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反腐的外溢效應
正如中國的崛起一樣，這一場空前無比的反腐同樣具有巨大的外溢效應。
首先是中共執政地位的合法性更加穩固和增強。中國傳統上，政權的合法性是建立在執政績效的基礎之上。所以反腐敗在中國才會上升到政治安全的高度。
其次，這場反腐盡顯新一代領導人的執政能力。也同樣向世界展現了中共人才培養和選拔機製的生命力。長久以來，不少海外漢學家和自由派人士，否定中國製度的一個理由是所謂的人才逆向淘汰。美國學者裴敏欣十八大前在美國《外交》雜誌撰文闡述：中共為什麽無法選擇優秀的領導人。顯然，十八大後中國領導人不到兩年的表現，是對這些理論最好的回應。
外媒關注中國反腐，圖為美國《華爾街日報》7月29日對周永康案的報道
第三，擁有穩固合法性的中共可以更有效地應對內外矛盾和衝突。從國內的角度講，在中國改革進入所謂的深水區後，改革將會加速和深化，改革麵臨的難點和瓶頸也將會被突破。對外，一個更加團結、政治更加穩定的中國也將同樣震撼和中國有領土衝突的國家，如日本、越南、菲律賓。對於努力重返亞太、遏製中國的美國，也同樣是一個清晰的信號。
第四，反腐也讓公務員這個一度令人羨慕的職業開始日漸失去光環。不僅國考人數大幅下降，更出現了自1992年鄧小平南巡之後的另一波公務員下海潮。這一溢出效應效果如何，現在還難下定論。從積極的一麵看，人才有了更多的選項，而更多的領域特別是商業領域也將擁有更多優秀人才。重官輕商一向是中國的傳統，在市場經濟下，人才都是跟著資源走的，這或許有助於人才的合理分配，有助於人才的縱向、橫向流動。從消極的一麵看，一向以吸納了全國最優秀人才而著稱的公務員隊伍，恐怕將難再現昔日的盛景，其治理能力難免會受到影響。
最後，近幾年來，隨著中國經濟增長周期下行階段的到來，海外一片唱衰中國之聲。甚至不少學者充當起了算命者，認為中國將在十年到十五年崩潰。其理由竟然是蘇聯共產黨執政極限是75年，墨西哥革命製度黨71年，中國不可能打破這個極限。如此邏輯和推理，可見西方這些漢學家的學術水準，他們的學術被主觀的立場所綁架。現在隨著徐才厚、周永康等超級大老虎的落馬，這些人的學術成果又必將成為世人的笑柄。
中國腐敗的成因
周永康的落馬，讓筆者一下想到了曾任職於哈佛商學院的黃亞生教授。就在此前，他曾信心滿滿地說為什麽看好印度、看衰中國。因為印度民間可以成立“我行賄了”網站，揭露印度的腐敗。而在中國卻行不通。可是黃亞生先生不知為何忽視或者回避一個事實：今天的印度遠遠比中國腐敗（據德國“透明國際”組織曆年腐敗排名）。我還真期待黃亞生先生給出一個解釋：何以一個既民主又司法獨立，還有新聞自由，民間還可以建立“我行賄了”網站的國家，遠遠比中國腐敗？
確實，根據西方的理論，隻要不是多黨競選的社會，由於缺乏有效的權力監督和製約，將無法治理腐敗。看來中國又一次挑戰了西方的理論。
其實，西方太多的理論拿到中國後都出現了顯著的失靈現象。比如它們聲稱市場經濟隻能和西方的民主製度兼容。但鄧小平就不信這個邪，認為市場和計劃都不過是手段而已。結果三十多年來，中國市場經濟的表現居然還優於西方。當然，昔日的印度也不信這個邪，在“民主製度”下搞了四十多年的計劃經濟。
不僅中國的反腐敗挑戰了西方的理論，中國的腐敗也同樣挑戰了西方的理論。西方一向認為，腐敗會扭曲市場信號，錯置資源和損害公平，必然導致經濟增長停滯。可是中國三十多年來，腐敗一直很嚴重，但中國的經濟增長卻一直很高速。尤其特別的是，越是經濟發達地區，腐敗越是嚴重，查處的官員越是眾多。以至於美國學者魏德安寫了本專著《雙重悖論》，來解讀中國特殊的現象。他的結論也很有趣，中國的腐敗屬於發展性腐敗，而且隨著經濟的發展，腐敗日益商業化，這都對經濟增長產生了刺激作用。而有些國家則是掠奪性腐敗，蠶食了國民經濟。不過魏德安的另一個結論也很重要：由於中國政府的反腐措施已發揮一定效力，使腐敗得以控製而不至於對經濟造成毀滅性的破壞。這不由令人想起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時，支持西方的學者們不斷向世人重複一個詞：創造性破壞。這大概和發展性腐敗有一拚吧。
然而解讀中國的腐敗，不僅需要放眼人類共同的發展曆史，還要回視自身的特殊因素。
確實，無論是美國還是歐洲，在經濟起飛階段，在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的階段，都發生了嚴重的腐敗現象。十九世紀下半頁的美國被稱為“盜竊橫行的時代”，政治體製充斥著唯利是圖的企業主和政客。參選各方都需要依賴街頭惡棍威脅選民、賄賂、舞弊。政治人物勝選後，立即給予回報。魏德安的結論則是：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似乎更類似於鍍金時代的美國”。針對中國，還有更奇特的結論。美國《華爾街日報》中文網發表題為《中國腐敗程度不及美國當年》的署名文章。文章引述經濟學家卡洛斯·拉米雷斯的研究成果稱，剔除通貨膨脹和物價差異，中國目前腐敗程度可能跟同一發展階段的美國差不多。按2005年的不變美元價格計算，在兩國人均收入2800美元時（中國1996年，美國19世紀70年代初），美國腐敗程度達到中國的七到九倍；到兩國人均收入7500美元時（中國 2009年，美國1928年），兩國腐敗程度大致相當。
