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七七事變七十七周年。由於近期中日關係緊張，大有再度一戰之勢，抗戰曆史成為熱門話題，媒體上有許多文章、談話。
當然，最引人注目的還是兩岸官方的高調紀念。
習近平講話稱盧溝橋事變後，“在此民族危難之際，中國共產黨秉持民族大義，擔負起民族救亡的曆史重任，呼籲建立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以抵抗日寇侵略、驅逐日寇出中國。”沒有提是中共“領導了全民抗戰”，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也隻是“呼籲建立”而非“建立”，比中共過去提法，自是較趨近曆史真實。
馬英九講話稱“曆史的錯誤或可原諒，曆史真相不能遺忘。”這“曆史的錯誤或可原諒”是說日本侵華的“曆史錯誤”或許可以原諒。說“錯誤”而不說“罪行”，正為“原諒”。其實從“以德報怨”開始，日本這段“曆史錯誤”國民黨早已“原諒”了。戰犯岡村寧次被判“無罪”，為哪般？
“曆史真相不能遺忘”，則主要是指國民黨、蔣介石領導抗日的“曆史真相”不能遺忘。許多情況下，指責對象是中共。因為既然已經原諒了日本侵華的“曆史錯誤”，那侵華“曆史真相”又何須較真！
7月7日，郝柏村在北京參觀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時，就當麵向大陸方麵人員表達了不滿，他說“是蔣委員長領導抗戰”，也指責大陸方麵未呈現當時曆史文獻“共赴國難宣言”，對國民黨軍不公。
郝柏村在替《中國抗日戰爭真相》一書所作序文中寫道：
“民國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毛澤東亦發表‘共赴國難宣言’，然而亙抗戰全期，除了平型關戰役，以及反掃蕩的所謂百團大戰外，其抗日戰績不及國軍九牛一毛。尤有甚者，在敵後地區的國共摩擦中，國軍三個正規軍和遊擊隊，均被共軍所滅，三個省主席被趕走，共軍可謂戰績輝煌。就利用抗戰反蔣奪權的戰略而言，毛澤東是成功的，但說八年抗戰是他領導的，則是百分之百的謊言。”
“抗戰勝利的主要因素，是中華民族的氣節，透過蔣委員長抗戰到底的堅強意誌，凝結起來所發揮的精神力量，二者缺一不可。在最艱危的時期，蔣委員長堅持寧敗而亡，絕不降而亡，他才是取得最後勝利的唯一領導者。”
這兒就郝柏村所言略作評述。
一、“是蔣委員長領導抗戰”
抗戰史論述中，一個爭議議題是：是誰領導了中國抗戰？是中共，還是國民黨？或者說，是毛澤東，還是蔣介石？
以當時政治言，是國民黨領導，從曆史看，則是國共各自抗戰。
說蔣介石領導，是因為它占了那個位。抗戰爆發時，中共弱小，國民黨則蔣係獨大，機運使蔣介石成為公認的國家領袖。在國際上，代表中國發揮積極作用，在國內，主持抗戰，維係人心民氣。中共無論是陝甘寧邊區還是八路軍、新四軍，名義上都是重慶政府的下屬。
抗戰期間，中國大致被分為日占區與國統區兩個部分。國民黨控製領導了國統區與正麵戰場的抗戰，但其領導不及於中共敵後抗日鬥爭。中共抗戰活動主要在敵後。在國統區雖也有一定政治影響力，但談不上“領導全國抗戰”。由於未建立國共共同參與的抗日領導機製，以及國民黨的“防共”、“限共”政策，“共同領導”也不成立。國共“各自抗戰”，才是曆史真實。
正是這種“各自抗戰”，才使中共在極端困難條件下，得以發展壯大自身力量，為戰後結束民國亂局奠定了基礎。
