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現象和文明是由人所創造的，文化創造者的行為結果，這個行為結果是群體中每一個個體所付出行為的總和，個人行為在大部份的情況下都是思維操作後的表現。 思維操作離不開思維工具，人類的主體思維工具為 “語言”和 “文字”，而使用了存有差別性的思維工具，則會導致在思維操作上形成不同的定勢或傾向， 從而造成不一樣的 “思維模式”。 作為思維工具, 語言和文字兩者間也存在著因果關係，也就是語言的特點決定了表記這種語言的文字的形態。從不同的語言產生了各種的文字，以語言和文字作為人類的思維工具來操作思維過程，然後思維操作的結果被付諸行為，行為成為了思維結論的輸出結果。而個體行為之總和就導致了我們所見的宏觀的文化現象。語言是形成思維模式的第一因， 而思維模式則是造成文化現象的最根本因素，在這裏並不是一概排除掉地理因素和曆史偶然性對文明和文化現象的影響作用，不過這些因素隻能位於語言和思維模式這些關鍵成因之後，地理因素隻有在同一思維模式的圈子中起作用而造成同一圈子內各聚落群體的差異性，中國和西歐人在文化上的差異，思維模式則是造成這種現象的最根本原因，相比之下，地理因素可以忽略不計。
科學指的是思想，包括理論體係，邏輯係統和方法論，而技術指的是理論的輸出部份，是行動部份與其結果，這是有形的實體和可感知的，理論與思想部份屬於思維操作，較難作出比較，若要比較，也隻能比較根據兩者的觀點在轉化為行動後所帶來的成果。例如甲宗教與乙宗教，就其純理論來看，實在比較不出它們的好壞， 但是我們還是可以比較一下，以這兩種宗教作生活指導的信徒在行為上的差異， 如果甲宗教信徒生活態度普遍積極活躍，但乙信教則生活消極，我們從此可以認為甲宗教要比乙宗教更值得推廣。 在技術方麵同理，不論是什麽理論體係下的技術都可以通過其輸出結果的合理性和實用性作出比較，例如對中醫和西醫甚至是巫醫這些技術，我們都可以通過對治病的療效來比較出高下，假如對某一種病，隻有巫醫才能治好的，我們就不得不承認巫醫技術在這個疾病上要比中醫和西醫都更勝一籌。
以輸出結果作為比較原則，中國與西方的 “科學技術”是可以進行比較的， 哪怕她們的理論和方法完全迴異。為了全麵而徹底的解答 有關中國與西方在這方麵的差異性，我們還需要深入認知東西方在科學技術中的理論係統和邏輯體係，中國和西方在科學技術發展上所走之路迴異，雖然如上所述以功效性可以對兩者作客觀比較，但在背後的發展理論，思想和邏輯卻是完全不一樣的，由此可以解釋到中西方在技術水平上存在的差異性。 這種先進與落後的差異性是由道路的迴異性所造成的，那麽這種迴異性是如何形成的，這就成為了另一個問題，還有為甚麽中西方的發展不會合流，從而泯滅掉其中的迴異性，而事實就是因為不可泯滅才可能在這方麵漸行漸遠。
科學技術的發展屬於文明和文化現象的一部份，它們都是思維模式的產物之一， 這就是說，中國和西方在思維模式上的分歧是造成兩者在科技發展上走上迴異之路的原因。 中國的思維模式是“象化思維”模式，而西方的則稱之為“量化思維”模式。 象化思維模式是可視化的思維模式，量化思維就是聽覺式的思維模式。形成思維模式的第一因在語言文字，再準確來說，就是語言。中國人使用的語言—漢語屬於“孤立語”，孤立語以單個音節(字節)指示概念，而且這個音節和所指示的概念不會因它們在句子中處於不同位置而改變，這就是漢語的孤立性。 而西方(西歐)語言為“印歐屈折語”， 屈折語中的詞語由音素組合，而且音素之間的分界不明顯，音素組合成的概念會因位置和語法意義的改變而變化。
