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力哈木：我的理想和事業選擇之路(ZT)

來源: welldone2007 於 2014-08-01 14:10:56 [] [博客] [舊帖] [給我悄悄話] 閱讀數 : (25789 bytes)

 一、我的成長曆程及我的人生理想
    
    我1969年生於新疆克州阿圖什縣城的一個維吾爾族家庭，自小在維漢混居的政府大院長大。我爺爺那一輩是文盲，父親則是新中國培養出來的第一代真正的民族知識分子，1950年代末，父親初中畢業就被保送內地大學讀書，先後在中央民族學院、北師大、蘭州鐵道學院深造，畢業後曾在南疆軍區和地方工作，1971年，父親28歲時在文革期間慘死。當時我僅2歲，弟弟隻有11個月，由在阿圖什當汽修工人的母親拉扯我們兄弟4人長大。父親當年的同學今天多已成為自治區一級的領導幹部，我們雖以父親為傲，但父親是怎樣一個人，他怎樣死的，由於長輩不願提及往事，也不懂得當時複雜的政治，我並不知曉。
    
    1980年，我大哥15歲時當參軍，很快轉入地方，期間先後在上海、烏魯木齊，大連，北京等地的大學深造進修，先後擔任阿圖什市團委幹部，書記，克州組織部幹部科科長，克州（克孜勒蘇柯爾克孜自治州）團委書記，州機關事務管理局局長，州民政局局長，現在是克州交通局黨委書記，州政協委員。我二哥很早就進入公安係統工作，曾是最年輕的刑偵大隊長，現在是克州公安局紀委書記，黨委委員。除兩位哥哥外，我的二嫂以及大哥和二哥的孩子，也在公安係統工作。某種程度上，我的家庭其實是一個公安係統家庭。不過，因為我的緣故，他們這些年頗受牽連。
    
    1985年，我16歲考入內地求學，離開故鄉，先後在中央民族大學（預科），東北師範大學地理係（本科）和中央民族大學經濟研究所（碩士）就讀。在學業上，我深受施政一、陳才、張克武等教授的影響，我一生都不會忘記他們對我這個維吾爾青年的教誨，不忘他們對新疆、對維吾爾社會的真切關注，對學術的真誠態度。
    
    1991年，我大學畢業後，在民族大學工作，曾任係團委書記，後於1994年轉入中央民族大學經濟研究所發展經濟學，國外經濟學選讀，新疆經濟的教學，期間曾於1996年自費在韓國留學，於2001年在中國巴基斯坦兩國政府文化交流項目下交換到巴基斯坦國家發展研究院研究進行《新疆周邊安全環境與經濟發展》問題的研究；2003年調入中央民族大學經濟學院國際貿易係講授《國際貿易事務》，《國際結算與信貸》，《新疆人口，資源與環境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中亞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等課程》。
    
    1994年前後，我就開始對新疆經濟和社會問題產生強烈的興趣，除在《光明日報》，《經濟參考報》，《西部發展報》等發表關於新疆問題的文章外，還曾在中央民族大學學報，民族教育研究，新疆社會科學論壇，民族經濟，喀什師範學院學報等學術期刊發表20多篇論文。早在1994年，我就提出過在南疆喀什建立經濟特區的設想。為我的專業研究能有更廣闊的視野，除英語外，我還自學了韓語、日語、烏爾都語、俄語，能用上述語言進行簡單日常交流和信息獲取。
    
    在工作期間，我曾業餘時間經商，在股市、合資建廠等項目上曾有過不小的收獲，因為教學工作一度受限製，曾有朋友建議我徹底轉行做一個商人。但在廣泛遊曆了中亞、俄羅斯、南亞等地區後，我目睹了大量民族衝突仇殺、政治動蕩、社會轉型失敗等鮮活案例，這些見聞，讓我逐漸產生了將全部的精力投入到致力研究新疆問題、研究中亞問題，避免境外悲劇在中國上演的強烈願望。
    
    為此，我自費進行了大量社會調查，並開始係統性地進行社會學、民族學、地緣政治學的進修和自學過程，使我在經濟學的視野之外，有了更廣闊的視角和分析工具。除研究前蘇聯東歐等失敗案例外，我也曾認真研究歐美發達國家在處理和解決民族問題和社會問題的成功案例，以期能為中國社會的探索實踐提供更豐富的參考。
    
