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2歲的資中筠，是香港書展上最年長的一位講者，也是發言最犀利、大膽的一位。她來自北京。
資中筠於1996年從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退休後，就公共事務撰文多篇，2011年出版自選集五本：《感時憂世》、《士人風骨》、《坐觀天下》、《不盡之思》、《閑情記美》，社會反響巨大。
“她不阿世、不迎俗，以獨立的人格，自立於天地之間。”《炎黃春秋》雜誌社副社長楊繼繩對她如是評價。
在香港書展上，香港天地出版公司根據內地版自選集編選的新書《思想不能用錢買》麵世，資中筠在序言中，毫不掩飾她對今日中國現實的失望。她這樣寫道：我們這代人“生於憂患，長於國難”，做夢都希望民族振興，但在一片“崛起”聲中，卻感到離當初向往的道路似乎漸行漸遠。
同樣的失望，在內地版的自選集中也傳遞給讀者。她將現時的心情與1980年代相比，盡管當時仍感覺到舊的頑固勢力和種種太熟悉的思維習慣的羈絆，總的心態卻是樂觀而有信心，但如今，心情“沉重”。
在7月18日的主題演講“人性·文化·製度”中，這位國際問題與美國研究專家對中國當下的腐敗及製度問題表達看法：在權力不受監督的情況下，官員必然腐敗，以德治國不再適用於現代中國。對於中國的海外形象，她亦直言：“中國宣傳軟實力，隻要發生幾宗‘被自殺’事件，在國外開多少間孔子學院，都救不了中國的麵子！”
在100分鍾的演講中，資中筠多次提到“啟蒙”對今日中國的重要。她所認為的“啟蒙”，是要恢複用自己的頭腦按常識和邏輯來思考問題，因為過去相當長時間裏，國人已經不同程度地喪失了獨立思考的能力。
而在今時今日的中國，最讓她感到痛心疾首的問題，是教育。“在中國的所有問題中，教育問題最為嚴峻”，在資中筠看來，中國現在的教育，從幼兒園開始，傳授的就是完全扼殺人的創造性和想象力的極端功利主義。
如果中國的教育再不改變，中國的人種都會退化，資中筠對記者說：“這個過程，就像退化土豆一樣”。
隻要給我空間，我就敢講想講的
記者：最近幾年，您越來越多地就公共事務發言，出版自選集後更是引起很大反響，有人稱您是公共知識分子。
資中筠：我不喜歡這頂帽子，一直以來我就在發表我想發表的意見，隻是最近突然受到了多一些的關注，我也覺得奇怪。當然，這是一件好事，我覺得這是社會的進步，也許這樣說，有點把自己說得太好，但是我確實是這樣認為，所以我不想自己有一種怎樣的身份，什麽這個派或者那個派的，我不屬於哪個派，我就是想維持自己的獨立性。
記者：在您的自選集自序中，說從文章時序來看，越到後來，所表達的心情越沉重。是現實越來越令人失望嗎？
資中筠：我是這個意思。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時，我們對於改革開放期待很高，比較樂觀，以為會沿著這樣一條路走下去，後來發現很多事情並不如人意，並且問題越來越嚴重，我的心情也就越來越沉重。這是事實。那麽，失望後怎麽辦，我也不知道該怎麽辦，我隻能夠說，我想發表什麽意見了，憋不住了，就會出來說話。如果誰受了我的話的影響，絕對是好影響，不是壞影響。我相信我發表的意見，是有利於社會進步的。
記者：有人聽了您昨天的演講，覺得您在香港講話，比較放得開，是因為香港的言論環境比較自由？
資中筠：並不是因為我在香港，說話就放得開了，這些話在很多場合，在很多內地的大學，我都講了。昨天在演講上，觀眾問的問題不是太尖銳，我以前的演講還要尖銳得多。現在隻要給我空間，我就敢講我想講的話。
打破教育僵局，應允許私人辦學
記者：今年作家出版社邀請100位作家抄錄《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有人批評知識分子犬儒化，也有人說該講話對今時今日的中國仍有很強的現實意義。您怎樣看？
資中筠：這個座談會的講話出來後，多少文人受到迫害，今天要斷章取義地來紀念這次講話，說藝術該為人民服務，這在什麽時候都是適用的，但是文藝為政治服務，為一個很狹隘的政治服務，其本身就是一種倒退。我不想去評論那些接受抄寫邀請的作家，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想法，我對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是不太熟悉的，但就我知道的，也有好多人收到那一千塊錢和一封信後選擇了拒絕，這就說明不是不可以拒絕，所以我認為，他們抄講話，既不是威逼，也不能算利誘，因為這些作家也不會在乎這一千塊錢，隻能說他們各有各的想法。
