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可以來設想一種狀態：讓幾位北京名校的精英教授到農村來住上一段時間，或者為了條件好一點讓他住到縣城吧。我們真不敢相信他們能在基層生活多久，因為他們很快會發現，他們在高校習得的一整套知識與基層的日常生活是如此格格不入。鄉下人也許還知道有一個人叫做孔子，但也就止於此了，至於講到康德、哈耶克，基層的百姓就一無所知，我們知識分子整天在大學裏講的自由、民主的學說在這裏遇到了巨大的困難，因為很少有人會對之感興趣。這就是當前我國知識精英所麵臨的巨大困境，這種知識與日常生活的巨大斷裂感已經遠遠超出了我們的想象。甚至知識精英的世界已經完全和基層百姓的生活產生了隔絕。一個在雲端，一個在地上，老死不相往來。這種情況是令人感到沮喪的。
但現如今，大多數的知識分子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而且在許多抱有強烈精英主義的學者看來，群眾實在是愚蠢不堪，所以才導致他們對高端的知識毫無興趣，於是這種責任不能怪罪到知識精英的頭上，責任在於這些刁民。如果我沒有猜錯的話，這是大學裏流行的想法。基於這種想法，很快產生了一種十足的精英主義的傲慢與偏見，刁民愚不可及，因此需要精英們去啟蒙，好讓他們從蒙昧之中走出來，但是當精英們再次到了民眾中啟蒙的時候，發現實在孺子不可教也，於是他們隻能一次次抱怨，許多知識精英成了怨婦。當代的知識精英總是過高的估計了自己的重要性，以至於背上了過於沉重的負擔，一旦發現這個世界沒有按照他們想象的方向發展的時候，他們就顯得過於焦慮。我每每和我的姐姐講授哲學，她每次都心不在焉，很快打斷我，這些大道理又不可以當飯吃，不可以掙錢，別和我講了，事實上，我在鄉下接近三年也基本從未和任何人講過一點點柏拉圖的東西。在我看來，我們確實需要深刻的意識到，我們所知道的，我們所認為好的東西，好的生活方式並不是人人都會認為好，我們也根本沒有我們想象的那麽重要。但是我們也不過於貶低自己，我們以佛陀教誨的平常心來看待自己。這樣我們就能做到不怨天不尤人。知識精英如果不能獲得健康的平常心，那麽他們的知識事業必要再次受挫了。
知識精英多多的走出學院、象牙塔，多去觀察一下百姓們的日常生活，多和那些根本對學院知識不感興趣的民眾多聊聊，也許倒能多少意識到，其實我們自己真沒那麽重要，於是倒會很快獲得一種謙卑的美德，這對於學者來說是極為重要的。精英們需要更多思考的是，為何他們就是不能接受我們的觀點，如果依然歸之為刁民愚蠢，我認為精英們永不會再取得進步，大致說來，民眾不接受你的觀點多數在於你的那些想法脫離了他們的實際生活，老百姓更加關注的是吃穿住行，現如今，很多年輕人找不到工作，農民工們生活困難，三十歲左右的人沒個住房，生活沒著落。是這些實實際際的困難才是民眾們關心的焦點。你說說你的民主自由理論到底如何與這些民眾的生活產生一點實際的聯係呢？你要是多多關注一下他們的經濟困難，你的理論很快就能推銷出去。你不是整天說民主嗎？民主精神在哪裏呢？我舉個最簡單的例子，你就找幾個農民工談談話，讓他們各抒己見，把自己的想法、生活困難說出來，然後你再把這個東西寫成文章，發出來讓大家知道，或者向相關的政府部門去反應。這個就是最實在的民主啊，表現在農民工也可以有表達權了，而且有人尊敬他們的表達權了，而你把意見送往政府部門，這就是在爭取權利，這就是民主。民主不是空洞的。例子很多，我不想舉更多。
知識的這種不接地氣，是近代社會以來才發生的事情。鴉片戰爭之後，西學東漸，我們大部分的知識就來源於西方。作為後發國家，基本上要重新置換大腦。我們古代的知識像是樹苗從土裏自然而然那樣生長起來的，在英國，知識也是自然生長的，但現如今，中國的自然生長狀態被打亂，我們開始進入“盆景”時代。也就是我們暗地裏有一個歐美模型，然後我們照著那個模型來裁剪我們的枝葉，這是一種不自然的生長狀態。過去我們的根係是紮根在民眾日常生活的土壤之中的，而今天我們的根係腳朝天，伸到了西方去了。這就使得知識分子腦體倒懸。失去了和本國民眾生活土壤的有機聯係。知識的不接地氣也就出來了。近代社會任何一個後發國家都會麵臨這種困境。法國通過大革命和自己的過去發生了嚴重斷裂，導致出現了很多托克維爾諷刺的文人知識分子，毫無實際事物的經驗。在德國這種斷裂感變得更加巨大，德國的哲學教授逐漸演變成徹底的學院思辨生活，與日常生活徹底斷裂，馬克思譏諷德國的哲學與德國的社會經濟關係格格不入，腦袋跑到英美的資本主義世界，而腳下還在站在封建時代，這就是馬克思說的唯心主義。俄國的斷裂來得極為爆裂，布爾什維克基本要徹底斬斷與俄國過去的任何聯係，而且從此一而再再而三的否定自己的過去。在印度最近一些知識分子也深刻意識到歐洲知識在印度的懸浮狀態，於是一些後殖民主義者提出要讓歐美在印度在地化。如果我們更加清晰的理解後發國家的困境，那我們對知識分子的不接地氣狀態也就能抱以同情的理解，而不會過於的指責知識精英。但理解不表示知識精英的過分精英主義就是理所當然。讓我們回顧一下曆史，或許能給我們今天的知識精英帶來一些啟發。
