後，學英語變得更熱門，TOFEL成了申請外國學校的關鍵所在。建一很快富了起來。這個角色反轉實在令人尷尬。兩兄弟個性完全不同：在秉性嚴肅、胸懷大誌、刻苦耐勞的建國身邊，建一從來像個長了一張漂亮臉蛋的“小混混”：逃學、泡妞、有錢就花在下館子和享樂上。但在九十年代的亂世裏，遊戲規則迅速變化，這位“花花公子”卻如魚得水。一開始，他想讓建國幫他共同經營學校，但建國拒絕了：他寧可把時間花在閱讀和思考上，看大門的好處就是有的是時間。“他老想救中國，可他連自己都救不了！”建一曾這樣跟我議論建國。我真不知道建國給這麽個弟弟打工幹活內心到底是什麽感受。
這份工作建國沒做多久。在接下來的十年中，建國頻繁搬家，從一處房到另一處，從一份工作到另一份工作，大多是辦公室和公司雜役。他似乎覺得自己的閱讀和思考已經相當充足了，該試著幹點大事了。一九九二年後，社會上刮起一股下海熱潮，建國也開始折騰起一聯串的生意。他倒賣過煤，辦過煉油廠，還生產過一種新型稠酒飲料（我嚐過，那味道實在不敢恭維，喝起來就像止咳糖漿），做過商業培訓。但無一例外，他總以關門大吉或者辭職不幹收尾。到一九九七年夏天，他被捕前我最後一次見到他時，他已經有過好幾回破產記錄了。他的個人生活也很混亂，和共同生活了二十年的妻子離了婚，又和稠酒廠裏一個年輕漂亮的內蒙女孩再婚。這第二次婚姻維持了不到一年，就和他的生意一起垮掉了。最後建國結束了動蕩的生活，和他女兒繼紅住在了一起。
那時，繼紅早已改名為慧怡。這女孩上了一所普通的大學學習酒店管理，把時間都花在看通俗小說、和女友聊天上麵，但她卻是個極有孝心的女兒。一九九八年她畢業後，在高檔的京倫飯店找到一份前台的工作，馬上把每月工資的一半交給父親花。建國實在不是經商的料，這一點父女兩人心裏都明白。那年，建一病死於惡性腦瘤，把他在北京的房子留給了建國。建國總算有了一塊可以稱為自己家的地方。有了家，加上女兒的經濟援助，他終於可以自由地做自己想做的事了。
那年八月，我收到建國一封長信，筆調悵惘，充滿憂思和懷想。建一死時年僅四十四歲，對建國顯然是個震驚和打擊。“他走了，我也更緊迫地感到人生的苦短，”建國寫道。“昨天是我四十七歲生日，我剩下的二十—三十年也會一晃而過？”他開始回首自己的往昔：
“我一生心強命不強。幾十年來，我一直與命運搏鬥，咬緊牙，不流淚。我是一個理想主義者。為民主理想，退黨；為自由理想，辭職，再辭職；為愛情理想，離婚，再離婚。至今是一個在思想上、事業上、經濟上、感情上的‘漂流者’……現在中國市場低迷、蕭殺，企業多數不景氣，中國也在風雨漂泊中，不知走向何方，吾輩何時才有揭竿而起的機會？”
我記得當讀信時心底湧上隱隱不祥之感：建國一點沒變啊。在一個四處出擊、四處碰壁的生意人的內心，埋伏著一個造反者，他在等待著新的宏偉大業和又一輪時機的到來。
我並不知道，建國那時已經找到了他決心為之獻身的宏偉大業。幾年前，他遇到了一個叫徐文立的人，徐當年是鐵路上的電工，也是“西單民主牆”時期的民運老將。那是上世紀七十年代末短暫的解凍期，當時，在北京市區中心的西單路口，人們用大字報的形式在牆上張貼了各種油印的政論、海報、散文、詩，這些大字報吸引了無數人的目光和討論，直到1979年末當局出來整肅和清除了西單民主牆。當朋友把徐文立介紹給建國時，徐剛在監獄裏關了十二年被放出來。兩人激情澎湃地談論中國政治，但一開始他們也策劃著一起做點生意。其中一個想法是開家租車公司。他們做了一些市場調查，還自封了兩個人在公司裏的頭銜：徐將任董事會的主席，建國任副主席。但這個策劃後來也沒有了下文：徐指望的投資最終沒能到位。