由於國共曾殊死相爭，在宣傳上盡力抹黑貶損對方，雙方其實一樣（如果不說國民黨甚於中共的話）。影響至今，還很難真正實事求是。台北的抗戰曆史論述，又何嚐正麵敘述中共的敵後抗戰？郝柏村竟然跑到北京來指責“對國民黨軍不公”！當然，抗戰已經是曆史，我們真切希望北京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能更完整的展示抗日曆史，包括蔣介石領導抗戰的地位與效應。
二、所謂中共“抗日戰績不及國軍九牛一毛”
郝柏村忘記補充一句：“抗戰時中共所獲外援不及國民黨所獲的百牛之一毛”！
日寇入侵，國民黨“守土有責”，被迫應戰，打了許多大仗，也有許多“大捷”。但是，首先，若非日軍主動停止進攻，“土”可是一塊都沒守住。不僅有前期的平津、上海、南京、武漢、廣州，還有後期的豫湘桂千裏大潰敗。甚至，日本決定投降，廣西日軍倉皇北撤，國軍尾隨“收複失地”。由於急於爭功，“咬”的太緊，日軍不耐，1945年8月12日，尾隨攻入全州的國軍，被日軍一頓暴打，趕了出來。
其次，那些“大捷”，不僅國軍傷亡損耗遠超日軍，而且它們都未能影響戰局發展。台兒莊大捷之於徐州會戰，萬家嶺大捷之於武漢會戰，昆侖關大捷之於桂南會戰，均是如此。它們有當時的政治宣傳意義，卻缺乏後續的戰局發展影響，其軍事意義相當有限。蔣介石殷切期盼的“中國斯大林格勒”一直沒有出現。
對於抗戰時國軍作戰敗績連連，當時都歸之於敵強我弱，無可避免。直到後來國共內戰，顯示蔣介石的軍事指揮能力竟是如此低劣，人們才聯想到，抗戰時國軍的那些敗仗，其中有些是否也有蔣介石指揮不當的因素在內。這兒舉兩個例子：
蘭封—花園口會戰
徐州會戰時，為切斷中方退路和阻止一戰區援軍增援徐州，日軍土肥原所部約2萬人強渡黃河，成孤軍深入之勢。此時，隴海線附近中方有6個軍12萬人，程潛認為“就是吃也能把土肥原吃掉”。蔣介石匆匆飛往鄭州，決定親自指揮殲滅土肥師團。
土肥原開始突圍，進攻重點在蘭封。蘭封守軍為蔣介石嫡係桂永清之第二十七軍。該軍裝備精良，甚至有一個德式戰車營支援。
1938年5月23日，日軍一個加強旅團在飛機、坦克支援之下，向蘭封展開攻擊。僅兩三個小時，日軍尚未衝鋒，桂永清所部就全線潰退，往蘭封以西逃去。邱清泉的裝甲戰車一溜煙駛離戰場，一口氣逃到羅王車站。桂永清也跟著西逃，狂奔到羅王車站，說是去收拾殘兵敗將。怕被追究丟失蘭封責任，他於逃跑途中匆匆給第八十八師師長龍慕韓寫下一張字條，令龍師固守蘭封。
八十八師亦是“嫡係”。龍慕韓此時手下有一個旅，竟於當日擅自棄守，使日軍輕占戰略重地蘭封。（事後蔣介石下令槍決龍慕韓）。
程潛迅速調整部署，再次圍困土肥原。程潛樂觀預計，兩三天內可望全殲土肥師團。
為解土肥師團之圍，5月27日，日軍第十六師團開始進攻商丘二線陣地。同日，程潛電令守軍黃傑第八軍：務須死守商丘，在日軍土肥師團被殲前，不得放棄。
5月28日，日軍向商丘以西迂回，欲斷守軍退路。第八軍未戰而棄守商丘。理由是電台被炸，無法與第一戰區聯係。黃傑令第一八七師守城3日，軍部及第四十師、第二十四師向開封方向撤退。
5月29日，第一戰區下達命令，對日軍第十四師團改取守勢。同日，第一八七師師長彭林生率該師退走，日軍占領商丘。
由於蔣介石兩個嫡係將領臨陣脫逃，中方有計劃地投入15萬精銳部隊，卻未能殲滅土肥師團的2萬人，亦未能阻其攻勢。5月31日，日軍進至杞縣東。同日，第一戰區對圍攻土肥原的各軍下達撤退命令。“大捷”設想功敗垂成，反而使豫東門戶大開。日軍沿隴海路西進。6月6日，占開封。7日，一部進抵中牟附近。鄭州岌岌可危。