記者：您一直對中國的教育問題很關注，也說過內地的教育是摧毀人的糟糕的教育，您認為在現有體製不改的情況下，中國的教育應該怎麽走？
資中筠：我最擔心的是教育，教育是百年樹人，如果中國的教育再不改變，人種都會退化，這就像土豆要退化一樣，因為你教育出來的學生，再過十年，他就是老師，然後他再接著用這一套方法去教育下一代，這樣一代一代下去的話，教育就是在不斷摧毀人。家長們都喜歡說一句話，叫“不要輸在起跑線上”，實際上中國的孩子已經輸在起跑線上了，中國現在的教育，從幼兒園開始，傳授的就是完全扼殺人的創造性和想象力的極端功利主義。教育沒有別的目的，就隻是奔著升學去，而且現在的學校兩極分化特別明顯，如果進不了所謂的重點，其他的那些學校就變成了放羊的學校。
為什麽好多家長、好多學生都會選擇香港的大學，就是因為現在香港的教育至少還比較正常。中國內地的大學被課題製摧毀了。這樣完全破壞了教育最本質的東西，當然也還是有少數教員在堅守理念，但是這樣的人越來越少，因為這個製度逼著你非要這樣做不可。譬如教育部來評什麽211、985工程，你要進不去，對學校的經費、地位影響太大了，所以大家用各種不正常的手段往裏鑽。你說怎麽辦呢，我覺得唯一的辦法，就是要放開思路，允許私人辦學。如果在政策上能夠放開的話，我覺得中國的教育要會好得多，也會打破目前的僵局。
現在中國內地正在出口腐敗
記者：現在內地和香港的融合越來越緊密，您對香港在中國的角色有什麽期許？
資中筠：香港的法治，特別是香港的廉政，一向是被大家所看好的，所以我覺得香港人的確該警惕，因為要保持廉政是非常困難的，要腐敗是非常容易的，現在中國內地正在出口腐敗，不僅是香港，很多跨國公司都覺得很麻煩，因為美國是有《海外反腐敗法》的，它要堅持《海外反腐敗法》的話，在中國做生意就非常非常困難，所以他們每年都要研究這個問題該怎麽辦。香港人自覺維護金融的法治和廉政，這是一個誰影響誰的問題，是用好的來影響壞的，還是被壞的所影響，是一個博弈的過程。我不是香港人，我也不大常來香港，但我希望香港能夠把原來好的東西堅持下去。
記者：中國社會除了腐敗問題，也會有一個階層固化的現象，“富二代”、“官二代”占據最好的資源，上升渠道的阻塞，會讓很多人對未來喪失信心。
資中筠：你說的社會流動性問題，確實是現在中國社會一個很大的問題。一個國力比較強、有活力的社會，應該是流動性比較強的社會，假如要是哪個階層的子子孫孫永遠就屬於哪個階層，年輕人認為沒辦法通過努力就能夠過上更好的生活，那麽這個社會就會停滯不前。中國出現這樣一種現象，是社會的不幸。
當然也不能說現在完全都是這樣，現在社會上並不是說你不是“富二代”、“官二代”就永遠沒有出路，通過自己的努力，上升的空間還是有的。年輕人不能以此為借口，覺得一切都是白搭，用不著努力，等到機會來了的時候，你又沒有準備好，這就是你自己的問題了。
資中筠：談科學，講邏輯
今天我來參加這個會議非常高興，在座的有不少是搞自然科學的，和科學家一起談科學精神，讓我有誠惶誠恐的感覺。從大學開始，對理工科的學生，我們就自然高看一等的，因為文科要轉理工科轉不了，而理工科轉文科是可以的，多修一些學分就可以了。1949年，我是清華大學外文學係二年級的學生，為了回避思想改造，就想轉理科，因為自然科學本身沒有階級性。我就去找葉企孫先生，當時他是物理係主任和教務總長，他說這是不可以的，如果想學理科，要重新再考大學一年級。於是這個轉係的想法就放棄了。
首先我想說的第一個問題是今天會議的主題“將科學精神注入我們的文化”。我很同意馮培恩先生的意見，說把科學注入文化，就等於把科學和文化變成兩種東西，而實際上文化本身應該包括科學。人文學科、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之間可以這麽說，因為那是兩種學科，但文化怎麽能夠沒有科學呢？所以說“把科學注入我們的文化”，就好像文化本身就不是科學一樣，這個有點邏輯問題。
我們大家今天在一起討論這個問題，我覺得不是為了獻計獻策，首先就是要自己搞清楚，交流交流，悟出一點道理，提高一下自己的智慧，然後想想怎麽拓展一點空間，盡可能發出一點聲音，做一點事情。
就我個人理解，科學是一種精神。我們現在常常把科技聯係在一起，但科學不是技術，技術是另外一回事。多年來，科技總是放在一起的，但我小時候念書的時候不是這樣的，自然科學並不是一天到晚都和技術聯係在一起的。現在我們有的領導特別實用主義，什麽有用就重視什麽，沒用的就撇在一邊了，所以，某一些科學家和技術人員就得到特別高的待遇，其他搞純理論研究的人員就不是這樣了。