一九九八年初，中國的環境異乎尋常地寬鬆——政府正談判加入WTO；克林頓總統來訪。於是各省各地持不同政見者的小群體們躍躍欲試，乘機籌劃成立一個反對黨，名字就定下來叫中國民#主#黨（C.D.P）。徐擔任了民主黨北京支部的主席，建國擔任副主席：當初經商沒能用上的頭銜，這回兩人把它用到了更崇高的事業上。不知是因為無比的英勇還是出於天真，民主黨人們決定公開地做一切事情：他們前去民政局為C.D.P.申請注冊，在網絡上發表聲明和文章，和外國記者交流。開頭幾個月政府容忍了這些行為，但克林頓走後沒多久，六月，形勢急轉直下，第一波逮捕和審判開始了。徐文立被判十三年。建國雖未被抓，但每天有四個安全局的人跟著他。他接任民主黨執行主席，並且堅持活動：他召開會議力勸剩下不多的C.D.P黨員們穩住陣腳；他在網上發表聲明，陳述他的政治觀點並要求釋放徐文立和其他被捕同仁。一九九九年六月，當警察最終逮捕建國時，他早已一切準備就緒。那一陣他甚至隨身帶著一支牙刷。
五、
“在日常生活裏，英雄行為會顯得不合時宜，”捷克異見人士Ludvík Vaculík在一九七Ｏ年代寫過，“英雄主義隻是在特殊情境下才被接受，但它不會持久。”天安門事件之後的中國印證了這些話。隨著時間的流逝，社會仿佛恢複了正常。整個一九九Ｏ年代，新的市場改革啟動了，人們的精力全都投向聚斂財富，黨為了掌控公共話題設立了一套明確的導向（比如著名的“三T禁區”：天安門、台灣、西藏）。隨著經濟的迅速發展，知識精英群體分化了：一些下海經商，另一些——尤其是經濟學者和應用科學方麵的專家——以出售專業技能為政府或企業效勞。藝術家和學者們也紛紛努力適應市場。
漸漸地，一種不言而喻的共識產生了，正如上個世紀90年代後期一本書的標題所言：《告別革命》。這本書是由兩位80年代的明星學者所著，一位是哲學家、曆史學家李澤厚，一位是文學批評家劉再複。這兩位都是八十年代思潮中影響極大的人物，而那些思潮最終導致了八九學運。這兩人都卷入了天安門事件，結果九十年代兩人都居住在美國。然而他們的新書卻對激進分子和革命者進行了嚴厲的批判。回望上個世紀的中國曆史，李劉二位觀察到，激進的改革試驗最終總是導致災難或專製。中國太大了，它的問題太多太複雜，不能速戰速決。漸進地改良，而不是激進地革命，才是正確的途徑。在另一篇文章裏，李甚至列舉了四個發展階段――經濟增長，個人自由，社會公正，政治民主——中國走向全麵現代化不可能逾越這幾個階段。換句話說，真正的民主不可能一蹴而就。
這是兩位聰明、理性並同情自由民主的中國人的觀點，這種觀點在很多聰明、理性的中國人當中有著廣泛的共鳴，他們認同自由主義，卻越來越不讚同激進改革的態度。盡管這本書是在香港出版，但是它折射出內地精英的態度在九十年代發生了微妙的變化。
新的共識是由許多潮流合力促成。在海外，嚴重的派係紛爭侵擾了流亡民運組織，使之瀕於瓦解。而在中國，公眾生活的基調是鄧小平的“不爭論”——就是說，先忘掉意識形態論爭、集中精力發展經濟。一方麵，技術官僚進入政治局掌權，推進市場改革，同時，意識形態宣傳家們留守中宣部，壓製著批評之聲。
這期間，經濟持續高速地發展，中國與國際市場接軌使得4億中國人脫離了貧窮，一個新興的富裕階層開始出現在城市和沿海地區，這些地方的年輕人成長於流行文化與消費主義潮流，遠離政治。作為經濟繁榮的受益者，他們都是“挺中派”，民族主義在滋長。至於“民主”，倒真不知道這些年輕人會對這種問題有多少關注。
所以，當建國及其同道在一九九八年成立中國民#主#黨的時候，他們不僅沒有看清政府的容忍底線，也沒有準確地估測到國人的心理。最主要的是，他們缺乏深厚的社群根基，既沒有受過良好教育也未與精英階層進行溝通，連與其他的自由主義者和改革者也極少聯係。一些人，比如徐文立，有坐牢前科又堅持不服、拒絕妥協，結果被邊緣化。他們具有勇氣和信念，除此之外卻乏善可陳。一些人，例如建國，曾去經商創業，試圖做些“建設性”的事情，但一無所獲。簡而言之，他們是一批在新時代迷失的人。
