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秘而火熱的代孕地下市場 (zt)

NEW YORK TIMES
隱秘而火熱的代孕地下市場

紐約時報中文網編輯 曹莉 2014年08月13日

Sim Chi Yi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懷孕6個月的小孔。32歲的小孔來自農村，受聘寶貝計劃擔任代孕母親。完成服務後，她將得到15萬元的傭金。

 

湖北武漢——吳明靜專事孕檢和生產的陪同。從受精卵移植後確定懷孕到最後的生產，24歲的她每年會陪同十多名孕婦將近兩百次出入醫院產科，記下她們每次注射黃體酮孕激素的時間，在生產過後將嬰兒委托DNA親子鑒定。然後她在出生證明上登記上另一名婦女的名字，最後將嬰兒送到真正與其有血緣關係的那對夫婦手上。

吳明靜是提供代孕服務的寶貝計劃醫療科技有限公司武漢分公司的一名後勤專員，是這家年產約300名嬰兒的“寶貝生產線”上的一名服務人員。這條主要以大城市富裕家庭求子渴望作為支撐的生產線上有來自各地農村、經濟困難的代孕母親，為了學費或零花錢提供精卵子的在校大學生，也有像吳明靜這樣確保代孕服務進行的服務人員。雖然中國由於計劃生育、倫理問題而禁止代孕，但這個地下市場正在迅速膨脹。根據得到的服務、是否需要精卵子、是否需要選擇嬰兒性別、是否在海外進行移植來規避國內的代孕禁令，以及付款方式的不同，委托家庭向寶貝計劃支付從五六十萬到150萬的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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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法律禁止代孕。因而一些代孕機構會將代孕母親送去曼穀進行胚胎移植，回國後她們會在整個孕產期間避開家人隱秘地生活。

最近，吳明靜負責的來自湖北農村的代孕母親小孔就將生產。小孔今年32歲，離異，有一個四歲的兒子。去年年末，在寶貝計劃做保姆的姨媽告訴她公司正在招聘代孕母親，於是她瞞著父母來到了武漢。在經曆了體檢、移植、持續數月服用雌激素、注射孕激素後，進入孕後期的小孔如今獨自居住在武漢的一所高層公寓裏，有專用保姆陪同並照顧生活起居，按照客戶的要求每天喝孕婦奶粉、聽胎教音樂、散步、午休。生產之後，她會帶著相當於她家庭年收入18倍的約15萬元人民幣“打工”所得回到家鄉，與父母一起照顧兒子成長，並計劃開一家家政公司。而一對來自河南的夫婦將迎來一個他們企盼十餘年的孩子。小孔說：“他們好像是在銀行工作的，做了十年的試管嬰兒，還通過輸卵管，但一直沒成。”

吳明靜說，她知道代孕母親背後的故事，“也理解客戶的痛苦”。

中國不孕不育人口的增加和三十多年來執行的計劃生育政策正在積蓄起大量的生育需求，這股需求推動著日益龐大的不育群體通過代孕這種昂貴而複雜的途徑生子。然而，參與者在身心健康、經濟利益和法律權利等方麵缺乏保障，各地衛生部門也偶爾會進行短期嚴打。與此同時，這個快速發展的地下市場也引來越來越多的專家和媒體討論代孕倫理和法律現狀，甚至有部分專家建議放開代孕。

多家提供代孕服務的公司分別表示，國內對代孕的需求太大，“供不應求”，其中至少有三家表示它們每年的業務增長量在30%左右。雖然無法進行統計，對於每年通過代孕誕生的嬰兒數量，業內人士估計在5000到1萬人以上。

有熟人之間私下的介紹，也有許多小中介甚至個人通過為求子夫婦和代孕母親牽線來賺取報酬，網絡空間更是有很多以試管嬰兒、代孕為名的聊天群提供了個人之間進行合作的渠道。還有越來越多像寶貝計劃這樣的公司遊走在法律的灰色地帶，產業化地生產寶貝。