    我深愛含辛茹苦撫養我的母親，深愛我依然貧窮困苦的民族，深愛養育我的這片國土；我深切希望我的故鄉能像內地一樣富裕發達，我擔心我的故鄉、我的國家陷入動亂和分離；我希望多災多難的國家是一個多民族和諧共處、能創造燦爛輝煌文明的偉大國家。我將致力於研究新疆社會、經濟和文化的發展，致力於民族間的交流和溝通，致力於探索現代轉型社會中，民族和諧相處之道，作為我的理想和人生奮鬥目標，我的這項事業選擇，源於我出身的環境，源於母親的教誨，源於我受的教育和成長經曆。
    
    二、我是一個致力於研究新疆問題以及研究中亞社會經濟及地緣政治的學者，雖然今天不斷有人把我描述或希望我成為一個政治人物，但我始終堅持，我隻是一個學者，無意於也不希望被政治化。在學者之外，我惟一願意的稱號，是成為一個促進民族交流與溝通的使者和橋梁。
    
    1994年起，由於經常直言批評新疆地方政府的工作失誤等原因，我的教學工作不斷受幹擾，自1999年起，我的論文再無發表機會，1999年–2003年，我在民族大學的教學工作一度被終止。
    
    近幾年來，隨著我越發專注於新疆問題的研究和調查，並開辦了漢語的“維吾爾在線”網站，不但我個人工作生活受到的壓力越來越大，我在新疆的親戚、家人受到的壓力也越來越大，他們經常苦苦哀求我，希望我少說話，少管閑事、悶聲發大財，但同時，我能看到新疆的民族問題越來越嚴重，民間醞釀的仇恨在不斷加劇。
    
    我知道，我們民族像我有良好教育、開闊視野和豐富閱曆的人不多，我們國家像我這樣在新疆問題和中亞問題上有各種天然優勢的人不多，在這個領域，有真知灼見，有責任感的誠實正直的學者極為罕見，而中國社會將來要麵臨的考驗卻是如此險峻，因此，頂著壓力繼續從事我認為最有價值的事業，是我義不容辭的責任。
    
    社會責任的召喚和牽連家人受累，使我備受煎熬。
    
    七五事件的民族悲劇發生後，新疆問題一下成為世界矚目的焦點，我也成為各方關注的熱門人物，並且無可避免地開始被作為一個政治人物來對待。我不拒絕任何人任何組織對新疆問題的關注，但我一直拒絕各種力量將我政治符號化的努力，無論它是否出於善意。
    
    我認為，我隻有做一個純粹的學者，一個幹幹淨淨的學者，一個業餘時間能對普通人提供幫助、對社會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公益的人，才能對我的民族我的國家有利。
    
    正是基於這個強烈認識，我在七五之後，因為外部環境壓力，陷入經濟困境時，始終堅持個人絕不接受境外機構一分錢的援助，無論是外交機構還是NGO組織，甚至哪怕僅僅是生意往來，我都不願掙與外國沾邊的錢——我在中亞和歐美有很深厚的政界和經界的人脈資源，本可坐在家裏幫人掙錢。如果我是漢族人士，或許我可以拿這樣的錢，但對我這樣一個備受懷疑的公民來說，我必須對自己提出更嚴苛的要求，必須承受漢族知識分子無法想象的壓力和考驗。
    
    長久以來，因為民族問題的敏感，在社會層麵，不但漢族與維吾爾族存在隔膜，甚至在漢族知識分子和維吾爾族知識分子之間，也缺少正常的交流。隔膜和猜疑使得愈發嚴峻的民族問題，居然沒有起碼的公開探討，這是一種極不正常而可怕的氛圍。
    
    基於此，我於2005年末創辦了“維吾爾在線”，讓維吾爾族和漢族人可以在一個平台上討論交流，它當然會有激烈的碰撞交流，但我認為，爭議分歧不可怕，可怕的是沉默中的猜疑和仇恨。
    
    為了讓新疆問題引起漢族知識界的廣泛關注，讓他們貢獻寶貴的觀點和經驗，在創辦“維吾爾在線”後，我開始努力與漢族知識界交往，並致力於推廣和介紹維吾爾族文化和社會知識。
    