起初去探監的時候，盡管建國不說，但我看得出他很在意外界對於他的所作所為、以及他的遭遇的反應，所以我努力傳達給他一些我所能尋覓到的“正麵消息”。他的眼睛會隨之一亮，或者神色莊重。但隨著C.D.P越來越少見於新聞媒體，我的任務也變得越來越艱難。二ＯＯ二年底，徐文立這位明星異見人士在聖誕前夕以保外就醫被釋放並立即飛到美國。這之後,有關其它C.D.P坐牢成員的報道幾近消失。
有一次，在等候探視的時候我與另外一個家屬聊了一會天，她是來看她弟弟的，他因為殺人被判了二十年刑。“他開了一個餐館，別人欠他的錢，”她解釋說，“他太年輕、太衝動。”她問我：你哥哥做了什麽，當我告訴她原委之後，她驚訝極了：“組黨？”她盯著我上下打量仿佛我講的是一個外星故事：“咱們國家還有政治犯啊，我一點不知道！我以為都是為錢關進來的呢。”最後一次我在主流媒體看見C.D.P被提及是在二ＯＯ二年三月，那是《紐約時報》周末雜誌的封麵頭條。
這篇文章寫的是我的朋友約翰﹒卡姆，他曾經是一個美國商人，後來變成了一個全職為中國政治犯呼籲的活動家。此文以非常輕蔑的口氣提到CDP，稱它為“由幾百個沒有牙齒毫無打擊力的成員結成的一個組織，所寫的文章隻是彼此讀讀而已”。
讀到這段話，我的心都疼得抽緊了。被稱作極權國家“顛覆者”，C.D.P成員們可以為此自豪。他們也可以原諒沒有跟隨他們站出來的同胞：他們之所以是英雄，正因為他們具備大多數人所沒有的英雄氣概。但對這譏諷他們無用而可笑的判決，他們會作何感想？這判決竟來自《紐約時報雜誌》——民主自由的象征之一，而他們正是為民主自由的理想犧牲了一切！一群無牙無力的人寫文章給彼此看：這話夠殘酷的，同時也說出了真相。事實上，他們之所以無牙無力是因為他們的對手太強大，他們的言論沒有傳播開去是因為這種言論在中國不被允許傳播——但也許這些都無所謂。我真想大哭一場，但我不知道是為建國感到難過還是生他的氣――他怎麽這樣傻。他坐在他那間狹小的牢房裏，日複一日，年複一年，而世界早已風雲變幻棄他而去。
六、
“你不能說世界已經遺忘了他，”約翰﹒卡姆堅持對我說：“我就沒有！我一直在關注你哥哥的事。”說這話時，我們正在北京一家酒店大堂裏喝咖啡，約翰來訪中國時在此下榻。
約翰﹒卡姆的中文名字叫康原。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他是一個“人權推銷員”。他曾任香港美國商會主席，是個收入優厚的商人，有專職司機替他開奔馳，有女仆和位於高尚住宅區的私宅。但在一九九Ｏ年代中期，他放棄一切，投身為中國政治犯呼籲的活動。他長年頻繁往返於北京和華盛頓之間，頻頻會見兩國高官權要，利用自己所有資源——無可爭議的數據、廣泛的個人關係網、連哄帶勸的遊說、名人效應、討價還價——來確保中國政治犯這個話題不會被人淡忘。
約翰是個聲音洪亮的大個子，有著平易近人的幽默感和天生的社交魅力。他也是個虔誠的天主教徒，有傳教士般的使命感，言談充滿聖經警句般美妙的韻律。比如他會說：正義之河，急流直下，道義之川，強不可阻（意譯）。對我關於探視建國過程中出現的種種問題，約翰提出過很多意見和指導。如果說建國得到了比其他一些政治犯更好的待遇，這大概要感謝約翰的關注努力。但是，約翰也承認，在由各個西方政府及民間組織合力編輯的政治犯年度列表上，建國的名字已經消失了。我曾問約翰，假設他身處建國的處境，他會怎麽做。約翰沉思片刻，給我講了一個20世紀四十年代末麥卡錫時期，發生在德國劇作家貝爾托?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身上的故事。布萊希特當時住在美國，被美國眾議院的“反美活動調查委員會”傳訊。布萊希特出庭作證，澄清他毫不同情共產主義，委員會為此感謝了他的“合作”。隨後，布萊希特立即飛往歐洲，最後抵達東柏林，對他剛在美國傳訊席上的反共證詞毫不慚愧。“如果我被捕了，我會像布萊希特那樣做的”，約翰對我說：“我會撒謊來保住我的小命。然後我還可以擁有我的生活！”
