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56年10月下旬，領導派我和另一名同誌下基層檢查工作。當時我從軍隊轉業地方已經二年，工作單位在湖北省江陵縣。
和我同行的名叫熊克武，比我大幾歲，約二十七八。湖北當地人。
我們去的單位在長江南岸的彌市鎮，小鎮坐落在長江支流虎渡河畔。
一天晚飯後，我二人到河邊散步，信步走在河灘的細沙上，頭頂秋日晴空、望著漸下的豔紅夕陽，兩岸恬靜的田園農舍，呼吸著暑氣已退的清新空氣，真是心曠神怡，邊走邊嘮，天南地北。
“解放”初期的湖北農村，比較閉塞。當地人對我這個外來的東北漢一切都好奇，有些人時常問我：東北人是不是一生隻洗三次澡？那裏的人們傳說東北人一生隻有出生、結婚、死亡各洗一次澡。還問我：臘月小年是陰曆二十三還是二十四？湖北當地小年是在陰曆二十四，東北是二十三日。等等，問個沒了。
嘮著嘮著，熊克武忽然問：“聽說1945年蘇聯紅軍在東北有強奸婦女、搶劫財物的行為，是真的嗎？”我脫口而出：“有啊！”
1945年我十四歲，當年秋天蘇聯紅軍進入沈陽。我家住在沈陽方城大南門外、大南街中段藥王廟附近，距張作霖大帥府二裏多地。沿大南街有許多商鋪，日本投降後，這裏一時湧出很多遊商攤販。大約8月末、9月初，我們這裏就出現了滿街的蘇聯紅軍。
9月，就在我家附近的大南街上我目睹一個蘇聯紅軍搶冥幣。當時情景是：那年9月2日是農曆七月十五，佛教的“盂蘭盆節”，民間叫“鬼節”。這天佛廟要舉行儀式，焚香禮拜，超度眾生；民間百姓也家家燒冥幣遙祭亡靈。接下來１０月１日是農曆中秋節，也有祭祀先人的。所以這期間滿街到處有售賣冥品冥幣的。
這天，從大南門方向走來一個蘇聯兵，走到咱家附近的一個售賣冥品的小攤前，看見花花綠綠的冥幣，以為是能流通的貨幣，上前搶了一捆就走，來到另一個售賣食品的小攤前拿了食品扔下幾張冥幣就要走。小販不幹，比比劃劃拒收。這個蘇聯兵眼睛一瞪，掄起轉盤槍逼著小販，嚇得小販再不敢吱聲。許多中國老百姓背後咒罵、當笑話。
有的還從倉庫裏偷盜出各種物資叫賣，或跟中國老百姓換物。
一個蘇聯兵弄來一瓶海洛因，站在大南門附近要跟中國人交換貴重物品。有一個吸毒老頭，拿了一塊銀殼懷表去換。那個蘇聯兵接過懷表揣起來，卻不肯給海洛因。這老頭不幹，他就端起轉盤槍，嚇得老頭隻得認倒黴。
最招老百姓痛恨的是強奸婦女。一天，咱院大人們傳說大東門附近一女子被從電車上拽走，又某處婦女被強奸，等等。我雖然沒親見，但滿城驚慌，我們大院的各家婦女都不敢出門，互相轉告往臉上抹鍋底灰。
除了一些士兵單獨或結夥施暴，當時蘇軍還有組織地拆卸日本遺留下來的工廠的機器設備，我們沈陽東關的兵工廠、飛機製造廠、鐵西區的重工業廠等等，日以繼夜地把機器拆下來，裝火車運往蘇聯國去。這些事，我們沈陽的老百姓都氣憤，說：“老毛子簡直就是紅胡子。”
後來，蘇聯部隊上級開始管束，單獨士兵的暴行才逐漸穩定。不過拆運機器設備的活動還繼續了一段時間。
這些事，經熊克武一問，我就回想起來，大概地對他講了。講過之後我也就把此事拋在腦後。
誰知第二年興起反右派運動，毛澤東發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列出識別香花與毒草的六條標準，其中第六條寫明：“有利於社會主義的國際團結和全世界愛好和平人民的國際團結，而不是有損於這些團結。”
