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本文為丁學良教授與幾位年輕中國知識分子（既有本土畢業的，也包括海外歸來的）所作的小型座談實錄，試圖分析中國乃至世界觀察家們對中國走向的最大疑點和焦點之一：最高層的權力集中可能帶來怎樣的好處和風險。
中 國的高層權力集中，首先是“兩個一”原則，就是“一黨製”：中共一黨領導，加“一會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掌控權力。由此很可能順勢出現“一人製”： 權力再集中到一人手裏。客觀地說，這樣的“三一原則”在特殊時期有其合理性乃至必要性，但不能將其無條件地延伸下去和固態化。
毛、鄧後多年中國政治中無人擁有一票否決權
問：您曾經在FT中文網的一篇文章裏邊提到過一個概念，叫做“鄧小平模式”。
答： “鄧小平模式”這個表述，我估計是編輯最終概括加上去的，因為此前我已經講過很多次“中國模式”，也許他有這個印象，我怕誤解，解釋說：我要講的是當年鄧 小平處理、經管、安排中國最高政治權力轉換的方式，英文很容易講，就是“power transition（權力轉移）”，“The Deng Xiaoping-mode of power transition”。可是在中文裏，這類概念都沒有得到很普遍地清點和梳理，當然也因為在國內不許公開討論這個問題。用中文講這類概念很難，所以編輯 參考我講過的“中國模式”，套用成了“鄧小平模式”。
其實我講的，是鄧小平的那種處理和安排中國最高權力轉移的一套方式和 風格。當然有一些權力交接的具體細節也不好細講，如：某某人（李鵬，編者注）當時為何被提拔到那個位置上，這個問題牽扯到海內外出版的回憶錄的發行區別。 而據我所知，導致一些人被提拔到高位，是非常巧合的原因促成的，如果給鄧小平第二次機會選擇的話，也許他的選擇會不同。
問：姑且我們還用“鄧小平模式”吧？
答：可以用“鄧小平方式”，更貼切些。
問：好， 我們帶來的一個普遍關心的問題是，能不能說今天中國的政治體製是“鄧小平方式”的一個發展和延續？但顯然，目前這個模式本身已經遭遇或者說正在遭遇種種挑 戰，比如，最高領導人（您所謂的“單個決策者”或其同義詞“獨裁者”）本身權威的遞減，特別是在上一屆最高層執政期間。當然，對於這種現狀，國內的某些理 論工作者（如清華大學教授胡鞍鋼）提出了“集體總統製”。
答：“集體總統製”這個概 念，如果純粹從字麵上來看，實際上來自後斯大林時代的蘇聯共產黨中央。斯大林去世之後，因為斯大林這個大獨裁者（就是“單個決策者”）帶來的嚴重後果—— 其實在他活著的時候這種負麵效應就開始顯現——在他死後，蘇共中央大多數成員對獨裁的認識就更加清楚了。
於是，為了避免再 出現斯大林這樣的大獨裁者，蘇共最高領導層組成了一個“主席團”（“主席”的複數——Praesidium）。我認為，這個“主席團”就是“集體總統 製”。那時通常都用“總書記”這個稱謂，因為斯大林曾經擔任過總書記。總書記的英文表述是Secretary in General，而general是來自部隊的，因為將軍就是general（三星上將），是要管一切方麵的。
所以，斯大 林之後，蘇聯共產黨的高層領導都不願意用“總書記”製度了，怕人們再回想起斯大林那樣的獨裁者。於當時蘇聯的政治狀況而言，蘇聯人人都怕，所有的老同誌們 都怕自己會成為大獨裁者的犧牲品。因為他們目睹過太多的人成為犧牲品，於是“總書記”的頭銜被換成“第一書記”。“主席團”裏的所有人都是書記，但沒有一 個人是“總負責”的，隻不過你第一、他第二、他第三，主要是強調這是集體領導製。
