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管仲如何利用“金融戰”攫取巨額財富，且兼吞並若幹諸侯國？
公元前697年，齊襄公即位，大行無道。為避災禍，其弟糾投奔魯國，管仲、召忽輔之之；弟小白投奔莒國，鮑叔牙輔之。
公元前686年冬，齊襄公被公孫無知殺死。
公元前685年春，公孫無知被雍廩殺死，齊國君位空缺。魯莊公護送糾回齊國，與小白爭奪齊國君位。小白先回臨淄即位為齊桓公，在乾時（臨淄區烏河源頭處）打敗魯莊公，逼死糾，召忽自殺，押回管仲。鮑叔牙力勸齊桓公任命管仲為相，自己甘做副職。
公元前684年春，齊桓公執意討伐魯莊公。魯國曹劌論戰，在長勺（曲阜北）大敗齊師，成為齊桓公稱霸道路上的第一塊絆腳石。
齊紈、魯縞是古代最著名的兩種絲織品。管仲請齊桓公把服裝麵料由紈改為縞，命令大臣也要穿縞，於是齊國百姓紛紛效仿，縞價猛漲。管仲又禁止齊國百姓織縞，反而為魯縞大開綠燈。魯國百姓見錢眼開，魯莊公也貪圖賦稅，放任全國全力織縞，不種糧食。
一年後，管仲突然拒絕魯縞。又讓齊桓公和大臣們改穿紈。於是，齊國又流行紈，不再穿縞。魯國的縞堆積如山，卻換不來糧食，頓時陷入饑餓之中。最後，魯莊公被迫屈服，簽訂了尊奉齊桓公的協議。
通過“齊紈魯縞”這個外貿陰謀，管仲徹底擺平了魯莊公。管仲又用同樣的原理，高價采購楚國的生鹿、代國的狐皮、衡山的械器，製服了楚國、代國，吞並了衡山。
二，管仲所定稅收政策中的拔鵝毛藝術
桓公問管仲說：“我想要征收房屋稅，你看如何？”管仲回答說：“這等於叫人們拆毀房子。”“我要征收樹木稅呢？”管仲回答說：“這等於叫人們砍伐幼樹。”“我要征收牲畜稅呢？”管仲回答說：“這等於叫人們殺死幼畜。”“我要對人口征收賦稅，又怎麽樣？”管仲回答說；“這等於叫人們收閉情欲。”桓公說：“那麽，靠什麽來管理國家呢？”管仲回答說：“隻有專營山海資源才是可行的。”
桓公說：“什麽叫作專營山海資源？”管仲回答說：“靠大海資源成王業的國家，要注意征稅於鹽的政策。”桓公說：“什麽叫作征稅於鹽的政策？”管仲回答說：“十口之家就是十人吃鹽，百口之家就是百人吃鹽。一個月，成年男子吃鹽近五升半，成年女子近三升半，小男小女近二升半。這是大概數字。鹽一百升為一釜。使鹽的價格每升增加半錢，一釜可收入五十錢。每升增加一錢，一釜可收入百錢。每升增加二錢，一釜可收入二百錢。一鍾就是二千，十鍾就是二萬，百鍾二十萬，千鍾就是二百萬錢。一個萬乘的大國，人口總數千萬人。合而算之。約計每日可行二百萬，十日二千萬，一月可行六千萬錢。一個萬乘的大國，征人口稅的當征為數為一百萬人，每月每人征稅三十錢，總數才不過三千萬。現在我們沒有向任何大人小孩直接征稅，就有相當於兩個大國的六千萬錢的稅收。假設君上發令說：我就要對全國大人小孩直接征稅了，那就一定會引起全國大喊大叫地反對。現在取給於鹽的政策，即使百倍歸於君主，人們也是無法規避的，這就是理財之法。”
征稅是一門藝術。曾任法國財務大臣的巴蒂斯特？科爾貝認為：“一位好的稅務官應該把征徼稅款當做拔鵝毛，登峰造極的手法是既能揪下最多的鵝毛，又能把鵝的痛苦叫聲壓得最低。”這個“拔鵝毛征稅理論”中其實涵蓋了一個“如何養鵝”的問題。多年來已經征收的大量稅款和財政收入，是不是在經濟不景氣的時候，該到了“用之於民”的時候了？多扶助扶助正處在困難之中的企業而不是“越征越離譜”，無論對國家對企業還是對民眾，都是有利的。
