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恐怕都想不到，美國撤軍僅僅兩年半，它耗盡巨大人力、物力、財力、軍力以及近五千條美軍士兵生命所建立起的伊拉克“民主”政府，在極端伊斯蘭力量的強大攻勢下，竟然到了岌岌可危、朝不保夕的地步。
伊拉克的悲劇，顯然是西方大國外力強行幹預導致的。這是一個有著尖銳宗教和種族矛盾、獨立不過八十年的國家，連“國家統一”這樣的共識都闕如，更別說公民社會、中產階級、工業文明、成熟的政黨、寬容的文化、規則的遵從等西方社會所擁有的條件。所以美國靠武力移植給伊拉克的西方“民主”製度，出現今天的結局並不令人意外。更不令人意外的是，當亂局出現時，昔日的始作俑者美英，一個表示絕不會再派兵幹預，一個表示他們當年的行動完全正確——於是倫敦市長鮑裏斯•約翰遜在英國《每日電訊報》上發表文章稱，“我得出的結論是：托尼•布萊爾終於瘋了，他必須去看病了。”
伊拉克的悲劇中國人雖然關注，但總還隔層皮，畢竟遠在天邊。但我們不得不警惕的是，同樣的邏輯似乎正在香港發生，香港有可能變成另一個伊拉克——被外力強行推入“民主陷阱”。
反對新界東北發展計劃的示威者6月13日晚間衝突立法會，部分示威者企圖用竹竿及雨傘等強行撬開大門
眾所周知，香港在英國殖民管治期間，成為全球重要的國際金融、服務業及航運中心。香港也由此成為全球最安全、生活水平最高、富裕、繁榮及人均壽命最長的國際大都會，素有美食天堂、購物天堂、動感之都和東方曼哈頓、東方明珠之美譽。
香港的成功，除了地理位置、華人的勤奮、西方產業轉移的因素之外，很重要的是英國作為宗主國所建立的政治製度模式：即殖民統治加法治。
英國做為西方民主世界的重要一員，在它統治的區域之內卻不實行民主——相反在一個和它不相幹的國家伊拉克，卻熱衷於建立民主——並不令人奇怪。一是英國作為一個老牌的世界大國，深知建立民主製度之艱難、條件之複雜以及伴生的高風險，在事關自身利益的情況下，當然不得不慎重。二是在香港以華人為主的社會結構中，特別是冷戰期間全球左翼盛行的時代，如果搞民主，很難保證選上一個愛英愛港的人士。
可以說，正是英國以“不理政治”的態度來治理香港，才造就了香港的繁榮。當然，香港在成為一個發達的商業社會的同時，也具有了“政治沙漠”的頭銜。
然而這一切在1997年之後開始發生變化。回歸前後，英國以及其他國際勢力反而開始插手香港政治，發展到今天，香港竟然成為一個在政治上具有一定爆炸性的城市，一改其一百五十多年才形成的商業社會麵貌。今天的香港，吸引全球眼球的是：反對派議員在立法會大打出手——甚至反對派五名議員由於非法衝擊論壇被判刑；少數市民衝擊立法會——顯然企圖翻版台灣非法衝擊（美國政府的結論）“立法院”的“太陽花運動”；以及每年6月初的政治性集會、每年七一大遊行、各種爭普選的政治活動。現在最令世人關注的則是極端和非法的“占領中環”運動——由於中環是香港的金融和商業中心地帶，一旦癱瘓，香港說不定會變成“臭港”。如此極具破壞力後果而且極有可能演變成政治暴力的事件竟然發生在一個向來號稱“政治沙漠”的香港，令人震憾。
香港演變到今天，原因十分複雜。從大的曆史背景上看有二：一是大陸迅速崛起，徹底改變了大陸和香港的實力對比——事實上，香港正日益邊緣化。過去是大陸人拚命也要偷渡到香港，香港人則到大陸旅遊和采購物美價廉的生活物品。但現在湧入香港旅遊的是大陸人，湧入香港采購的也是大陸人。可以說長久以來香港所居有的心理優勢正加速喪失（其實台灣也是一樣）。伴隨這種地位翻轉的，還有兩地交流不可避免的衝突。比如奶粉事件、大陸孕婦事件、大陸富商推高樓價以及大陸遊客的不文明現象。這無疑對香港敏感的心態是火上澆油。因此，借一些政治事件表達對大陸的不滿，便成為部分香港人的選擇。