據估計，中國約有千家提供代孕服務的公司，像寶貝計劃這樣成規模的約有二三十家。但《紐約時報》所接觸的六家代孕公司，多數都因為擔心被查而拒絕深入其公司了解代孕業務，或不願透露姓名。

1986年中國大陸誕生第一名試管嬰兒不久之後，利用這種技術的商業代孕就開始出現，至今已經誕生的嬰兒數量在10萬名以上。在中國大陸，經過批準的醫療機構可以合法開展試管嬰兒手術。但2001年中國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前身為衛生部）頒布實施的《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明確規定，人類輔助生殖技術——包括試管嬰兒技術在內的使不育夫婦妊娠的醫療輔助手段——的開展隻能用於確實證明無法自然受孕的夫婦，有需要的夫婦可以通過捐獻獲得卵子和精子，但“禁止以任何形式買賣配子、合子、胚胎”。然而，正規途徑的捐精捐卵存在諸多限製、需要排隊等候，也並不允許對捐獻者進行挑選。

衛生部門會定期聯合其他執法部門打擊代孕。上月底，就在武漢的《楚天都市報》報道了當地的代孕市場後，當地衛生與計劃生育委員會又開始了新一輪的打擊，一家當地代孕公司的負責人表示“已經暫停了業務”，但不便透露更多。大部分其他公司的情況尚不知。根據《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衛生部門可以吊銷參與代孕的醫生和醫療機構的行醫資格和執照，並處以3萬元以下的罰款。但法律界以及代孕公司紛紛表示，作為部門法規，《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並無法對醫生和醫療機構以外的個人和公司進行長效監督。

研究生命法學的上海市社會科學院法學所副研究員劉長秋說，“2001年衛生部在製定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的規範時參考了國外的做法，並結合中國的傳統和文化，對這種行為作出了禁止，但那時的不孕不育比例還遠沒有如今高。”盡管許多發達國家以法律形式禁止代孕，但包括印度、俄羅斯等國以及美國50個州中的多數都認定代孕合法，還有像泰國等一些國家無任何相關法律，商業代孕市場十分紅火。

一些代孕機構會借助於一些暗地裏開展試管嬰兒手術的私立醫院進行移植，另一些代孕機構則開設了自己的地下診所與有資質的醫生合作。

還有一些為了規避國內的法律風險、追求更高的利益，也開始向海外拓展——安排客戶進行海外代孕之旅。寶貝計劃在2008年成立以後在國內開展代孕，但他們介紹說，正在逐漸向海外轉移業務。

寶貝計劃負責營銷的經理和股東黃金來說，公司是以醫療谘詢的經營範圍成立的。在2012年底年開始與一家泰國曼穀的醫療診所合作以後，寶貝計劃已將在國內所禁止的取精卵並移植到代孕母親子宮內的手術過程全部轉移至海外。28歲來自雲南的黃金來說：“打比方，我們要是在這裏賭錢，那是非法的，約好去澳門賭，那就是合法的，等於我們犯罪現場不在中國，目前這不被視為犯法。”

黃金來稱，客戶隻需在國內與寶貝計劃簽訂一份醫療谘詢的合同，支付1萬元人民幣的定金。之後客戶和代孕母親飛去泰國，在簽訂正式合同之後開始手術，並在等到代孕母親初步確定懷孕後飛回國內。在國內，代孕母親通常會用客戶的名字在私立醫院掛號，方便在嬰兒的出生證明上直接登記客戶的名字，便於日後報戶口。

黃金來說，如果能一次成功，公司可從一次代孕服務賺取約15萬元的利潤，代孕母親可以賺到15萬元的傭金，其餘則由這條生產線上從泰國診所、照顧代孕母親的保姆，到生產的醫院等各方參與者分享。對許多來自社會底層的代孕母親來說，如果不是代孕“她們一輩子都不會知道15萬是什麽樣的”。