近來我們的知識分子帶有一種異常的潔癖感，當他們看到任何知識分子過於接近政府、商業，甚至當官經商的時候，他們表現得過於憤怒。他們認為這是一種墮落，是對知識真理的背叛。知識分子就是應該蜷縮於學院專研人類知識的真理。這是當前學院比較流行的觀點。而當我們試圖考察英國15世紀以來的諸多學者時，驚奇的發現，似乎最有天分的知識分子或多或少都與世俗事物有著牽連，他們大多數都參與實際事物，要麽是商業，要麽是政治事業，托馬斯莫爾當過下議院議長，大法官，培根做過伊麗莎白女王的掌璽大臣，洛克是輝格黨的重要成員，牛頓是皇家鑄幣廠廠長，皇家學會會長，密爾就職於東印度公司，擔任國會議員，名單還可以列得更長。托克維爾考察法國知識分子和英國知識分子的時候，讚揚英國學者，在他看來，學者必須有實際事物的經驗才能更好從事人類進步的事業，而法國的學者卻是不識實際事物的文人，這樣一種空乏學風鼓吹起來的大革命讓法國付出了極大的代價。密爾在《代議製政府》中談到“官僚政府……它積累經驗，經過反複試驗和充分考慮而獲得傳統準則，以及為實際管理事務的人們準備適當的實際知識”“幾乎沒有任何腦力工作像立法工作那樣，需要的不僅是有經驗和經過訓練，而且通過長期而辛勤的研究訓練有素的人去做”。托克維爾讚歎：“美國人通過參加立法活動而學會法律，通過參加管理工作而掌握政府的組織形式”。英美的民眾和學者都從參與政治的實際事物中獲得了政治經驗、政治知識。這些知識是經驗知識而不是理論知識。處理實際事物也提升了人的智力，經驗的豐富使人變得更加審慎，也意識到改造人間事物的複雜性。
如果我們接著考察我國古代的知識分子，那是更加有趣的。先秦的知識分子在當時叫做士人，士人並不是專業的研究知識，士人主要職責是從事政治，知識隻是理解政治的需要。孔子最想做的其實是通過從事政治來實現自己的理想，因此他在魯國做過大司寇，掌管司法，相當於大法官。墨子是一個工匠，組建了嚴密的墨家社團，做過宋國大夫，說服公輸班止楚攻宋。孟子經常和滕文公、梁惠王、齊宣王坐而論道。宋朝的士大夫階層也是一個從事政治的階層。這裏就不細數了。民國之前，中國政府權力無法直接滲透到縣以下，所以由士紳階層來掌管地方事務，士紳大致是介於上層士大夫和底層平民之間的群體，他們主要由科舉及第未仕或落第士子、當地較有文化的中小地主、退休回鄉或長期賦閑居鄉養病的中小官吏、宗族元老構成。可以算是地方的知識分子。這樣在古代，中國的知識分子的觸角就可以從高層一直延伸到最基層，它的觸角比政府延伸得寬闊，政府到縣一級就下不去了。所以整個知識分子階層對於社會生活的靈敏度自然要比政府高，因此政府也必須仰仗士大夫階層才能治理國家。而今天的中國發生了逆轉，知識精英大多數盤踞在北上廣大城市，到了省會城市少了很多，再到地級市基本絕跡了，到了縣、鄉、村沒了。而政府的權力可以伸展到村裏麵。我到西藏旅行的時候，在荒無人煙的怒江大橋那裏能見到黨支部，這是令人感到驚訝的。知識分子的觸角伸縮如此之狹窄，直接導致整個知識分子群體對於中國廣大土地上事務的無知與不敏感。他怎麽能夠不依賴於政府呢？
近代革命共產黨的興起給我們帶來了一種啟發，當然必有很多知識分子是不願意聽此話的，因為共產黨還能有什麽借鑒呢？五四知識分子的激進主義讓知識分子很快從民眾之中遊離了出來，失去了民眾的支持讓五四知識分子孤立無援。早期的共產黨知識分子諸如李大釗、陳獨秀的路線是走精英主義路線，脫離群眾，幾經挫折之後，毛澤東找到了群眾路線的法寶，群眾路線就是為了克服知識精英的不接地氣狀態，讓知識精英能與群眾形成有機的聯係。從此中國革命才走上了正道。
今天知識精英浮於整個社會的表麵，而無法取得與社會的有機聯係。於政治，不知政治實際之運作，於經濟，不知經濟之現狀，於基層，不知百姓之生活，甚至有種極為激進的要自絕於政治、經濟之外的狀態，但又時時被政治和經濟束縛。在我看來，知識分子必須廣泛參與政治、社會、經濟的建設，才能理解各種實際事務，才能從實際事物的經驗之中獲取學問的現實支撐點。才能改變不接地氣的狀態。不參與實際事物的知識分子根本無法獲得對社會的深刻理解。
最後以以前的一段話結束此文：
在農村，和農民們談話，我發現大學的“高深文化”在這裏永遠都不會成為話題，沒有任何一個人知道康德，更不會討論民主。這種巨大的反差就是我反思精英文化的根本性出發點。我把千千萬萬個人的實踐看做知識的來源，一個汽車修理工的經驗也蘊含了時代價值，一個小販的經商技巧也包含了某種理性和智慧。在這活生生個人的實踐中才包含著真正合理的知識和智慧。知識分子的責任在於發現提煉這些智慧。這樣即使最“卑賤”的職業也獲得了合法性，知識分子也學會了謙卑，學會了尊重每一位勞動者。地麵上千萬人實踐的複雜豐富程度，遠遠超乎任何現成理論，也超出了精英的理解範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