世界上各種語言在最初期都經曆過 “象形文字”的階段，而隻有孤立式的漢語最後發展成為今天的會意方塊字，對於漢語的孤立性而言，音節(字音)是固定不變的，一旦以某一圖形(方塊字)作指示後，這個圖形在任何情況下， 它的書寫外形就不存在任何變動的必要。所以隻有孤立語才能發展成為表意文字， 因為孤立語單詞的讀音是單音節的，而且發音不會隨語法而變化，所以通過一個漢字來表記就可以。語言的特殊性直接決定了表記該種語言的文字的形態, 在這前後者間存在著因果關係。
古希臘被公認為西方文化思想的發祥地，古希臘人在為自己的語言創立這一套文字時，首先要認知自己的語言，在認識語言的過程中發現到，語言中的語音可以被分割到最小的單位，這就是音素，包括有元音和輔音，語言中的音節就是由這些不變的元音和輔音組合而成，這些元音和輔音的數量是有限的，隻要分別以字母作表記， 就可以通過字母的組合表記出所有變化的語言，完全表音的希臘字母係統就是這樣誕生了。在這裏存在著一個 “定義性”模式的引入，也就是字母是通過定義過程來指示相對應的音素。在定義之前，字母的字形和音素不需要存在任何的關聯性，因此也可以通過其它字母來指示音素，或把字母指向其它的非音素內容作重新定義。在這個認知過程中還涉及到“演釋”的模式, 就是隻有當單詞中所有的字母都被確認後，這個單詞的概念才可以被指示出來，一個字母的不明確可以令單詞指向了其它的語意，這正如“三段論”所要求的，隻有前兩個條件都滿足後，結論才可以成立。在這套完全表音字母係統裏也涉及到一個 “確定性”的問題， 就是音素的確是不可再分的，隻要用大腦來細細玩味其中的發音即可，我們不可能再把元音與輔音再作分割， 從大腦的經驗可以肯定音素的不可分割性， 這就是對這種性質的“確定性”。
把語言分割成音素，再以字母表音素來記錄語言，從此對語言的研究就不再需要以口語語言為對象，因為文字已經可以完全反映語言，所以古希臘人就把文字視作研究語言的對象，語言本來是主體，但是現在可以把對主體的認知轉移到對客體身上，這就是“主客體分離”的認知模式。這種“主客體分離”的認知模式與“分解認知”模式是分不開的， 對主體的認知必須建立在對它作全麵分解直至到最小而不可分解的元素上，而這些元素的不可再分解性要建立在以上所提的 “確定性”上， 然後再通過這些元素作重組並成為了對主體的“鏡像”式體係，此為客體， 然後再通過客體作為媒體來認知客體。因此古希臘人發展的“量化思維”模式存在著“定義性”，“演繹性”，“確定性”，“分解認知”和 “主客體分離”這五個關鍵因素。
對語言的認知其實就是對聽覺信息的認知，但對於人類來說，視覺接收的信息遠比聽覺為多，因此古希臘人就把這套從認知聽覺信息總結而來的方式套用到視覺上。古希臘人把視覺圖像進行分割， 直至最後隻剩下點，直線和弧這三個最基本的元素。其實最基本的圖像元素是點，點可以組成線與弧，但是抽象存在的點是不可見的，所以隻有用直線與弧來表示點的存在，而直線與弧都是可見的，這就提供了確定性，而弧線就是圓的組成部份。古希臘人就是通過對幾何學來認識外部的物質世界，所以他們十分重視幾何學，古希臘的幾何學不注重計量和數字，不像中國人那樣，而是隻研究空間的邏輯關係，他們隻使用圓規和沒有刻度的直尺來研究幾何學。這種分割主體到最小單位，然後再組合客體，再對客體作認知的模式就是 “量化思維”模式的應用。