在同一樓層軟件公司、保險公司、電話營銷公司的包圍下，寶貝計劃在武漢光穀技術開發區的辦公室並不起眼。如同許多講究風水的中國企業一樣，前台一側放著一個招財用的魚缸，裏麵養著價值不菲的風水魚紅龍魚。“一條要在兩萬左右，”黃金來說。在其中一間，六、七名工作人員正忙著回答網上的各種谘詢。

登錄公司的網站可以看到，左側有一排聊天窗口可以點擊進行在線谘詢，公司也有自己的微博賬戶和微信賬戶進行推廣。由於代孕的隱私性，網絡成了許多人投石問路的地方。

在很多情況下，由於社會對不育家庭的壓力和偏見，客戶比身份不合法的代孕中介更加低調。黃金來說，為了保護自己的隱私，很多客戶在合同完成之後失去聯係，電話不再能打通。黃金來還說，為了不讓別人知道自己請人代孕，百分之六七十的女性客戶會買假肚子裝懷孕，還會隨著月份增長購買相應大小的假肚子，“甚至會假裝孕吐”。

黃金來說，寶貝計劃自成立以來已幫助一千多例客戶得到孩子，每年的業務增長都至少在30%。在它所有客戶中，約有85%的客戶因為各種身體原因無法生育，有9%是失去了自己唯一的孩子又過了生育年齡無法生育，有1%是同性人群，還有5%原因不明。

中華醫學會生殖醫學分會候任主任委員、北京大學生殖醫學中心教授喬傑2010年在接受中新社采訪時稱，中國內地不孕不育發生率已由20年前的3%提高至12%。而人民網在2014年1月的報道中引用了一場生殖醫學高層論壇發布的數據，稱這一比例已增至12.5%到15%。“國內確實有需求存在，”劉長秋表示，並且還會不斷增長。和許多人一樣，劉長秋將不孕不育的發生歸結為“我們吃的、喝的、用的，包括房屋裝修帶來的汙染，加上工作壓力帶來的焦慮。年輕人一畢業就要考慮買房，開始不願意要孩子，等到想要的時候，因為身體的原因卻不能生了”。

然而，傳宗接代的傳統觀念在中國根深蒂固。劉長秋說：“延續血脈的重要性使得很多本身不能懷孕的婦女為了保住婚姻而采取代孕的方式”。黃金來說，“中國人很傳統，生兒育女是必須的，養子要防老。”如果沒有孩子，那麽丈夫“一個可能離婚，一個找小三生孩子，一個是找到我們公司。”

還有一些富裕的夫婦會通過各種途徑繞過在中國實行了三十多年的計劃生育政策，但由於過了生育年齡卻不得不求助於代孕。計劃生育政策在近年來已開始鬆動，並最終於2013年底以中央文件的形式確定：一方是獨生子女的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但劉長秋說，“很多婦女想生育但年齡已經大了，自己生風險太大或者已不可能”。

49歲來自上海的張女士1992年生下唯一的女兒後響應計劃生育政策沒有再生。四年前的一天，張女士18歲的女兒在學校自殺身亡，“放學後就沒有回來，我一點都不知道，還燒好晚飯等她回來吃”。失去女兒後，她感到“別人都有完整的家庭，我覺得自己邊緣化了，有一種自卑感”。

她通過各種渠道尋找同命運的人，加入了一個“失獨家庭”的網絡社區。想要孩子“但發生我們這種事的夫妻中，女性的年齡往往都比較大，不能生了”。借鑒別人的成功經驗，張女士通過網絡搜索代孕公司，最後找到了黃金來的公司通過手術將捐獻的卵子和她丈夫的精子成功結合並移植到代孕母親的體內。很快她將再次成為一名母親。“我覺得會再看到我的孩子，會看到我的孩子再回來一樣，比一點沒有血緣關係要好。”

