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馬天主教在中國（下）
為禍階段
兒皇帝，好操弄，中外同理。
1662年，順治去世，兒皇帝康熙繼位，由鼇拜等四位輔政大臣把持朝政。
如前文所述，湯若望協助編製曆法，深受信任，有力促進了天主教（耶穌派）的迅速發展。這時，基督教其它教派（如多明哥派和方濟各派）也競相到中國發展。
1664年，天主教諸派住院共38所，來華傳教士累計82人，全國的天主教教堂已經有156座，全國天主教徒達245000人之多。同年，楊光先發起第二次“教難”，各省傳教士被拘押到廣州，其中耶穌派19人、多明哥派3人、方濟各派1人。前此，這些傳教士曾經開會討論過傳教問題，謀求妥協與統一。最後通過決議共42條，其中一條是遵守1656年教皇亞曆山大七世的命令。與會的傳教士大都簽字同意，隻有多明哥派的一名傳教士閔明我不同意，回到歐洲，攻擊耶穌派。
多明哥派是靠在法國鎮壓異端教派興起的，以撲滅宗教異端為己任，自稱“主的看護犬”，成員注重講道與神學，個個能言善辯。
1665年，穆斯林布衣楊光先發表《辟繆論》，批評湯若望曆法不準，在順治朝倍受壓抑的朝野反天主教勢力趁勢而駁羅馬天主教的種種荒謬。鼇拜本人雖然欣賞湯若望的能力，但鑒於朝中不滿漢人及外邦人參議朝政勢盛，支持楊光先，湯若望等被收押獄中，各地傳教士被集中到北京接受審訊，拆毀全國教堂。天主教在華發展直挫，史稱“曆獄”。但在最後審判關頭，北京發生強級地震，孝莊太後親自幹預，使得湯若望及相關人員獲得釋放，但仍有五名中國官員被處死，一些傳教士被驅逐出境。不久，湯若望因病去世。楊光先就任欽天監監正。
1669年（康熙八年），年事稍長的康熙帝成功地擒拿和囚禁鼇拜，從輔政大臣手中奪回了權力，並借湯若望教案的平反肅清鼇拜集團的殘餘勢力，以儆效尤。同年9月5日，康熙頒旨：“惡人楊光先捏詞天主教係邪教，已經議複禁止。今看得供奉天主教並無惡亂之處，相應將天主教仍令伊等照舊供奉。”楊光先被判處死刑，康熙念其老邁體衰，恩準其還鄉。
康熙與羅馬天主教的蜜月期開始。
1688年，來自法國天主教多明哥派傳教士白晉和洪若翰等為康熙治好了瘧疾。康熙為了感謝他們，便把坐落在皇城內的原輔政的住宅賜給他們修建了天主教北教堂，成為法國天主教傳教士活動的據點，形成了“法國北京傳教團”，並後來居上地取代了耶穌派傳教士的地位。
1689年，康熙與俄羅斯準備劃訂疆界，商議尼布楚條約，派精於拉丁文的傳教士負責代表中方與俄人溝通，這條條約最終亦是以拉丁文簽訂。來自沙俄的東正教也日益活躍起來。中俄尼布楚條約簽訂後，沙俄哥薩克人俘虜及自願歸順大清的俄人來北京定居，經康熙批準在北京東直門內建立了第一座東正教教堂（尼古拉教堂，亦即俄羅斯北館），成為後來俄羅斯來使和傳教士的駐地。
康熙有時親訪天主教堂，曾親自為天主教南堂撰寫碑文和親題“敬天”匾額給該堂高懸。
1692年（康熙三十一年），康熙下達容教令：查得西洋人，仰慕聖化，由萬裏航海而來。現今治理曆法，用兵之際，力造軍器、火炮，差往俄羅斯，誠心效力，克成其事，勞績甚多。各省居住西洋人，並無為惡亂行之處，又並非左道惑眾，異端生事。喇嘛、僧等寺廟，尚容人燒香行走。西洋人並無違法之事，反行禁止，似屬不宜。相應將各處天主堂俱照舊存留，凡進香供奉之人，仍許照常行走，不必禁止。俟命下之日，通行直隸各省可也。