我不知道清華大學的教授（胡鞍鋼）有沒有 研究過這段曆史，但這個概念隻不過是後斯大林時代，蘇聯改變大獨裁者統治的一種集體負責任製和集體決策機製。這一機製一直維係到什麽時候才受到嚴重衝擊 呢？赫魯曉夫下台。赫魯曉夫本人晚年已經在不斷地衝擊集體決策製度，勃列日涅夫等幾個人合夥將他趕下台。等到勃列日涅夫晚年時，人們發現又出現了類似的現 象。
這就是在政治學上反複出現的一個現象——在一個非民選、非法治的環境裏，即沒有法定的、公平正常的選舉製度之下，所謂的集體領導製不是一個穩定的領導機製，因為它的整個決策基礎不是法治的，而是隨人、隨意的。
而要長期地、一代一代地延續集體決策製度（這裏是指最高層次的決策製度），必須有基本的法治，這就要求人們按照規章製度辦事，而不是按照人治辦事。
從 這一意義上來講，中國在毛澤東和鄧小平之後才可能出現集體領導製的情況。因為沒有一個人具有像毛和鄧那樣的一票否決權，他們兩個人的職位名稱雖不一樣，鄧 小平甚至從來沒當過名義上的一把手（這一點很不容易，太難做到了），但是他是可以做到一票否決的。這種一票否決製在政治學上就是“One-person Rule”，有人翻譯成“元首製”，也有人翻譯成“獨裁製”，有人翻譯成“一言堂”，講的是同一個道理，就是一票否決製。
鄧小平以後的中國政治領導人，都覺得自己的同輩裏沒有一個人具有鄧當年的權威和經驗。因為同輩的人會覺得，這些人都是鄧小平安排下來的，他們也沒有像毛和鄧一樣打過大仗，經過大險，立過大功，所以沒人有能力回到毛、鄧那樣“一個人說了算”的局麵。
為 什麽這麽說？毛澤東晚年造成那樣的局麵，就是因為他在幾次重大危機時，能夠同黨內其他領導人反目，堅持自己的做法，且不管這個過程中付出了多少代價，後來 發現這種做法還真的解決了問題。所以1949年以後黨內的人就認為，在1949年以前毛的那些做法既然能夠使共產黨掌握政權，1949年以後管理天下的事 也需要有一票否決製。共產黨的一把手到後來為什麽叫“主席”？“主席”的意思就是一票否決。這段曆史我很清楚的原因在於，我在海外教書的內容中涉及到20 世紀裏最偉大的幾個革命性專製製度。要知道，大的革命者經常要在極其危險或者不確定的情況下，做出非常困難的決策，如果按照程序慢慢討論，敵人已經把這些 革命者抓起來，殺掉了。
所以，革命尤其是暴力革命的結果，一定是導致專製的，Revolutionary Dictatorship又叫革命獨裁製、革命專製，沒有例外。
胡錦濤裸退具有巨大的政治意義和道德價值
等 到鄧小平之後，這類情況就很難出現了。在江澤民當政的最後兩年，他的同誌們都很擔憂，江澤民不辭掉軍委主席這個位置，胡錦濤就隻有黨的主席頭銜，沒有中央 軍委主席的頭銜，發生了很多內部權力上的不協調。最終在各個層次上都引起了很大的矛盾，最後眾人出於公心，將江助推下來。
今天很多人都在批評胡錦濤沒有作為，有點太苛刻。
我 多次提到，不管胡錦濤執政的十年他做得怎樣，但他在十年執政到期後，退得幹幹淨淨，這一點就足以給他本人贏得很高的評價。試想，如果他要延續江澤民的做 法，拖延兩年交軍委主席的權，也是可以做的。因為有先例，並不是他創造了拖延兩年的體製。如果他這麽做，對最高權力的交接具有極其巨大的負麵政治意義。如 果沒有他的一退到底，我們不能想象在過去的一年多時間裏，習近平這一屆能夠做這麽多事——習近平敢做、能做這麽多得罪人的事情嗎？他如果不是中央軍委主 席，能夠觸及周永康、徐才厚嗎？這麽一講，道理就清楚了。
那麽一票否決製什麽時候會在中國出現呢？