究竟應該如何“養鵝”？管仲的“官山海”策略無疑是值得我們借鑒和學習的。每天、每頓飯，人人必須吃鹽，不僅齊國人吃鹽，其他國家的更多的人口也必須吃鹽。因為，鹽是生活必需品，再貴也要吃。
那時的“中國”，隻有齊國盛產並出口食鹽。
管仲讓齊桓公大大提高食鹽價格（稅率），按各諸侯國的人口數量控製食鹽出口配額，結果就是全“中國”人民都向齊桓公繳納鹽稅。其他諸侯國的子民，相當於注冊了兩個納稅國籍。
當時齊國約有50萬戶200多萬人，全“中國”大約2000萬人口。最保守的估計，至少1000萬人口消費齊國食鹽。平均每人每月食鹽3升，每升加價2錢，齊國每月可獲財政收入6000萬錢。這是多麽巨大的財政收入！這是齊桓公對外稱霸、對內惠民的經濟基礎。
當然，由於食鹽是微量消費品，人們並沒有感覺到鹽稅的苛重，因此，管仲輕而易舉地實現了“拔鵝毛而鵝不叫”的稅收效果。
至於齊國人民，雖然鹽價與“國外”同樣高昂，但是因為“祖國”外貿利潤豐厚，其主要負擔——農業稅得以經常減免。
三，管仲之經濟“輕重術”堪稱今日鏡鑒
有人說，輕重之術是農業時代的產物，兩千多年過去了，它已經不再適應今天信息化的時代了。
筆者理解這些聽眾是受到了西方線性的進步史觀的影響。為了反駁他們，我們必須證明輕重之術的基本原則直到今天仍然適用。
以外貿理論為例。中國古典外貿理論的基本原則是“內守國財而外因天下”（語出《管子？地數第七十七》），核心觀點是在保有國家財富的同時也要學會從外部取得財富，與西方的重商主義不同，這裏的財富主要不是指侈奢品、貴金屬和紙幣，而是指重要的戰略物資。
中國古典外貿理論由來久遠。現存最完整的輕重之術經典，《管子》輕重十六篇中的“伊尹之謀”、“纂茈之謀”等就是以案例來說明“內守國財而外因天下”的道理。“伊尹之謀”甚至可以上溯到商朝初年。
事實上，從戰國至漢朝，從古代的中國至當代的美國，中國古典外貿理論一直為經濟決策者有意識或無意識地應用著。
孔家多俊傑，從記錄孔氏家族人物事跡的古籍《孔叢子》中我們能明顯看到這一點。《孔叢子》中一個重要人物是孔子八世孫孔謙。孔謙（字子順）生於戰國末年，在相魏期間曾作為使節出訪趙國，當時趙孝成王（？~公元前245年）在宴會上問子順降北方遊牧民族之計，孔謙的回答即是應用輕重之術，用通商的手段來誘降他們。
對於趙孝成王對通商會使自己的財貨外流的擔心，子順回答說：如果我們是用無用的東西換取他們有用的東西，通商就是弱化北方遊牧民族的辦法，用子順的話說就是：“夫與之市者，將以我無用之貨取其有用之物，是故所以弱之之術也。”於是趙王追問，什麽是我們有用和東西，他們無用的東西呢？子順答道：“比如衣飾之物，如珍珠、美玉和各種絲織品；飲食之物，則有酒和各種美味商品。這是我們有的而他們認為有利可圖的東西。北方遊牧民族，有牛馬、皮毛製品，弓箭等等，這是他們富足而又輕易給人的東西。用我們有的，來換取他們豐富的商品，那麽他們的錢財就會浪費在衣食這樣的消費品上，我們就會不戰而屈人之兵，用短木棍就會把他們打敗了。”
我們對趙孝成王是否真得與北狄通商不得而知。不過在漢朝初期，這一政策似乎被完整地實施了。在公元前81年的鹽鐵會議上，漢武帝時長期主持國家經濟政策的桑弘羊將“內守國財而外因天下”的中國古典外貿理論精辟地概括為：“天下之下我高，天下之輕我重。以末易其本，以虛蕩其實。”認為這樣就能：“外國之物內流，而利不外泄也。異物內流則國用饒，利不外泄則民用給矣”。
