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離公平正義的改革是為資本張目
作者：文貝
西化派的改革開放是以利立義，“發展是硬道理”、“效率優先”包括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等觀點都體現了按利益得失來區分好與壞和錯與對。這是拋棄了公平正義下的實用主義和機會主義，是脫離了社會主義公平正義原則下的錯誤治國理念。
農村改革分掉了多年的公共積累。
農村改革從聯產承包責任製開始，爾後是取消人民公社的勞動集體所有製。人民公社體製下的公共積累本來是農民集體所有，在改製過程中這些公共財產麵臨著分割。在當時的情況下，每個生產大隊都有集體房產和拖拉機等歸生產大隊控製的農機具，以及化肥種子及存款，還有企業及副業資產。在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和黨員帶頭致富的口號下，這些本應屬於勞動農民集體所有的資財幾乎都進了幹部的腰包.或變相成了幹部的私有財產，或留在村裏成了可以揮霍的機動費用。幾乎很少有把這些公共財產折成錢分給農民，也就是農民十幾年的辛苦積累一夜間化為泡影。
城市改革把主人變成了雇傭勞動者。
城市改革從“砸鐵飯碗”開始。工人階級作為主人翁經過十幾年的努力，從創業到擴大生產，形成了規模化的企業。然而在企業改製過程中，工廠被少部分領導“購買”，工人成了雇傭勞動者。
中國許多學者一直批評前蘇聯總理蓋達爾的“休克療法”，認為改革初期把前蘇聯國有資產分成一點五億份給每個產業工人分一份，使工人由無產者變為有產者並一步邁進資本主義社會是激進式的改革。其實中國把原來國家主人的工人一夜間變成真正的無產者的改革有有何進步意義!
中國與前蘇聯的改革相比，差別僅在於是把國有資產分給國民還是分給了少數個人。
表麵上中國改革過程中的這些國有資產是經過評估的，最後賣給個人也符合程序。但是，幾十年建起的國有企業，誰主持的資產評估，企業的債權關係有那些，企業當前和未來的發展潛力由誰說了算，這些問題顯然仍然掌握在領導手裏，普通工人既沒有底也不知情。
為什麽這些資產最終都落到了原來企業的管理層或者廠長一人手裏呢?他們本應隻是拿基本工資的人，收入比普通工人高不出多少。為什麽一夜間能拿出成百上千萬的錢購買企業呢?他們那兒來的這些錢，究竟出沒有出資來購買企業，或者企業是否被賤賣，都是擺在桌麵上的事。
國有企業是全民所有，工人階級是主人。本來工廠的經營成果是國家的，也包括了全體人民。它的公共積累是共同創造的，是共同財產。如果要分配的話，也需要公平的進行。
當時有句口號叫“絕不讓國有資產流失”，也就是說凡是國有資產流入個人腰包都叫流失。然而在增強企業活力的口號下，國有資產通過改製的形式流入領導者的手中不叫流失，美之名曰企業搞活。它的前提是國家認為原來由集體決策的企業管理方式落後，相信由個人管理能謀取更大的財富。而犧牲的國家利益和工人利益則可以忽略不計。
改革提倡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個一部分人不是大多數普通百姓，而是大權在握的領導階層。工廠由自己養活自己變成老板養活工人，把企業由姓共變為姓私，這就叫市場化改革。
工會本應是工人利益的維護者，然而工會主席是企業改製後的管理層，也能分一杯羹。況且企業是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製，經營方麵的事由廠長說了算，黨、團、婦及工會都成了擺設。
在許多人看來，國家不應該既是財產的所有者，同時又是財產的經營者，這種狀態容易滋生腐敗。然而改製之後的企業腐敗程度遠遠超過了以前，官商勾結更明目張膽。
教育改革離公平越來越遠。
義務教育不義務。國家在1985年5月就頒部了《關於教育體製改革的決定》，1986 年4月12日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通過並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明確要求在1995 年左右實現九年製義務教育。然而上不起學的問題反而越來越嚴重。在問題突出的情況下，教育部要求能農村孩子免除學雜費。但是，我國《憲法》第33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法律麵前一律平等。”，給農村孩子免除學雜費為什麽不對城市孩子同等待遇呢?這種做法與憲法公民權利平等相悖，合情卻不合法。
高考問題是社會爭論的焦點之一，而許多專家給出的“偏方”是廢除高考自主招生。高考確實存在著應試教育、不公平的加分和不能異地高考等問題，然而這種以分數錄取的方式至少是相對公平的。如果廢除高考讓大學自主招生，官宦子弟和有錢人子弟利用優勢的權錢上大學則是太容易的事，而平民子弟尤其是最底層的貧民子弟就什麽希望都沒有了。