日軍將沿隴海線、平漢線西進南下。此時國軍自徐州撤出的部隊基本完好。但國軍從統帥到將領畏敵如虎，喪失戰鬥意誌。想象中是重演從淞滬到南京一幕：國軍前麵跑，日軍後麵追，從鄭州一路追到武漢。看著地圖，蔣介石覺著那兒都防不住，甚至無法劃下“防線”。當日晚，驚慌失措的蔣介石下令：掘開黃河大堤，以水為兵，擋一陣再說。
6月9日淩晨，經過兩天兩夜不停挖掘，鄭州東北花園口附近黃河大堤被挖開。堤腳下4個村莊，瞬間被衝得蹤影全無（人員事先做了疏散）！洶湧黃水居高臨下，順賈魯河一瀉千裏。流經決口的河水越流越大，決口也越衝越寬，一個小時後達到10米。到下午1時左右，水勢已“似萬馬奔騰”，“遠望一片汪洋”。到晚上8時，“掘口處被水衝開，已達40尺，水深丈餘，浪高三尺。”第二天，黃河中上遊普降暴雨，水量驟增，聲勢愈“壯”！花園口決口處被衝大，同時被淤塞的趙口也被大水衝開。
黃水泛出後，西股花園口主流，至中牟入賈魯河，南泛尉氏、扶溝、西華等縣，於周口東折入潁河，然後分別注入茨河和沙河，再經安徽太和、阜陽、潁上及正陽關，最後匯入淮河。東股趙口黃水分為兩股，一股向東南直奔朱仙鎮，與花園口泛水匯合：一股繞開封城堤北麵，折向東南，至陳留又分為兩支，一支沿鐵底河，另一支沿惠濟河，先後注入渦河，於安徽懷遠匯入淮河。黃、淮合流後湧入洪澤湖、白馬湖、高郵湖，再經界首進入運河，南下長江。淮河、洪澤湖沿岸立即變成一片汪洋。河南、安徽、江蘇3省44個縣市遍地洪水，1250萬人受災，89萬人死於非命。其中河南省受害最為嚴重，21個縣市、900多萬畝耕地被淹，47萬人死亡。花園口決堤成為抗戰史上與長沙大火、重慶防空洞慘劇並稱的三大慘案之一。
據當時報紙報道“滔滔大水，由中牟、白沙間向南泛濫，水勢所至，廬舍蕩然，罹難民眾，不知凡幾。”整個黃泛區由西北至東南，長達400餘公裏。據國府“行政院善後統計署”統計：“計有河南、安徽、江蘇三省44個縣、市受災，3911345人外逃，893303人死亡，經濟損失達109176萬元”。另有不完全統計，河南民宅被衝毀140餘萬家，淹沒耕地800餘萬畝，安徽、江蘇被淹沒1100餘萬畝，480餘萬人傾家蕩產。上千萬人流離失所。
由於黃河水全部從花園口下泄，以致黃河徹底改道。由於沒有固定河道，新黃河滾來滾去，在豫、蘇、皖三省之間形成了一個長約四百公裏，寬10公裏到50公裏不等，最寬處達80公裏的黃泛區(此後相當長一段時期，黃泛區成為地理名詞)，以及百億立方黃河泥沙湮入淮河，所造成的連年災荒，又不知給人民帶來多少苦難！
此時土肥師團先頭部隊1500人與日軍第十六師團3000多人已開始向鄭州進犯。從天而降、一望無際的黃河水，使日軍官兵進退兩難、不知所措。由於隴海鐵路已遭破壞，新鄭平漢線鐵路大橋也被炸毀，且又後勤供應斷絕，日軍撤退困難重重。突入豫東地區的日軍，有來不及逃脫而被洪水淹沒，有為傷病所累而被丟棄，還有一部分為國軍所殲滅，其他的隻好停止追擊，集結於黃泛區以東。史料顯示，當時被黃河水圍困的日軍情形相當悲慘。
6月12日之後，日軍放棄從平漢線方向進攻武漢的計劃，向徐州方向撤退。
花園口破堤是軍委會委員長下令，為軍事目的，由軍隊執行的一次軍事行動，是蘭封——花園口會戰的最後一“戰”。它掩護國軍安全，迫使日軍暫停西進，延緩進攻武漢，自具當時軍事意義。也僅止於此。對國軍而言，它是一份恥辱。
至於以“如果”不決堤，將如何如何，從“戰略”層麵“發掘”花園口破堤的“曆史意義”，是政治（為蔣介石開脫罪責）而非曆史。而以“為了抗日，中國人民做出最大的民族犧牲”來稱頌，更屬無恥。
對蔣介石如此一項“赫赫戰功”，台北國民黨當局至今仍諱莫如深。其知“恥”乎！
