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8月21日新媒體專電 題：事業“黃金期”緣何踏上不歸路？——聚焦貪腐“35歲”現象
記者近期在浙江、廣東、海南等地采訪了解到，在“80後”幹部隊伍中，有些人已是單位骨幹、有的剛剛走上領導崗位，正值事業“黃金期”的他們被 國家和社會寄予厚望。然而，受社會不良因素誘導、幹部選拔任用管理存在漏洞和相關監管製度缺失等因素影響，職務犯罪低齡化現象日趨明顯，屢見不鮮的幹部貪 腐“35歲”現象令人擔憂。
“權錢”交易膽大妄為 貪腐年輕化惹人憂
1982年出生的郭鳴成曾擔任杭州未來科技城(海創園)管委會規劃建設局規劃建設科副科長。雖級別不高，但權力卻不小。他對項目的前期及規劃管 理輔助工作有很大“話語權”。他多次非法收受他人所送財物，並主動向他人索取財物。今年初，杭州市餘杭區法院審理認定，郭鳴成受賄158萬元，一審被判有 期徒刑11年。
記者從浙江省檢察院獲悉，郭鳴成利用職務便利，為項目承包人範某在承接、實施相關測繪工程過程中給予關照，多次非法收受範某所送財物，共計人民幣60餘萬元；他還為張某在承接、實施相關選址論證報告業務過程中給予關照，多次非法收受張某所送財物。
“一個值得警惕的現象是，年輕幹部貪腐正在迅猛增長，去年我們查辦35歲以下幹部貪汙賄賂案件達291人，同比上升167%。”浙江省檢察院檢察長陳雲龍表示，如何預防年輕幹部職務犯罪是當前麵臨的新課題。
不僅浙江省，海南、廣東等地近年來也查處了一批年輕幹部。清華大學碩士畢業的肖明輝曾擔任海南省洋浦經濟開發區規劃建設局副局長，負責單位工程 項目招標工作時，收取工程款5%的“好處費”1611萬元，多次為他人謀取不正當經濟利益。“‘好處費’是行業內眾人皆知的潛規則。”1980年出生的肖 明輝表示，“我將違背法律和紀律的潛規則當成了主流，也幹起了所謂‘見者有份’的勾當。”
多地檢察機關介紹，從幹部任用看，35歲一般是劃分年輕幹部的時間點，幹部貪腐“35歲”現象凸顯貪腐年輕化傾向，從已查處的35歲以下年輕幹 部貪腐案看，他們多為高學曆、高智商人群，普遍思維活躍、敢想敢幹，是機關企事業單位的業務骨幹，但他們作案更貪婪、更大膽，貪汙、挪用公款動輒上百萬 元，受賄中主動索賄的也不鮮見。
吳漢林是索賄幹部的典型代表。中央紀委去年底通報稱，1982年出生的吳漢林是廣東省梅州市紀委原正科級紀律檢查員、監察員，2012年在協助 廣東省紀委專案組調查涉案人廣東梅縣嘉園建築設計有限公司董事長房某過程中，利用監管漏洞，先後6次收受、索要房某賄賂共計1000餘萬元。目前，吳漢林 已被移送司法機關處理。
年輕化不能“一刀切” “硬”製度遭遇“軟”執行
“近幾年，一些地區的青年幹部職務犯罪確實有抬頭之勢。”最高人民檢察院職務犯罪預防廳相關負責人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尤其是一些工作時間不長、基層曆練不夠，卻在重要崗位或者關鍵工作環節任職、掌握一定權力的青年人，拒腐防變的能力較低。
基層幹部反映，幹部選拔任用管理存在漏洞是貪腐年輕化的原因之一，“重年齡輕考察”、“重學曆輕品德培養”現象較突出。海南省委組織部一位幹部 說，目前青年幹部選拔任用機製中存在問題，許多地方在幹部年輕化問題上“一刀切”，使年輕與學曆成為基層提拔幹部的“硬件”，而工作踏實、作風民主、清正 廉潔等被視為可有可無的“軟件”。
受訪專家還表示，與之前幹部貪腐“59歲”現象相比，職務犯罪低齡化體現出年輕幹部的思想觀念正發生轉變，這與大環境不無關聯。貪腐年輕化與近年來“潛規則”在一些部門、單位大行其道，從而出現上行下效的“從眾式”腐敗有關。
