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源、張蘊嶺談國際形勢
全國人大代表、解放軍總後勤部政委劉源上將和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國際研究學部主任張蘊嶺近 日分別接受媒體采訪，針對中國國內持續炒作的國際爭端直言不諱發表了個人見解，以他們的身份和地位，完全可以扛著民族主義的愛國大旗，發表一些主戰言論， 博取一陣歡呼和掌聲。但他們冒著被謾罵被攻擊的風險，淡定理性的談論國際爭端和外交糾紛，更需要勇氣和智慧。事實將證明，他們的判斷他們的觀點有利於中國 的發展和穩定，崛起的中國並非隻能走向對抗和威懾之路。
劉源上將對中國網記者談到中日關係時說：我認為，可能現在說的不一定很恰當的，現在雙方多在氣頭上，較這個勁，很大程度是因為這個麵子。按鄧小平同誌說的，我們是他的後世之人，我們應該有這個智慧，什麽是大局，什麽是對中國和日本老百姓最大的利益，應該搞清楚。我們軍人一個職責是保護國家的最大利益，保護老百姓的最大利益，讓人民能夠和平，安居樂業，這是戰爭，也是軍人存在的最大意義。
實際前一段說的雷達照射，是無稽之談。在公海上雷達是在轉的，我照你一下，你照我一下，這是很正常的事情，這離擦槍走火還遠了去了。有的人就專門拿這個東西來炒作，故意來“加溫”。
作 為軍隊來說，作為軍人肯定是為打仗而生的，你叫他說我們不打仗，這恐怕不太合適，所以軍人就有兩難。我們必須要說，讓我上，一聲令下，我一定要打，而且我 一定要想辦法打贏，這是我軍隊軍人的天職。但作為軍人我又特別需要和方方麵麵的人士特別是和老百姓說清楚，戰爭是什麽，因為和平時間很長了，這麽小的小孩 不知道打仗是什麽樣，其實是很殘酷的，代價很大的。可以用別的方式解決的情況下，沒有必要用極端的暴力手段來解決。
關於釣魚島和南海的領土主權能不能拿回來？為什麽中國麵臨的國際紛爭越來越多？中國周邊的安全形勢真的非常嚴峻嗎？中國在複興的關鍵階段最大的風險是什麽？在涉及外交紛爭議題時，目前的輿論導向存在什麽問題？處理外交紛爭，秉持怎樣的原則才是真正於國有利的？
針對上述問題，國際問題專家張蘊嶺一一解答了國際在線記者的采訪。
近年來，中國與周邊一些國家間出現了領土領海的爭端。為什麽原來可以擱置的問題現在冒出來了呢？“就是有些國家要防備一個綜合實力上升的中國會用強製力來奪回它認為應該得到的東西，或者過去失去的東西。”張蘊嶺說。
另一方麵，中國也想要。“老百姓會認為，你原來沒有能力，該拿到的沒有拿到，讓別人占著。現在你有能力，為什麽不奪回來呢？”張蘊嶺說，國內民族主義的訴求在增加，別國在防備過程中也會激起民族主義。這樣，問題就從冷凍狀態變熱和發酵，原來不成問題的現在就成問題了。
關於中國周邊的安全形勢，近年來不斷有人作出非常負麵的判斷，說形勢全麵惡化，中國麵臨著前所未有的嚴峻局勢，甚至有人說“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張蘊嶺稱，“實際上，形勢並沒有嚴峻得不得了，周邊那些國家要考慮的是，與中國為敵要付出巨大的代價。”
張蘊嶺說，看看中國的周邊，“不就是跟日本有釣魚島、在南海跟越南和菲律賓有爭端嗎？”其他大部分都穩定。而且，中國和日本、越南和菲律賓並沒發生全麵的對抗，也隻是在部分領域裏爭端凸顯。