在中國大學仍屬於公共資源的情況下，把招生的自主權交給學校，等於把公共的東西交到了個人手裏。
醫療改革變成了一切向錢看。
不管怎樣抹黑前十七年，以前的看病沒有現在難是事實。生不起死不起的狀態越來越嚴重，根源在於這種醫療改革使民眾的生老病死負擔越來越重。
由於出現了醫療糾紛，自學校成立警務室後，公安也進駐醫院了。隻要出現醫患糾紛，就是醫鬧，就要按刑律處分。
不研究醫患糾紛的原因，不對醫療方麵的問題建立法製化的解決機製，偏麵保護醫院的利益是一種不公平。
醫療費高隻能認了，醫生失職得不到追究。患者隻是待宰的羔羊，這種醫療改革犧牲的是大多數人的利益。
特殊階層不能下崗。
企業改革是以工人下崗為代價的，就當時而言是不容商量的。然而在機構改革中，許多幹部失去了位置。這種情況下不是像企業改革那樣要求他們為改革做出犧牲，要他們能官能民能上能下，而是采取一個正職十幾個副職，或者都塞進機關進行安排。即使人浮於事，影響正常的管理行為也不在所不惜。
在道路收費天怒人怨的情況下，取消公路收費站擺到了桌麵。而交通部門提出的理由是這些收費工作人員不好安排，也就是收費隻是為了養活他們。
“要改革必須有犧牲，世上沒有絕對的公平。”這是許多改革家的口頭語。然而改革為什麽犧牲的總是普通百姓。下崗工人為改革犧牲就公平，幹部和特殊利益階層犧牲就不公平?
片麵追求效率的改革結果是越來越不公平。
“效率優先，兼顧公平”一直是改革開放的基本原則之一。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追求的是效率，打破“鐵飯碗”要的也是效率。在改革理論上，效率是做蛋糕，公平是分蛋糕。要先做蛋糕再分蛋糕，在做蛋糕的時候可以忽視公平。它的理論基礎是效率是公平的基礎，隻有物質更加豐富時才可能實現公平，公平的最終實現要以效率的極大提高為基礎。為了促進效率，必須以犧牲一定的公平為代價。
事實是犧牲了公平的效率，得到的隻能是貧富兩極分化，最終的結果是既上不去效率也傷害了公平。由於單純的強調效率，不僅產生了特權、行政壟斷及由此形成的尋租、腐敗、權力與資本非法結合侵害民眾權利等等問題，而且使社會發展到權貴經濟階段，這些被做大了的蛋糕不僅不想分配，而且阻礙社會繼續向前發展。
西方有句諺語：“通往地獄的道路通常由良好的願望鋪就。”追求效率的改革願望在於一部分人富起來從而帶動更多的人致富。事實是富起來的既得利益集團並沒有帶動其它人致富，而是以壟斷的方式打壓和阻礙進一步改革。
沒有蛋糕分什麽?這是很多改革家們提出的問題。其實中國改革開放前的蛋糕已經很大了，這些味美香甜的蛋糕被少數人瓜分了。他們在這個基礎上把自己的蛋糕做的越來越大，卻舍不得分給大家。沒有國家二十幾年的建設基礎和積累，改革的效率和成績不可能存在。
如果把改革開放後國有資產變賣和流失算一算，把賣地和資源損失加起來，把內債和外債統計一下，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所謂財政收入將大打折扣。
公平正義才是改革的核心價值。
公平反映社會生活中人們的權利和義務、作用和地位、行為和報應之間的某種相適應的關係。公平不是均等，也不是平等,它是一種生產關係的體現,而效率既是生產力的一種體現，也是生產關係的一種結果。公平是一種良好的社會秩序。
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公平。效率論者把社會主義的公有製經濟叫做“大鍋飯”，宣揚“幹多幹少幹好幹壞都一個樣”，從而為效率優先張目。其實是要資本家的效率，犧牲的是大多數人的公平。
就像沒有效率的公平是低水平一樣，沒有公平的效率不會長久。效率和公平不是誰先誰後的問題，社會如果把一方麵推向極端，都會使它向自己的反麵轉化。
政府是幹什麽的?政府的主要責任是維護社會公平正義，通過一係列的法律製度和管理行為讓社會公平競爭。當政府的屁股坐到了資本家一麵，在提高經濟效率的口號下維護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這個社會肯定是不公平的。
改革成果沒有讓全社會得到“公平”的享受，即使很多人經濟條件比以前好多了，卻沒感到比過去更幸福。失落、憤恨、偏執、消極和敵視等問題，是目前影響社會穩定的一大隱憂。它的根源在於地位不平等，權利不公平。
隻有公平，才能激發勞動者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才能增加物質財富。公平能產生高效率，能促進社會穩定和諧。
公平就是效率，公平就是正義，公平才是社會主義，公平正義才是改革的核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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