中國人民大學反腐敗與廉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毛昭暉表示，腐敗呈現集體腐敗、組織化腐敗的特征，像廣東茂名的窩案涉及眾多幹部被處理。在大的環境 下，年輕幹部抵禦不了誘惑，某個地區、某個單位廉潔環境不是太好，年輕幹部就容易犯錯誤。他們在很短時間內通過公推、自己努力獲得權力，容易被貪欲所俘 獲。
社會控製弱化和監管缺失增加了年輕幹部職務犯罪的可能性。浙江省檢察院反貪局相關負責人認為，在轉型時期，一些法律法規不完善、執法不力和監督製約機製不落實等因素，增強了一些青年幹部的僥幸心理和投機心理，從而利用職務之便實施犯罪。
專家指出，盡管監督製約製度種類不少，但由於所在單位執紀執法不嚴、流於形式，實效甚微。特別是部分年輕幹部擔任領導職務，上級領導和本單位領導重用信任有餘、監督不足，其他人員不敢監督，客觀上使其犯罪無所顧忌。
嚴把幹部“入口關” 堵塞監督立法漏洞
受訪人士指出，這些年輕幹部本來應該為國家、為社會、為人民多作貢獻，如今卻因為貪汙賄賂走上犯罪道路，如不重視，危害深遠。一個個體、一個單 位偶然腐敗，可能危害不大，但腐敗一旦形成一種“文化”，那麽將積重難返，可能會影響執政基礎。為遏製年輕幹部貪腐迅猛增長勢頭，建議完善幹部選拔任用機 製。
毛昭暉等認為，應嚴把年輕幹部“入口關”，摒棄過分強調年輕化的傳統觀念，切忌為了提拔年輕幹部而放鬆對其能力和素質的要求。同時在提拔重用一些原本入職動機不純的年輕幹部時堅決予以揭露，要按照“德、能、勤、績、廉”的綜合標準來選任合格的年輕幹部。
檢法兩院幹部建議，應將預防機製建設納入法製軌道，堵塞監督體製和立法漏洞，按照廉政機製建設和廉政文化的需要，建立完備的法律體係，實現對權力監督製約過程的法律化、製度化。
在完善監管製度的基礎上，應強化幹部預防職務犯罪的教育。海南省海口市檢察院反瀆局負責人反映，對於公職人員職務犯罪55個罪名立案標準，不少 年輕幹部並不了解。一些幹部對5000元職務犯罪的底線認識模糊，對職務犯罪沒有清晰概念。應加強對年輕幹部的法律和廉政意識的培養，尤其要加大對年輕幹 部的警示教育和傳統文化教育。
資料：貪腐陷阱裏的“80後”
貪汙、受賄、瀆職……這些犯罪似乎很難和剛在職場嶄露頭角的“80後”聯係起來。然而，在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審結的公職犯罪案件中，“80 後”正逐漸成為此類犯罪的重要群體。據統計，近兩年內，北京市審理“80後”公職犯罪案件74件。深圳市檢察院也分析發現，“80後”公職人員職務犯罪數 量正逐步上升。這些涉案人員30出頭，走上領導崗位不久，雖然職責權限不大，但行為危害大，涉案金額也不小，不容忽視。
小貪腐犯大錯
1980年出生的詹世富是安徽省樅陽縣人，大學本科學曆，事發前為某航空物探遙感中心遙感部業務辦公室主任。2007年7月，年僅27歲的他因業務能力突出，被選調到第二次全國土地調查領導小組辦公室（以下簡稱“二調辦”）工作，負責航空攝影底圖製作。
在工作期間，詹世富發現身邊的個別領導利用職權之便收取好處費，自己也手癢癢了。2007年中秋節前，北京一家科技公司承接了二調辦的遼寧、山 東等省內5個市的航空攝影和底圖生產項目，而該項目的合同簽訂、資金撥付等都是詹世富負責。為了今後合作順利，這家科技公司老總立刻派人給詹世富送去了幾 張麵值5000元的購物卡，過節給大家“意思意思”，詹世富二話沒說收下了。