那位熊克武為了表現積極，寫大字報揭發我那次對他講蘇聯紅軍惡行的事。這就成為我右派罪狀之一。其他還有“攻擊糧食統購統銷政策”、“醜化老幹部”兩條。
說我“誣蔑蘇聯紅軍”，我總也想不通。一是二人閑聊，而且是他發問，而非我主動散布，二是我所說都是事實，而非捏造。壞事不許說，說了事實就算誣蔑，豈有此理？
（二）
二十二年後，我右派改正、走出監獄、回歸社會、接觸了一些朋友，才發現：為了蘇聯紅軍在東北暴行這件事，還有很多蒙冤者。
一位姓欒，原是沈陽市政府車隊的小車司機，鳴放期間他說了蘇聯紅軍暴行，被打成壞分子，投入勞動教養數年。
一位陳樹祥，沈陽市無線電機械廠技術員，當年21歲。鳴放初期他一直沒發言，後來因為本單位一位同事講了蘇聯紅軍搶劫和強奸婦女的事，批判者說他“破壞社會主義國際團結”，主持人詭辯說那些犯下暴行的分子是十月革命俘虜過來的白匪兵。而Chen認為這是強詞奪理，忍不住打抱不平，反駁主持人。
他對筆者說：“1945年我家住在南塔村，此村距離大南門約5華裏，當年是個城郊村。1945年10月間，南塔村闖進來一名騎著洋馬的蘇聯紅軍，他挨戶踅摸，最後闖進王升老兩口的家，要強奸女主人。王升保護妻子，這個俄國毛子就操起一個大洋酒瓶子把老頭打死，繼而侮辱老太太。老太太嘰哇喊叫，驚動了四鄰。村裏有一家姓蔡，有九弟兄。大家聞聲扒窗戶往裏看，見鬼子正在幹壞事，蔡家兄弟就破門衝入，一頓棍棒把作惡的鬼子打死，解救了老太太，可是老頭已無法回天。
大家怕蘇聯軍隊來找人，經商量，把鬼子屍體掩埋，洋馬殺了分肉給各戶。
那年陳10歲，也跟著看熱鬧。忽然回頭看見埋著鬼子屍體的土堆還在拱動，就喊鬼子沒死。大家就重新把鬼子徹底打死。
大家分得馬肉，各回各家，這事也就平息。
1948年沈陽解放，建立了新政權。1952年搞三反運動，有人檢舉老蔡家幾弟兄打死蘇聯兵這檔事，政府就把蔡家兄弟抓起來，槍斃一名，另判管製幾名。罪名是“殺死紅軍，破壞中蘇團結”。這件事在當地村民中引起極大不滿，大家議論：鬼子殺了我們的人、還要強奸女主人，在那兵荒馬亂的年月，村民自發地懲辦匪徒，是完全正義的。你若不整死他，他必然還要殺更多的咱們人。凡是有良心、有民族正氣的人，都不會答應。陳強調，那位同誌說的是事實，不該說是右派。
他這一番發言，駁得主持人啞口無言。反右領導小組就說他幫助右派分子，幫助右派分子的人也就是右派，於是，一頂右派鉄帽也扣到他頭上。
另一位，艾新山，沈陽西北郊區下坎子村人，今年77歲。1952年進入沈陽飛機製造廠當工人。鳴放期間他講了所見蘇聯紅軍暴行，結果被定為“壞分子”，判刑17年，投入淩源監獄勞改，受盡折磨。
艾向筆者講述了當年他在下坎子村所見。他說：
下坎子是一個小自然村，在沈陽市西北郊，有一百多戶人家。蘇軍所到之處無惡不作，我們村也不能幸免。王××（因其後代仍在原地居住，顧及子女的顏麵，隱其真名）的妻子被蘇軍軍官抓住，拽到磚廠空房內強奸，蘇聯士兵在外麵站崗。高家十二歲小女孩也被蘇軍強奸了。