“我們周邊真正跟著美國來遏製中國的國家，很少，多數是半心半意，也主要是出於自己的利益，如越南和菲律賓，拉大旗作虎皮，希望美國來幫助他們減輕來自中國的壓力。而死心塌地跟著美國的，日本暫時算是一個，澳大利亞和韓國都是半心半意，印度連半心半意都達不到。這些國家也要和中國發展關係，是腳踩多隻船。”
張蘊嶺指出，美國的鐵哥們沒有那麽多，而真心和中國發展關係的倒不少，包括俄羅斯、中亞國家、印度以外的南亞國家，韓國等。“朝鮮對抗美國對我們有有利的一麵，當然他動作過大對中國也不利。至少他沒有站在中國的對立麵。”
張蘊嶺認為，崛起的大國有兩個最大的風險，一是高估自己的實力，導致盲動；二是國家政策被極端勢力和輿論綁架。張蘊嶺強調，能不能最終成為一個崛起的大國，“就看你能不能把握住，也就是，不使局部的問題變成全局的問題、不使局部的爭端變成全麵的對抗，就看你有沒有這樣的能力。”
張蘊嶺對媒體在涉及外交紛爭時作所的報道和評論提出批評：“我們的媒體幾乎都是說對自己有利的理由。單向輿論引導，使大家走向單向方向，容易產生誤導。應該讓網民有綜合的評價能力。”
他說，現在的輿論導向讓人感覺就隻剩下“打”這一個辦法了，那麽，到最後，民眾可能會更失望。“如果你不打，說明你更軟。而簡單地去打，去奪島，可能也會達不到你想要達到的目標。這個目標就是盡可能維護我們的戰略機遇期和和平發展環境，盡可能避免發生任何幹擾這個進程的事情。”
“我覺得中國要冷靜、淡定和謹慎。”如果不謹慎處理引起了戰爭，就無法預料結果。可能會暫時取得領土上的勝利，但是會花費巨大的精力，投入巨大的資源，需要更長的時間去重新塑造一個有利於中國繼續發展的環境。
“中國外交基本上是好的，不能用軟硬來判斷。”張蘊嶺說，評價外交的好壞，第一要看能不能保衛國家的利益，第二看能否把短期、中期和長期的利益結合起來，第三，看能不能建立起有利於促進自己和外部綜合關係發展的架構。“硬不一定帶來好的結果，也可能喪失國家利益。”張蘊嶺特別強調。
釣魚島和南海的領土主權到底能不能拿回來？對這個最容易觸動國人神經的超級敏感問題，張蘊嶺的回答可能會讓很多人感到氣餒甚至憤怒。他的回答是：“有些可以，有些不可以，有些還必須做些妥協”。張蘊嶺舉例，越南有個副外長最近做了東盟的新任秘書長，“他就說南中國海問題隻能相互妥協”，他原來在越南當副外長時就不敢這麽說。
張蘊嶺表示，現在發生的一些爭端和問題，總的背景是中國綜合實力迅速提升下出現的各種新變化的反映。“中國越來越成為一個對世界發展有重大影響的國家。這種影響對他國有有利的因素，也有挑戰。”張蘊嶺說，有利的方麵是中國成為拉動世界經濟增長的主導性因素，貢獻率是最大的。沒有中國這一塊，世界經濟的增長就更慢。中國成為世界大多數國家最大的貿易市場，而且來自中國的投資也在增加。
同時也給他們帶了新的挑戰，因為中國巨大的需求、迅速的擴張，這種競爭力也對別國造成了很大的壓力。“這也就是現在為什麽我們遭到的反傾銷更多來自發展中國家(如巴西、印度、墨西哥等)而非發達國家的原因。”此外，中國還已經成為全球最大的溫室氣體排放國。
張蘊嶺說，這些情況和變化在很短的時間內突然一起冒了出來。過去，世界沒有經曆過一個大國取得這麽快的發展、形成這麽大的影響的情況。各國都在觀察、思考和應對著中國。“應對的方法各種各樣，包括敵對性的、限製性的、遏製性的、防備性的、競爭性的。所以說中國麵臨的形勢變複雜了。”