幾個月後，項目早已開工，但雙方的正式合同還拖著沒簽。科技公司老總著急，當即派出公司一女副總以送材料為由約詹世富見麵。當天晚上8點多，一 輛灰色的帕薩特停在了詹世富家附近。在車上，女副總將裝有3萬元現金的大信封給了他說：“這是老總的一點心意。”詹世富沒有推辭，答應盡快辦妥。
2008年10月，該公司承攬的項目多半接近尾聲，但二調辦該支付的項目款還沒到位，老總再次派人給詹世富送去5萬元……在一中院對詹世富的刑 事判決書中記者看到，2007年7月至2008年10月間，詹世富先後3次收受賄賂共計8萬元、購物卡4張（價值人民幣2萬元），等待他的是7年的鐵窗生 涯。
同是1980年出生的韓毅，經過幾年的職場打拚，從北京某區疾病預防控製中心一個小出納當上了負責人。然而，他並沒有珍惜得來不易的職位，而是利用職務之便，和同事丁某一起挪用公款400餘萬元。
韓毅鑽的是製度的漏洞。因為熟悉業務，他多次采用現金支票取現不記賬、截取單位收入不入賬等方式挪用公款。據丁某回憶，當時，該區疾控中心曾與 一家衛校合作，收取從業人員培訓費，合作期間，衛校要返給疾控中心分成錢。韓毅並沒有按照規定將單位的收入入賬，而是把錢放在了自己那裏。案件審理時，當 公訴人詢問韓毅，大量的收入不入賬為何不會被發現？他交代說：“因為沒有提供銀行對賬單，單位隻查賬麵，是看不出問題的。”
據韓毅交代，他還拿過多所小學學生注射疫苗的公款。該區疾控中心從北京市疾控中心購買疫苗，須經單位領導批準，財務部門才能支付疫苗款。有一 次，單位領導簽了一張6萬餘元的支票，韓毅直接把支票拿出來作為支出，挪為己用。韓毅說，他有時甚至與賭場人聯係好，直接把錢打到特定賬戶上，用於賭博。
2009年下半年，單位開始審計賬目，韓毅擔心被查出問題，離職出國。2010年3月，檢察院反貪局工作人員赴老撾抓逃，已將贓款揮霍殆盡的韓毅選擇了主動投案自首。
1984年出生的“80後”宋阿寧，也是因為貪圖個人享受毀掉了自己的大好前程。
2007年7月至2010年8月，宋阿寧擔任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發行部發行主管，主要負責將圖書發行到銷售部門，職責範圍包括北京、河北和天津 地區。出版社給他的權限是6.2折，但為了賺錢，宋阿寧將價值860餘萬元的圖書，以明顯低於出版社規定的折扣價出售。在一家文化公司工作的張某是宋阿寧 的“同謀”。2007年底，宋阿寧以3折的低價賣給張某大量圖書，書款也直接打到宋阿寧的個人賬戶。為了方便提書，宋阿寧跟庫房的人謊稱張某是新華書店 的。因為新華書店是大客戶，名氣大，不會輕易被人查到。宋阿寧還讓張某刻一枚新華書店首都發行所物流中心的公章，以便提書時蓋章確認。2009年下半年開 始，宋阿寧更是變本加厲，為了加大銷量，主動給張某降到2.8折。書售出後，宋阿寧便製作虛假“已開單未回款統計表”，將書款據為己有，獲利310餘萬 元。
2010年8月，出版社查賬時發現宋阿寧貪汙購書款，向檢察院舉報。案發前，宋阿寧整日開著奧迪A6四處招搖，帶著女朋友一會兒去澳大利亞旅遊10天，一會兒到香港過一個周末，而他昔日的一擲千金，都是以最終身陷囹圄為代價。
對“80後”官員實施有效監督
“80後”的貪腐行為之所以引起關注，是因為他們大多手中剛剛有了一點權力。一直以來，職務犯罪多集中在掌握較大權力、處在較高位置的中年人或 臨近退休人員身上，多數單位把廉政教育工作的重點放在解決“59歲現象”、“45歲現象”上，對“80後”的廉政教育及監督審查沒有高度重視，這是“80 後”貪腐頻發的問題所在。
