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著名經濟學家楊小凱（已故）2002年的講座發言。楊小凱曾經被兩次提名諾貝爾經濟學獎（2002年和2003年）,由於其在經濟學上的巨大成就，楊小凱被譽為“離諾貝爾獎最近的華人”。
【正文】
這 個題目也許不太適合很多人的口味，因為現在國內都在講“後發優勢”。我講的後發劣勢在西方研究的人也不多，有一位過世的經濟學家叫沃森，他在財政聯邦主 義、政治經濟學等領域很有建樹，“後發劣勢”概念就是他提出來的。他提出的英文名稱叫“Curse To The Late Comer”，就是“對後來者的詛咒”。他的意思就是說，落後國家由於發展比較遲，所以有很多東西可以模仿發達國家。模仿有兩種形式，一種是模仿製度，另 一種是模仿技術和工業化的模式。由於是後發國家，所以可以在沒有基礎製度的情況下通過技術模仿實現快速發展。為什麽說“詛咒”呢？就是說落後國家由於模仿 的空間很大，所以可以在沒有好的製度的條件下，通過對發達國家技術和管理模式的模仿，取得發達國家必須在一定製度下才能取得的成就。特別是落後國家模仿技 術比較容易，模仿製度比較困難，因為要改革製度會觸犯一些既得利益，因此落後國家會傾向於技術模仿。但是，落後國家雖然可以在短期內取得非常好的發展，但 是會給長期的發展留下許多隱患，甚至長期發展可能失敗。
英法製度差距
18~19 世紀，當時的英國是發達國家，而法國是發展中國家，二者最根本的差距就是製度的差距。法國自大革命時期就實行專製製度，而英國1688年之後就實現了憲政 製度。憲政製度在當時來說並不是一種民主的製度，而是一種共和的製度。所謂共和製度就是參加選舉的主要是一些特權階層，隻有少數有錢人才有選舉權，因此你 很難說它是民主的。但它是“共和”的，就是說保護分權製度。共和實際是對民主的不信任，它害怕民主變成多數人壓迫少數人，所以共和有一種保護少數的機製。 比如美國參議院不管各個州的大小和人數多少都是一州兩票，所以可以作為少數對抗多數的一個機製。美國另一個對抗民主的製度就是大法官製度。法官不是選舉 的，而是總統任命的，而且實行終身製。法官是可以對抗輿論的，所以有人說美國是言論自由，這不是絕對的。共和與民主是有很大差異的。
早 期英國的成功就是一種共和製度、憲政製度的成功。有了這種製度才能限製當權者的機會主義。隻有對政府的機會主義限製住了，經濟才能發展起來。這是英國發展 起來的一個根本原因。法國當時是一種專製製度，在政治上是人治的。比如說它是“薄賦輕徭”。“薄賦輕徭”是專製主義的一個特征，因為一個不是民選的政府不 敢收太高的稅，否則人民會造反的。而一個民主的政府反而會征很高的稅。所以當時英國和法國發展的一個重要區別就是，英國政府平均稅率比法國要高得多，但英 國的稅法很公平。在法國有很多人是可以不交稅的，比如貴族。而在英國，任何人都要交稅。正因為稅法不公平，所以法國的平均稅率比英國低很多，它沒有能力搞 大規模的公共事業。當時英國的官商關係叫做“建設性的衝突”，而法國就是官商勾結。所以英國當時的製度就是我們今天講的憲政經濟學、政治經濟學裏麵的東 西。其中第一個特征就是國王的財政和國家的財政是分開的。還有一個是當時英國執政黨的財政和國家的財政是分開的，執政黨在執政的時候不能從事贏利性事業。 遊戲規則的製定者不能直接去比賽，打個比方說，分餅的人絕對不能先拿餅，不能跟別人有利益衝突。
諾 斯和溫格爾在一篇論文中提出一個觀點，就是英國工業革命的成功不是一個純粹的經濟現象，而是1688年光榮革命建立了上麵說的這樣一套憲政遊戲規則。這樣 政府的機會主義行為就被限製住了，人民的機會主義也就跟著減少了，所以工業革命才會在英國發生。政策初一和十五不一樣，就是國家機會主義。隻有在憲政製度 下，政府“分餅”才能盡可能公平。比如說專利製度，它沒有公私之分，政府是完全中立的；還有普通法中規定了自動注冊的製度，也就是保護私人企業剩餘權的製 度。這些使得技術發明可以賺錢，從而大大推動了技術商業化發展和技術進步。有了這些，才會有工業革命。而當時法國老是強調政府的科技獎勵製度，就是由政府 來判斷獎勵誰不獎勵誰，這阻礙了它的技術的商業化。