    七五事件的悲劇和此後新疆族群之間的關係，讓我看到民族仇恨和猜疑不斷積累的可怕，為突破仇恨和猜疑的堅冰，我曾設想通過民間的方式發起“民族和諧日”（或“民族和解日”）的活動，以七五悲劇日為紀念日，利用暑假期間，讓兩個不同民族的家庭互相讓自己的孩子到對方家庭生活，讓未來的一代人，在加深民族間的情感和友誼時，還能塑造出能理解和尊重不同文化的包容意識。這個想法後因種種外部原因限製未能付諸行動。
    
    應當以理性、忍耐、寬容、溫和、尊重曆史、尊重現實、麵向未來的態度探索民族相處之道，一開始是基於我受的教育和訓練所產生的理性認識，而在不斷的踐行過程中，這種態度已經逐漸成為我發乎自然的情感。
    
    作為一個大學教師，我有將自己的觀點、願望和方法論傳授給學生的強烈願望。很少有老師還能像我這樣，認真準備每一堂課的講義和課件，長時間堅持每周六義務向學生講述新疆問題的公開課。
    
    我鼓勵更多的維吾爾學生投入到社會學、法學、經濟學、政治學、人類學等專業領域的學習，以便於他們在職業選擇上能更多地將個人的成就與民族和國家的文明進步結合在一起。因為這些專業，不但可以賦予人們一種係統性的方法論，也更有助於把他們對民族單純而樸素的強烈熱情，由奔放而感性的能量，變成一種理性、科學的態度。而這種訓練和觀念的養成，不但對維吾爾族人來說，是極為缺乏而寶貴的，對今天的整個中國來說，也是遠遠不足的。
    
    三、我長期而持續關注的問題，是新疆和中亞兩個領域。關於新疆，是轉型期新疆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是新疆多民族的相處之道，是中國國情下，探索國家主權統一完整與地方自治之間的平衡。
    
    今天，新疆的人們在民族關係上普遍懷念計劃經濟時代和胡耀邦-宋漢良時代。計劃經濟時代，由於政府可通過資源平等公平的分配，產生良好的民族平等感，而當時禁止人口流動，缺少產生不平等感的比較機會；胡耀邦-宋漢良時代，政治氣氛寬鬆，雖然表麵上看人們牢騷不滿增多了，但內心卻因為信任而最少壓抑，社會向心力極強。
    
    1990年代以來，隨著市場化的快速推進，新疆經濟大幅度發展，但民族間發展機會的不均等開始日益明顯，尤其是維吾爾社會的轉型發展出現了令人揪心的局麵。偷盜、扒竊、販毒、吸毒、賣淫等問題，在一個有宗教信仰、對這類犯罪活動有天然文化抑製力的民族，竟然迅速嚴重到了整體被視為犯罪民族的程度。“馬爾薩斯陷阱”的命運竟然無情地落在了維吾爾族人身上。
    
    與此同時，這些嚴峻的社會問題，竟然成為研究的禁區和空白，鮮有人敢於直麵這些問題，更談不上去做係統的社會調查分析，研究探討應對之道。維吾爾社會的問題，一方麵使得對政府對漢族的不滿不信任日益增長，另一方麵，讓漢族尤其是內地漢族社會對維吾爾族的歧視性印象不斷加深。
    
    作為一個維吾爾族知識分子，我能深刻感覺到在維吾爾社會與漢族社會之間，猜疑、不信任的巨大裂痕日益嚴重，尤其在青年一代，因為就業問題、身份歧視問題，仇恨情緒普遍滋長。尤其是七五事件及此後的一係列社會互動，它不是矛盾和仇恨的爆發和宣泄，反而是一次新的積累。
    
    問題越來越嚴重，卻越來越沒有人敢於說話，問題在於1997年後，反“三股勢力”成為地方的首要任務，它帶來的間接效應是，維吾爾族幹部、知識分子開始感受到強烈的不信任，普遍感覺政治空氣壓抑。
    
    對一個身在北京這個法製環境更好的維吾爾知識分子來說，關注和研究新疆問題，我有義不容辭的責任，因為它早已不僅需要的是知識和專業，而首先是一種勇氣。
    
    七五事件的爆發以及此前拉薩的三一四事件，無疑告訴人們這樣一個事實，在劇烈轉型時期的中國，探索出一種民族和諧相處之道，是極為迫切的任務。中國習慣了講政治，尤其是政治道理，而甚少真正從完善法律法規和政治藝術的角度，去完善和創造民族和諧相處的環境，此外，關於民族和諧相處的技術性問題，國內不但幾乎沒有人涉及，甚至沒有這樣的意識。
    
