醜牛:過了小崗是南街
前幾天，新華社發了《中國最後一個人民公社——周莊》的報道，一時引起社會廣泛的猜測：這時候報道人民公社有何意義?
也就在前不久，《楚天都市報》上發了一個預告：本報將與官橋八組合辦《官橋讀本》專刊，每月一期。官橋八組是嘉魚縣農村的一個村民小組，五十多戶人家，有何能耐，敢和列入世界五百強的報業集團合辦刊物。這真是破天荒的事。你可別小看了這小山村，它現在對外的稱呼可牛，叫“田野集團”。這田野集團可不是吹的，它擁有幾十億的資產，在村子裏辦了一個博士後基地，辦了一個科技產業園，還向武漢市投資，辦了一所“東湖大學”。你說這牛不牛?這牛氣是如何衝天的，官橋人都說，是集體經濟，人民公社體製。
也在最近，華中科技大學舉辦了一次“中國土地製度演變第一次國際研討會”。在會上，“人民公社化運動”自然成為議論的中心，人民公社體製下“餓死三千萬”的話題，成為爭論的聚焦點。正、反雙方同聚一堂，麵對麵地唇槍舌劍，這還是第一次。爭議的結果，揭穿了“餓死三千萬”是一個大謊言。射向人民公社的一支大毒箭，正式拔除。有幾位參加會議的中外學者，來我家做客。他們認為，這隻是一個開端，潑向人民公社的汙泥濁水，將一一被清洗。
對人民公社運動的回顧與思考，是與“大包幹”的推出，相伴而行。“大包幹”所遇到的挫折越大，對人民公社的期盼也就越深。
最有代表性的事件是，實行“大包幹”的起源村——小崗村，在2004年-2005年間三訪建設共產主義社區的南街村。因為小崗村推行大包幹的結果是：“一年跨過溫飽線，二十年難越富裕坎”，而南街人早就過上了“從搖籃到墳墓”都由集體承擔的政策，人人都過著無憂無慮的生活，每年來南街參觀“共產主義”新村的中外遊客幾十萬，聞名海內外。
這一曆史事件，在新華社的《每日電訊報》上登了一版，通欄的大標題：
《小崗村：土地又合起來，發展集體經濟》
為了提醒讀者，這一事件的曆史意義，編者加上了一道眉題：
《中國農村改革“領頭羊”，再提發展新路》
很顯然，這一“新路”，正是告別“大包幹”之路，再走人民公社之路。
這惹起了一些上層官員的惱怒，由中國科學院的農村發展研究專家黨國英先生出麵，大罵小崗人是“犯了迷糊”，警告他們走集體化道路是要餓死人的，引導他們隻有美式家庭農場才是唯一的出路。
為了消滅邪惡的共產主義社區南街村，2008年由南方報係聯合港台媒體對他們素不搭杠的遠在千裏外的中原小村，發動了一次突然襲擊，對南街萬炮齊轟，說南街村並不是集體所有製，是資本主義的股份製，南街黨委的一班人就是大老板。在內地，這樣鋪天蓋地地輿論攻擊任何官員明星大腕是受不了的，可南街人一笑置之。有位在武漢搞營銷的南街人對我說：“盡管狗在叫，駱駝隊卻繼續前進。”偌大的南方報係，赫赫有名的鳳凰衛視，在一個小村麵前討了一個大沒趣。
從那以後，旁敲側擊宣傳人民公社的報道，在主流媒體上頻頻出現。去年春節，《楚天都市報》連續登出了“十大明星村怎樣過春節”。這十大明星村，除小崗村是因為“大包幹天下第一村”出名外，有八個村是以發展集體經濟而出名。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八大村的春節都過得紅紅火火，唯獨“天下第一”的小崗村，仍然是“沒有越過富裕坎”。這小崗村是幾份中央一號文件推崇的，而人民公社體製一直是被批判的。
我就寫了一篇網文——《三十年十五份中央一號文件抵不住人民公社好》。寫這篇文章時，我就提心吊膽，擬了這樣一個題目，更讓我心驚膽戰，劃了又寫，寫了又劃。最後把心一橫，這是事實，曆史的事實，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
果然，網文發表後，一位宣傳戰線的老友就“登門拜訪”。他直截了當地說：“人民公社餓死人，大包幹讓人吃飽飯，你能顛倒嗎?”我說，不是我顛倒，是曆史在顛倒，你怎麽解釋“天下第一”的小崗村，為何三訪南街村呢?