康熙不僅下達容教令，而且以身作則研習基督教，並心得甚多，從其下述詩作可見一斑。
《基督死》
功成十架血半溪，百丈恩流分自西。
身列四衙半夜路，徒方三背兩番雞。
五千鞭撻寸膚裂，六尺懸垂二盜齊。
慘慟八垓驚九品，七言一畢萬靈啼。
詩三首
(1)
森森萬象眼輪中，須知由來造化功。
體一無終而無始，位三非寂亦非空。
天門久為初人閉，福路全憑聖子通。
除卻異端無忌憚，真儒偌個不欽崇。
(2)
妙道玄玄何處尋，在茲帝監意森森。
群生蒙昧迷歧徑，世教衰微啟福音。
自古昭昭臨下士，由來赫赫顯人心。
而今基督恩光照，我也淒淒淚滿襟。
(3)《讚詞》
立天地之主宰，造人物之根宗。
推之於前無始，引之於後無終。
彌六合兮無間，造庶類兮靡同。
本無形之可擬，乃降生之遺容。
宣仁愛以博化，理微妙而難窮。
得到康熙皇帝的青睞，羅馬天主教的發展有了一個強有力的保護傘，很快帶動了羅馬天主教的飛躍性發展，全國天主教徒人數超過從康熙初年的20多萬猛增至30多萬，教堂從150多座增至300多座，北京地區的各派傳教士從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的530人猛增到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的633人，中國基督徒遍布京畿、中原和東南沿海十多省份，北京城僅女性教徒就有800多人，一個崇明島就有3000中國基督徒。
康熙關於羅馬天主教的言行，讓傳教士們歡欣鼓舞，在發給羅馬教廷的報告中表示，中國的康斯坦丁大帝即將誕生。
徒多便勢重，勢重便生事。基督教在古羅馬共和國喧賓奪主的曆史開始在中國重演，序幕為“禮儀之爭”。
如前述及，教化中國朝野上下是羅馬天主教耶穌派的功勞，他們為了達到立足傳教的目的，基本上一直延續著“利瑪竇規矩”，對中國傳統習俗抱持寬容態度。
但後來在福建生根開花的方濟各派傳教士們對耶穌派傳教士的容忍中國教徒們祭孔祭祖的傳統做法十分不滿，所以他們聯合多明哥派反對耶穌派的傳教方式。雙方矛盾無法化解，上交至羅馬教廷。羅馬教廷根據多明哥派一麵之辭作出了對耶穌派不利的決定，被稱為關於“中國禮儀之爭”的第一號文件。
耶穌派傳教士也不停地奔走呼號，還派傳教士衛匡國專程赴羅馬進行申辯。他解釋說，中國人的祭祀隻是一種社會性的禮節，而不是宗教迷信，如果舉措失當，後果嚴重。於是，教皇又做出對耶穌派有利的第二號文件，並且發出了一個不尋常的指示：“不要試圖去說服中國人改變他們的禮儀、他們的風俗、他們的思維方式，因為這些並不公開地反對宗教和良善的道德。還有比把法國、西班牙、意大利，或者任何其他歐洲國家，出口到中國去更傻的事情嗎？不是要出口這些歐洲國家，而是要出口這信仰。這信仰並不和任何種族的禮儀習俗相矛盾衝突。”
方濟各派和多明哥派不服輸，派傳教士回到歐洲，繼續向羅馬教廷告狀，並且出版了《中國的傳統曆史、政治與宗教》，書中判 定中國的傳統禮儀為宗教異端。此言論迅速得到遵從方濟各派和多明哥派的中國天主教徒們的支持，他們強烈要求教廷下令停止中國天主教徒的傳統禮儀。