其次，香港回歸之後，西方對香港的立場也隨之發生變化。英國統治香港期間，整個西方社會對香港的政治製度裝聾作啞，更別說對英國施加壓力要求實行民主了。但中國恢複對香港行使主權後，香港便成為東西方博弈的橋頭堡。不僅英國搖身一變成為“民主”的推動者，整個西方的態度也隨之起舞。這種變化隨著中國的加速崛起而日益顯著，並以美國“重返亞太”達到最高峰。
奧巴馬政府上任之初，就由國務卿希拉裏提出重返亞太戰略。隨後，中國的周邊局勢頓時黑雲壓城城欲摧。先是2010年日本打破雙方默契，扣押中國漁船船長，隨後不久又以“國有化”釣魚島向中國強烈挑釁。除了日本，還有越南、菲律賓。中國和上述國家的衝突加劇，都是在美國重返亞太戰略之後。如果說還有其他什麽“巧合”的話，那就是這期間中國境內發生的恐怖襲擊事件也急劇上升。今天的香港“新局”，當然完全不是巧合。
“一國兩製”是前無古人的製度創新，出現問題和矛盾實在是再正常不過。上述問題的解決，不僅需要中央政府的智慧，也需要大陸百姓素質的提高以及香港對大陸崛起的心理調適。當然，還有大陸與西方列強的博弈結果。然而，對於今天的香港，首要的還應該是冷靜的反思。
首先，香港要反思自己一百多年來成功的經驗。正是在英國港英政府遠離政治的製度安排，才打造了香港的奇跡。其實，亞洲四小龍都不是在西方“民主”製度下取得成功的。台灣和韓國後來走向“民主化”，其各項指標迅速落後於香港和新加坡，也同樣是一個值得深思的教訓。
其次，香港要反思大陸成功的原因。大陸不就是根據自己的國情，走出一條既不是傳統社會主義也不是典型資本主義的第三條道路才取得成功的嗎？今天的香港已經不再是英國的殖民地，而是一國兩製下的港人治港。如何探索一條適合自己的道路，而不是簡單地移植西方“民主”，才是香港人應該形成的共識。
第三，伊拉克的“民主”悲劇，應該令香港人明白，一旦發展路徑選擇錯誤，其後果極為嚴重。不僅如此，西方在幹預導致災難之後，往往甩手了之。和伊拉克不同的是——至少西方主觀上還希望把伊拉克建成一個樣本，就香港而言，某些勢力的主觀目的恐怕就是為了亂港。不僅讓中國中央政府疲於應付，幹擾中國的崛起，還能抹黑中國的形象。香港人應該明白，中國中央政府是真心希望香港穩定和繁榮，而西方則相反。
其實今天已經有很多國家在殘酷的現實麵前醒悟。一個是阿富汗當了13年民選總統的卡爾紮伊，他感慨說：“如果阿富汗有機會重新選擇的話，一定會走中國式的發展道路。因為它行動高效，決策果斷，以結果為導向，是一個很好的模式，為所有人帶來積極的結果。”這就是一個被強迫民主、曆經民主苦難後的國家覺醒。
另一個覺醒的國家是波蘭。波蘭一向被西方視為“蘇東波”之後成功的典範，而且經常提議中國應該和波蘭，而不是和印度相比。然而，波蘭顯然對西方這樣的禮讚並不領情。據外界披露，波蘭外長西科爾斯基在一次秘密私人談話中，坦率表示與美國的盟友關係一文不值，有害無益，與美國發展關係所獲得的所謂“安全感”“完全是扯淡”。而談到華沙在對美關係的立場時，這位外長甚至爆了個波蘭語粗口，罵有人“為了讓美國人舒服而幹活”。需要一提的是西科爾斯基不僅是外長，還是波蘭力推的歐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級代表新人選，是現任歐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凱瑟琳‧瑪格麗特‧阿什頓的接替人選。
就在幾天前，本人曾在巴黎和一位來自台灣的留學生有過一場小小的辯論。這位親獨的學生也痛斥美國是“流氓”——-要知道美國可是台灣可以依靠的唯一外部力量。
再回到香港，依靠境外力量來建立所謂“民主”必然要栽跟頭，中央政府也不會坐視香港落入“陷阱”。隻有在祖國的懷抱中，共同探索一條適合香港的發展之路，才是香港光明未來的唯一正途。我也相信，正在上演的伊拉克悲劇，香港能夠看得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