我堅持這樣的觀點：這一屆或者下一屆的最高負責人，在遇到極其重大的新情況、特別是極其重大的新挑戰或重大危機時，他能夠用自己的新辦法，基本上把問題解決，穩住大局。這時候他才有可能朝一票否決製發展。
舉例來說，如果中國跟日本翻臉，最高領導人在釣魚島問題上，不管采取什麽辦法，用武或用智，狠狠打擊了日本，讓中國基本上贏得勝利之後，最高領導人就有可能建立一票否決製。否則會有人問：為何你一個人的票比其他幾個人的票都更管用？
必須是在遇到重大危機、重大挑戰、或者重大難題時，領導人能用自己的方式解決，這是一個必須要經曆的關卡。鄧小平如果沒有在毛澤東晚年時，敢於和“四人幫”對抗，哪怕鄧當時已經有很多的功勞，也不至於成為毛以後的一票否決製的拍板人。
中國要提防範無條件地搞權力集中
問：但中國自新一屆政府上台以來，這種情況又貌似在發生著某種變化。新的領導人在軍事、反腐和經濟等多個領域裏，遠比他的上一屆強勢，於此，有學者提出，現在的改革是新權威主義的升級版（2.0版），並且對此寄予厚望，不知您作何評估？
答：對這一事態至少要一分為二地來看，當然你也可以一分為三或一分為四、一分為五，但至少要一分為二。
一 方麵，無論是基於國際上還是國內很多人的觀察和分析，中國過去十多年來，很多應該正麵對付的問題都沒有正麵解決，很多不應該再拖下去的問題也都拖得越來越 嚴重了，還有很多問題在繼續惡化，比如腐敗問題、環境問題、經濟領域裏的有些問題也是如此。在這種情況下，要集中權力把過去拖了很多年、仍在繼續惡化的問 題正麵應對。哪怕並不是一舉可以解決，但至少要正麵應對，將政治資源、政治權威相對集中一下，確實具有合理之處。
但是在講這句話時，我也要強調，相對的、適當的、不過度的權力集中，是為了應對最糟糕的問題，而不是為了其他的目標。而且必須要知道，權力集中本身有自己內在的缺陷，一定要有持續的警惕性。
如果不知道權力的集中有內在的、致命的、可怕的可能性，就不會對集中權力之使用有所警惕，尤其是在中國這樣一個兩千年來沒有什麽像樣的民主法製的政治傳統的國家裏。
另 一方麵，1949年以後，中國的政治體製大部分時候都是中央集權，而非分權，再加上中國改革開放以來，雖然在其他領域裏有重大變化和改進，但是在政治權力 方麵的改進相對較少，加上權力集中的上述局限性，對權力集中就必須要防範，沒有分寸地集中就可能出大問題——包括毛澤東晚年的問題、鄧小平晚年在1989 年政治風波中的決定。
我一些朋友的父輩在當時都是中國的高級官員。他們說，自己的父輩們並不讚同鄧小平1989年那麽做，但無奈鄧有一票否決權。所以可以看出，在非常危機和關鍵時刻，鄧小平對正規的決策機製並不是很在乎，並用一票否決權實施過一兩次大的違規作業。
對 於今天的最高層領導，一方麵我們要理解他為什麽要兼任那麽多領導小組的組長——原因在於實在是處處問題積重難返，不得不把手術刀統統拿在自己手裏，要處處 開刀動大手術。另一方麵，我們也要提醒最高層：要在還不算太晚之前，切實改一改中國的高層決策體製。至少要學一學1978年到1985年間的鄧小平，去推 動決策權的下放和分層分享，自己在最高層隻做關係中國長期良性發展必須做的那類政治改良——越改越良。
曆史一再告誡我們，最偉大的政治家不是那種擔任“量體裁衣”式（即所有重要的規章製度都是為本人定製）的權力掌控者的人，而是那種為最高權力的行使設定適度的界限、且被後代依樣貫徹為國民造福的人。而這樣的大師級的政治家，中國曆史上太少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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