1704年（康熙四十三年），新教皇克萊芒十一世正式發出諭令：禁止中國天主教教徒用“上帝”一詞稱呼造物主，禁止中國信徒祭祖祭孔。他還專門派遣特使鐸羅赴華，要求康熙允許教徒遵守“禁令”，並稱他的命令不可改變。
1720年（康熙五十九年），羅馬教皇又派另一名主教嘉樂作為特使來華，重新宣布教皇的諭令，嚴令所有在華傳教士必須按其指令行事。
康熙認為，羅馬教皇一再派人來華強令傳教士改變傳教方式，已嚴重觸動了清王朝的威嚴，故對此做出強硬回答:
“爾等西洋之人，如來我中國，即為我人也。若爾等不能管束，則我等管束何難有之。”
“爾等西洋之人，如來我中國，即為我人也。若爾等不能管束，則我等管束何難有之。”
因為羅馬教皇特使鐸羅態度頑固，清廷將其驅逐出境。
其時，一名意大利裔傳教士德裏格本來很受康熙賞識，在宮內教皇子們音樂等，但他隻聽從羅馬教皇的指令，拒不按中國禮儀行事，並忘行反對康熙的有關諭旨，擅自陳奏，令康熙氣憤異常，下令把德裏格囚禁下獄。
從1706年始，清廷實施“永居票”製度，對承諾遵守中國法度，並承諾永不回國的傳教士，頒發內務府所印的“永居票”，並據此陸續驅逐了其他一些不尊重中國禮儀風俗和沒領”永居票“的羅馬天主教各派傳教士。據當時總管內務府所列的領票西洋人名單統計，共有48位傳教士領取了”永居票”，其中耶穌派傳教士居多，還有數名方濟各派傳教士。
1707年（康熙四十六年），康熙南巡途中在江南地區召見了各省羅馬天主教傳教士，不但盛情款待，賞賜禮品，而且主動發給傳教士們印票，使得很多傳教士舍棄羅馬教皇的禁令，遵從了康熙帝。
1706年和1707年，康熙先後兩次派遣耶穌派傳教士龍安國、陸若瑟、艾遜爵等人前往羅馬教廷，去解釋中國祭祖祭孔的行為隻不過是一種崇敬的禮節，並無任何宗教意義。
但是，羅馬教廷卻一直堅持要在中國實行禁令。
1715年，羅馬教皇再次派出特使欲說服康熙，康熙明確表示拒絕。羅馬教廷的強硬態度也惹怒了龍顏，康熙在教皇禁令上，批示道：“覽此條約，隻可說得西洋人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國之大理。況西洋人等無一人通漢書者，說言設論，令人可哭者多。今見來臣條約，竟是和尚道士異端小教相同。彼之亂言者，莫過如此。以後不必西洋人在中國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
康熙此令一出，在華的羅馬天主教傳教士的活動都受到了限製，老百姓們也不再敢自由地出入教堂，天主教教化中國民眾的事業遇到了來華傳教以來最大的挫折，天主教不得不由“合法”轉為“非法”，從“公開”傳播轉為“地下”崇信，150年艱辛奮鬥得來的勝利成果幾乎喪失貽盡。
雍正繼位後，對西方傳教士采取了嚴厲的禁教政策，嚴禁羅馬天主教等在華傳播，因為他已經明確認識到，如果讓基督教蔓延開來，定將違背中國傳統的綱常大義和倫理道德，結果必然動搖清朝的道統，甚至有亡國滅種的危險。
雍正曾經對傳教士巴多明說：“汝等欲中國人人為天主教徒，此為汝教之宗旨。朕所熟知。果爾，則朕等將為何種人，將為汝國君之臣屬耶？汝等所勸化之教徒，目中惟有汝等，一旦有事，彼等惟汝言是聽。朕知今日無懼，然洋船千百遝來，必將生事。”