中國漢字有別於拚音文字，它是一種以字形表意的文字，這包括兩個方麵來表意，第一是通過辨認字形來確認漢字所指示的概念，這一點就有別於印歐屈折語的文字。辨認英語單詞是需要在每一個字母都被確認的情況下，才可能把字母串合並指示出概念，這是“演繹”模式， 如果有一個字母不正確， 就有可能指向另一個概念，它們雖然隻有一個字母也就是一個輔音之差，但是具有完全不一樣的語意。 相反，漢字允許寫得潦草一點，隻要具備了基本字形就可以辨認，就像辨認視覺的圖像一樣，在光線不足，外形半遮和移動中的情況下， 我們都可以辨認物品，還有在認識了“杯” 這個對象後，我們也就知道眼前的這個像杯的對象也是杯，雖然這杯並不是剛才所見的杯。這是因為視覺辨認，或者稱之為大腦處理視覺信息的方式， 就是對屬性的辨認， 辨認對象外形的屬性。因此兩隻茶杯隻要具有相同的外形特征，另一隻也會被認為是茶杯。 而且大腦在辨認過程中也不會關注具體的量化數字，例如茶杯的口徑有多大， 杯耳彎曲的角度是多少等。 這等於我們見到熟人一樣，一看就認出是他， 也看出他與上次見麵時有點不同， 但是我們卻很難說得出，我們是憑甚麽量化的數據來認出這個朋友的， 造成這種情況是因為大腦對特征的處理都是在潛意識間進行的。
辨認漢字字形就好像辨認圖像一樣，這就是對圖形的模擬。 在另一方麵， 理解漢字的字義也需要模擬的操作， 通過漢字令大腦從圖形的模擬提升到概念的層麵。 例如，會意字“信”， 就是人言為信，“信”的概念帶有“言語”的屬性。 又如 “武”就是“止戈”， 表示 “武”與兵器和戰爭有關。指示字“上”， 以 “點”表示位於上方的信息。象形字如 “日”，說明太陽具有圓形的屬性。形聲字如 “江”， 說明了 “江”的概念與水有關，而且還帶有“工”字的諧音， 這是一種諧意屬性。 這種思維方式就是象化思維，一種以圖像化概念為中心的思維方式，在圖像化即“象化概念”中， 主要包含屬性信息，象化思維就是一種處理屬性的思維模式。人們使用漢字的過程就是訓練這種處理屬性的思維過程，長此下去就會形成象化思維模式並不繼加固這種模式。大腦本身對視覺圖像的處理以視覺機製來完成，因為漢字以圖形示意，所以漢字令處理視覺信息的模式提升到處理概念的層麵，概念圖像化就形成了象化概念。除了象化概念外，象化思維將會以“包容遞進性”和 “互屬性”作為象化思維的邏輯機製，而“取象模擬”則是概念間的互動方式。
科學指的是思想，包括理論體係，邏輯係統和方法論，而技術指的是理論的輸出部份，是行動部份與其結果，這是有形的實體和可感知的，理論與思想部份屬於思維操作，較難作出比較，若要比較，也隻能比較根據兩者的觀點在轉化為行動後所帶來的成果。例如甲宗教與乙宗教，就其純理論來看，實在比較不出它們的好壞， 但是我們還是可以比較一下，以這兩種宗教作生活指導的信徒在行為上的差異， 如果甲宗教信徒生活態度普遍積極活躍，但乙信教則生活消極，我們從此可以認為甲宗教要比乙宗教更值得推廣。 在技術方麵同理，不論是什麽理論體係下的技術都可以通過其輸出結果的合理性和實用性作出比較，例如對中醫和西醫甚至是巫醫這些技術，我們都可以通過對治病的療效來比較出高下，假如對某一種病，隻有巫醫才能治好的，我們就不得不承認巫醫技術在這個疾病上要比中醫和西醫都更勝一籌。
