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國史綱目》姚中秋 著;海南出版社，2013-10
君子是周文之承載者。禮治秩序的主角是君子。生活於禮治秩序中，君子形成了特殊的心智、人格、生活樣式，此即君子心智、君子人格、君子風度。君子既為封建治理之核心，則君子心智、君子人格、君子風度也構成了封建秩序之支撐力量。君子之內涵後世雖經曆重大變遷，但周代君子始終是中國人做人之典範。
“君子”一詞的大量使用在周初。《尚書》中已經出現，《尚書·酒誥》：“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尚書·召誥》：“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仇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詩經》中，君子則大量出現。
君子一詞之重點在“君”，也即各級封建共同體之君，“子”乃是尊稱。周王、公侯、卿大夫都是君子。因而，周代君子就是歐洲的貴族。與君子相對者為“小人”。“小人”通常指君子之外的“庶民”。《左傳·襄公九年》記載，晉國大夫知武子雲：“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製也。”
那麽，士屬於哪個群體？等級製中的士不屬於小人，但似乎也不是君子。士的地位的這種模糊性，伴隨著封建製的崩潰才得以解決，那時，等級製意義上的君子群體消失，士成為“士、農、工、商”四民社會之首，而德行意義上的君子主要出自士群體。
不管何種意義上的君子，其核心功能都是合群。《白虎通義·號》說：“君之為言群也；子者，丈夫之通稱也。”君子是社會的組織者、領導者，君子的全部品質指向一個目標：合群，組織人群，領導人群，並盡可能地擴大群。故孔子曰：“君子群而不黨。”《論語·衛靈公篇》。《漢書·刑法誌》序說：
夫人宵天地之貌，懷五常之性，聰明精粹，有生之最靈者也。爪牙不足以供耆欲，趨走不足以避利害，無毛羽以禦寒暑。必將役物以為養，任智而不恃力，此其所以為貴也。故不仁愛，則不能群；不能群，則不勝物；不勝物，則養不足。群而不足，爭心將作。上聖卓然先行敬讓博愛之德者，眾心說而從之。從之成群，是為君矣；歸而往之，是為王矣。
君子就是具有出色合群能力、因而人們自願服從其領導的人士。沒有君子，就沒有治理，也就沒有群，沒有文明，人也根本無法生存。任何一個社會，其治理優劣之決定性因素是能否養成君子，並使之居於領導地位。
這樣的君子不同於專業人士。孔子通過對比，說明了這一點：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論語·憲問篇》。大夫之家老，差不多隻處理家室的行政事務，大夫則是家室這樣的封建共同體之君。用現代詞匯說，前者是行政官僚，後者是政治家。前者按部就班地處理日常事務，後者須應對各種突如其來的問題，並相機做出決策，包括製定法度。孔子另一句話表達了相同的意思：“君子不器。”《論語·為政篇》。器有具體的、限定的用途，家老就是器。作為一個完整的封建共同體之治理者的君子卻不是器，他須具有見幾而作，無所不施的技藝。君子所具有的不是技術理性，而是合群的技藝理性。唯有如此，君子才有能力合群。
正是為了具備卓越的合群能力，周代君子致力於追求德行、技藝、威儀等品質。
君子之藝
在封建時代，君子就是君，承擔著治理大大小小的共同體之責任。也因此，君子不僅應具有德，亦當具有“藝”，治理技藝。
古人有“六藝”之說，《周禮·地官·司徒》下有保氏，
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
禮、樂、射、禦（馭）、書、數等“六藝”或許是後人之總結，但大體上描述了西周、春秋時代合格的君子須掌握之技藝。
首先，包括周王、國君、大夫、士內在的所有君子都天然是武士，應隨時準備出征。《詩經》所描述的君子似乎總在出征作戰。周代之戰的法定形態為車戰，且唯有士以上的君子才有資格充當武士，故君子首需掌握的技藝就是射與禦：射者，射箭；禦者，駕車。這兩種技藝均需長時間的訓練才可掌握。即便到了孔子時代，君子仍要接受這方麵的訓練，《論語》多次提起這兩者。
值得注意的是，射、禦之藝的訓練過程，同時也是德行的養成過程，尤其是射。《禮記·射義》指出射與德行之關係如下：“故射者，進退周還必中禮。內誌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同時，射禮可以訓練君子的自我反思能力：“射者，仁之道也。射求正諸己，己正而後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射禮也可訓練君子的節製、謙讓精神，《論語·八佾篇》：
