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了一下曾山（曾慶紅老爸）的背景，震驚的發現我黨在抗戰中竟然...一直不理解老蔣的皖南事變，現在有點理解了。互通動向，交換物資？一聲歎息！
抗日戰爭期間，中共與日軍的聯繫由擔任新四軍組織部長的曾山負責。陳公博在獄中遺作《八年來的回憶》中寫道：“去年，即三十三年（1944年），...東條內閣末期，東京已有和共產黨妥協的動議，我們且接到日本參謀本部有派人赴延安商議的情報。在中國方麵，有許多當地的日本軍已實際和共產軍默契。”“例如蘇北清鄉計劃，日軍事前先期通知新四軍和八路軍。日軍和新四軍實行交換物資。”[2][3]延安日記的作者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從毛澤東的解釋中得知雙方早已建立聯繫。[4]文革時，曾山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務部部長，1967年10月，內務部「革命造反派聯合總部」由中共情報工作人員提供的材料知道曾山曾經和日本人有過接觸，認為曾山是日本特務、漢奸，曾山說是按照延安指示，造反派不信，為了執行周恩來保曾山的指示，由國務院內務辦公室聯絡員孫宇亭經由汪東興、謝富治批準，到中央檔案館查檔案，查到有關電報四份，包括曾山的報告，中共中央的正式批文，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康生都有親筆簽字，証實了新四軍與日軍接觸是中共中央的正式決定。
抗日戰爭期間，中共與日軍的聯繫由擔任新四軍組織部長的曾山負責。陳公博在獄中遺作《八年來的回憶》中寫道：“去年，即三十三年（1944年），...東條內閣末期，東京已有和共產黨妥協的動議，我們且接到日本參謀本部有派人赴延安商議的情報。在中國方麵，有許多當地的日本軍已實際和共產軍默契。”“例如蘇北清鄉計劃，日軍事前先期通知新四軍和八路軍。日軍和新四軍實行交換物資。”[2][3]延安日記的作者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從毛澤東的解釋中得知雙方早已建立聯繫。[4]文革時，曾山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務部部長，1967年10月，內務部「革命造反派聯合總部」由中共情報工作人員提供的材料知道曾山曾經和日本人有過接觸，認為曾山是日本特務、漢奸，曾山說是按照延安指示，造反派不信，為了執行周恩來保曾山的指示，由國務院內務辦公室聯絡員孫宇亭經由汪東興、謝富治批準，到中央檔案館查檔案，查到有關電報四份，包括曾山的報告，中共中央的正式批文，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康生都有親筆簽字，証實了新四軍與日軍接觸是中共中央的正式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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