對於會上儒生片麵強調農業作用的觀點，桑弘羊以“富國何必用本農，足民何必井田”駁斥之。他指出：有才能的人治家的方法不止是一種，使國家富裕的途徑也並非一個。從前，管仲籌策謀劃輔助齊桓公成就了霸業，而紀氏由於隻搞農業亡了國。如果為了一家人的生活必須從事農業，那麽舜就不應該去製作陶器，伊尹也不應當去當廚師。所以善於治理國家的人，應該是天下人認為低賤的，他認為高貴；天下人所輕視的，他卻重視。用工商業代替農業，用無用的東西換取有用的。現在從山林川澤取得的財富，實行均輸法所獲得的積累，是為了施用輕重之術來役使天下的諸侯。汝、漢一帶的金子，各地進貢的絲織品，可以引誘外國人和換取胡、羌的珍貴財物。用我們兩丈絲綢，就能得到匈奴的很多貴重物品，從而減少了他們的財物。這樣，騾、驢、駱駝就可以成群結隊地進到邊塞之內，各種良馬也都變成了我國的牲畜，鼠皮、貂皮、狐貉等各種貴重皮料，彩色的氈子，有花紋的毯子將充滿皇宮裏的倉庫，璧玉、珊瑚、琉璃也都成了我國的寶貴物品。這樣，外部的各種物品源源不斷地運進來，而內地的財物不外流。外族的東西運進來，國家財用就充足，自己的財物不外流，人民家用就豐足。
《鹽鐵認論？力耕第二》記桑弘羊言曰：“賢聖治家非一寶，富國非一道。昔管仲以權譎霸，而紀氏以強本亡。使治家養生必於農，則舜不甄陶而伊尹不為庖。故善為國者，天下之下我高，天下之輕我重。以末易其本，以虛蕩其實。今山澤之財，均輸之藏，所以禦輕重而役諸侯也。汝、漢之金，纖微之貢，所以誘外國而釣胡、羌之寶也。夫中國一端之縵，得匈奴累金之物，而損敵國之用。是以騾驢馲駝，銜尾入塞，驒騱騵馬，盡為我畜，鼲貂狐貉，采旃文罽，充於內府，而璧玉珊瑚琉璃，鹹為國之寶。是則外國之物內流，而利不外泄也。異物內流則國用饒，利不外泄則民用給矣。”
令人遺憾的是，自東漢以後，輕重之術和其中的中國古典外貿理論長期以來為中國學人所輕視，至今仍是這樣。
最早對輕重之術發難的當屬魏晉時代的著名學者傅玄。他在《傅子》一書中稱：“《管子》書，過半是後之好事者所知，《輕重篇》尤鄙俗。”
傅玄對中國古典經濟理論的評判一直影響至清代。宋代黃震（1213~1280年）說：“若‘輕重篇’則何其多術哉，管子雖多術，亦何至如此之屑屑哉？”（《黃氏日抄》卷五十五）。明代張嶽說：“吾讀《管子》鹽鐵書（指輕重十六篇——筆者注），至於日食升兩及一刀一錢，莫不榷算詳盡。使利出一孔，悲夫！霸者之用心也？彼嚐勸其君務農重穀，分業四民，亦足以富國製敵而售其術矣，何乃瑣瑣若是？”（《小山類稿》卷十九）清代《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則稱：“輕重篇尤複鄙俗。”
至近代，西方經濟思想湧入後，中國學者認為西方學術是現代的、先進的，中國本土學術則為古代的、落後的。他們開始切割中學以比附西學，目的是為引入和詮釋西學鋪路。在這種學術大背景下，輕重之術作為失去現實使用價值的“古董”被納入經濟思想史，這種情況直到今天也沒有徹底改變。