衡陽保衛戰
1944年4月，日軍開始“一號作戰”，國軍一路潰敗。6月18日，日軍占領長沙，向衡陽進犯。20日，日軍先後攻占醴陵、株洲、淥口、湘潭等地。國軍轉向淥水南岸進行抵抗。24日，右路日軍南下攻占攸縣、安仁、耒陽等地。左路日軍南下攻占湘鄉，26日再占永豐，遭國軍反擊，改取守勢。中路日軍沿粵漢鐵路兩側南下，向衡陽市郊突進。衡陽守軍是薛嶽的第十軍，軍長方先覺。6月28日至7月20日，日軍兩次進攻衡陽，均因守軍頑強抗擊，日軍傷亡慘重，被迫停止攻擊。8月3日，日軍增調部隊後開始對衡陽發起第三次進攻。第十軍與日軍反複爭奪，不斷擊退其進攻。苦戰至8月8日，守軍彈盡糧絕，傷亡殆盡，陣地全毀，軍長方先覺命令停止抵抗，衡陽被日軍占領。
蔣介石必須承擔起支援衡陽的責任。7月27日及8月2日，空軍兩次空投蔣介石手令予方先覺。第一次保證“餘必為弟及全體官兵負責，全力增援與接濟”。第二次則告知“各路增援部隊今晨已如期到達二塘、賈裏坡、陸家嶺、七裏山預定之線，餘必令空軍掩護，嚴督猛進”。
第十軍苦守衡陽47天，即使從重慶調兵，也能趕到了！衡陽就近國軍有10幾個軍，蔣介石不停“調兵遣將”，各增援軍此去彼來，但一直未能集中優勢兵力與日軍決戰，反被日軍各個擊破。
到8月7日，日軍已攻入衡陽城，雙方展開巷戰。蔣介石給方先覺的電報竟然是“祝上帝保佑你們”！並且“當天夜晚，三度向上帝禱告”！此前，7月28日，蔣的日記則記“願主賜我衡陽戰事順利，當在南嶽峰頂建立大鐵十字架一座，以酬主恩也”！
如此最高統帥！
三、“在敵後地區的國共摩擦中，國軍三個正規軍和遊擊隊，均被共軍所滅，三個省主席被趕走，共軍可謂戰績輝煌。”
國軍打日本不行，連對付土八路也如此窩囊。不過郝柏村也無需沮喪，國軍在皖南事變中伏擊新四軍軍部，也“可謂戰績輝煌”。
就當時政治而言，國難當頭，同室操戈是為大忌，要被罵“破壞抗戰”的。可問題是國共不可能不摩擦。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發動“清黨”，要摧毀消滅沒有武裝的中共。10月，毛澤東率700餘人上井岡山，矢誌推翻國民黨政權。直到1949年決出勝負，兩人從未在終極目標上有過模糊動搖。所以就中國曆史而言，抗戰時期不過是國共相爭的一個特殊時期。或者說，日寇入侵，為國共相爭設置了一個特殊外部條件，雙方都竭力利用這個條件壯大自己，俾便戰後攤牌較量。
抗戰開始時，中共剛從長征中走出。力量弱小，毛澤東掌權不久，幾乎沒有任何外援。抗日必須以“生存第一，發展第一”為前提。有繳獲，不賠本是其軍事行動的第一原則。作為曆史，中共所為沒有什麽可指責的。罵中共“遊而不擊”，無非是因為中共不肯按國民黨的願望犧牲在日軍槍口下而已。
國軍節節敗退，丟失大片國土。日軍人力有限，無從全麵占領，許多偏僻的農村山區成無政府狀態。共軍乘虛而入，建政擴軍，占為己有。蔣介石斥為“投機取巧”，深知後果嚴重。武漢淪陷後，日軍停止戰略進攻，蔣介石立即提出“限製異黨”，劍指中共。派正規軍到敵後，任命敵占區省主席，以當時蔣介石，現在郝柏村的想法，有中央政府名義，有抗日旗號，有“政令軍令之統一”，中共根據地力量理應乖乖服從收編、遣散。可一切阻礙中共發展壯大的圖謀，無論是內部的王明，還是外部的蔣介石，毛澤東都會毫不猶豫地反對抵製。於是乎，國共摩擦成為必然。整體而言，中共處於劣勢，它更多地表現為智取與後發製人。“國軍三個正規軍和遊擊隊，均被共軍所滅，三個省主席被趕走”，隻說明國民黨“技不如人”，怨不得別人。