對於張女士這樣過了生育期卵子質量下降的女性，捐卵需要另外根據捐卵人的學曆、相貌、身高支付三到五萬元人民幣不等，一些來自名校、高學曆、外表出挑的捐獻人會要價10萬。張女士先從寶貝計劃的資料庫中根據血型等條件對捐獻者進行挑選，並麵試了符合條件的兩三名捐獻者。

黃金來說，寶貝計劃提供的許多精卵子捐獻者都是在校的學生，“多數人為了零花錢，少數為了學費，個別人是覺得自己的基因好”。除去大約10%的中介費，捐獻者一次能賺取兩到三萬元人民幣。他說，為了便於在泰國診所進行取精取卵手術，寶貝計劃的許多捐獻者都是泰國的華裔。每年需要捐卵的客戶占所有寶貝計劃客戶的20%左右，捐精的每年有一兩例。

除了提供全套的代孕服務，寶貝計劃也提供隻介紹代孕母親，或介紹代孕母親直至其懷孕的服務，不負責對代孕母親的管理。

《紐約時報》所接觸的六家代孕中介中，多數工作人員表示代孕母親自願為了經濟報酬而出租子宮，他們否認這是對女性的一種剝削。而他們所雇用的代孕母親中多數生活在社會底層、受教育程度不高、離異、已生育。

對於生活在雲南山區家境貧困小楊來說，代孕似乎是她唯一的選擇，24歲的她正在經曆第二次代孕。

2011年，小學沒畢業的小楊正在為了身患肝癌的父親四處籌錢，這時她得知村裏有個外出打工的姐姐回來給家裏蓋了房。小楊說，“我去問她，她告訴我怎麽賺到錢的，我就記下了一個號碼。”幾個月後，她撥通了這個電話，告訴家人在武漢找到了工作便一個人來到了這裏。

然而父親在小楊懷孕不久後就去世了，她卻因為當時正在用雌激素和孕激素保胎而無法回家。由於代孕並非自然懷孕的過程，代孕母親需要從準備移植到胚胎穩定的期間服用雌激素，並注射孕激素黃體酮。“單胎75針，雙胎85針，每天一針，”黃金來說。“一旦她回去，停針停藥可能孩子就保不住了，意味著另一個家庭就失去了一個孩子。”

但與此同時，代孕母親們也在承擔相應的健康風險。北京北醫三院婦產科的黃鑫醫生指出，短時間內大劑量注射黃體酮可能會引發血栓等健康問題。此外，黃金來坦言，在能夠篩查性別的第三代試管嬰兒技術出現之前，由於一些客戶想要男孩，懷了女孩的代孕母親唯有打胎。

小楊在2013年1月為一對來自上海的夫婦生下了一名健康的男嬰，從此沒有任何聯係。她說：“畢竟在我肚子裏十個月，是有一點感情的，但懷孕期間，公司裏的人一直跟我談心，我了解到小孩子跟我是沒有血緣關係的，我也不可能要去找他，或者看他，也從來不會這樣想。我覺得他和他家裏人一起應該更好。”

小楊拿著賺到的15萬元人民幣回到了老家，滿心以為能夠改善家人生活，也規劃著與男友結婚，沒想到好賭的男友輸光了她的錢。

今年年初，小楊在得知母親患上宮頸癌後，再次撥通了黃金來的電話。“我想讓我媽多活幾年，把病治好了。也想為別人生一個寶寶，”懷孕兩個月的小楊說。“你看，我的肚子已經圓圓的了。”

黃金來說，公司通過一些私人的關係和其他的一些中介來尋找代孕母親，相比小楊這樣的未婚女性，公司願意雇傭已經生育過的婦女，“最優質的是離異婦女，自己本身有孩子，不會要這個孩子，對生產也不會太恐懼”。