倒是美國自二戰以後就自覺或不自學地運用中國古典經濟理論，在國際貿易領域“以我無用之貨取其有用之物”、“以虛蕩其實”，真正作到了“內守國財而外因天下”。在人類早已經從根本上脫離了以物易物的商業時代，這裏的“虛”主要指的是紙幣，而“實”則指各種商品。
在具體操作中，二戰以後，美國主要是通過大量向世界市場注入美元，同時實施保護主義的貿易和投資政策，來實現“內守國財而外因天下”的——盡管美國表麵上一直在鼓吹自由貿易，但它隻是鼓勵貿易夥伴國的經濟學家相信並宣傳自由貿易理論。
美國密蘇裏大學堪薩斯分校教授，獨立的金融和經濟分析專家邁克爾？赫德森在《全球分裂：美國統治世界的經濟戰略》一書中，描述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美國與德國的貿易關係時這樣寫道：“新形勢對於德國來說尤其棘手。德國外向型的發展繁榮成果被美國國庫吸走了。德國工業雇用了來自土耳其、希臘、南斯拉夫及其他地中海國家的數以百萬計的移民。到1971年為止，希臘人口中大約有3%生活在德國，他們生產汽車和其他出口商品，為德國公司賺取利潤和外匯。許多私人公司從外銷中獲利。然而當大眾汽車和其他商品運往美國時，德國經濟卻遭受了損失。公司可以用其收到的美元與德國央行兌換馬克，因而可以確保外銷的利潤，但是德國央行隻能用這些美元購買美國短期國庫券和債券。在1970~1974年間當美元與馬克相比貶值52%時，德國央行失去了其美元存款1/3的價值，其主要原因是美國國內的通貨膨脹侵蝕了美元34%的本國購買力。更糟糕的是，德國發現自己和日本、加拿大、瑞士一起為美國的國內外開支項目融資，包括東南亞戰爭和對以色列的軍事支援，而他們是不願支持美國的這些政策的。”（邁克爾？赫德森：《全球分裂：美國統治世界的經濟戰略》，中央編譯出版社，2010年6月，第19頁。）
如果我們將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換成二十一世紀初，德國換成中國，將希臘移民換成中國農民工，將馬克換成人民幣，將東南亞戰爭換成反恐戰爭，你就會發現曆史是何其相似：我們今天還是很難購買美國的公司和資源，隻能大量夠買美國的國庫券。隨著美元的升值，我們的外匯儲備在不斷貶值；我們也在慷慨地為美國的國內外開支融資，與當時德國唯一不同的是，這些融資中有大筆用於增加西太洋地區的軍事開支——其炮口直指中國本土！
而所有這一切都不過是“纂茈之謀”的美國版本，美國正是用輕重之術宰製天下的！這則計謀大意是說：從前萊國擅長染色工藝，紫色的絹和紫青色的絲絛在萊國的價錢一純隻值一錙金子，而在周地則價值十斤黃金。萊國商人知道後，很快把紫絹收購一空。周國卻拿出籌碼（馬）作為抵押，從萊國商人手裏把紫絹收購起來，萊國商人隻握有等於貨幣的籌碼。因此萊國失掉了收集起來的紫絹，而隻好用籌碼收回錢幣了。這則故事出自《管子？輕重丁第八十三》，翟玉忠教授總結說：“自故可因者因之，乘者乘之，此因天下以製天下。”
今天美國人手裏沒有“馬”，他擁有的是同“馬”一樣本身近乎毫無價值的美元。
如許多知識會因革損益而不會過時一樣，輕重之術也沒有過時。當美國人靈活地運用輕重之術“弱”中國時，任何一個有良知的中國知識分子都應為自己對中國古典經濟思想的無知感到羞恥！
知恥近乎勇。今天，為“往聖繼絕學”不應再是一句華而不實的漂亮口號，應是當代中國學人義不容辭的曆史責任！