以輸出結果作為比較原則，中國與西方的 “科學技術”是可以進行比較的， 哪怕她們的理論和方法完全迴異。為了全麵而徹底的解答 有關中國與西方在這方麵的差異性，我們還需要深入認知東西方在科學技術中的理論係統和邏輯體係，中國和西方在科學技術發展上所走之路迴異，雖然如上所述以功效性可以對兩者作客觀比較，但在背後的發展理論，思想和邏輯卻是完全不一樣的，由此可以解釋到中西方在技術水平上存在的差異性。 這種先進與落後的差異性是由道路的迴異性所造成的，那麽這種迴異性是如何形成的，這就成為了另一個問題，還有為甚麽中西方的發展不會合流，從而泯滅掉其中的迴異性，而事實就是因為不可泯滅才可能在這方麵漸行漸遠。
科學技術的發展屬於文明和文化現象的一部份，它們都是思維模式的產物之一， 這就是說，中國和西方在思維模式上的分歧是造成兩者在科技發展上走上迴異之路的原因。 中國的思維模式是“象化思維”模式，而西方的則稱之為“量化思維”模式。 象化思維模式是可視化的思維模式，量化思維就是聽覺式的思維模式。形成思維模式的第一因在語言文字，再準確來說，就是語言。中國人使用的語言—漢語屬於“孤立語”，孤立語以單個音節(字節)指示概念，而且這個音節和所指示的概念不會因它們在句子中處於不同位置而改變，這就是漢語的孤立性。 而西方(西歐)語言為“印歐屈折語”， 屈折語中的詞語由音素組合，而且音素之間的分界不明顯，音素組合成的概念會因位置和語法意義的改變而變化。
世界上各種語言在最初期都經曆過 “象形文字”的階段，而隻有孤立式的漢語最後發展成為今天的會意方塊字，對於漢語的孤立性而言，音節(字音)是固定不變的，一旦以某一圖形(方塊字)作指示後，這個圖形在任何情況下， 它的書寫外形就不存在任何變動的必要。所以隻有孤立語才能發展成為表意文字， 因為孤立語單詞的讀音是單音節的，而且發音不會隨語法而變化，所以通過一個漢字來表記就可以。語言的特殊性直接決定了表記該種語言的文字的形態, 在這前後者間存在著因果關係。
古希臘被公認為西方文化思想的發祥地，古希臘人在為自己的語言創立這一套文字時，首先要認知自己的語言，在認識語言的過程中發現到，語言中的語音可以被分割到最小的單位，這就是音素，包括有元音和輔音，語言中的音節就是由這些不變的元音和輔音組合而成，這些元音和輔音的數量是有限的，隻要分別以字母作表記， 就可以通過字母的組合表記出所有變化的語言，完全表音的希臘字母係統就是這樣誕生了。在這裏存在著一個 “定義性”模式的引入，也就是字母是通過定義過程來指示相對應的音素。在定義之前，字母的字形和音素不需要存在任何的關聯性，因此也可以通過其它字母來指示音素，或把字母指向其它的非音素內容作重新定義。在這個認知過程中還涉及到“演釋”的模式, 就是隻有當單詞中所有的字母都被確認後，這個單詞的概念才可以被指示出來，一個字母的不明確可以令單詞指向了其它的語意，這正如“三段論”所要求的，隻有前兩個條件都滿足後，結論才可以成立。在這套完全表音字母係統裏也涉及到一個 “確定性”的問題， 就是音素的確是不可再分的，隻要用大腦來細細玩味其中的發音即可，我們不可能再把元音與輔音再作分割， 從大腦的經驗可以肯定音素的不可分割性， 這就是對這種性質的“確定性”。
把語言分割成音素，再以字母表音素來記錄語言，從此對語言的研究就不再需要以口語語言為對象，因為文字已經可以完全反映語言，所以古希臘人就把文字視作研究語言的對象，語言本來是主體，但是現在可以把對主體的認知轉移到對客體身上，這就是“主客體分離”的認知模式。這種“主客體分離”的認知模式與“分解認知”模式是分不開的， 對主體的認知必須建立在對它作全麵分解直至到最小而不可分解的元素上，而這些元素的不可再分解性要建立在以上所提的 “確定性”上， 然後再通過這些元素作重組並成為了對主體的“鏡像”式體係，此為客體， 然後再通過客體作為媒體來認知客體。因此古希臘人發展的“量化思維”模式存在著“定義性”，“演繹性”，“確定性”，“分解認知”和 “主客體分離”這五個關鍵因素。