西方傳教士們還參與了康熙晚年諸皇子為爭奪儲位而進行的黨爭。例如，雍正發現傳教士穆靜遠曾與一位王子同去青海西寧居住，並教該王子用拉丁文寫密信給北京的家屬，大為惱火，把穆靜遠判處死刑。
雍正下達禁教的諭旨後，在京西方傳教士上奏呼籲請緩行驅逐傳教士行動。
1727年7月21日，雍正在圓明園接見了巴多明、戴進賢、雷孝思等傳教士，訓示如下：
伊請朕下令歸還所有的教堂，並允許傳播爾等的教義，就像父皇在世時那樣。請爾等聽朕之言：爾等要轉告在這裏和廣州的所有歐洲人，並且要盡快轉告他們。即使羅馬教皇和各國國王親臨吾朝，爾等提出的要求也會遭到拒絕的。因為這些要求沒有道理。假如有道理，爾等一經提出，朕即會讚同。請不要讓爾等的國王也卷到這件事中來吧！
朕允許爾等留住京城和廣州，允許爾等從這裏到廣州，又從廣州往歐洲通信，這已足夠了。不是有好多人控告爾等嗎！不過，朕了解爾等是好人。倘若是一位比朕修養差的君主，早就將爾等驅逐出境了。朕會懲罰惡人，會認識誰是好人的。但是，朕不需要傳教士，倘若朕派和尚到爾等歐洲各國去，爾等的國王也是不會允許的嘛。
先皇（指康熙）讓爾等在各省建立教堂，亦有損聖譽。對此，朕作為一個滿州人，曾竭力反對。朕豈能容許這些有損於先皇聲譽的教堂存在？朕豈能幫助爾等引入那種譴責中國教義之教義？豈能像他人一樣讓此種教義得以推廣？爾等錯了。爾等人眾不過二十，卻要攻擊其他一切教義。須知爾等所具有的好的東西，中國人的身上也都具有，然爾等也有和中國各種教派一樣的荒唐可笑之處。和我們一樣，爾等有十誡，這是好的，可是爾等卻有一個成為人的神（指耶穌），還有什麽永恒的苦和永恒的樂，這是神話，是再荒唐不過的了。
佛像是用來紀念佛以便敬佛的。人們既不是拜人佛，也不是拜木頭偶像。佛就是天，或者用爾等的話說，佛就是天主。難道爾等的天主像不也是爾等自己畫的嗎？佛也有化身，也有轉世，這是荒唐的。大多數歐洲人大談什麽天主呀，大談天主無時不在、無所不在呀，大談什麽天堂、地獄呀等等，其實他們也不明白他們所講的究竟是什麽。有誰見過這些？又有誰看不出來這一套隻不過是為了欺騙小民的？以後爾等可常來朕前，朕要開導開導爾等。
隨之羅馬天主教與雍正帝之間的博弈越來越激烈，導致雍正帝詔令全國驅逐西方傳教士。就這樣，中國版的康斯坦丁大帝沒有出現，雍正帝恍若中國版的亨利八世出現了。
當然，英王亨利八世及其後代遭受的打擊，雍正帝的後代也遭遇了。不同的是，大清沒能像大英那樣雄起，而是在內土（拜上帝會領導的太平天國）、外洋（各路西方基督教派）兩股基督教勢力的連番打擊下衰落了。這些已經是眾所周知的了。
宗教是什麽？
馬克思一針見血地道出了其實質：宗教是麻痹人民思想的精神鴉片。
當西方金權勢力在崛起中遇到第一道坎兒時，他們很容易地在基督教各教派在中國先期操弄的基礎上找到了一個好辦法:往中國推銷鴉片，不是精神的，而是實在的鴉片。結果無需贅言，既換走了中國人手中的真金白銀，又把中國人成功地變成了長久任宰任割的東亞病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