同時，在周圍環境的腐蝕加劇、錯誤價值觀引領等諸多誘因作用下，一些參加工作不久的“80後”，雖然擁有較高學曆，具有較強專業素養，但缺乏足 夠的個人約束能力。很多青年人看到身邊個別領導、同事利用職權收受賄賂，謀取個人利益，就喪失了辨別是非的能力，自己也去以身試法。
國家行政學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竹立家表示，“80後”公職犯罪率上升的主要原因還在於，作為改革開放後成長起來的一代，他們許多人貪圖物質生活，過於重視權力和金錢，進而責任意識差，對工作的要求低、使命感差，最終走上犯罪道路。
相關案件懲罰不到位，也給青年人造成了錯誤的思想認識。北京一中院負責調研的工作人員鮑豔認為，個別涉案人員雖然能夠對自己的犯罪性質有所了解，悔罪積極，但對要承擔的法律後果認識不足，認為這種“小恩小惠”社會上多的是，甚至認為法院量刑過重。
犯罪不分年齡，但“80後”公職犯罪尤其要引起警覺。竹立家說：“‘80後’在未來的二三十年中將成為公權力的主體，必須從現在開始研究這他們的犯罪路徑和狀況，從而有效形成對公權力的監督，防止這種現象繼續蔓延和發展。”
貪汙、受賄、瀆職……這些犯罪似乎很難和剛在職場嶄露頭角的“80後”聯係起來。然而，在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審結的公職犯罪案件中，“80 後”正逐漸成為此類犯罪的重要群體。據統計，近兩年內，北京市審理“80後”公職犯罪案件74件。深圳市檢察院也分析發現，“80後”公職人員職務犯罪數 量正逐步上升。這些涉案人員30出頭，走上領導崗位不久，雖然職責權限不大，但行為危害大，涉案金額也不小，不容忽視。
小貪腐犯大錯
1980年出生的詹世富是安徽省樅陽縣人，大學本科學曆，事發前為某航空物探遙感中心遙感部業務辦公室主任。2007年7月，年僅27歲的他因業務能力突出，被選調到第二次全國土地調查領導小組辦公室（以下簡稱“二調辦”）工作，負責航空攝影底圖製作。
在工作期間，詹世富發現身邊的個別領導利用職權之便收取好處費，自己也手癢癢了。2007年中秋節前，北京一家科技公司承接了二調辦的遼寧、山 東等省內5個市的航空攝影和底圖生產項目，而該項目的合同簽訂、資金撥付等都是詹世富負責。為了今後合作順利，這家科技公司老總立刻派人給詹世富送去了幾 張麵值5000元的購物卡，過節給大家“意思意思”，詹世富二話沒說收下了。
幾個月後，項目早已開工，但雙方的正式合同還拖著沒簽。科技公司老總著急，當即派出公司一女副總以送材料為由約詹世富見麵。當天晚上8點多，一 輛灰色的帕薩特停在了詹世富家附近。在車上，女副總將裝有3萬元現金的大信封給了他說：“這是老總的一點心意。”詹世富沒有推辭，答應盡快辦妥。
2008年10月，該公司承攬的項目多半接近尾聲，但二調辦該支付的項目款還沒到位，老總再次派人給詹世富送去5萬元……在一中院對詹世富的刑 事判決書中記者看到，2007年7月至2008年10月間，詹世富先後3次收受賄賂共計8萬元、購物卡4張（價值人民幣2萬元），等待他的是7年的鐵窗生 涯。
同是1980年出生的韓毅，經過幾年的職場打拚，從北京某區疾病預防控製中心一個小出納當上了負責人。然而，他並沒有珍惜得來不易的職位，而是利用職務之便，和同事丁某一起挪用公款400餘萬元。
韓毅鑽的是製度的漏洞。因為熟悉業務，他多次采用現金支票取現不記賬、截取單位收入不入賬等方式挪用公款。據丁某回憶，當時，該區疾控中心曾與 一家衛校合作，收取從業人員培訓費，合作期間，衛校要返給疾控中心分成錢。韓毅並沒有按照規定將單位的收入入賬，而是把錢放在了自己那裏。案件審理時，當 公訴人詢問韓毅，大量的收入不入賬為何不會被發現？他交代說：“因為沒有提供銀行對賬單，單位隻查賬麵，是看不出問題的。”