由於需求大，代孕母親供不應求，黃金來說，排隊的客戶往往並沒有挑選代孕母親的機會。但也有一些公司為了取得競爭優勢而開始從海外招募更低廉的代孕母親。

國內最早一家成立於2004年的代孕機構在山東濰坊分公司的李經理說，他們兩年前開始從越南招募代孕母親，一方麵滿足排長隊候補的客戶，另一方麵提供的代孕服務價格也相對較低。越南代孕母親由於收取的傭金較低，客戶選用她們所支付的價格要低將近10萬元人民幣。

李經理說，國內市場代孕母親的價格水漲船高，而且“中國代母不好管理，有些拿到一些錢就跑了”。公司曾嚐試從柬埔寨、老撾等其他東南亞國家招聘，後來李經理與早年做“越南新娘”——介紹越南婦女與中國男性結婚——中介業務的一位商界人士建立了合作，開始利用後者在越南的網絡尋覓代孕母親。

去年年底，30歲越南籍的阮女士從朋友那裏得知一家中國的代孕公司正在尋找代孕母親，經過了體檢、簽訂了合同之後，她於今年年初來到中國。像該公司其他從越南招募的代孕母親一樣，在注冊了語言課程後她拿到了可在中國停留一年的留學生簽證。她小學畢業、離異，在胡誌明市與母親和兩個女兒一起生活，依靠在小市場賣青菜養家，每月收入幾百萬越南盾（100萬越南盾約合300元人民幣）。

今年2月份，她在山東濰坊通過翻譯接受采訪時說，“主要是家裏麵困難，想來賺點錢。”按照合同規定，她將獲得一筆10萬元人民幣的“代孕傭金”，以及每月2000元人民幣的生活費。“希望拿這筆錢回家做點小生意，照顧兩個女兒長大。”

此時，阮女士居住在濰坊市中心的一處公寓裏，同住的還有另兩名同樣來自越南、同樣麵對不幸婚姻和經濟壓力的女子，有保姆照顧飲食起居。“每天就是休息，也會看看電視”，雖然她還聽不懂一個字。

然而，當地警方在4月份開始了對外國人非法居留的打擊，持學生簽證的越南籍代孕母親或離境，或被遣返，李經理的公司從此停止了所有的越南婦女代孕業務。

李經理說，“她當時已經懷孕了，也隻好墮胎。當然最後孩子沒有出生，我們也隻能給她一定的經濟補償。”但由於聯係不到阮女士，無法進一步核實情況。

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網站顯示，每過幾年就會有類似的打擊行動展開，因為“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的應用涉及法律法規、公共政策和醫學倫理，屬於限製使用的醫療技術”。

但黃金來表示，這類行動一般隻能查醫院，無法觸及中介機構，即便是最近的打擊也影響不到像他們這樣已經將醫療業務轉移至海外的公司。隻是由於代孕母親多數已生育過，他擔心計生部門查處。

上海市社會科學院的劉長秋稱，《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對多數代孕機構都鞭長莫及，導致代孕泛濫。“《管理辦法》隻能針對醫院和醫生，對更多的代孕機構鞭長莫及。代孕中介的行為從嚴格意義上來說還算不上違法。”

盡管各地對代孕時有打擊，但有關部門並沒有公布幾例對客戶、代孕中介或參與黑市代孕的醫療人員的處罰。其中廣為人知的有廣州的八胞胎案。

2010年廣州一對多年不育的富商夫婦借助試管嬰兒技術，雇傭兩位代孕母親，加上妻子自身成功懷孕，共生下四男四女八胞胎，2012年底在媒體曝光之後引起轟動，廣東省有關政府部門宣布該對夫婦超生，並處以高額罰款。

劉長秋稱，因為此事的曝光，中國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於去年在全國範圍內展開了對代孕的打擊。其網站顯示，北京和深圳警方分別查處了非法代孕機構。去年三月，北京市衛生局聯合公安、藥監等部門對北京卓越醫療美容門診部超範圍執業、涉嫌違法違規開展輔助生殖技術和實施代孕的行為進行了查處，吊銷了該機構的《醫療機構執業許可證》，並對相關責任人加以處罰，但並無更多細節。