對後來者的詛咒
由 此我們可以推斷，在20世紀前，靠國有企業、專製製度和中央計劃絕不可能實現成功的工業化。但是前蘇聯1930年代卻用專製製度，國有企業和中央計劃，通 過模仿資本主義成功的工業化模式和技術實現了工業化。這種短期的成功，曾經使哈耶克和米塞斯等人受到很大的批評，但是今天我們看到，它同時也使俄國的憲政 和法治的製度基礎設施至今沒穩固建立起來。俄國人民為此付出極高代價。不但長期經濟發展受損，很多人更因此被迫害至死。這是一個後發劣勢的例子。
還 有南北美洲發展的對比。南美洲的資源很豐富，但一直處於發展中國家的地位，北美洲的資源貧乏，卻是世界上最發達的地區。有人將此歸結為三個方麵原因。第 一，北美地區各個國家中地方權力都很大；而南美洲隻是把地方看作一個個稅源，地方自治性很弱，所以就很難發展起來。第二，北美是一個新教國家，南美是一個 天主教國家，文化的差異導致了經濟發展的不同。最近哈佛大學的一位經濟學家通過一個回歸分析，也得出了類似的結論，就是天主教及與此對應的普通法對經濟發 展的影響是負麵的，而基督教及與此對應的大陸法對經濟發展的影響是正麵的。諾斯也得出了類似的結論。第三，北美實行的是聯邦製，而南美實行單一製。這也涉 及到“好的資本主義”和“壞的資本主義”的區分。壞的資本主義除了官商勾結、政治壟斷等之外，一個最明顯的特點就是收入分配不公。南美的基尼係數是世界上 最高的，達到0.6~0.7。
最 近很多史學家有這樣一個公論，在18～19世紀的法國，生產是為少數貴族階層服務的，其特點是一般的人買不起，這使得市場規模很狹小，從而生產成本很高， 效率很低。而當時英國的生產是為大眾服務的，所以市場規模大，成本低。所以收入分配不公是阻礙經濟發展的。有人說收入分配不公是發展中國家的必然現象，這 個觀點是很值得反省的，因為這涉及到好的資本主義和壞的資本主義之分。同時收入分配和經濟發展也是互為因果的，就是說收入分配公平使得經濟發展快，經濟發 展快又使得收入分配公平。這也是好的資本主義的特點。而後發劣勢跟壞的資本主義有很大關係。
正視中國的後發劣勢
上 世紀80~90年代的中國，用國有製(官辦)、合資企業(官商合辦)、承包製(官督商辦)，通過模仿香港和台灣的勞力密集產品出口導向新工業化模式及大量 模仿西方新技術來實現工業化，卻相當成功。從俄國的教訓，我們可以看出，這種短期的成功，可能又是“對後來者的詛咒”。它可能用技術模仿代替製度改革，產 生很高的長期代價。
我國 家電行業的例子也很能說明問題。上世紀80年代中國家電產業的發展基本是國有企業占主導，這個發展過程是個典型的用技術模仿代替製度改革的過程。成套設備 的進口是技術模仿，不搞私有化就是用技術模仿代替製度改革。政府壟斷銀行業、保險業、汽車製造業、電信業，並用模仿新技術和資本主義的管理方法來代替製度 改革，也是中國的後發劣勢。這種後發劣勢的最重要弊病並不是國營企業效率低，而是將國家機會主義製度化，政府既當裁判，又當球員。在這種製度下，國營企業 效率越高，越不利長期經濟發展。
中 國的另幾個後發劣勢的例子是電子商務、股市和期貨市場。中國股市的硬件已經趕上甚至超過了香港，但它嚴格限製私人公司上市，也不給私人公司開證券公司的許 可證，因此股市成為向股東吸血來補助低效的國有公司的工具。用老百姓的話來說，“吃了財政吃銀行，吃完銀行吃股東”。這卻被有些人說成是“製度創新”。關 於期貨市場，大家已看到了國有公司壟斷的條件下，期貨市場買賣就是坑蒙拐騙，不可能成功。對於電子商務，有不少人相信中國在網絡經濟上有後發優勢，但我卻 相信電子商務方麵中國也有後發劣勢，隻要看看絕大多數網絡公司都是國有公司或合資的，我們就不難理解這一點。