我歎息了。在我心中，約翰為營救那些他素未謀麵的異國人士而放棄自己的優越生活，實在是一個美國式的英雄。如果像他這樣的人也會做一些不得不做的事來不至於陷身囹圄，為什麽我哥哥卻一定要如此固執？一點一點的剝去那堵牆，難道不比用你的頭去撞它要更有實際意義麽？
我所聽到過的對建國最嚴苛的評論卻來自於他的生母。“這不是勇敢，”鍾阿姨曾這麽對我說，“這是狂妄和愚蠢。他從小就有英雄情結。問題是他並不是英雄。他是一個想當將軍的士兵，可以衝鋒陷陣，但沒有將軍的才智。”鍾阿姨年輕時是一個美麗的女人。一九五七年，她被打成右派，失去職務，在牛棚裏勞改多年。現在的鍾阿姨已經是一個鬢發斑白、七十多歲的小老太太了，她笑容和善，但是腿腳時常浮腫發痛。盡管對共產黨已不存幻想，她還是認為變化隻能慢慢發生。在鍾阿姨眼裏，C.D.P的所作所為無異於雞蛋碰石頭。她曾經試圖說服建國不要卷入C.D.P，提醒他對於自己家庭的責任。建國卻用一句經典回應：“忠孝不能兩全。”鍾阿姨對建國的執拗徹底死心，在他被捕之後的頭兩年裏都沒有去探望過他。
建國對他母親也同樣不滿。一次，鍾阿姨和我一道去探視，兩人輪換著和建國通過電話交談。鍾阿姨說到中國太大了，不能變得太快，現在情況逐漸改善，很多事情都在變好。我看到建國的臉色越來越陰沉，他終於開口說了幾句話，鍾阿姨便匆匆將電話遞給了我。我一拿起聽筒建國就語氣激動地說：“我不想聽她說話！越聽越生氣！”
那次探視之後，我給鍾阿姨講了韓東方以前跟我的一次談話。韓東方是一個工會活動家，在八九事件後被關押。我們碰麵的時候，韓已經定居香港多年，主持一個關於中國勞工問題的電台熱線節目。作為異議人士，韓的聲譽無懈可擊。他在獄中兩年受盡折磨，染上重病差點死掉。但他不曾屈服，毅然絕食抗議。韓一點不像我見過的其他中國異見人士，他衣著時尚，舉止得體，一口流利的英語，並且對自己的過去和弱點頗有反思。韓對中國異議人士群體有不少批評，包括他自己在內。“咱們還是別談這個話題吧”，韓對我說，“對這個群體我沒什麽好話可說。”韓認為很多中國異議人士太自我膨脹、自我中心，“這是一種病，但我們中的許多人意識不到這一點。”不過，韓又說，最好不要對正在坐牢的異議人士討論這個問題。“為了熬過監獄生活，你必須調動全力，不斷自我激勵，確信你自己就是一個英雄。你需要這種心理上的自大甚至傲慢來支撐你的精神。你此時絕對無法承受自我懷疑。”
鍾阿姨表示接受韓東方的這些意見，她答應不再和建國討論政治。“我隻是希望他能順利服滿刑期，健康出獄。”鍾阿姨邊說邊搖頭：“出來以後，也許咱們能和他好好的談一談。我希望他能改變他的思維方式，不要再進去了。”
七、
自從民主黨被鎮壓之後，中國的政治版圖變得更複雜了。經曆了多年的快速發展之後，中國現在已經是世界第四大經濟體了，並且正在逼近德國和日本，甚至被普遍預測將會在二Ｏ五Ｏ年趕上美國。中國同時還擁有世界上最大的外匯儲備。但是，伴隨這種轉變的還有中國各地的腐敗，環境惡化，貧富差距拉大，和瓦解的社會福利。胡溫政府在相當程度上緩和了這些問題，出台政策削減農業稅，關注社會弱勢群體，采取措施懲戒以權謀私。但是，人們普遍意識到，政府需要有更深層次的改變和適應。一方麵是飽受社會不公、人數有增無減的弱勢群體，這些人要求改革和公平；另一方麵則是龐大的中層官僚，他們從與商界結成的利益同盟中獲利甚豐，因此抵製深層的體製變革。但大家心裏都明白，政治領域的博弈和改革早晚要發生。
