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四期ipk論壇“甲午兩甲子與東北亞關係”懇談會上的發言 感謝馬立誠和陳劍兩位先生的邀請,來參加這個會議。我不是曆史學家,也不是國際關係學家,所以,關於甲午之戰以降的中國近現代史和圍繞中日韓關係所形成的東北亞關係,我沒有成熟和專業的觀點,下麵我僅就中日關係這個主題,談三點我以為是卑之無甚高論的看法。
第一點,曆史的理解中日關係。我覺得談中日關係以及近現代的東北亞關係,應該有一個曆史的維度,尤其是政製史的維度。我們知道,中日近現代進行了兩場戰爭,一場是甲午之戰,一場是20世紀的日本侵華戰爭,兩場戰爭曆經一個甲子,其背景是有所不同的,這個我們要有一個世界格局的大視野。
關於甲午之戰,從中國政製的角度來說,我們還沒有融到一個世界格局之中,我們還是天朝,麵對的是一個西方列強主導的世界格局,而日本由於成功地進行了明治維新和國家建設,已經添列為世界格局中的一員。所以,這是一個政製上不對等的國家之間的戰爭,一個是傳統王朝體製,一個是民族國家體製,所以結局是具有某種必然性的,因此,中國在戰爭失敗之後,促使中國朝野開始了變法圖強,由此拉開了曆經一個世紀的古今之變的這樣一個社會形態的大轉型。
但是到了20世紀上半葉的中日戰爭,中國的抗戰建國以及延伸到後來的朝鮮戰爭,我們看到,其背景是大不相同的,當時的中國,無論是國民黨的中國還是共產黨的中國,雖然國家能力方麵還很孱弱,但已經是一個現代國家,這場戰爭是兩個民族國家之間的戰爭。最後的結果是,中國融進去世界格局,成為聯合國的常任理事國,而東北亞關係基於二戰後的雅爾塔體係,雖然此後形成了冷戰格局,中國被裹挾到這個冷戰格局中,但就今天來看,中日關係以及東北亞諸國之關係,仍然是在雅爾塔這樣一個大的框架下。所以,正視雅爾塔格局,建設我們的國家體製(成為一個優良政體),仍然是今天我們的課題。
第二點,審慎、理性、成熟地看待中日關係。基於上述的曆史認識,我覺得談中日關係,應該擺脫狹義的偏見,甚至放下我們百年發酵的民族悲情,理性、客觀、成熟地審視中日關係。在此,我簡單地提出三個方麵的看法。
首先,有一個值得我們思想界、理論界反思的一個問題,就是我們如何認識日本,如何學習日本?就像剛才雷頤還有諸位先生已經談到了,看上去中國人對日本都很熟悉,但實際上,關於日本我們所知甚少,我們的朝野或者精英群體,並沒有形成一個理性的、清醒的、全麵的認識。我在來開會之前,上午還讀到榮劍先生的一篇論文:“中日關係三論”,寫的非常好,他也談到這一點,日本有很多值得我們學習的東西,我們並沒有真正認識到。
我們知道,中國和日本,都有古典時代和舊製度,可以說,日本和中國在鴉片戰爭前後,一直到二戰,都麵臨著一個古今變革,從舊的封建秩序、王朝秩序到一個現代社會、現代政治、現代國家的轉型。縱觀政製史,我們看到,日本在一百來年,雖然也是曆經劫難,但時至今天,已經較好地完成了這樣一個古今變革,即建設成為一個憲政民主法治的現代國家。但是,我們中國一百多年了,從甲午戰爭到現在兩個甲子過去了,我們的政製體製之古今之變到現在還沒完成,還處在一個深水區。在這點上難道不值得我們向日本好好學習嗎?日本從明治維新一直到二戰之後到現在,它的政製構建、法治國家和經濟發展,值得我們好好學習,好好借鑒。放眼東北亞乃至整個亞洲,日本是一個最成功的的現代國家,秉有現代國家所具備的自由市場經濟秩序、法治憲政和民主製度以及個人自由和強大的國家能力。這些製度上的巨大成功,值得我們深入學習。向日本學習,不是一個單純的文化問題,在我看來,根本性的是一個製度建設問題,這一點對我們尤其重要,因為他們很好地處理了古今之變。
其次,我們看到,日本不僅僅是一個政治、經濟上的硬國家,更為值得我們正視和學習的是,它是一個文明國家,他們不僅完成了政治立國,還完成了文明立國。關於日本社會的文明程度、關於他們的社會與國民的文明程度,關於日本精神的弘揚,關於法治、民情和禮儀製度,等等,關於日本人的責任心、權利意識和仁愛精神,等等,這些關涉文明的豐富內容,我在此無需多說,至少誰都不會否認,日本是一個融匯了古典傳統與現代價值的文明程度非常高的國家與社會。相比之下,我們中國雖然有是洋洋之禮儀之邦,有三千年古典美儀之傳統,但時下卻是道德淪喪,政治敗壞,所謂文明國家降到了曆史的最低點,故有此一問:時下的中國能說是一個涵容古典文明並擁有現代文明的國家以及國民和社會嗎?我覺得在這點上也值得我們好好向日本學習。