據韓毅交代，他還拿過多所小學學生注射疫苗的公款。該區疾控中心從北京市疾控中心購買疫苗，須經單位領導批準，財務部門才能支付疫苗款。有一 次，單位領導簽了一張6萬餘元的支票，韓毅直接把支票拿出來作為支出，挪為己用。韓毅說，他有時甚至與賭場人聯係好，直接把錢打到特定賬戶上，用於賭博。
2009年下半年，單位開始審計賬目，韓毅擔心被查出問題，離職出國。2010年3月，檢察院反貪局工作人員赴老撾抓逃，已將贓款揮霍殆盡的韓毅選擇了主動投案自首。
1984年出生的“80後”宋阿寧，也是因為貪圖個人享受毀掉了自己的大好前程。
2007年7月至2010年8月，宋阿寧擔任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發行部發行主管，主要負責將圖書發行到銷售部門，職責範圍包括北京、河北和天津 地區。出版社給他的權限是6.2折，但為了賺錢，宋阿寧將價值860餘萬元的圖書，以明顯低於出版社規定的折扣價出售。在一家文化公司工作的張某是宋阿寧 的“同謀”。2007年底，宋阿寧以3折的低價賣給張某大量圖書，書款也直接打到宋阿寧的個人賬戶。為了方便提書，宋阿寧跟庫房的人謊稱張某是新華書店 的。因為新華書店是大客戶，名氣大，不會輕易被人查到。宋阿寧還讓張某刻一枚新華書店首都發行所物流中心的公章，以便提書時蓋章確認。2009年下半年開 始，宋阿寧更是變本加厲，為了加大銷量，主動給張某降到2.8折。書售出後，宋阿寧便製作虛假“已開單未回款統計表”，將書款據為己有，獲利310餘萬 元。
2010年8月，出版社查賬時發現宋阿寧貪汙購書款，向檢察院舉報。案發前，宋阿寧整日開著奧迪A6四處招搖，帶著女朋友一會兒去澳大利亞旅遊10天，一會兒到香港過一個周末，而他昔日的一擲千金，都是以最終身陷囹圄為代價。
對“80後”官員實施有效監督
“80後”的貪腐行為之所以引起關注，是因為他們大多手中剛剛有了一點權力。一直以來，職務犯罪多集中在掌握較大權力、處在較高位置的中年人或 臨近退休人員身上，多數單位把廉政教育工作的重點放在解決“59歲現象”、“45歲現象”上，對“80後”的廉政教育及監督審查沒有高度重視，這是“80 後”貪腐頻發的問題所在。
同時，在周圍環境的腐蝕加劇、錯誤價值觀引領等諸多誘因作用下，一些參加工作不久的“80後”，雖然擁有較高學曆，具有較強專業素養，但缺乏足 夠的個人約束能力。很多青年人看到身邊個別領導、同事利用職權收受賄賂，謀取個人利益，就喪失了辨別是非的能力，自己也去以身試法。
國家行政學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竹立家表示，“80後”公職犯罪率上升的主要原因還在於，作為改革開放後成長起來的一代，他們許多人貪圖物質生活，過於重視權力和金錢，進而責任意識差，對工作的要求低、使命感差，最終走上犯罪道路。
相關案件懲罰不到位，也給青年人造成了錯誤的思想認識。北京一中院負責調研的工作人員鮑豔認為，個別涉案人員雖然能夠對自己的犯罪性質有所了解，悔罪積極，但對要承擔的法律後果認識不足，認為這種“小恩小惠”社會上多的是，甚至認為法院量刑過重。
犯罪不分年齡，但“80後”公職犯罪尤其要引起警覺。竹立家說：“‘80後’在未來的二三十年中將成為公權力的主體，必須從現在開始研究這他們的犯罪路徑和狀況，從而有效形成對公權力的監督，防止這種現象繼續蔓延和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