四、“抗戰勝利的主要因素，是中華民族的氣節，透過蔣委員長抗戰到底的堅強意誌，凝結起來所發揮的精神力量，二者缺一不可。”
蔣介石有“氣節”嗎？且看這樣一幕。
1945年6月9日，美國總統杜魯門將《雅爾塔協定》相關內容正式通知中國，其中關鍵是由蘇聯紅軍進入中國東北作戰，消滅日本關東軍，中國則應滿足蘇聯要求，放棄外蒙主權。
這一要求的潛台詞是：如果你們中國有能力消滅在中國國土上的日軍，尤其是關東軍，那可以不理會蘇聯要求。否則，你們自己看著辦吧。反正，我們美國軍人不會替你們去打關東軍。
蔣介石被推到了維護中國領土主權的第一線，他有這份“氣節”嗎？
作為中國國家元首，為維護國家領土主權，他幾乎不必考慮，即應聲明：中國軍民將自己打敗消滅入侵中國的日本兵，恢複全部領土主權。我們不能以犧牲國家領土主權來換取蘇聯對日宣戰。他甚至應該聲明：未經中國政府許可，蘇聯軍隊不得進入中國領土。
其實蔣介石也明白，反正日本敗局已定，即使他不答應，關東軍也一定會被消滅，無非多一點波折而已。
可是，蔣介石可以不擔心關東軍問題。卻必須擔心如果惹惱了蘇聯，蘇聯竟去幫助中共，那可怎麽得了。他屈服了。答應了蘇方全部要求，同時提出自己的交換條件：不要幫助中共！
基本上，蔣介石沒有“氣節”可言。
在抗戰史論述中，一個屢起爭議的議題是：蔣介石對抗日的態度，是堅定還是動搖？肯定者可以曆數自1928年濟南慘案、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來，其在日記中和講演中的種種激憤言辭，可以例舉蔣指揮“一·二八”抗戰、長城抗戰、綏遠抗戰，直至1937年“七·七”事變起在長達8年的時間裏，領導全國軍民頑強抵抗日本侵略的種種業績；而否定者也可以指陳蔣當年如何“取不抵抗主義”，先後主導簽下屈辱的“塘沽”“何梅”“秦土”等協定，甚至可以舉證其直至抗戰期間仍不放棄對日媾和幻想，不斷與日本秘密接觸談判，尋求妥協的種種事實。
這些全都是事實，又全都發生在同一人身上，而矛盾若斯。它反映了麵臨民族危亡，中國人民被迫以血肉之驅去抵抗日本瘋狂侵略的曆史關頭，蔣家王朝與中華民族在根本利益上的既大體一致，又時有不同的曆史真實。
筆者曾做過論證，蔣介石的南京政權就是蔣家王朝。日寇大舉入侵，既危害中國的國家利益，也危害蔣介石的王朝利益。但這兩種危害有時並不一致。
當國家利益與王朝利益一致時，從“七·七”事變到武漢淪陷，蔣介石是堅定的抗日派。
《三國演義》第四十三回中有這樣一段文字：
須臾，權起更衣，魯肅隨於權後。權知肅意，乃執肅手而言曰：“卿欲如何？”肅曰：“恰才眾人所言，深誤將軍。眾人皆可降曹操，惟將軍不可降曹操。”權曰：“何以言之？”肅曰：“如肅等降操，當以肅還鄉黨，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軍降操，欲安所歸乎？位不過封侯，車不過一乘，騎不過一匹，從不過數人，豈得南麵稱孤哉！眾人之意，各自為己，不可聽也。將軍宜早定大計。
汪精衛投敵，“第二把交椅”換成“第一把交椅”，蔣介石若也“和平”，獨裁者就變成兒皇帝！
1937年7月17日，蔣介石發表廬山談話稱：
如果盧溝橋可以受人壓迫強占,那末,我們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與軍事重鎮的北平,就要變成沈陽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變成昔日的沈陽,今日的冀察,亦將成為昔日的東北四省。北平若可變成昔日的沈陽,南京又何嚐不可變成北平!
