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2001年致信朱鎔基總理：我願以言邀罪，成為千古罪人
全國政協九屆四次會議期間何新致朱鎔基總理的一封信和一篇形勢分析
2001年3月8日
何新附記：
下麵這封信及書麵發言，均寫於2001年3月召開的全國政協九屆四次會上。信與文件都在當天即送報到最高層。
當時之所以感到有必要講話，是因我認為當時已經推行數年的所謂“轉製下崗”政策，不過是又一版本的休克療法，繼續搞下去，後果會不堪設想。
此信及文章送上後，似激怒了一些人。不久，原政協主席派某副秘書長與作者談話，微示上峰不滿，又雲為照顧我“身體”，並因機構改革，建議安排提前退休。因彼雲隻是征求我意見，故我當時對之未置可否。
但是在這一年夏季，我又出版了一部更係統尖銳地批評新自由主義經濟理念和政策的書，即《思考》第二卷“新國家主義的經濟觀。”此書出版後亦於當年十月間送報了各方麵。
上述信件及發言均是通過正式渠道上報的，因此官方有紀錄。
人們會注意到，2002年以後，改製下崗政策終於被收斂，失業問題以及社 會保障問題也終於得到了中央高度重視。雖然難以知道調整決策的具體過程。但在國內經濟學界，這一組信件及文論應是較早麵對麵地向高層揭露了休克療法的嚴重 後果，並擊破了支持這種政策的統計和理論根據。
現在，這些都已經成為曆史。披露以上事實，可以使未來的史家了解有關的政策爭論以及這一段真實的曆史，也有助於讀者理解筆者當時所以寫此信、此文和此書的用意。
故此將兩年前的這封原信及那篇經濟形勢分析，刊布如下。
(文件一/2001年3月致朱的信)
尊敬的朱鎔基總理：
拜讀您的工作報告，並當麵聆聽了您在我們(經濟農業)小組會上的講話。
讀您的報告後，感到報告的執筆人抽象地談結構，卻忽視了以上兩種根本性的 結構差異(即貧富結構失衡及區域結構失衡)。報告中抽象地談加快發展與增長，卻忽視了發展的根本動力是人，而不是抽象的經濟要素或數字(包括科技問題)。 而當今人民特別是下層人民究竟生活得如何?他們的情緒如何?這個問題值得關注。----
我個人認為，在當今表麵的歌舞升平、高樓快路之後隱伏著極其深刻的社會危 機。而其根源，在於國民經濟的運行不良。當今國民經濟的首要問題，並非結構問題--結構問題早已存在。甚至可能永遠都會存在。它不應該被作為一個解釋一切 問題的垃圾簍。當今真正的大問題，是國家社會能否保持持久穩定?會不會發生動蕩以至動亂?而這就涉及當前國務院一係列具體政策及方針的問題（如大力鼓勵私有化，大規模推行失業下崗政策等）。我認為正是由於您主持下的一係列政策失誤：如解散國企，如"下崗分流、減員增效"，醫療市場化，住房產業化，教育市場化，金融外資化等，導致了當前嚴重的社會問題；並且給下一任領導人留下了沉重的包袱。
對於您個人的崇頌之聲，近年在海內外傳媒上，您聽到的應已很多。但作為全國政協委員，我認為自己有必要本"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原則坦陳我個人的以上一些不同意見。
毀譽無常，曆史則是客觀存在。政治家總是要對曆史負責的!我真希望形勢並非如我所言那樣消極，而我的上述看法都是極端荒謬錯誤的。那將是國家之大幸!人民之大幸!而我個人則情願以言邀罪，成為千古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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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及：我竊以為，您的公子如大有為，似可委之為中國石化或中國證券的領導，可在國內領取高薪。所謂內舉不避親。但作為國家首相之子，似不宜作為外國在華區域的利益代理人，尤不宜擔任美國巨型跨國公司（如高盛財團）享持高薪的在華督辦或業務主管。這是會招致物議和令人想入非非的。此或會有損您持政"清廉"的政聲和清望。 誠惶誠恐，不知所雲。敬頌
政祺!