孔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君子與人打交道，以謙讓為美德，但於射，則必爭中。然而，在這樣的競爭中，君子之爭仍有其道：整個競賽過程均在規則控製之下，且競賽者始終保持心平氣和的淡定態度，彬彬有禮。他們其實是與自己競爭。正是在射禮中，君子養成“公平競賽”之精神，這樣的精神在戰場上依稀可以看到。
至關重要的是，射禮乃是君子的公共聚會場所，如《禮記·射義篇》所雲：
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飾之以禮樂也。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為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聖王務焉。
是故，古者天子之製：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而削地。故曰：“射者，射為諸侯也。”是以，諸侯君臣盡誌於射，以習禮樂。夫君臣習禮樂而以流亡者，未之有也。
射禮是真正的“公共性”聚會，君子們在這裏從事一些與治理相關的重要事務，比如以射選官。考慮到君子名位之相對確定性，射禮的“選舉”功能並不很強烈。它主要是公共聚會場所，君子們在此相互交流信息，閑談共同體事務，交流情感，培養共同體感。
六藝之書藝就是識字與書寫。考慮到周代治理之文書化，識字、書寫當為君子必不可少之藝。數藝不是一般的算術，而是應用性算術，涉及土地麵積計算、地塊劃分、糧食容積、重量之計算等等。所以，數藝其實是應用算術於家室日常事務管理之家政學。在封建製下，君分別擁有王室、公室、家室，士充當其家臣或者邑宰，處理其日常經營管理事務，這些君子必須掌握家政學知識。
由此兩項可以看出，周代君子不是單純的武士，而通常接受一定的書麵知識教育。射、禦訓練君子之武的技藝，書、數訓練君子之文的技藝。
禮指儀禮，樂表演於人們祭祀、飲宴等公共場合。具有健旺的自然生命力，君子容易失之於“質”，比如虐、傲，這樣的人無法成為合格的治理者。為保持君子人格的平衡，周人特別重視君子之教化，用禮和樂節製、調和君子的自然生命力。禮的作用是分別、節製，讓每個人知道自己的名分，即權利-義務。樂的作用是中和，通過訴諸情感，縮短人與人之間的距離，讓人們產生相互關愛之情。
綜合起來看，六藝是治理之藝，也是君子合群之技藝：禮通過別而和，樂“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禮記·樂記篇》。，射提供公共生活機會，射、禦是保衛共同體之藝，書是君子溝通交流之藝，數是家政管理之藝。身在封建秩序中的君子唯有掌握六藝，才能與人合群，又合人為群。
六藝之外，君子還需掌握一項十分重要的技藝：言說之技藝。
自周公以來，治理已文書化，但這僅限於策命、盟約等契約文書。文字的使用仍是高度有限的，日常治理仍是口頭的。不過，言占據重要地位，還有另外一個更為重要的原因，即封建治理之共同體主義與共同治理機製。共同體的重大事務由君與其臣共同決策，君臣定期而頻繁地朝會。朝會必以言說為主要交流方式。當然，朝會之言不是普通的言可以應付的，君子需要言的技巧，也即理性說服的技藝。另外在法庭上，君子就自己的權益展開口頭辯論。在一些國人會同的場合，君子更需要麵向公眾演講的技藝。同時，君子們以詩作為主要語言，以盟約為中心，處理邦國間的交結。
總之，言說的技藝是君子合群之根本技藝，它關乎邦國治之安危，君子可以言維護邦國的權益。《左傳·襄公二十五年》記載，鄭人伐陳取勝，派子產向當時的侯伯晉國報告，子產依禮雄辯滔滔，晉卿不能不承認：“其辭順，犯順不祥。”孔子評論說：
《誌》有之：“言以足誌，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誌？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為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為功。慎辭也！
因此，《論語·先進篇》記孔門四科，“德行”之後即為“言語”，而先於“政事”、“文學”。這一排序揭示了言語在封建治理中的關鍵作用。孔門弟子中，在當時對邦國發揮了巨大作用者，也正是言語技巧出色的子貢，《左傳·哀公十二年》記載了他以言救衛侯之故事。
言說的技藝如此重要，君子之教即以詩教為首。《論語·陽貨篇》記載：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孔子這裏所說的詩教之各種效果，歸結起來，都是以言說之技藝合群。《論語·季氏篇》記載孔子對兒子孔鯉說：“不學詩，無以言。”學詩的目的是掌握言說的技藝，這是君子最為重要的技藝。因為，合群、治理無非兩種手段：理性說服，暴力壓服。君子不可能選擇後者，而理性的說服必有待於言說之技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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