劉長秋表示，3萬以下的罰款與代孕的利潤相比微不足道，“公布這樣的處罰措施隻會鼓勵代孕機構”。

北京查處的卓越醫療美容門診因其醫療美容的性質，尚屬衛生部門管轄範圍，但更多的代孕機構都是以生活美容、甚至醫療谘詢的經營內容注冊的。劉長秋說，在衛生部門的突擊聯合執法行動中，因為無明確管轄部門，甚至出現了“敲不開門，最後隻能請來公安部門出麵的情況”。

廣州社情民意研究中心2013年在全國抽樣3000位城鎮居民調查發現，雖有67%的受訪者表示自己不會選擇代孕，但卻有45%的受訪者表示“政府應將代孕行為合法化、規範管理”，42%反對合法化。中心主任宛柳表示，多數人認為這一現象作為事實存在，需要法律規定來形成製度化的保障。

這種打擊還是開放的分歧也體現在許多學者甚至官方的討論中。去年，北京大學生殖醫學中心教授喬傑在接受《京華時報》的采訪時表示，衛生部已經在向專家征集關於代孕的意見，最快可在五年內放開代孕。但衛生部很快予以否認，表示曾邀請醫學、法學、倫理學、社會學等領域專家就我國輔助生殖現狀進行探討，大多數專家認為代孕會帶來法律，倫理和道德問題，因此衛生部將繼續依法嚴厲打擊代孕等違法行為，並進一步研究論證相關政策問題。

南開大學法學院副教授王彬認為，上述案例證明了《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由於其位階較低，既無法禁止代孕的存在，更無法對其有效管理。他認為，生育權是人類的基本權利，包括不孕不育者的生育權，應通過立法來保障。“委托人是有生育權的，可以通過人類輔助生殖技術來實現他們的權利。”

王彬認為應該對代孕市場采取有限製的合法，並製定規範對代孕過程進行監管與控製，因為現有規章的有限性導致了一個法律的盲區。“如果不主張代孕合法，就很難保障代孕母親的權益。”他表示，由於代孕契合了中國傳統對“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以及“血脈傳承”的需求，中國人對代孕更能接受。但隻有將代孕合法，才可以“實施包括政府備案等措施由政府監督代孕的實施過程。在監督中才能保障代孕母親們作為受雇傭一方的相關權益”。

深圳當代社會觀察研究所所長劉開明認為，追求經濟利益的商業代孕違背倫理和法律規範，這正是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上多數國家禁止商業代孕的原因。“但媽媽幫女兒代孕、姐姐幫助妹妹代孕這樣的無償幫助值得鼓勵，”他說。

而劉長秋認為，不育的需求完全可以通過收養來滿足，而目前中國需要的則是以更高位階的法律來更嚴厲的打擊代孕泛濫、發展無序的現狀。他說，“應該將非法代孕罪列入刑法。”

在他看來，代孕從倫理上來說違背人性，“代孕生孩子和一般的勞務不同，它的產品是一個嬰兒。母子親情的培養和建立並非主要依賴於親緣，而更多是一種過程。在懷孕過程中的感情投入，會使得代孕母親與嬰兒產生親情”，而最後以金錢為代價帶走孩子無疑會對代孕母親造成傷害。

不過代孕公司卻表示，代孕滿足人們的需求，其存在不可避免。寶貝計劃的吳明靜認為這是“一份愛心事業”。當然，這也是一份賺錢的事業。大專畢業的吳明靜兩年前辭去了公立醫院護士的工作加入了寶貝計劃，月收入從之前的兩千多增加到現在的五千多。

對預產期臨近的小孔來說，代孕似乎是一個雙贏的交易。“做這個能幫我緩解我的經濟情況，也能幫助客戶。”但她無法否認這份生意是有代價的。小孔依然每天會與兒子、家人通電話，但將近一年沒見他們。“兒子也沒有什麽話跟我說。”

Ian Johnson自武漢對本文有報道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