    任何美好的政治動機和政治願望，都離不開一係列精細而周到的技術性支持，尤其在中國，往往習慣於以不計代價的政府大規模組織和動員社會資源，來替代持久而耐心的技術性安排。而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多民族多元文化實體，在精細地平衡處理民族利益，技術性地創造民族包容與和諧共處上有其獨到的經驗，我始終認為，我的探索和努力是有價值的。
    
    關於民族自治，隨著民族問題在中國日漸成為一個敏感和緊迫問題，從反分裂角度著眼，以吸取民族政策失敗國家經驗教訓，反思中國民族政策的探討越來越多，但多隱含著強烈的漢族中心主義思想，帶有典型的管製思路，它實質上是為近年來地方民族政策失敗的辯解和背書。而國外那些成功地解決或緩和了民族矛盾、化解了民族分裂危機的大量經驗案例，卻無一進入這些研究的視野，對學界的這種誤導決策者的傾向，我深以為憂。
    
    關於中亞的研究，是我個人的興趣和地緣關係的緣故。作為新疆問題的自然延伸，我必須關注中亞國家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的未來走向，因為中亞與新疆不但有廣闊的邊界，更有語言文化和宗教的親緣關係，多民族跨境而居，新疆與中亞，牽一發而動全身。
    
    此外，從地緣戰略角度，研究中國如何在中亞的政治、經濟、文化領域施加有效影響，使中國在獲得地緣安全地位的同時，能最大程度對中國和中亞雙方有益。也是我的興趣所在。
    
    我不但因為語言便利有長期持續的知識積累，而且在遊曆中，在當地政商兩界積下了廣泛的人脈資源，此外還有成功的經商經驗，這都是我與國內一般中亞研究者不同的地方。因為有更貼近的資源、信息和經驗，在探討中亞問題上，相對我也更容易獲得當地的認同。
    
    因為這種特殊的優勢，我不但幫助不少漢族商人成功地在中亞投資牽線搭橋，也還為中石油中石化等央企在當地拓展市場穿針引線，解決各種棘手的麻煩和問題。
    
    我深以為，中國在中亞如何施加影響，是一個遠未認真係統梳理總結的課題，中國在中亞應當有一番更有成效的積極作為。
    
    四、“維吾爾在線”是我個人創辦的網站，它的宗旨是，讓全國各族人民和世界了解新疆，了解維吾爾族，讓新疆各民族人民了解這個世界，促進族群之間的相互了解，促進對話。管理上，反對發布任何主張獨立、分裂及不負責任的煽動性言論，反對發布顛覆國家的言論。
    
    “維吾爾在線”的創辦，是因為我發現在網上和搜索引擎中，存在大量煽動仇恨和攻擊維吾爾族人的言論後，深感維吾爾族和漢族人互相隔膜太深，完全缺少溝通和對話平台。漢族和維吾爾族網民往往隻有各自隔空的發泄，卻沒有機會麵對麵交流討論，認真傾聽對方聲音的機會。
    
    此外，中國全社會議論維吾爾人的多，但對維吾爾社會擁有基本常識的人卻不多，對一個多民族國家來說，這是很不應該的情形，別人未做，我就當填補這項空白。
    
    在管理上，維吾爾在線反對發布任何主張獨立、分裂及不負責任的煽動性言論，反對發布顛覆國家的言論。但不禁止直陳新疆或其他地方社會時弊的文章，隻要其用意是好的，內容是真實的。
    
    盡管如我事先所料，有時候漢族“憤青”和維吾爾族“憤青”在論壇上爭論得不可開交，但我始終堅持認為，分歧與對立並不可怕，可怕的是隔絕交流的機會，隻要有交流，總會取得共識。事實上，盡管有過不少漢族網民也曾指責我言論過激或偏袒不公，但我還是贏得了他們當中不少人的尊重：我不讚同你的看法，但我理解你的動機和良好用心。
    