中日釣魚島之爭會否觸發一場戰爭，也完全取決於政治家的智慧和謀略，如果一昧聽信什麽“30分鍾解決日本”的狂熱言論，對中國未必是一件幸事。實際上，戰爭的殘酷性和後遺症是一些主戰派都無法回避的問題，新中國成立後的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成千上萬的熱血男兒戰死疆場，在英雄被歌頌的同時，誰能體會到那些失去孩子的父母一生的痛苦。
特別是現在一般中國家庭都是獨生子女，一旦在戰爭中喪生，這些家庭這些父母靠什麽力量度過餘生？通過協商談判能夠解決的爭端非得要訴諸於武力才是正確的選擇嗎？在近代史上，中日兩次交戰也有過深刻的曆史教訓。第一次是甲午戰爭（1894年），中日為爭奪朝鮮半島的控製權而開戰。當時日本通過明治維新改革，從農業社會走向工業強國。而中國大清王朝經濟落後，政治腐敗、軍力陳舊，頭腦比較清醒一點的李鴻章、丁汝昌等務實派大臣，力陳對日關係要謹慎，甚至認為“戰無勝算”，要避免對日全麵開戰。在李鴻章斡旋下，日本外相同意拿到一百萬白銀就從朝鮮撤軍，但大清王朝的愛國者卻堅持要跟日本開戰，於是慈禧和光緒皇帝下令與日本決戰。在雙方國力、戰力的懸殊下，清朝海軍、陸軍大敗。甲午海戰慘敗後，李鴻章出麵跟日本談和，最後賠償日本二億兩白銀（是當初百萬兩的200倍），並簽署《馬關條約》（割讓遼東和台灣，後遼東用3000萬銀兩贖回）。中日甲午海戰也成為清王朝垮台的催化劑。甲午海戰之後，日本加快改革，國力倍增。中國雖然清王朝崩潰，但軍閥割據，內亂不斷，日本關東軍突襲中國，占領了東北三省。麵對九一八事變，當時國內也是有抗戰、求和兩種聲音。蔣介石更力主跟日本周旋，以爭取時間建構對日作戰國力。蔣介石對內加緊建造兵工企業，組建更多師團；設立“資源委員會”在湖南、四川、湖北等大後方創建軍工廠和重工業。對外爭取國際支持，跟日本談判斡旋。九一八後，日本內部對是否攻占整個中國也有分歧，蔣利用這一點跟日本周旋，拖延日本全麵入侵中國的時間。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走上街頭，慷慨激昂高喊抗日。知識界隻有胡適、傅斯年等，認知到中日國力軍力的差距，不能輕易言戰。
胡適無疑成為“漢奸”“賣國賊”的代名詞，以至於胡適感慨：中國有古訓“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應該再加一條“時髦不能跟”。在那個關鍵時刻，少帥張學良發動了“兵諫”蔣介石的“西安事變”，迫使蔣介石提前全麵抗日。第二次中日戰爭於1937年全麵爆發，中國損失慘重。曆史學者黃仁宇曾描述說：“淞滬戰役曆時十周，中國損耗了85個師的兵力（50萬人！），整個防線暴露在日本海軍大炮射程之內……徐州戰役之後，中國隻能以黃河決堤長沙大火等方法遲滯日軍……”黃仁宇感歎：“世界上沒有一個以農村社會作基幹，不具實質上的統一，衣食未果的國家，打敗一個工商先進國家的先例。”整個抗戰，中國兩千萬軍民喪生，經濟損失無法估量。如果不是美國參戰改變二戰格局，並投擲原子彈迫使日本投降，中國的抗日戰爭不知還要持續多久。日本人一直認為，日軍是被美國打敗的，不是被國民黨軍隊，更不是被遊擊隊打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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