我們就圍繞中央一號文件展開了辯論。
三十年來發了十五份中央一號文件，分為三個曆史階段。
80年代初至上世紀未，發出的一號文件是推行和鞏固“大包幹”的，叫“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30年不變”。在最初，“大包幹”幾乎是一統天下，但隨即就出現了堅持或恢複集體經濟的村子。全國大約有7000多，這當然是極少數，但這個極少數卻出類拔萃地大發展，這個大多數卻裹足徘徊。到世紀未，一位叫李昌平的鄉黨委書記，寫了一本書——《我向總理說實話——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這一下，把“一包就靈”的蓋子揭開了。“三農”這個詞就流傳開來，黨也接受了這個現實，把解決“三農”問題，列為黨的工作的重中之重。而在這期間，形成鮮明對照的是，那七千個占極少數的堅持集體經濟的村莊，卻高歌猛進，大多進入富裕的行列。
為解決“三農”問題，到新世紀初，中央一號文件的內容就轉向“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
社會主義新農村如何構建呢?它解決“三農”問題麽?世界頂尖級的農業經濟學家，後來當了世界銀行副行長的林毅夫先生的意見，得到了采納。他說，構建社會主義新農村，應從加強基礎設施入手。如是，各地就搞村容村貌，綠化，香化，美化，道路硬化，房屋徽化，垃圾分類化，廁所公共化，牛欄豬圈集中化，國家還拔了專款，給每個村蓋了一座標準的辦公樓。這好的事，卻得不到群眾的支持和擁護，大多數的人掏不出錢來，有錢的卻不願出錢辦公益的事。一戶一戶搞生產，建公共廁所是衛生，但我家的菜地的肥料從哪裏來?豬圈集中也衛生，我家喂豬每趟跑半裏路，晚上還提心吊膽怕人偷。村民不積極，隻好公家辦。可公家荷包裏也沒錢，怎麽辦?砌一道花圍牆遮醜吧。
在集體經濟的村莊，新農村早就辦好了，洪湖市郊區的洪林村，蓋起了一座紡織城，建起了比市區還寬闊的大道，修起了古色古香的度假村……。有些大幹部來洪湖視察，就安排到清靜、雅致的度假村休息，市裏一些機關開會，都想借洪林村的村民俱樂部的小禮堂——這裏安靜，舒適，多功能。全國人大代表，洪林村的黨委書記葉昌保，在全國人大會上，就新農村建設，講過一句簡單扼要的話：你村長手裏沒掌握本錢，村民又各顧各，怎麽建設新農村啊?
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磨磨蹭蹭了十來年，改變不了凋蔽的農村，改變不了農民家庭的空心化，也改變不了環境的惡化。到了新世紀第一個十年末，中央一號文件就轉到“著力構建集約化、組織化、社會化相結合的新型農業經濟體係”上來，這就表明“大包幹”的“家庭聯產承包製”的“三十年不動搖，永遠不動搖”的許諾要動搖了。土地要集中，土地要流轉的話語，在中央文件裏，在中央領導人的講話中頻頻出現。到了近年，城鎮化，作為改革開放新的經濟增長點提出來了。
誰來主導城鎮化?土地怎樣流轉?一時，引來了一片大混亂，官僚、資本張開了血盆大口，對農民土地的大掠奪，農民進行了大抗爭。廣東烏坎村兩萬農民行動起來，攆走了村兩委，喊出的口號就是“還我土地”;鄧州市三農民(其中有兩位農婦)“廢除”了市政府，“自組”新“政府”，就是為了捍衛農民的土地權益。
再來看看那些實現集體經濟的村莊，那裏的農業早就集約化了，規模化了，機械化了，那裏的農村，早就城鎮化了，現代化了。不存在土地流轉的困擾，不存在官僚、資本的“圈地”，更不會有農民的大規模抗爭。
為什麽我們一切要以資本來主導?
為什麽農民不能自己解放自己?
組織起來，向生產的深度和廣度進軍，不行嗎?
組織起來，建設起自己的美好家園，不行嗎?
周家莊、華西、南街、劉莊、洪林、官橋八組……都擺在那裏，看不見嗎?摸不著嗎?
一定要資本主義來“挽救”社會主義嗎?
三十多年來，我們黨的一些領導同誌是揚小崗，抑南街的。
曆屆中央領導人在任上時都曾到小崗去視察，鼓勁。
曆屆中央領導人在任上時都不曾去南街走一走，看一看。
僅有一次難得的機遇：
那是1998年6月5日，總書記在離南街不遠的新密縣視察，召開了一次“農村工作和精神文明座談會”，召南街的黨委書記向總書記匯報十分鍾。王宏斌趁此難得機會，向總書記講了當時全黨進行的“三講”學習。其中有一段話，很有意思，摘錄如下：
我們認為，要講好政治，必須給講政治提供一個良好的經濟環境，這個經濟環境不純粹是經濟實力問題，而是經濟結構的問題。私營企業它就無法講政治，它講政治員工們接受不了，因為它講咱共產黨的政治，對發展私有製經濟這個經濟結構是水火不相容的，因此，在私有製企業它就講不了政治，也講不成政治，它隻有講資產階級的政治，我們共產黨人不講資產階級政治，隻講無產階級政治，必須發展公有製，不發展公有製經濟，你講共產黨的政治那是講不通的，群眾是接受不了的。
這段話肯定不合乎“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但它卻合乎一個原理：政治和經濟的統一。
有人為什麽不喜歡人民公社卻喜歡大包幹?
有人為什麽不喜歡南街卻喜歡小崗?
三十年十五份中央一號文件(今年又多了一份)抵不上人民公社好，這已經是曆史的事實，但人們不會都承認這一曆史事實。
過了小崗是南街嗎?不一定，要看——
是東風壓倒西風，還是西風壓倒東風。
老兵醜牛
武漢·東湖澤畔
2014年7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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