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最近官員接連跳樓自殺的評論
又是一個官員跳樓自殺!習總執政以來，官員跳樓自殺已司空見慣，人們對此已習以為常。就像習總執政以前，人們對老百姓自殺習以為常一樣。
自從九十年代數千萬工人下崗以來，特別是朱鎔基的“三不受理”以來——法院對企業改製案不受理，房屋拆遷案不受理，股票訴訟案不受理，總稱“三不受理”，由於法院“三不受理”，那些失去工作的百姓，失去房屋的百姓，失去錢財的百姓，可謂是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那時西方的恐怖主義還沒有引入中國，老百姓除了自殺之外，根本就沒有其他選擇。
所以大家打開新聞，聽到的總是老百姓自殺的消息，如富士康十三跳，年輕媽媽抱著患兒在醫院跳樓，患病老年夫妻攜手跳樓，下崗工人跳樓，拆遷戶跳樓，湊不起學費的父母跳樓……總之，都是老百姓跳樓，都是老百姓自殺，都是老百姓死於非命。偶爾有個別官員死於非命，也都是要麽死在女人床上，要麽死在酒桌上，很少有跳樓自殺的。
而今這一切在不知不覺中發生了相反變化，官員跳樓變成了不絕於耳的新聞，而百姓則在官員的絕望中逐漸看到了希望。中國的這個變化，是因為改革的性質和內容發生了變化。
以往中國改革一直是放權讓利的改革，向官員放權，向老板讓利。由中央政府把老百姓的權和利集中起來，沒有底線地的官員和老板發放，造成了官權和資本的極端泛濫，特別是造成了曆史上前所未有的官員皇權化，地方官員的權勢甚至超過以往的皇權。以往的皇帝也不能隨便給喜歡的女人戴烏紗帽，而今天的官員卻可以隨便把寶貝兒從床上培養到主席台上。
這種官權改革把所有單位全都變成了封建莊園，老百姓自然也就處於了男為奴、女為娼的境地，一旦不甘受辱，唯一的選擇就是自殺。這就是以往老百姓不斷自殺的原因和背景。
如今中國改革改弦易轍，要加強中央集權，約束地方官權，順應天道人心，凝聚社會民眾，實現民族複興。這就要求官員必須變換一種活法，一些官員難以適應這種變換，或者已無法完成這種變換，隻能重蹈以往老百姓的悲劇，選擇跳樓自殺。
可見，如果說從樓上跳下來是個人意誌品質決定的，那麽讓誰從樓上跳下來則是由社會環境決定的。現在跳樓角色的變化，表明中國的環境開始變了，變的官員開始絕望，老百姓開始有希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