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國光：不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的改革同樣死路一條
當前改革麵臨著兩條道路、兩個前途：一條是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建立真正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一條是資本主義私有化，建立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現在這兩派的較量日益明顯，已經是不爭的事實。
當前存在著如果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條的說法，這個說法是不精確的。改革有不同方向，有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個方向。改革到底是堅持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呢?這個問題要搞清楚。不能簡單地說，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條。準確地說，不堅持社會主義的改革就是死路一條;堅持了資本主義的改革，也是死路一條。
我主張，不要簡單地重複“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條”，這個說法不精確，容易將改革引到錯誤的方向。我主張，要恢複鄧小平在1992年南方講話中的說法，“要堅持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關鍵是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隻能是死路一條”，我們應該堅持鄧小平思想，不能隻強調改革開放，不講或者淡化四項基本原則，不講或者淡化社會主義。如果隻講改革開放，隻講不改革隻能是死路一條，那就是有意識地或者無意識地把改革引向資本主義的邪路。我希望十八大報告能夠把這個事情講清楚，不要再給人以含糊的餘地。
經過三十幾年的改革開放，當前改革正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對於改革中的一些關鍵問題要有正確的認識。
關於經濟運行機製：在繼續堅持市場改革的同時，要重新強調國家宏觀計劃調控的作用
改革開放以來，經濟運行機製逐步由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推動我國經濟生動活潑地向前發展。在全部商品流通總額中，目前市場調節部分已占到90%以上。幾年前有人估計，我國市場經濟在整體上完成程度已達到70%左右。可以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已經初步建立。但是，目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還不夠充分、不夠完善，還有一些不到位的地方，如資源要素市場、資本金融市場等，都還需要進一步發展到位。此外，還有因經驗不足、犯了市場幼稚病，從而導致過度市場化的地方，如在教育、醫療、住宅等不該市場化的領域也搞市場化，以至於發展到對市場迷信的地步，帶來一係列不良後果。
市場經濟初步建立之後，市場的積極方麵和消極方麵都充分展現出來。市場經濟在發揮激勵競爭、優化資源配置、促進經濟效率等優越性的同時，其自身固有的缺陷，經過三十幾年的演變，也逐步顯露出來。特別是在總量綜合平衡、環境資源保護以及社會公平分配上引發的問題，在我國不是市場經濟本身能夠解決的。因此，三十幾年的結果，一方麵經濟發展取得很大成績;另一方麵社會經濟出現新的矛盾，資源環境、分配民生等矛盾越積越多。這與國家宏觀計劃調控跟不上市場化的進程有一定的關係。
本來我們所要建立的市場經濟，就是國家宏觀調控下的市場經濟，這一根本點在1992年就明確地寫入了黨的十四大文件。這些年來，國家對經濟的宏觀調控水平在不斷進步，我們在短期經濟波動的控製上，先後取得了治理通貨膨脹和治理通貨緊縮兩方麵的一定經驗。但是，國家計劃對短期和長期宏觀經濟發展的導向作用明顯減弱，這影響到宏觀調控的實效，造成國民經濟發展許多方麵失衡。
現在是到了繼續堅持市場取向改革的同時加強宏觀計劃調控的作用，強調國家計劃在宏觀調控中的指導作用的時候了。針對國家宏觀計劃調控跟不上市場經濟發展形勢的狀況，黨的十七大就已經提出：“發揮國家發展規劃、計劃、產業政策在宏觀調控中的導向作用,綜合運用財政、貨幣政策，提高宏觀調控水平。”十八大報告應該進一步強調發揮國家計劃在宏觀調控市場經濟中的導向作用，現在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強調國家計劃在宏觀調控中的導向作用，並不是如某些人所講的那樣“要回到傳統計劃經濟模式”。國家計劃在宏觀調控中的導向作用，不同於過去“傳統計劃經濟”，而是計劃與市場在更高層次上的新的結合。其主要表現：一是現在的計劃不是既管宏觀又管微觀、無所不包的計劃，而是隻管宏觀層麵，微觀的事情主要由市場調節。二是現在資源配置的基礎性手段是市場，計劃是彌補市場缺陷與不足的必要手段。三是現在的計劃主要不再是行政指令性的，而是指導性、戰略性、預測性的計劃，同時又要有必要的約束和問責的功能。國家計劃導向下的宏觀調控，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應有之義，不能把“計劃性”排除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含義之外。
關於所有製結構：在堅持多種所有製共同發展的同時，要重新強調“公有製為主體”
從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一直到現在，黨的文件一貫堅持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製形式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製度，沒有一個文件不要公有製為主體。強調“堅持和完善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製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製度”，這當然不是一句空話，不是停留在文字上，而是要堅決貫徹落實的。
現在要堅持“兩個毫不動搖”，即毫不動搖地堅持公有製為主體，毫不動搖地發展多種所有製形式，不能隻強調發展非公有製經濟，不能隻強調一個毫不動搖。
有人說公有製效率低，是官僚經濟，是權貴經濟，不是國家的財富，而是少數人的財富。我在一篇文章中談到這個問題，公有製並非注定效率低。60年代我國的“鞍鋼憲法”，有很好的經驗，日本等國有企業管理都吸收它的經驗，這是眾所周知的事情。資本主義國家也有國有企業管得好的，並不是一概效率低。