這種曆史責任是極其沉重的，因為其代價過於高昂。
公元前697年，齊襄公即位，大行無道。為避災禍，其弟糾投奔魯國，管仲、召忽輔之之；弟小白投奔莒國，鮑叔牙輔之。
公元前686年冬，齊襄公被公孫無知殺死。
公元前685年春，公孫無知被雍廩殺死，齊國君位空缺。魯莊公護送糾回齊國，與小白爭奪齊國君位。小白先回臨淄即位為齊桓公，在乾時（臨淄區烏河源頭處）打敗魯莊公，逼死糾，召忽自殺，押回管仲。鮑叔牙力勸齊桓公任命管仲為相，自己甘做副職。
公元前684年春，齊桓公執意討伐魯莊公。魯國曹劌論戰，在長勺（曲阜北）大敗齊師，成為齊桓公稱霸道路上的第一塊絆腳石。
齊紈、魯縞是古代最著名的兩種絲織品。管仲請齊桓公把服裝麵料由紈改為縞，命令大臣也要穿縞，於是齊國百姓紛紛效仿，縞價猛漲。管仲又禁止齊國百姓織縞，反而為魯縞大開綠燈。魯國百姓見錢眼開，魯莊公也貪圖賦稅，放任全國全力織縞，不種糧食。
一年後，管仲突然拒絕魯縞。又讓齊桓公和大臣們改穿紈。於是，齊國又流行紈，不再穿縞。魯國的縞堆積如山，卻換不來糧食，頓時陷入饑餓之中。最後，魯莊公被迫屈服，簽訂了尊奉齊桓公的協議。
通過“齊紈魯縞”這個外貿陰謀，管仲徹底擺平了魯莊公。管仲又用同樣的原理，高價采購楚國的生鹿、代國的狐皮、衡山的械器，製服了楚國、代國，吞並了衡山。
二，管仲所定稅收政策中的拔鵝毛藝術
桓公問管仲說：“我想要征收房屋稅，你看如何？”管仲回答說：“這等於叫人們拆毀房子。”“我要征收樹木稅呢？”管仲回答說：“這等於叫人們砍伐幼樹。”“我要征收牲畜稅呢？”管仲回答說：“這等於叫人們殺死幼畜。”“我要對人口征收賦稅，又怎麽樣？”管仲回答說；“這等於叫人們收閉情欲。”桓公說：“那麽，靠什麽來管理國家呢？”管仲回答說：“隻有專營山海資源才是可行的。”
桓公說：“什麽叫作專營山海資源？”管仲回答說：“靠大海資源成王業的國家，要注意征稅於鹽的政策。”桓公說：“什麽叫作征稅於鹽的政策？”管仲回答說：“十口之家就是十人吃鹽，百口之家就是百人吃鹽。一個月，成年男子吃鹽近五升半，成年女子近三升半，小男小女近二升半。這是大概數字。鹽一百升為一釜。使鹽的價格每升增加半錢，一釜可收入五十錢。每升增加一錢，一釜可收入百錢。每升增加二錢，一釜可收入二百錢。一鍾就是二千，十鍾就是二萬，百鍾二十萬，千鍾就是二百萬錢。一個萬乘的大國，人口總數千萬人。合而算之。約計每日可行二百萬，十日二千萬，一月可行六千萬錢。一個萬乘的大國，征人口稅的當征為數為一百萬人，每月每人征稅三十錢，總數才不過三千萬。現在我們沒有向任何大人小孩直接征稅，就有相當於兩個大國的六千萬錢的稅收。假設君上發令說：我就要對全國大人小孩直接征稅了，那就一定會引起全國大喊大叫地反對。現在取給於鹽的政策，即使百倍歸於君主，人們也是無法規避的，這就是理財之法。”
征稅是一門藝術。曾任法國財務大臣的巴蒂斯特？科爾貝認為：“一位好的稅務官應該把征徼稅款當做拔鵝毛，登峰造極的手法是既能揪下最多的鵝毛，又能把鵝的痛苦叫聲壓得最低。”這個“拔鵝毛征稅理論”中其實涵蓋了一個“如何養鵝”的問題。多年來已經征收的大量稅款和財政收入，是不是在經濟不景氣的時候，該到了“用之於民”的時候了？多扶助扶助正處在困難之中的企業而不是“越征越離譜”，無論對國家對企業還是對民眾，都是有利的。