    “維吾爾在線”除了是一個交流的平台和意見的平台，它還是一個公益事業的平台。近些年來，被犯罪分子拐騙、綁架和誘惑的維吾爾兒童，在內地從事扒竊的社會問題日益嚴重，它不但對當地人的安全感構成威脅，也嚴重損及了維吾爾的整體民族形象。然而這個人所共知且成為日常關注度極高的社會問題，竟然因為敏感性，沒有一家媒體敢於披露，沒有一個組織和機構勇於係統性地解決這個問題。每個孩子都是國家的珍寶、社會的未來，無論他是何族群。
    
    為此，我在“維吾爾在線”搭建了一個救助維吾爾流浪兒童的平台，積極與各地民間反扒組織聯係，對流浪兒積極提供救助和法律援助。同時也促成《鳳凰周刊》公開報道此事，使得新疆政府開始有了將救助流浪兒納入議事日程的積極舉動。
    
    此外，我也將“維吾爾在線”作為一個影響和爭取維吾爾社會意見的工具。今天的維吾爾社會，除了官方正統刻板的輿論外，能直麵維吾爾社會麵臨的真實問題，同時又是一種理性的、溫和的、建設性的聲音，完全沒有，而海外卻從來不乏以煽動性言論“正視”社會問題的聲音。在新疆麵臨著民族矛盾激化危險、討論民族問題時觀點容易極端化的大環境下，用我們理性、健康的聲音與極端化的聲音爭奪觀念的市場，影響社會情緒向好的反向發展，是我認為最重要的任務和使命之一。
    
    因為“維吾爾在線”的獨立性以及維吾爾社會完全沒有類似的網站，它還是在不斷的爭議中讓越來越多的人認可了它的社會功能和效果，網站的知名度和影響力日漸增強。在創辦“維吾爾在線”的過程中，我承受了極大的壓力，網站一次次被強行關閉或遭到無端攻擊，我也經常因此被關心被談話。正是因為同類性質中唯一的網站，我堅信“維吾爾在線”這個網站的價值無可替代，我是在做一項正確的事業。
    
    結語
    
    作為一個維吾爾族知識分子，我天然對自己的民族心懷強烈的感情，尤其是曆史和環境的原因，她的落後，她的困苦，使我時刻無法心安。我對自己的國家，同樣心懷強烈的感情，尤其是當我遊曆了幾十個國家後，才更能體會，強烈的家國情懷早已溶入我的血液。無論是我的民族還是我的國家，她的痛苦她的榮耀，就是我的痛苦我的榮耀。
    
    今天的新疆，以及其他的地方，民族問題在特殊的時代成為前所未有的特殊考驗。無論是基於情感還是基於理性，我都很難接受其中的任何一部分被分離出去。在民族問題上，我不反對民族的自然融合，因為這是社會的自然規律，就曆史而言，漢族、維吾爾族都是多個民族源頭融合的產物，但我反對安排和設計出來的民族融合。本質上，以行政塑造的民族融合，是在以強力製造分裂，以寬容鼓勵的多元化，才是促成互相融合影響的紐帶。
    
    解決民族問題，隻能從探索民族自治之路的方向著眼，使中國成為一個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具有強大吸引力的國家。
    
    從今天中國的社會治理角度來說，多民族多元文化的現狀，增加了社會轉型時期問題和困難的複雜性，但從文化和創造力的角度來說，則對其中的任何一個民族來說，都是一筆無法估量的共同財富。無論是縱向看中國自身的曆史，還是橫向看今天的世界，越是有文化多元性和包容性的國家，就越有強大而豐富的創造力。
    
    而任何一種刻意強調其文化獨特性和優越性，而不斷對其固化統一或排他的觀念，都是封閉部落社會的思維，它必然導致被刻意強調和保護的文化的內在生命力的死亡。
    
    中國憲法中關於民族自治的規定，為多民族多元文化的並存和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框架，但在實踐層麵，還需要逐漸摸索探討，在法律法規上逐步落實。我們應當勇於借鑒國外各種成功經驗中的規律，總結出適合中國的辦法。
    
    我深信，隻要有麵對未來的智慧和胸襟，有直麵現實的勇氣，中國一定能探索出一條尊重中國曆史、符合中國國情、在國家的統一完整和民族自治之間取得一種理想平衡的民族自治的路徑。
    
    雖然，我已連續幾年受限不能到新疆，但我深信，我親眼見到中國最近幾十年來深刻而巨大的進步和變化不會就此止步，我深信我的努力和探索，會成為這個國家進步的一部分，我將以此為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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