何 新
(後附一文僅供參考)
何 新
2001.3.8
(文件二/2001年3月致朱的意見書)
論股市泡沫、統計失真與下崗問題
作為全國政協委員，我認為自己有責任講一點真話。當前國家的真實形勢是：
1. 國家在近年內可能由於失業問題爆發中型較嚴重的社會動亂。
2. 香港近期可能發生第二次金融危機。
一
對於經濟統計數字究竟應如何看?我認為其他數字意義不大。目前國內形勢中 最大、最險惡的問題是國企破產，職工下崗，即大規模失業的發生。在當前，談國民經濟的增長率如果不與職工的社會就業率、失業率聯係在一起考察，是毫無意義 而且會嚴重誤導決策的。換句話說，如果經濟的增長率不伴隨著就業率的上升，就不是真的存在經濟增長，實質還是在衰退。就業率及失業率，始終是世界各國評估 經濟景氣的最重要數據之一。(奇怪的是，這個數字在中國例年的經濟統計中竟完全被忽略。)
近年來，中國的年失業率真實數字是統計不出的，但觸目所及，幾乎已遍及千 家萬戶和所有的企業。在城市適齡就業人口中，無固定或穩定職業的失業、半失業人口，可能高達20%-30%。由於政府所謂"下崗分流、減員增效"的政策， 失業率仍在高速上升。有必要指出，近年我國失業增長速度之快，在世界經濟史上應該說甚為罕見。這些數字之規模及其潛伏的社會危險，已使得一切其他統計數字 失去意義。城鄉失業率的升降，乃是觀察當前社會形勢的一項決定性尺度。實際上，也一直是世界各國借以觀察經濟景氣的普遍尺度。
值得深思的是，香港失業率(即"人員下崗")每上升千分之一個點，社會及 輿論就會大吵大叫，指責特區政府無能。而我國國內失業率目前達到如此嚴重的程度，香港報章卻在鼓掌叫好，大聲喝彩，鼓吹說這是體製改革的偉大成功。而且下 崗失業愈多，改革成功愈大。這究竟是為什麽?
希望本屆政府在觀察形勢、描述形勢時密切注意城鄉失業、待業、無業人口的 劇增這一問題。這個問題不能通過所謂"下崗救助"小額撥款來解決。就業機會關係著幾代人的生存機會、發展前途、身家性命。關係著社會穩定和國家前途。如在 本屆政府任期的今後三年內，政府不把解決這個問題放在工作首位，甚至不考慮將這個問題放到政府的視野之內，那就是對社會、對人民、對曆史的不負責任。
我擔心，也許有一天，了無生計、不敷溫飽的失業、無業人口會走上街頭，釀成變亂!(這種小規模變亂，作為一種信號和預演，在若幹中小城市，近年已層出不窮)。
二
一些國企的崩潰性瓦解不是機製問題，不是結構問題。而是被有意識縱容鼓勵的私有化政策一步步推入困境的。它與近年國家投資結構及政策的變化，與股市泡沫經濟的勃起具有直接的關係。
由於股票市場的出現及交易額的日益增大，中國國內投資形態發生根本變化。 在1994年以前，政府投資為主。資金通過國家及地方政府財政撥款，通過銀行投向市場。在1995年後，財政投資日益減少。大量資金轉入股市。新自由主義 意識形態製造了股市萬能論的神話。導致中國虛擬經濟的興起，枯渴了國家的金融資源，預伏了嚴重的金融危機的種子。
大量資金被導入股市，由此轉入消費領域，退出投資領域。大量資金積蓄在不 從事生產活動的股市投機者手中。股票虛擬經濟愈膨脹，用於興業投資的實體經濟即愈萎縮。股市現在已成為國內資本分配的主要方式。股市是金融大資本遊戲競爭 和掠食吞噬小投資者的最佳場所。股票市場導致中國投資結構的失序與失衡，貧者愈貧，富者愈富。
究竟如何看待股市?我認為當今股市的本質，實質上乃是大戶和機構的一種" 圈錢"活動。在股市中，大戶作莊，圈小民百姓(散戶)的錢。在股市中，機會從來不是均等的，少數大戶所獲取的巨額利潤，完全建立在掠取小戶資金的基礎上。 股市投機已成為資本間競爭、加劇兩極分化和形成大資本壟斷的最佳手段。