究竟應該如何“養鵝”？管仲的“官山海”策略無疑是值得我們借鑒和學習的。每天、每頓飯，人人必須吃鹽，不僅齊國人吃鹽，其他國家的更多的人口也必須吃鹽。因為，鹽是生活必需品，再貴也要吃。
那時的“中國”，隻有齊國盛產並出口食鹽。
管仲讓齊桓公大大提高食鹽價格（稅率），按各諸侯國的人口數量控製食鹽出口配額，結果就是全“中國”人民都向齊桓公繳納鹽稅。其他諸侯國的子民，相當於注冊了兩個納稅國籍。
當時齊國約有50萬戶200多萬人，全“中國”大約2000萬人口。最保守的估計，至少1000萬人口消費齊國食鹽。平均每人每月食鹽3升，每升加價2錢，齊國每月可獲財政收入6000萬錢。這是多麽巨大的財政收入！這是齊桓公對外稱霸、對內惠民的經濟基礎。
當然，由於食鹽是微量消費品，人們並沒有感覺到鹽稅的苛重，因此，管仲輕而易舉地實現了“拔鵝毛而鵝不叫”的稅收效果。
至於齊國人民，雖然鹽價與“國外”同樣高昂，但是因為“祖國”外貿利潤豐厚，其主要負擔——農業稅得以經常減免。
三，管仲之經濟“輕重術”堪稱今日鏡鑒
有人說，輕重之術是農業時代的產物，兩千多年過去了，它已經不再適應今天信息化的時代了。
筆者理解這些聽眾是受到了西方線性的進步史觀的影響。為了反駁他們，我們必須證明輕重之術的基本原則直到今天仍然適用。
以外貿理論為例。中國古典外貿理論的基本原則是“內守國財而外因天下”（語出《管子？地數第七十七》），核心觀點是在保有國家財富的同時也要學會從外部取得財富，與西方的重商主義不同，這裏的財富主要不是指侈奢品、貴金屬和紙幣，而是指重要的戰略物資。
中國古典外貿理論由來久遠。現存最完整的輕重之術經典，《管子》輕重十六篇中的“伊尹之謀”、“纂茈之謀”等就是以案例來說明“內守國財而外因天下”的道理。“伊尹之謀”甚至可以上溯到商朝初年。
事實上，從戰國至漢朝，從古代的中國至當代的美國，中國古典外貿理論一直為經濟決策者有意識或無意識地應用著。
孔家多俊傑，從記錄孔氏家族人物事跡的古籍《孔叢子》中我們能明顯看到這一點。《孔叢子》中一個重要人物是孔子八世孫孔謙。孔謙（字子順）生於戰國末年，在相魏期間曾作為使節出訪趙國，當時趙孝成王（？~公元前245年）在宴會上問子順降北方遊牧民族之計，孔謙的回答即是應用輕重之術，用通商的手段來誘降他們。
對於趙孝成王對通商會使自己的財貨外流的擔心，子順回答說：如果我們是用無用的東西換取他們有用的東西，通商就是弱化北方遊牧民族的辦法，用子順的話說就是：“夫與之市者，將以我無用之貨取其有用之物，是故所以弱之之術也。”於是趙王追問，什麽是我們有用和東西，他們無用的東西呢？子順答道：“比如衣飾之物，如珍珠、美玉和各種絲織品；飲食之物，則有酒和各種美味商品。這是我們有的而他們認為有利可圖的東西。北方遊牧民族，有牛馬、皮毛製品，弓箭等等，這是他們富足而又輕易給人的東西。用我們有的，來換取他們豐富的商品，那麽他們的錢財就會浪費在衣食這樣的消費品上，我們就會不戰而屈人之兵，用短木棍就會把他們打敗了。”
我們對趙孝成王是否真得與北狄通商不得而知。不過在漢朝初期，這一政策似乎被完整地實施了。在公元前81年的鹽鐵會議上，漢武帝時長期主持國家經濟政策的桑弘羊將“內守國財而外因天下”的中國古典外貿理論精辟地概括為：“天下之下我高，天下之輕我重。以末易其本，以虛蕩其實。”認為這樣就能：“外國之物內流，而利不外泄也。異物內流則國用饒，利不外泄則民用給矣”。