對語言的認知其實就是對聽覺信息的認知，但對於人類來說，視覺接收的信息遠比聽覺為多，因此古希臘人就把這套從認知聽覺信息總結而來的方式套用到視覺上。古希臘人把視覺圖像進行分割， 直至最後隻剩下點，直線和弧這三個最基本的元素。其實最基本的圖像元素是點，點可以組成線與弧，但是抽象存在的點是不可見的，所以隻有用直線與弧來表示點的存在，而直線與弧都是可見的，這就提供了確定性，而弧線就是圓的組成部份。古希臘人就是通過對幾何學來認識外部的物質世界，所以他們十分重視幾何學，古希臘的幾何學不注重計量和數字，不像中國人那樣，而是隻研究空間的邏輯關係，他們隻使用圓規和沒有刻度的直尺來研究幾何學。這種分割主體到最小單位，然後再組合客體，再對客體作認知的模式就是 “量化思維”模式的應用。
中國漢字有別於拚音文字，它是一種以字形表意的文字，這包括兩個方麵來表意，第一是通過辨認字形來確認漢字所指示的概念，這一點就有別於印歐屈折語的文字。辨認英語單詞是需要在每一個字母都被確認的情況下，才可能把字母串合並指示出概念，這是“演繹”模式， 如果有一個字母不正確， 就有可能指向另一個概念，它們雖然隻有一個字母也就是一個輔音之差，但是具有完全不一樣的語意。 相反，漢字允許寫得潦草一點，隻要具備了基本字形就可以辨認，就像辨認視覺的圖像一樣，在光線不足，外形半遮和移動中的情況下， 我們都可以辨認物品，還有在認識了“杯” 這個對象後，我們也就知道眼前的這個像杯的對象也是杯，雖然這杯並不是剛才所見的杯。這是因為視覺辨認，或者稱之為大腦處理視覺信息的方式， 就是對屬性的辨認， 辨認對象外形的屬性。因此兩隻茶杯隻要具有相同的外形特征，另一隻也會被認為是茶杯。 而且大腦在辨認過程中也不會關注具體的量化數字，例如茶杯的口徑有多大， 杯耳彎曲的角度是多少等。 這等於我們見到熟人一樣，一看就認出是他， 也看出他與上次見麵時有點不同， 但是我們卻很難說得出，我們是憑甚麽量化的數據來認出這個朋友的， 造成這種情況是因為大腦對特征的處理都是在潛意識間進行的。
辨認漢字字形就好像辨認圖像一樣，這就是對圖形的模擬。 在另一方麵， 理解漢字的字義也需要模擬的操作， 通過漢字令大腦從圖形的模擬提升到概念的層麵。 例如，會意字“信”， 就是人言為信，“信”的概念帶有“言語”的屬性。 又如 “武”就是“止戈”， 表示 “武”與兵器和戰爭有關。指示字“上”， 以 “點”表示位於上方的信息。象形字如 “日”，說明太陽具有圓形的屬性。形聲字如 “江”， 說明了 “江”的概念與水有關，而且還帶有“工”字的諧音， 這是一種諧意屬性。 這種思維方式就是象化思維，一種以圖像化概念為中心的思維方式，在圖像化即“象化概念”中， 主要包含屬性信息，象化思維就是一種處理屬性的思維模式。人們使用漢字的過程就是訓練這種處理屬性的思維過程，長此下去就會形成象化思維模式並不繼加固這種模式。大腦本身對視覺圖像的處理以視覺機製來完成，因為漢字以圖形示意，所以漢字令處理視覺信息的模式提升到處理概念的層麵，概念圖像化就形成了象化概念。除了象化概念外，象化思維將會以“包容遞進性”和 “互屬性”作為象化思維的邏輯機製，而“取象模擬”則是概念間的互動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