一席話把道理講得相當透徹。“北平若可變成昔日的沈陽,南京又何嚐不可變成北平!”如再“讓外”，蔣家王朝即使求偏安也不可得。蔣介石退無可退。
“九·一八”以來，中國人民抗日意識日益高漲。再要“不抵抗”，國民黨政權將難以立足。而中共堅決主戰，更將得到人民支持。解密後的德國檔案顯示,蔣介石曾對熱衷“調停”的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說: “假如同意日本的要求，國民政府就會被輿論浪潮所衝倒。中國會發生革命。”“結果就是共產黨將會在中國占優勢。但是這就意味著，日本不可能與中國議和，因為共產黨是從來不投降的。”
這段話既表明他之“堅決抗戰”的被迫因素，也包含他對日本的怨懟：我一再退讓，你們還如此苦苦相逼，真要讓共產黨得勢了，對你們也沒好處！
當國家利益與王朝利益不完全一致時，蔣介石是動搖派。
日本占領武漢以後，由於兵力物資上的困難，停止了戰略性進攻。戰事壓力相對減輕，而蔣介石所寄望的國際幹預並未出現。汪精衛已打出“和平”旗幟。中共在敵後發展壯大，又使他“心腹之患”憂慮日益強烈。
國家利益要求堅持抗戰到底，王朝利益則希望盡快結束戰事，轉向反共。
在1939年1月21日召開的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上，蔣介石對抗戰到底的“底”作了說明：
我們要解釋“到底”兩字的意義，先要檢討這回抗戰起頭是在什麽地方，才可以得到結論。我們這次抗戰是起於盧溝橋事變。凡是一種戰爭，要有目的，要有限度的。如果隨便瞎撞，會使國家民族自趨滅亡。我們這次抗戰的目的，當然是要恢複盧溝橋事變以前的狀態。如果不能達到這個目的，就不能和日本開始談判，假使能夠恢複盧溝橋事變以前的狀態，可以開始談判，以外交的方法，解決東北問題…若在盧溝橋事以前的狀態沒有恢複，即與日本談判，便是我們最大的失敗。……這是我抵抗的機會，也是我們不能不抵抗的時候。這時候我們無論如何隻有和他拚命。…若恢複了平津，我門再不以外交政治的方法與日本談判，也是自趨滅亡之道。
這是蔣介石對他的抗戰之“底”的權威論述。
“我們這次抗戰是起於盧溝橋事變。”這就是說，“九·一八”之後，東北人民的抗戰，長城、熱河的抗戰，“一·二八”抗戰，統統都不算抗戰。
“恢複到盧溝橋事變以前的狀態”，就是承認秦土、何梅、塘沽、淞滬等幾個“停戰協定”繼續有效。首先就是承認日本對東北的占領有效。對唱著“我的家在東北鬆花江上”的東北流亡民眾來說，蔣介石的“底”，形同叛賣。蔣似乎想顧及，說是“若恢複了平津，我們再不以外交的方法與日本談判，也是自趨滅亡之道”，隻是一堆語無倫次。
如果中國軍民奮勇抗戰，打敗日本，反攻收複武漢、上海、徐州、北平，那自然就能一鼓作氣收複熱、察、東北。蔣介石何須如此設“底”？蔣介石此“底”，是說給日本人聽的：“聽著，隻要你們同意恢複到盧溝橋事變以前的狀態，那我們就可停戰言和。”顯然，這比起收複東北來，條件低多了，容易為日本接受。蔣是在向日本“誘和”。
與這個“底”同時出爐的是《限製異黨活動辦法》！
到太平洋戰爭爆發，美國參戰，蔣介石才把東北也裝到這個“底”中去。
當國家利益與王朝利益相矛盾時，蔣介石會為了王朝利益而背棄國家利益，是妥協派。