股市遊戲建立於一個虛妄的神話上，即理性投資者總會要把錢投放在經濟效益最高的股票上。(薩繆爾森)
這完全是欺人之談。真實的現實是，大莊家注入資金，將其投放到盤子較小， 最有利於炒作的股票上。這種股票乃是最有利於莊家獲利圈錢的股票，而與該企業的真實效益毫無關係。這種大莊家注入大筆資金的股票，增長最快，吸引散戶遊資 也最多。一旦莊家獲利回吐後，小戶股民即被貶值股票套牢。結果是，大魚吃小魚，大資金吞噬掉小資金，這就是股市中的真實邏輯。獲利最大的股票，即莊家與散 戶投錢最多的股票，與發行股票的企業本身效益毫無關係。中國股市如此，香港股市如此，美國股市也如此。中國國企的瓦解，是國內產業資本與金融資本競爭失敗 的必然結果。資金的困竭與市場封殺，高稅率的壓榨，加速促成了這一衰變。
自90年代以來發生的一係列國際金融危機表明，國際金融市場中發生的金融突襲和掠奪，已逐漸取代產業及市場利潤的競爭，而成為20世紀後期以來國際間資本競爭和兼並的主要形態。
日本在亞洲金融危機中投資於亞洲產業的資本形態嚴重受損，幾乎丟得精光。但在美國金融市場投資的證券及股票等金融資本則大獲其利。正是日本金融與美英金融資本之間這種新的共生利益，壓製了其產業競爭的矛盾麵，並且主導了日美政治聯盟在近十年來的加強。
日本國內產業衰退，但金融業的地位則在上升。英國國內製造業已近消亡。但 由於其金融資本與美國資本緊密結合，在亞洲金融危機中實施金融突襲和掠取成功，其經濟實力現已壓倒仍以傳統產業為資本主導形態的法國，並且即將超過德國而 上升為歐洲第一位的經濟強國。90年代一係列國際金融危機表明，金融掠取已發展成20世紀末以來國際資本競爭和兼並的主要新形態。此也是"新興(第三)產 業論"、"知識經濟論"的真正涵義之所在。
由於政府近年對股市采取放任不管的自由主義政策，中國股市中私人壟斷資本集中速度之快也已達到驚人程度。近十年來，中國股市上現已形成巨無霸式的私人資本巨鱷。
據我的不確切估計，在1000名左右的股市巨鱷手中持有著10,000億以上的巨額金融資產。每一次股市高潮，即是一場瘋狂的巨鱷吞金運動。當潮退後，那些可憐的散戶股民象被潮水拋棄的魚一樣，握著貶值的股票被擱淺在沙灘上無奈地等待著下一次新潮。
香港股市則一直是英、美、日、華資本巨鱷，圈本地中小華商、中資機構及散戶錢的獵金場所。
在第一次金融危機之前，地產股成為國際巨鱷們炒作的大好題材。現在國際大鱷正在悄悄潛回香港。高科技股和網絡股取代了90年代中期的房地產證券，成為炒作對象。
所謂高科技股，並不是"高科技"，與高科技並無實質關係。風險投資，納斯達克指數為什麽被高炒?因為這些新興股票盤子小，便於炒作，有虛擬的概念性。一旦巨鱷們獲利回吐，將資金撤出香港，則香港必會發生大的金融動蕩，從而導致第二次金融危機。這場危機已不太遠。
決定自由市場中競爭成敗的根本因素，不是效益，而是累積資本的實力和規 模。誰的資本雄厚，誰壟斷控製了市場，誰就在競爭中具有絕對優勢。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實質是按資本數量實行分配，這一點在股票市場的利潤分配中是最明顯 的。所謂按公平和效益分配，隻是一種虛幻的欺人之談。(高科技競爭和人才競爭，在本質上也服從上述規律。因為資本規模的大小已決定了在高科技及人才資源競 爭中誰占據有優勢主導的地位。)
三