對於會上儒生片麵強調農業作用的觀點，桑弘羊以“富國何必用本農，足民何必井田”駁斥之。他指出：有才能的人治家的方法不止是一種，使國家富裕的途徑也並非一個。從前，管仲籌策謀劃輔助齊桓公成就了霸業，而紀氏由於隻搞農業亡了國。如果為了一家人的生活必須從事農業，那麽舜就不應該去製作陶器，伊尹也不應當去當廚師。所以善於治理國家的人，應該是天下人認為低賤的，他認為高貴；天下人所輕視的，他卻重視。用工商業代替農業，用無用的東西換取有用的。現在從山林川澤取得的財富，實行均輸法所獲得的積累，是為了施用輕重之術來役使天下的諸侯。汝、漢一帶的金子，各地進貢的絲織品，可以引誘外國人和換取胡、羌的珍貴財物。用我們兩丈絲綢，就能得到匈奴的很多貴重物品，從而減少了他們的財物。這樣，騾、驢、駱駝就可以成群結隊地進到邊塞之內，各種良馬也都變成了我國的牲畜，鼠皮、貂皮、狐貉等各種貴重皮料，彩色的氈子，有花紋的毯子將充滿皇宮裏的倉庫，璧玉、珊瑚、琉璃也都成了我國的寶貴物品。這樣，外部的各種物品源源不斷地運進來，而內地的財物不外流。外族的東西運進來，國家財用就充足，自己的財物不外流，人民家用就豐足。
《鹽鐵認論？力耕第二》記桑弘羊言曰：“賢聖治家非一寶，富國非一道。昔管仲以權譎霸，而紀氏以強本亡。使治家養生必於農，則舜不甄陶而伊尹不為庖。故善為國者，天下之下我高，天下之輕我重。以末易其本，以虛蕩其實。今山澤之財，均輸之藏，所以禦輕重而役諸侯也。汝、漢之金，纖微之貢，所以誘外國而釣胡、羌之寶也。夫中國一端之縵，得匈奴累金之物，而損敵國之用。是以騾驢馲駝，銜尾入塞，驒騱騵馬，盡為我畜，鼲貂狐貉，采旃文罽，充於內府，而璧玉珊瑚琉璃，鹹為國之寶。是則外國之物內流，而利不外泄也。異物內流則國用饒，利不外泄則民用給矣。”
令人遺憾的是，自東漢以後，輕重之術和其中的中國古典外貿理論長期以來為中國學人所輕視，至今仍是這樣。
最早對輕重之術發難的當屬魏晉時代的著名學者傅玄。他在《傅子》一書中稱：“《管子》書，過半是後之好事者所知，《輕重篇》尤鄙俗。”
傅玄對中國古典經濟理論的評判一直影響至清代。宋代黃震（1213~1280年）說：“若‘輕重篇’則何其多術哉，管子雖多術，亦何至如此之屑屑哉？”（《黃氏日抄》卷五十五）。明代張嶽說：“吾讀《管子》鹽鐵書（指輕重十六篇——筆者注），至於日食升兩及一刀一錢，莫不榷算詳盡。使利出一孔，悲夫！霸者之用心也？彼嚐勸其君務農重穀，分業四民，亦足以富國製敵而售其術矣，何乃瑣瑣若是？”（《小山類稿》卷十九）清代《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則稱：“輕重篇尤複鄙俗。”
至近代，西方經濟思想湧入後，中國學者認為西方學術是現代的、先進的，中國本土學術則為古代的、落後的。他們開始切割中學以比附西學，目的是為引入和詮釋西學鋪路。在這種學術大背景下，輕重之術作為失去現實使用價值的“古董”被納入經濟思想史，這種情況直到今天也沒有徹底改變。
倒是美國自二戰以後就自覺或不自學地運用中國古典經濟理論，在國際貿易領域“以我無用之貨取其有用之物”、“以虛蕩其實”，真正作到了“內守國財而外因天下”。在人類早已經從根本上脫離了以物易物的商業時代，這裏的“虛”主要指的是紙幣，而“實”則指各種商品。