再次,關於曆史的教訓。我們知道,日本在現代國家與社會的構建中,曾經走過一段彎路,需要好好反省在一百多年的重大曆史教訓,就是軍國主義以及為亞洲乃至給日本自身帶來的災難。這個反省,其實對於我們中國也是有所裨益的,今天中國,從經濟上看,似乎一時強大了,就像日本曾經有過的那樣,但是這個多少有些虛誇的強大,也為我們的領導人和民眾,埋下了可能醞釀出苦果的種子。看,當今的中國,好大喜功、自認為是,以為有錢啦就有底氣和資本了,虛驕的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國家主義、黨國主義盛行。我以為這是很危險的,值得我們高度警惕,其實,百年日本成和敗的教訓,俱都在此。
第三點,國家間關係的常識理性。雖然我不是搞國際關係研究的,但政治學的常識還是有的,我想談一下國家之間關係的常識理性。就國際關係層麵,我們和日本一百多年糾結很多,應該看到,國與國之間確實有競爭,有國家利益衝突,有國際關係上的紛爭。我覺得在這點上,要從一個大的背景來看,要有一個較為長期的視野。說到國家之間的關係,有合作也有競爭,在合作中競爭,在競爭中合作,這是常態,也是理性的態度。
說到競爭,我認為最根本性的最終是一種製度上的競爭,是一個有關製度優越與否的競爭。現在大家不太談製度,光談經濟、軍事等所謂硬指標,諸如國家的GDP,或航母、高科技、先進飛機什麽的,這些都是屬於器物層麵的,我們與日本相比,如何如何。關於製度層麵的卻很少有人談,我要問的是,中國和日本的製度相比,你有競爭力嗎?在關涉一個現代國家的政製、法治和憲製以及國家能力、公民認同、經濟活力等至關重要的方麵,即我們的製度,包括政治製度、法律製度、經濟製度等方麵,與日本相比具有競爭性嗎?我認為,製度的競爭比經濟、軍事、科技方麵的競爭更重要,因為製度是發動機,是一個現代國家賴以存續的根本,所以,李鴻章早就說過,製度不如人,其他就免談吧。
關於國家之間的競爭,除了製度之外,還有文明。中國和日本在曆史傳統中,都屬於秉有文明的國家。但是,日本完成了現代國家的轉型,其文明國家具有深厚的現代文明的價值與意蘊,已經融進整個世界的大格局之中,並抱有自己的文明屬性。但是我們中國呢?說到文明,我們隻能追溯古典,至於現代文明,我們不是沒有,但是由於錯誤地選擇了一條激進主義革命的道路,這種共產主義加上毛澤東思想的文革道路,已經失去了凝聚人民認同的文明力量和文明價值之底蘊。所以,中國目前麵臨的還有一個文明立國的問題。對於現代的中國人來說,我們要追問這樣一個問題,作為現代國家的中國,其文明的根基是什麽?這個文明是否優越,是否能夠與世界潮流和古典傳統融匯在一起呢?我認為這個文明國家的問題,是比製度更深刻的另外一個東西。文明的競爭,中國你有沒有?我們現在談中日關係,不僅要考慮經濟、軍事、科技等器物層麵的問題,而且更要考慮製度的競爭,文明的競爭。中日關係,經濟、軍事、科技固然很重要,但它們不是根本性的,最根本的是製度和文明。對此,我希望我們的領導者應該有一個清醒的認識,不要自認為是,不了解孫中山所謂的浩浩蕩蕩之世界大勢。
就上述三個方麵,我覺得思考中日關係,應該要有曆史眼光,要基於理性,要有製度與文明視野。現在,民粹主義和國家主義甚囂塵上,搞亂了很多問題,很能迷惑人。但知識分子要敢於擺脫狹隘的甚至滔滔的民情之偏見,獨立、理性的思考,對此我很讚同馬立誠先生的觀點,他立足於中日友好、和平相處的視野,研究和對待中日關係,很多看法值得人們好好思考。至於政治家們,我覺得更要在政治上成熟,要審慎地處理中日關係,要有大格局,不要被狹隘的百年悲情和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所裹挾,而要秉有清明的政治智慧。利用外交來解決內政問題,實際上是很愚蠢的,中外曆史上這方麵的教訓很多很多。其實道理是很簡單的,國與國之間的關係,為了什麽?落實到最後,不外乎最後是人民的幸福、和平和有尊嚴的生活,我覺得這是最常識的理性。不單是中日關係,中美關係,中國和世界的關係,我覺得也是這樣一個基本的道理,個人的生命、幸福、自由是最主要的,國家之間的關係,最終還是要回歸到每個人的生活價值層麵上予以考慮。這才叫真正的“為人民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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