雖說一些史論把蔣介石抗戰期間不斷與日本秘密接觸談判，強調為謀略應用。其實相當長一段時間，蔣介石真是希望在“恢複到盧溝橋事變以前的狀態”條件下，與日本議和。然後騰出手來，收拾中共。從後來國民黨終於敗於中共看來，蔣介石此“底”自屬“先見之明”，無奈日本冥頑不靈，定要扶汪倒蔣！而同意放棄外蒙主權，隻為換取蘇聯答應不支持中共，為最重大事例。
五、“在最艱危的時期，蔣委員長堅持寧敗而亡，絕不降而亡，他才是取得最後勝利的唯一領導者。”
首先，重慶政府雖然在國際上代表中國，但不等於就是中國。敗也罷，降也罷，中國都不會亡，因為中國一定會有人進行反抗。蔣介石都說了：“共產黨是從來不投降的。”蔣介石堅持抗戰雖應肯定，其實是他的本分，沒有什麽好特別稱道的。郝柏村把它提升到中國不“亡”的高度，活脫一副蔣家奴才相！
其次，中國抗戰勝利直接聯係於美軍對日作戰的勝利。所以不能單獨說中國“戰勝了日本侵略者”，正確說法應是“中國堅持抗戰八年，在國際反法西斯力量共同努力下，取得最終完全勝利。”由此也就能得出不存在中國的“取得最後勝利的唯一領導者”，有沒有蔣介石，美國同樣會打敗日本，中國也同樣會是戰勝國。
六、大視野看抗戰
當把八年抗戰放到1927年到1949年之間的國共相爭曆史背景上上去考察時，就會發現，1937年到1945年之間的中國曆史，重點其實不是抗戰，而是抗戰條件下的國共力量逆向消長。由此決定了戰後中國的曆史進程。
八年抗戰，蔣介石身當其位，領導指揮正麵戰場抗戰，取得一定軍事成就，順勢實現廢除不平等條約，中國被稱“四強”之一。這些成就使其聲望在戰後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峰。另一方麵，到抗戰結束，國民黨表麵上輝煌強盛，實質上已經病入膏肓，無可救藥了。
蔣家王朝支柱，除軍事係統黃埔係和黨務係統CC係外、行政方麵便是孔、宋外戚。即使古代帝王，如此重用外戚的也少見。
無疑，西安事變使蔣介石深切感受到危難時刻，還是親戚可靠。蔣介石藉“戰時”建立獨裁體製。正是他的獨裁權力使外戚勢力得以長期身居高位，執掌行政財經大權。而獨裁體製又使政權內部監察司法機構形同虛設。沒有蔣介石首肯，誰都無法觸碰這些“皇親國戚”。同時，由於抗戰環境，國難當頭，使國內沒有任何政治力量願意號召組織民眾起來反抗國民黨統治。
如此內外條件為貪腐提供了絕佳發育環境。重慶政權幾乎在毫無阻力情況下，快速沉淪腐化。
中共方麵，抗戰環境使中共得以擺脫內戰困擾。抗戰期間，國共局部內戰其實並未完全停止，有時還打的挺凶。但抗戰環境使影響全局的內戰終於沒有發生。日軍軍事前線大致把國共隔離開來，使中共得以在敵後大力發展自身武裝力量與根據地，積聚起能影響中國曆史進程的最低限度實力。尤其是從1941年到1944年，毛澤東通過延安整風，使中共比較完全地擺脫莫斯科影響，成為有自己革命理論的“中國的”共產黨，使全黨集合在毛澤東的旗幟下，成為一個有堅定信仰，思想統一，有高度組織紀律性的政黨，得以在戰後推翻蔣家王朝，終結民國亂世。
大視野看抗戰，才能更深切地理解中國抗戰的曆史意義！
作者： 亦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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