最近四五年裏，政治改革的呼聲日益增大，但是呼籲和努力的方式卻變得婉轉多樣，幾乎像一門藝術。法製和維權，已經取代了人權這個敏感用語。消費者權益，民工權益，私有財產權，成了人們談論的焦點。每年都有許多媒體新聞記者報道腐敗案例，律師為民權案件出庭，學者研究觸動曆史空白點（諸如中日戰爭，60年代初的三年大饑荒，文革等等），出版商打破禁忌，刊印敏感書籍。時不時會聽見又一個請願，但在這些請願書上簽名的往往是一組個人，大家都謹慎地避免成立組織。這類行動往往是自發的和零散的，但隨著網絡的普及，新聞傳播更快了，控製信息變得越發困難。在中國互聯網上，批評者的聲音四麵八方此起彼伏，檢察官們似乎在和千千萬萬的小股遊擊隊作戰。一個犯忌者被抓住了，卻有更多的犯忌者成了漏網之魚。這些批評者已經不再像CDP那樣容易被抓住、隔離而消滅了。
與此同時，全球化的浪潮使得政府和領導更注意自己的形象了。最近幾年，官方說法中的“和平崛起”和“構建和諧社會”正反映了一種在國內國際政治中更柔和的身段和態度。總體而言，中國的政治氣氛變得寬鬆了，人民也變得不再那麽害怕了。無論是私底下還是台麵上，中國人談論政治改革的聲音正變得越來越響了。
所以鍾阿姨對建國說的話是有道理的：中國的現狀的確正在不斷改進。而且，也並不是所有人都已經忘記了C.D.P事件。有幾位自由派的中國朋友就對我說，正因為有象建國這樣的人敢於“以身試法”觸犯底線，其他人才會明白究竟他們能夠在底線之上推進多少。正如其中一位崔衛平所說的：“正因為有了他們，官方才認為我們是溫和的。由於他們，我們才不至於坐牢。僅僅因為這一點，我們就該心存感激。”崔是一個文學和電影評論家，她將哈維爾的作品翻譯成中文，還公開發表文章倡議建立公民社會以抗衡極權文化。崔十分尊敬建國這樣的人，但她也說：“真正的變化是在許多微小、被人忽視的地方發生的。創造曆史的不是孤膽英雄和精英，而是社會運動。”
另一位著名的自由主義人物、中國社科院哲學所的徐友漁，是政治改革的強力呼籲支持者，但他也曾對我說，他絕對不會做出C.D.P創辦者們那種“傻瓜決定”。他說：“從政治策略的角度看，那是很愚蠢的。”徐對西方分析哲學和自由主義理論很有研究，強調行動之前“理性分析”的重要性。“也許他們急於創造紀錄，想成為在共產黨中國公開成立第一個反對黨的人。如果這是他們的動機，這種人性弱點屬於我可以理解和諒解的那一種。”和建國一樣，徐當年也曾是紅衛兵，他寫的文革回憶錄坦誠感人，深刻反思了自己青年時代的種種幻象。徐將回憶錄題贈建國，托我探監時帶去。不出所料，此書沒能通過監獄書籍審查官那一關。
如果說徐友漁是教育者，建國則是實幹家。C.D.P的所有成員都是實幹家，但曆史對他們並不慈悲。記得某位中國企業家說過：“走在眾人前麵一步的人是領袖，走在眾人前麵三步的人是烈士。”C.D.P的成員正是這樣的烈士。我用“不以成敗論英雄”的中國老話來自我安慰。但建國有時確實象騾子般固執簡單，對政治的看法非黑即白，漠視灰色地帶，更別說中國今天的現狀是如彩虹般多姿多彩難以名狀。在情緒不好的時候，我會想起孔子對他的學生子路的評語：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現在，我覺得這兩種態度都不大對頭。我曾與林培瑞（Perry Link）談起過魏京生。林培瑞執教於普林斯頓大學，是一位出色的漢學家，而魏則是建國心目中的英雄，也是中國民運中一個傳奇人物。一九七八年，魏隻是一個二十八歲的電工，卻居然有膽量在民主牆上貼大字報要求民主，直斥鄧為獨裁者。更為荒謬的是，魏因此被捕，罪名卻居然是“泄露國家機密”，換來十五年的刑期。漫長的監獄生活和疾病都不曾動搖魏的信念，剛獲釋放，魏立刻重新投入民運，不久再度入獄，被判十四年。兩年後他以“保外就醫”的名義被飛到美國，在那裏繼續與中國政府抗爭。魏警告西方，不要被中國改革所迷惑，因為共產黨永遠不會改變其真正本質。但其實永遠不會改變的是魏京生。隨著時光流逝，許多魏當年的崇拜者都認識到魏對中國的看法是一成不變和簡單化的。事實上，共產黨遠比魏京生身段靈活，更加能夠與時俱進。