在具體操作中，二戰以後，美國主要是通過大量向世界市場注入美元，同時實施保護主義的貿易和投資政策，來實現“內守國財而外因天下”的——盡管美國表麵上一直在鼓吹自由貿易，但它隻是鼓勵貿易夥伴國的經濟學家相信並宣傳自由貿易理論。
美國密蘇裏大學堪薩斯分校教授，獨立的金融和經濟分析專家邁克爾？赫德森在《全球分裂：美國統治世界的經濟戰略》一書中，描述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美國與德國的貿易關係時這樣寫道：“新形勢對於德國來說尤其棘手。德國外向型的發展繁榮成果被美國國庫吸走了。德國工業雇用了來自土耳其、希臘、南斯拉夫及其他地中海國家的數以百萬計的移民。到1971年為止，希臘人口中大約有3%生活在德國，他們生產汽車和其他出口商品，為德國公司賺取利潤和外匯。許多私人公司從外銷中獲利。然而當大眾汽車和其他商品運往美國時，德國經濟卻遭受了損失。公司可以用其收到的美元與德國央行兌換馬克，因而可以確保外銷的利潤，但是德國央行隻能用這些美元購買美國短期國庫券和債券。在1970~1974年間當美元與馬克相比貶值52%時，德國央行失去了其美元存款1/3的價值，其主要原因是美國國內的通貨膨脹侵蝕了美元34%的本國購買力。更糟糕的是，德國發現自己和日本、加拿大、瑞士一起為美國的國內外開支項目融資，包括東南亞戰爭和對以色列的軍事支援，而他們是不願支持美國的這些政策的。”（邁克爾？赫德森：《全球分裂：美國統治世界的經濟戰略》，中央編譯出版社，2010年6月，第19頁。）
如果我們將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換成二十一世紀初，德國換成中國，將希臘移民換成中國農民工，將馬克換成人民幣，將東南亞戰爭換成反恐戰爭，你就會發現曆史是何其相似：我們今天還是很難購買美國的公司和資源，隻能大量夠買美國的國庫券。隨著美元的升值，我們的外匯儲備在不斷貶值；我們也在慷慨地為美國的國內外開支融資，與當時德國唯一不同的是，這些融資中有大筆用於增加西太洋地區的軍事開支——其炮口直指中國本土！
而所有這一切都不過是“纂茈之謀”的美國版本，美國正是用輕重之術宰製天下的！這則計謀大意是說：從前萊國擅長染色工藝，紫色的絹和紫青色的絲絛在萊國的價錢一純隻值一錙金子，而在周地則價值十斤黃金。萊國商人知道後，很快把紫絹收購一空。周國卻拿出籌碼（馬）作為抵押，從萊國商人手裏把紫絹收購起來，萊國商人隻握有等於貨幣的籌碼。因此萊國失掉了收集起來的紫絹，而隻好用籌碼收回錢幣了。這則故事出自《管子？輕重丁第八十三》，翟玉忠教授總結說：“自故可因者因之，乘者乘之，此因天下以製天下。”
今天美國人手裏沒有“馬”，他擁有的是同“馬”一樣本身近乎毫無價值的美元。
如許多知識會因革損益而不會過時一樣，輕重之術也沒有過時。當美國人靈活地運用輕重之術“弱”中國時，任何一個有良知的中國知識分子都應為自己對中國古典經濟思想的無知感到羞恥！
知恥近乎勇。今天，為“往聖繼絕學”不應再是一句華而不實的漂亮口號，應是當代中國學人義不容辭的曆史責任！
這種曆史責任是極其沉重的，因為其代價過於高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