距離下坎子村幾裏地外，在沈陽西北郊有一個日本軍用倉庫叫“581倉庫”，日本投降，社會秩序大亂，有些人從581倉庫搶軍用品，如皮鞋、毛衣、被褥等物資扛回來賣，有時蘇軍也開汽車拉些軍用物資來賣。我們村的徐樹吉住在村東頭，一天早晨，他懷揣著錢想買點便宜貨，他來到村西頭兩棵柳樹下守候。這時來了一個蘇聯兵，見著徐樹吉就搜身，把他懷裏揣的錢翻著了，徐樹吉哪肯舍得，就往回奪，但錢還是被搶走了。他十分心疼，站在柳樹下生悶氣。不多時，那個蘇聯兵又找來一個蘇聯兵，先前那個兵用手指徐樹吉，意思說就是他往回奪錢，不老實順從。兩個蘇聯兵走上前，掄起槍托摟頭蓋頂就砸徐樹吉，把徐樹吉打得慘叫聲整個村子都聽到。那年我十歲，那恐怖的哀嚎聲嚇得我心都要跳出來。全村子沒有一人敢上前搭救的，連他家人也不敢。大約過了半小時漸漸沒有聲音了，村裏人才敢出來，見兩個大鼻子兵已揚長而去，圍過去再看徐樹吉，已被打得血肉模糊，早就死了。
沈陽北郊有一條從東向西橫穿的運河，現在沈陽市的人管它叫北運河，那時都管它叫二道溝，我們下坎子村人管它叫沙河沿，冬天枯水期河麵結冰，人車為了抄近都從冰上走。1945年冬，遠屯有一輛膠皮軲轤大車路過我們村附近的二道溝，老漢趕車，車上坐著老漢的姑娘。這時來了一個蘇聯軍官，把姑娘強奸了，完事還要扒大車的膠車輪胎。趕車的老漢連哭帶訴：“給我們的姑娘給糟蹋了，還扒車輪胎，這車還能走嗎？怎麽回家啊？我們受了小日本十四年的氣，這又受老毛子的，連強奸姑娘帶扒車帶，……”。正好有兩個中國警察路過，本來也不敢管，但聽老漢的一番哭訴，其中一個叫徐敬一的警察激起義憤，就豁出去了，照那蘇聯軍官腿就打了一槍。這個蘇聯軍官挨了槍，就像泄了氣的皮球，囂張氣焰立刻沒了，坐在地上，雙手舉過頭頂，不住的拍巴掌。另一個警察張玉清說：“你那能耐哪去了？真是太可恨了！”說著又給補了一槍，這也是他罪有應得，大快人心。可是，“解放”後1952年，把徐敬一、張玉清二人揪出來，五花大綁，拉到我們村外的大台上，跪著，脖頸上掛著寫有“殺人犯”三字的大牌子，批判鬥爭，這兩人以後再也沒回來。
另一位曆史見證人，某先生，今年80歲，上世紀50年代考入哈爾濱工業大學，做過共青團幹部，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57年因講了1945年蘇軍的暴行，受留黨查看二年處分。這位先生的老伴至今心有餘悸，一經提起這段遭冤屈的曆史，就堅決不準老先生再公開說，怕因自己揭露了大王爺忌諱的事而給兒女帶來麻煩。
最典型、知名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西南行政委員會副主席、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副主席龍雲先生。龍雲先生因為質疑蘇聯紅軍1945年在東北拆運機器設備、在抗美援朝戰爭後向我國催逼軍火款項等不義行為，就被加上‘反蘇’罪名，扣上右派帽子。死不瞑目。
當年反右派運動中有許多因說了蘇軍的暴行而被陷入“陽謀”之網。隻是因為後來銷毀檔案，我們已無法知道到底有多少人因此蒙冤。
（三）
麵對整個民族一代人目睹、親曆的事實，卻不準人說，說了就嚴厲鎮壓，封殺曆史見證人的嘴巴，企圖使曾給整個民族造成恥辱和傷痛的事實隨著曆史見證人的消亡而抹殺，似乎曆史上從來沒有發生過這些傷天害理的暴行。這是對整個民族實行的強迫失憶。
薑萬裏 《淡黃春秋》2012年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