中國資本市場目前深陷困境，一方麵是資本過剩，銀行錢貸不出去。另一方麵 是資金稀缺，表現為企業流動資金困難，眾多下層人民生活貧困化，政府財政資金緊張(因此出現了通貨緊縮及產品過剩)。由於資金稀缺，盡管表麵上銀行利率已 調低，但黑市上的利率則日漸高企(地下錢莊業的勃興反映了這一現實)，各種代金券及實物交易等非貨幣流通手段亦相應而生。
解散及私有化國有企業的主要論據，是國有企業的效益低，有虧損。需要財政補貼。而私營企業的效益高，可以不要政府補貼。這種論點是站不住的。
大型企業的運營困難以至破產，與產權形態無關。
大型企業的運營困難以至破產，與產權形態無關。在股份製下，私有製下，以 及"現代企業製度"下，國外同樣發生大企業的倒閉，如韓國大宇集團、美國洛克希德飛機公司、日本興業銀行等。大型企業由於資本構成大，結構調整難，資金周 轉不易，在市場結構變化及遭遇危機時陷入困境是常見情況。並不因其是"現代企業製度"或"股份製"或"私有製"形態而可以避免危機。
在1994-1995年前，中國國有企業雖已遭遇困難，但尚未大麵積崩 潰。自90年代中後期以來，中國國有企業經曆了大麵積陷入困境以及崩潰性瓦解的進程。由此爆發了嚴重的失業問題，同時並發極其嚴重的社會危機和不穩定，使 國家形勢陷入動蕩。其原因，不是國有企業的"機製"不良，而是政策不良，是由於新自由主義經濟意識形態影響下的現行金融投資政策。
將工人驅趕下崗，使企業私有化，表麵上似乎改善了效益，實際上是將國有 (社會)資產廉價地贈送給私人(老板及管理者)，同時把失業者拋向社會。製造了社會不穩定的禍亂之源。中國的社會主義國有企業製度本來正是一個強大的具有 中國特色的社會保障係統，減輕了國家的負擔。它有缺陷，應當改善。但在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所謂"企業隻應企業化，不應管職工養老、職工社會福利、醫療保 險、托幼兒教育"等主張的抨擊下，這一係統被摧毀了。巨大的負擔轉移到國家和地方財政身上，這本身又是國家和地方所承受不起的。
由於模仿西方的分稅製改革，以高稅負扼殺了企業生機。近年來，中國產業的 平均利潤率一般在10%以下。但各項稅率總和約占銷售額的40%，甚至更高。加上銀行年利率即高達50%。以這種高稅負與平均利率相比較即可看出，任何生 產型企業，若不逃稅則注定應倒閉關門。正是這種高稅負的政策，在許多地區(例如浙江溫州)，導致眾多企業為避稅而外逃。政府目前應付失業問題所支付的巨額 社會保險金是純粹消費性的(而過去給企業的補貼則是作為生產投資)，其總額及社會代價較之過去給企業的補貼要重得多。我們似乎正在一步步地重蹈東歐及俄羅 斯陷入社會危機的覆轍。
西方國家的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將這一套以私有化為核心的改革方案，通過其在中國的利益代表人推薦給中國決策者，目的不僅是為了摧毀中國的國民經濟，而且是為了搞垮中國的社會製度，使之最終陷入分裂和動亂。
希望政府對來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這一整套經濟改革建議有所警覺。希望在東歐及俄羅斯已徹底失敗的"休克療法"，在我國不會以"結構改革"的名義，而得到一種新版本的慘痛重演。
(2001年3月8日寫)
(書麵發言參見《新國家主義經濟觀》第494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