我在想，什麽不是科學精神呢？什麽阻礙科學精神呢？一是泛政治化，二是高度實用主義。科學就是追求真理，但真理不一定立刻有用，或者說不一定馬上符合你的需要，也可能剛好和你的利益相反。為了政治需要就不講科學，不講真理，這就是泛政治化。這種東西我們深受其害，多少年來，我們都是科學服從政治的需要，政治高於一切，堅持科學精神不是那麽容易的。當然，自然科學比社會科學好一點，有些地方一加一等於二你總不能非得說是三，所以總有一些被承認的東西。但是在特定的年代，為了特殊政治需要，反科學的說法、做法比比皆是，這個大家都有切身體會，不必多說。總的來說，泛政治化是科學精神的一大障礙。
再一點，是對生命的尊重，要把人的生命放在一切政治考慮之上。當然我們現在好多了，這與開放、和國際接軌有很大關係。我記得在改革開放之前的70年代，凡是發生空難，假如沒有外國人，是不公布的，給我們的感覺就是飛機好像從來沒有失事過，後來才知道發生過多起空難。有一次失事飛機上有個外國人，就不得不公布了。所以，在某些人的心目中，人的生命並不是最寶貴的，而政治影響是天下第一的事情。2003年“非典”發生的初期，就是把政治考慮放在科學和生命之上，好在後來糾正了，采取了科學的態度。現在仍然有很多這樣的情況，發生一起災難，首先考慮的不是調查原因、追究責任，怎麽樣亡羊補牢，救助受害者，而是統一宣傳口徑。這是不少官員的做法，而且越到基層越強烈。
我認為在中國文化裏麵確實缺乏追求客觀真理的傳統。我曾寫過一篇文章《布魯諾與方孝孺之死》，比較他們為什麽死。兩人都死得很壯烈，很有骨氣，為他們所堅持的原則而死，但布魯諾堅持的是日心說，是與現實利害無關的真理，方孝孺堅持的是朱家朝廷誰當皇帝的問題。這就很說明問題。中國文化對人際關係很重視，發展出一套成熟的倫理關係，但是缺乏一種對跟當前現實沒有關係的抽象真理的追求。我雖然對國學沒有很深入的研究，但從小念了那麽多中國的書，我看來看去，看不出一種這樣的求真，跟現實生活、人際關係以及朝廷興亡沒有關係的一種真理的追求。所以我覺得李約瑟先生也許對中國太友好了，他寫中國的科學和文明史，就是不敢承認中國傳統中缺乏科學精神。我們應該正視這個問題，我們古代的確有很多輝煌的發明，比如我去四川看都江堰，我覺得偉大極了，但為什麽我們的發明都是點點散落在那裏，就不能總結出來一套理論體係，從此再上一個台階呢？這和歐洲科學發展史非常不一樣。所以我覺得這裏麵除了其他因素（例如社會製度）外，就缺乏一種追求抽象真理的精神。鴉片戰爭以後，西學東漸，科學精神也開始進入中國。現在有很多人批評“五四”有很多缺點，這是肯定的，也不能夠求全，但是縱有千般不是，“五四”至少看到了兩個精髓——民主與科學，這是從傳統裏麵挖掘不出來的，一些人到現在還不肯承認這點，這也是不講科學。有人認為我們的傳統文化中沒有民主但是有科學，但是我們重視的還是科技而不是科學精神。
所以，你們雜誌叫《民主與科學》，我覺得是非常好的。
講科學精神就要講邏輯。現在理論界的很多說法，就不太合乎邏輯，經不起仔細推敲。比如，我們說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優越。本來社會主義思潮之興起就是為了平衡資本主義發展中的兩極分化問題。但是，當有人指出我們現在的貧富分化、社會不公的問題嚴重的時候，另外一種說法就出來了，說因為我們是處於初級階段，需要“原始積累”的過程，200年前的英國，狄更斯小說中描寫的社會不是貧富懸殊麽？這個邏輯的前提就是把大前提偷換了概念，你到底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還是資本主義初級階段啊？社會主義本應該是資本主義發展到一定程度後的高級階段，怎麽還“原始積累”呢？這個完全不合邏輯嘛，但是現在不少人都在說，包括一些很有學問的學者，都在這麽說，一說優越，就說我們是社會主義，一說弊端就與200年前的英國比。我想我們這些所謂的知識分子首先要把這些邏輯搞清楚，這就是科學的思維方式。
關於科學和人文的關係，剛才說，整個文化裏應該包括科學精神，另一方麵，科學行為裏還應該貫穿人文精神，因為科學發明不一定造福人類，而常常會禍害人類，且不說武器的日新月異，比如說把環境破壞得一塌糊塗；如果化學沒有發展到一定程度，就不會有三聚氰胺摻進牛奶裏。所以，大概在20世紀30年代，西方就有人大聲疾呼，人類掌握自然的能力已經超過自律的能力，科學就會變成放出去的野馬。讓科學怎麽造福人類而不是造禍人類，這就需要與人文精神結合在一起。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美國所原所長
來源: 《民主與科學》雜誌201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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