改革開放以來，國有經濟內部管理也有問題。某些企業管理不善，變國有資產為少數企業高管人員的個人財富，變為私有財產;就算沒有MBO，一些國有企業的領導層也在腐化變質，有的企業領導自定薪酬，幾十、幾百萬年薪的高工資，而普通職工月薪隻有幾百、幾千元。這些都不是公有製固有的屬性。人家攻擊我們國有經濟已經不是公有製，並非完全虛指，也指出了一些問題。但是，這些弊病過去“計劃經濟”時期並不存在，市場化的改革以後才發生的，這也值得我們深思。
國有企業本身應進一步改革，既不能變回到過去“大鍋飯”的舊體製，也不能維持現在被扭曲的形象，要在社會主義條件下解決目前存在的行政性壟斷和腐敗問題，解決企業內部的激勵機製問題;要使得國有企業既真正體現社會公平，同時又有激勵機製。這種探索，西方國家不是沒有先例。西方國家也有國有企業，也有國家公務員，看看二者的收入比例，差距不會像我們現在拉得那麽大。國有企業的領導與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一樣，都是國家的公職人員，不能完全按照私有經濟的法則辦事。所以，國有企業管理腐敗一定要治理。
重新強調“公有製為主體”，並非恢複過去“大一統”的公有製經濟，也不是恢複舊模式的國有經濟，而是在保障公有製為主體的前提下，堅持“兩個毫不動搖”，毫不動搖地引導非公有製經濟的發展，毫不動搖地保護國有經濟的主導地位，並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原則深化國有經濟改革。
關於分配關係：要從“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轉向“更加重視社會公平”
從分配上的平均主義到拉開收入差距，允許一部分人通過勤勞先富起來，是完全正確的。但是，如果收入差距拉得太大，以至於貧富分化造成難以逾越的鴻溝，出現兩極分化，就不對了。現在要讓先富帶後富，縮小貧富差距，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在改革開放後的一段時期內，強調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有其正麵的積極作用，可以促進效率，促進生產，促進經濟發展。但是，過了這個階段，貧富差距擴大，不能實現先富帶動後富，不能實現共同富裕，不能實現公平的目標，這個時候，就必須強調效率與公平二者同時並重，而且更加重視和強調社會公平。
淡化“優先、兼顧”提法，強調“更加重視社會公平”，不是要回到過去，不是回到過去的“大鍋飯”，不是回到過去的平均主義，而是在更高層次上的提高。按照馬克思主義觀點，所有製決定分配。但是，人們常忽略了這個觀點。在分析我國貧富差距擴大的原因時，舉了很多緣由，如城鄉差別擴大、地區不平衡、行業壟斷、腐敗、公共產品供應不均、再分配調節落後等，不一而足。這些緣由都能成立，但不是最主要的。造成收入分配不公的最根本原因被忽略了。
財產占有上的差別，是收入差別的最大的影響因素。連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家薩繆爾遜都承認，“收入差別最主要的是擁有財富多寡造成的，和財產差別相比，個人能力的差別是微不足道的”，他又說，“財產所有權是收入差別的第一位原因，往下依次是個人能力、教育、培訓、機會和健康。”三十多年來我國貧富差距的擴大，除了上述一係列原因外，跟所有製結構變化，跟“公”降“私”升和化公為私的過程顯然有關。這種關係，被某些學者在分析收入差距原因時，有意無意地忽略掉了。
在調整收入分配差距關係、縮小貧富差距時，要多方入手。人們往往從分配關係入手，特別是從財政稅收、轉移支付等再分配領域入手，完善社會保障，改善低收入者的民生狀況。這些措施都是完全必要的，我們現在也開始這樣做了。但是，僅從分配和再分配領域著手是遠遠不夠的，不能從根本上扭轉貧富差距擴大的問題。還需要從所有製結構，從財產製度上直麵這一問題，從根本上阻止貧富差距擴大、兩極分化的趨勢。這就是鄧小平所說的,“隻要我國經濟中公有製占主體地位，就可以避免兩極分化。”
所以，所有製發展上要堅持“兩個毫不動搖”，要堅持公有製為主體，毫不動搖地發展公、私兩種經濟，不能隻片麵強調一個毫不動搖;要延緩“公”降“私”升速度和程度，阻止化公為私的所有製結構轉換過程，堅決製止目前借反壟斷來瓜分國有企業的浪潮，才能最終避免兩極分化的前途。
總之，無論是所有製結構、運行機製還是分配製度，都要堅持正確的發展觀。倒退沒有出路，也不會有回頭路。不堅持市場取向的改革，中國沒有出路;市場化走過了頭，也沒有出路。完全市場化，不要國家宏觀計劃調控;完全私有化，不要公有製為主體;完全的兩極分化，不要社會公平;這不是我們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這是小平同誌講的。因此，改革開放必須走向更高階段，不按這樣的道路走，改革開放就會失敗，按這樣的道路走，改革開放的道路會光明燦爛。
(轉引自<新華網>發展論壇)
作者簡介：
劉國光，1923年11月23日出生於江蘇省南京市。
劉國光1941年至1946年在雲南昆明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經濟係學習，畢業考入北平(現北京)清華大學研究院，旋即轉到天津南開大學經濟係任助教。
1948年9月轉到南京中央研究院社會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員，1951年被派往蘇聯莫斯科經濟學院國民經濟計劃教研室當研究生，1955年畢業並獲副博士學位。回國後，入中國科學院(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從事研究工作，曆任助理研究員、研究員、所學術秘書、研究室主任、《經濟研究》雜誌副總編和主編、副所長、所長等職務。
1981年-1982年期間兼任國家統計局副局長。1982年-1993年11月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期間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和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1993年11月起，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特邀顧問。1993年-1998年3月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八屆常務委員會委員。兼任北京大學、浙江大學、東北財經大學、上海財經大學等大學教授。1988年被波蘭科學院選為該院外國院士。
多年來，劉國光參加和領導過中國經濟發展、宏觀經濟管理、經濟體製改革等方麵重大課題的研究、論證和谘詢，是當前中國最著名和最有影響的經濟學家之一。
當代中國傑出經濟學家，中國經濟學界泰鬥，首屆中國經濟學獎獲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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