合資在洋務運動時期叫做“官商合辦”，也就是 說政府控製，而最近韓國的教訓告訴我們政府控製是要壞事的。而且中國因為政府壟斷銀行業，信用卡和私人支票都無法普及，而這二者是電子商務付款的主要方 式，沒有它們電子商務怎能發展?所以今天中國想在政府壟斷銀行業和資信業的情況下獲得電子商務的後發優勢是絕不可能的。中國在上世紀50年代也自認在電子 工業中有後發優勢，結果超英趕美的豪言壯語成了曆史笑話。當年在電子工業方麵與中國差不多的日本，反而靠老老實實學資本主義製度成了工業大國。二戰後，美 國軍事占領當局為日本起草了一部憲政主義(而不是將政府的無限權力製度化的蘇聯式)的憲法(由公民投票通過)，國會又通過公平競爭法，解散了壟斷性私人財 閥(在美國壓力下)，形成經濟中的戰國紛爭局麵。憲法中的私人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原則及專利製度成為日本成功的動力。
我 參觀浦東時，對中國的後發劣勢深有所感。浦東的加工出口區，85%的企業是“官商合辦”(中國國營公司占50%以上的股份)，基本上是政府以地頭蛇的身 份，利用其對土地和其它資源的壟斷權，與外國和中國私人企業直接爭利。大多數自由經濟中的政府在加工出口區隻是租地，提供服務，通常不經營企業。在自由經 濟中，私人企業很少會自願與政府合資，而浦東政府在加工出口區又是用“官商合辦”，模仿技術和資本主義管理方法來延緩製度改革。表麵上頗有成效，實際上留 下製度隱患。
我了解到韓 國金融危機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政府對私人銀行的控股和指派董事長的特權。金融危機後的改革也主要針對這一落後的製度,即廢止政府控股和指派大私人公司董事 長的特權。但是，我從不少中國人那裏聽到的，卻是他們欣賞韓國的大公司製度，說是中國的國有企業也要搞公司集團。但我在韓國所了解的事實是，韓國的大公司 絕大部分是私人公司，連大部分銀行也是類似中國的民生銀行的私人銀行。改革前，這些銀行也像民生銀行一樣由政府指定董事長。政府的特權正是金融危機的原因 之一。我在浦東還聽到政府辦高科技風險投資公司的事，更是大吃一驚，連風險投資這種最不宜政府做的事都偏要政府來做，而且以此推行政府的產業政策(英國成 功的經濟發展之特點就是沒有產業政策)，可見中國的後發劣勢有多麽嚴重。現在大家都在講進WTO後，民族工業會如何受到打擊。正如張維迎所言，如果打擊的 是國有企業，有可能對中國經濟就是好消息。很多人認為中國的汽車工業沒有競爭力，他們卻沒搞清，沒有競爭力的是中國的國有汽車工業，而不是中國的私人汽車 工業。我相信，如果限製私人經營銀行和汽車工業的規例被廢止，中國在10年內會有世界上最大的本國私人汽車製造商。看看私人公司“遠大”的經驗很多人也會 同意我的看法。中國到處都有“科教興國”，“教育興國”的口號，這都是後發劣勢的表現，真正要利用後發優勢應該提倡“製度興國”。
當 然上麵這些並不是說我主張立即就搞國有企業私有化。這個東西不能搞的太快、太早，我主張吸取台灣的經驗。台灣一直沒有搞過國有企業私有化，它搞的是“自由 化”，就是對私人企業不歧視。我們中國現在包括銀行、證券在內的30多個行業不準私人經營，還有20多個行業限製私人經營，這些都與WTO的原則不相符 合，遲早要去掉的。所以根據台灣經驗，你隻要搞自由化而不必搞私有化。台灣自由化搞得差不多了，才搞大企業的私有化。這是成功的。私有化涉及到產權的大的 變動，短期內一般會使效率下降，所以應該慎重，而且應該掌握時機。但是自由化是可以提早搞的。
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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