我把自己對哥哥和魏的矛盾想法告訴了林培瑞：我敬佩他們的勇氣和深切的正義感，但很難讚同他們對自己觀點那種近乎宗教式的確信。林培瑞說：“魏京生這種人就像北極，他們已經冰凍了，但他們代表著一極。”
我想：是啊，哥哥已經冰凍了，他的世界觀不會改變也不可能改變了。他將一堆巨大複雜犬牙交錯的問題簡化為一個萬惡之源：共產黨。結束一黨專製，罪惡就會被根除。他被關進監獄，而他也把世界關在門外，充耳不聞那些可能動搖自己信念的聲音，閉眼不看那個自相矛盾、模糊不定、卻充滿種種可能性的真實世界。但也正因如此，林培瑞說得對：象建國這樣的人代表著一極。當然，那些將他關進監獄的人，是站在了曆史錯誤的一邊。我有一位在北京開律師事務所的大律師朋友叫劉歌，就愛這麽提醒我：“曆史上所有現代化成功的國家，都是多黨製的國家，所有頑固堅持一黨製的國家，最終都將失敗。結論很明顯：民主使一個國家強大，獨裁隻會使一個國家失敗。今天中國的統治者們想讓中國變得更好，而且他們也的確幹得不錯。問題是他們至今無法麵對自己醜陋的過去，無法承認正是他們從大躍進到文革，把中國搞得這樣百孔千瘡。他們到現在還沒有足夠的自信，所以接受不了象你哥哥這樣激進的批評者。”
不過，我漸漸不願隻從中國政治這個角度來評價建國。我不願把哥哥看作政治棋盤上的一個小籌碼，而寧願把他看作一個身有瑕疵但令人欽佩的人。哥哥身上有一種品質的確不同凡響：為了理想他可以拒絕妥協，並且不惜一切代價。一位美國作家朋友勞瑞﹒西格爾（Lore Segal），曾聽我反複說起建國的事，於是有一天她就用二ＯＯ五年那部“企鵝的遠征”的紀錄片來打比喻。“企鵝是一種笨拙可笑的動物：肥胖，一根筋，步履蹣跚，常常一跤跌得嘴啃泥。但是，隻要一到水裏，他們的泳姿多麽優雅美麗！你哥哥政治上的想法和作為很荒唐，但他的理想主義和他的勇氣，因為如此純潔而如此淳美。”
建國究竟是一個傻子還是一個英雄，也許這問題無關緊要。他行動的道德涵義早已遠遠超越了他行動的效果。通過堅守承諾，他已經求仁得仁，此生無憾。有一次探監時我對建國提起他的一位中學同學溫鐵軍，如今是三農問題專家，最近還獲得官方的特殊嘉獎。建國回應道：“那很好啊。他是體製內改革派，我是體製外的。有很多大知識分子可以用他們的知識推動改革。我沒有受過足夠的係統教育，但我們這樣的人，也可以起作用。”說到這，建國向我微笑：“性格決定命運。你要記住：你哥哥是一個簡單、老式、過時、固執的人。一旦我下定決心，我會堅定不移。”
這幾年來，他掉了許多頭發，最近一次帶狀皰疹的發作在他前額上留下幾塊疤，但他的神色卻比以往越發安詳寧靜。離刑滿隻有一年多了，建國開始談論還有多少書他想在出獄前看完。“真的，這裏其實不錯，”他竭力讓我放心，“我會在二ＯＯ八年出去，如果那時你在北京，我們可以一起看奧運會。”我們談起了幾個在上海的表兄弟，都是一些成功的商人和律師。“我很高興他們能這樣成功，”建國由衷地說，“但是，人各有誌。一個國家要想實現民主，總得有一些人甘願為此流血犧牲。看看人家南韓，還有台灣，多少次的鎮壓，抓過多少政治犯。但是，一波接著一波總有人站起來，前仆後繼，他們是用生命鋪平了那條通往民主的路。”
在那一刻，建國目光堅定、姿態豪邁，似乎忘記了自己身在牢中。“中國這麽大一個國家，有13億人口，我們總該有幾個人願意去做這件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