這種共同的曆史現象並不難理解，轉型期缺乏規則，工業化帶來的巨大財富也給腐敗創造了條件。但隨著經濟的進一步發展，腐敗的成本增加，同時再加上法律的完善，腐敗終於被控製到一個社會可以接受的程度——沒有哪個國家可以令腐敗絕跡。
事實上，腐敗的根源在貧困。根據“透明國際”的排名，我們可以發現這樣一個現象：一個國家越貧窮就越腐敗，廉潔國家都是富裕國家，這和製度無關。不管是廉潔還是腐敗國家的行列中，什麽製度的國家都存在。
這個結論同樣可以解釋中國在“透明國際”的排名一直處於提升狀態，這和中國的經濟快速增長態勢是一致的。這同樣也是為什麽“透明國際”認為中國是這個排名發布以來進步最快的國家。
然而除了腐敗的共性因素，中國則還有其特殊性：超大規模和文化。
看一下德國透明國際的排名，就會發現，富裕國家中，國家（地區）規模越小，清廉度越高。比如排名前十五位的丹麥、芬蘭、 新西蘭、瑞典、新加坡、瑞士、澳大利亞、挪威、加拿大、荷蘭、冰島、盧森堡、德國、香港、巴巴多斯。這些國家人口要麽隻有幾萬、幾十萬、幾百萬，過千萬的隻有德國和加拿大。
之所以如此，就是規模越大，治理腐敗的成本和難度越高。中國是擁有十三億人的超大型國家，而且還處於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所以中國出現大量的腐敗，並不令人意外。但需要指出的是，在人口過億的發展中國家，中國在“透明國際”排名中是最廉潔的國家，僅次於巴西。從中也可見中國反腐敗的有效性和打擊的力度。
文化上的原因則要歸於人情社會。人情社會不僅放大了腐敗的程度，而且增加了反腐敗的難度。許多貪官在自訴中都提到迫於人情而不得不受賄的心態。這一點，如果觀察一下台灣這個號稱唯一一個華人民主社會的地方，或許有更清楚的認識。根據西方的理論，賄選一般都發生在貧窮國家或地區。但台灣卻是一個例外：即使台灣早已是發達經濟體，但賄選卻仍然十分普遍和嚴重。這裏麵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人情社會這一文化因素導致的。
可以說，發展階段、超大規模以及人情社會，是中國產生腐敗的三大根本原因。
中國有效反腐的原因
在西方看來，中國是一個非民主國家，然而卻能夠有效的打擊腐敗，其表現甚至遠遠優於很多民主國家，實在無法理解，可謂又一次挑戰了西方的定律。大家可能還記得新興民主國家烏克蘭，前總理季莫申科就非常羨慕中國的反腐敗能力，認為中國可以將罪犯繩之以法，而烏克蘭隻能清談，束手無策。
中國能夠有效反腐，首先要歸於中國的政治傳統。即“民本主義”（民為貴，君為輕，水能載舟也能覆舟）和“天命”理論。政治的合法性建立在為民和執政的有效性，一旦違背，其合法性即喪失，被取代就是合理的。如果看一下中國政治發展史，這個理念一直是主線。反觀西方政治學史，強調的是國體、政體的劃分，何人執政，主權在誰以及三權分立、製衡等等。
西方之所以要三權分立，要實行民主，是和專製為禍之烈有關。而中國之所以沒有出現類似的政治現象，則和民本主義的政治傳統有關。中國沒有產生，是因為沒有必要。東西方分別有寫給帝王如何執政的專著。中國的《資治通鑒》強調的是吸取曆代教訓，更好的治理國家，如何贏得人民的愛戴。而西方的《君主論》則是注重的帝王之術，其名言是令人恐懼勝過令人愛戴。東西方政治傳統的區別可以從這兩本書得到充分的表現。
有許多學者把西方的道路視為普世價值，顯然沒有看到西方出現這種政治現象和發展的背景。
此外，這一輪反腐的深度和廣度遠勝於往昔，其原因有二。一是今天的中國正進入“三期疊加”：經濟下行周期、結構調整期以及刺激政策的負麵影響期。此時的中國社會對腐敗的不滿更為強烈，更難以接受。也直接威脅到中國共產黨的合法性和中國的政治穩定。二是中國今天已經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已經具備了較為雄厚的經濟基礎。這一階段，發展和效率已經不是最為迫切的。相反公平、公正和消除社會消極現象已成為現階段的首要任務。而且反腐敗雖有成本，現在的中國已完全可以承受這樣的成本。
隨著周永康的落馬，西方又開始解讀中國的反腐敗能走多遠以及反腐前景。且不管西方這種瞎人摸象式的解讀，我本人還是非常樂觀。這不僅僅是由於此次反腐令人意外的“刑上常委”，更是由於中共本身對反腐敗的清醒認識。主導此輪反腐敗的常委王歧山，在行動之初就已經聲明先治標，再治本，以治標為治本贏得時間。而治本的方法就在即將舉行的四中全會上。這是中共曆史上唯一一次以依法治國為主軸的全會。顯然，中國不僅有反腐敗的決心、能力和清醒的判斷，更有正確的反腐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