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撼世界的六年”——學者以此形容那最終導致蘇聯劇變的戈爾巴喬夫改革(1985—1991)，它與當年約翰·裏德筆下的“十月革命”——“震撼世界的十天”同樣給後人留下了無盡的思考。R.沃爾克：《震撼世界的六年》，曼徹斯特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震撼”餘波中的頭腦往往難於冷靜，於是1991年後的幾年猶如1917年後的幾年一樣，價值判斷往往遮蔽了對曆史進程的理性觀察。如今“震撼世界的六年”之後又6年過去了，而“震撼世界的十天”已迎來了它的八旬之祭。從蘇俄之亡究及蘇俄之興，不能不對這個動蕩世紀中俄國人與全人類的命運，浩歎再三!
近年來俄國人對革命的反思與我國一樣出現了兩極化的趨勢：有人批評革命切斷了傳統，帶來了“西方理性的災難”，有人批評革命植根於傳統，造成了“東方專製的泛濫”；有人批評革命毀滅了凝聚著斯拉夫美德的俄國農民，有人卻認為革命是農民俄羅斯對現代化的反撲；有人認為革命可悲地摧毀了東正教，有人卻認為革命恢複了中世紀式的宗教專政；有人認為革命純屬“列寧的陰謀”、“布爾什維克的政變”，有人卻認為革命是曆史的必然——不是馬克思所講的“普遍規律”意義上的必然，而是文化決定論意義上的必然，或用別爾嘉耶夫的話說，是俄羅斯文化的“宿命”。H.A.別爾嘉耶夫：《俄國共產主義起源及其涵義》，莫斯科，1990年，第七章。
這些爭論當然都是用劇變前“體製外語言”進行的。而另一方麵在今日俄國左派(包括以戈爾巴喬夫、麥德維傑夫為代表的社會民主派)中仍然用“體製內語言”進行著蘇聯解體前已開始的討論：十月革命究竟是“早產的社會主義革命”還是“過激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在1997年3月於德國Elgerburg舉行的俄國革命國際學術會議上主要仍是這種討論。有人問：“怎麽能把消滅資本主義、消滅民主的革命叫做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為什麽不叫社會主義革命?”有人則認為：“如果是社會主義革命，那就無法理解為什麽社會主義領導人列寧、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等被毒死或槍殺，列寧的最後著作被隱瞞。”M.沃約科夫：《俄國革命的選擇：資產階級的二月和無產階級的十月》，國際十月革命研討會論文，1997年3月。
盡管立場觀點各異，有一點是各方都看到的，即革命前的俄國傳統和為改掉這一傳統而發動的改革與革命關係密切。早在蘇聯解體前最後一次重要的史學會議——1990年6月列寧格勒國際史學家圓桌會議——就以“改革還是革命?1861—1917年的俄國”為主題，蘇聯時期的“革命”派、改革後出現的改良派(稱讚1861與1906年改革)與國粹派(稱讚俄國舊傳統)的史學分野初見端倪。《改革還是革命?——俄國1861—1917年》國際史學家圓桌會議論文集，聖彼得堡，1992年。90年代討論在深化，其中尤以1993—1992年間俄國史學最高刊物《曆史問題》破天荒以連續6期刊出的A.A.伊斯肯德羅夫(該刊主編)《俄國的君主專製、改革與革命》長文引起的討論為重要。 A.A.伊斯肯德羅夫：《俄國君主專製、改革與革命》，見《曆史問題》1992年第1、6期，1993年第3、5、7期；1994年第1期，第101頁。在“革命”派退潮的形勢下，討論主要在“改良”派與“國粹”派之間進行。前者不僅否定1905、1917年的三次革命，連知識界自由派與沙皇政權中的立憲派也不看好，而大捧“鐵腕改革家”斯托雷平前引伊斯肯德羅夫文便是貶維特而揚斯托雷平的代表作。90年代俄國出版了多種斯托雷平傳記，其基調大率皆如此，參閱A.H.阿弗利霍：《П.A.斯托雷平和俄國改革的命運》，莫斯科1991年版。解散公社之功。後者相反，盛稱傳統公社的偉大活力，對它遭到破壞痛心疾首П.H.澤利亞諾夫：《1907—1914年歐俄農民公社》，莫斯科，1992年，第320頁。，在政治上這種觀點同樣既不認同革命也不認同自由派，甚至連斯托雷平也不看好，卻對極右保皇組織“黑幫”表示同情。C.A.斯傑潘諾夫：《1905—1914年的俄國黑幫》，莫斯科，1992年，第10、111頁。
然而，傳統、改革、革命三者果真是互相排它，彼此取代的選擇嗎?這個問題不僅對俄國史有意義，同樣麵臨這三者關係的中國又何嚐與此無涉?有人曾指出：19~20世紀之交的俄國是今天人們稱之為“發展中社會”的那類國家中的第一個，而且也是這種“特定的社會類型中產生危機與革命的頭一個國家”，“這就是為什麽俄國的實踐無論是好是壞，都是今日所謂第三世界國家永遠必須考慮的”。T.沙寧：《作為發展中社會的俄國》，倫敦，198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