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欣喜歡談論她在劍橋和蘇賽克斯學習時著迷的左翼英國知識分子。潘石屹，張欣的丈夫，他是一個篤信道教、傳統的甘肅農家孩 子。當你在電視或是雜誌上看到他們的時候，他們通常會穿著上海灘那種裝束： 潘會戴著他黑框眼鏡，也許還會配以絲綢錦織夾克；張欣一頭染成金色的頭發則垂在眼前，也許還會穿著無袖普通T恤，上麵或許還會有個蝴蝶結。他們看起來就像 藝術造型師或者電影製作人。事實上，他們是搞房地產的。他們建造複式公寓、寫字樓和大型購物中心。張欣39歲，潘石屹40歲，他們分別是soho中國地產 集團的總經理和副總經理，soho中國房地產開發公司是中國最耀眼的地產大亨。
去年（本文寫作於2003年，最初發表於2005年的《紐約客》雜誌——編者注） 春天一個寒冷的日子，潘和張舉行了一場晚宴以慶祝他們最新項目——建外soho的開工， 十二個白色的極簡主義風格的高層建築排列在北京最主要的大街——長安街兩側。盡管當日細雨綿綿，各界名流仍通宵達旦的發出耀眼的光芒：商界精英、政府官 員、建築師、出版商、藝術家、時尚編輯、演員。各個爭奇鬥豔。一場突如其來的細雨打破了當天的剪彩儀式，很多人都行色匆匆的走過當天的紅地毯；正式的晚餐 是在一個白色帳篷下麵，五百位來賓當中很多人都凍的瑟瑟發抖。但是晚會的魅力依然不減，簡易帳篷下帶著Bulgari珠寶，身著華倫天奴服裝的人們依然來 回走動。稍晚，一群來自南美的專業舞蹈演員給大家帶來了專業的tango舞步。晚會的主人卻獨自安排著各項事宜。他們二人像這樣在一起隻有這一次。潘石屹 身著普拉達西服，嘴裏不斷感謝今天到場的中國來賓。張欣身著天藍色絲質旗袍上麵以一條黃色的龍裝飾，流利的英語感激著來自海外的來賓。
今 晚，讓我想起兩年前類似的情景，那次為了慶祝潘石屹和張欣在長城腳下的公社完整竣工。長廊分為12個夢幻般得房間，每間屋子的設計都是由一個亞洲頂級設計 師所設計。其中一間是由Shigeru Ban 的作品，房子的材料全部由竹子製成。另一間由畢業於加利福尼亞大學的北京建築師於洪昌（音譯） 設計，整個房間以地球的北京裝飾。12間房屋的每一棟都在百萬美元以上，即使對於北京的新富階層來說，花費這麽多錢僅僅用來顯示一下自己奢華的周末生活也 是很有負擔的事情。項目的名稱後來被改為長城的宣傳了，部分原因是由於這個項目的誕生已經成為了一個很好的會議中心和旅遊中心了。
建 外soho規模前所未有：當所有工程完工時，屆時將有20棟高樓以及4棟別墅，占地麵積700000平方米。整個項目的總價值在12億美元 。每平米的售價大約在2000美元左右，這個價格很高，但是並未超過那些被現代的建築風格、鋼筋混凝土的結構、巨大的天窗玻璃和木質裝飾所吸引的消費者們 的期望價格。截止到舉行慶祝活動的時刻，百分之八十的單元都已經被銷售出去了。
慶祝晚宴並非單純的推銷樓盤的活動， 潘石屹和張欣還有更為深刻的考慮。 今天早些時候在新落成的建外soho的會議大廳內，他們召開了一場主題為“用建築的語言：中國對話世界”的研討會。除了建外soho的設計師日本著名建築 師山本裏顯之外，最為引人注目的發言人要數建築大師紮哈·哈迪德（Zaha Hadid）的合作夥伴，潘石屹和張欣另一個項目——一座矗立在長安街緊鄰建外soho高檔複式公寓的設計師Patrick Schumacher。Schumacher 緩慢的滑動著幻燈片的影像對著擁擠的大廳人群演講，旁邊是張欣為他做翻譯。在他身後的屏幕上，密集的介於金色和銀色的建築一閃而過。我聽哈迪德設計人員把 它們說成“魚群”。
當人們談論潘石屹和張欣的時候，經常會浮現出他們是一對“海歸”。在中國，人們經常把像張欣這樣 接受西方教育的人稱為“海歸”——在中文中跟“海龜”同音，意指他們是從國外接受精英教育而學成歸來。 隨著中國經濟越來越緊密的與全球經濟緊密融合，“海歸”們得數量也逐年增長。（海歸們對我說：“全球化就意味著回國。”） 而與此相反，人們經常會把像潘石屹這樣的人稱為“土鱉”。（這個詞本身的意思是本地產的一種烏龜，常常有鄙視的意思。）如果說“海歸”代表了國際化視野的 話，那麽“土鱉”就是那個知道事情該怎麽做的人。在中國，潘石屹和張欣就是海歸——土鱉最佳搭檔的代表。但是，正如他們所熟知的。海歸與土鱉的聯合之間並 不總是一帆風順。
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建築工地：如果你漫步在如北京這樣的城市的話，隨處可見塔吊、腳手架、鋼筋結 構、殘存的舊樓結構以及等待完成的新建築。然而，那些工程項目的直接負責人們卻毫無任何理由的很少出現在公眾的視野當中。 在中國，房地產商被稱為中國最大的強盜，他們利用私人關係、賄賂和貪汙實現資本的流通。
如果你收到邀請參見一次房地 產商們得晚宴的話，有人就會告訴你，房地產行業兩年後就會發生崩潰，或者給你講一個故事，說的是附近的居民由於地產商和官員們的內幕交易而淪為了無家可歸 者。 最近有部電視劇叫“冬至”就反應了時下流行的觀點。這是一個中國內陸地區風景如畫的古鎮，在中部崛起的號角下，房地產商們正如強盜的手法那樣席卷這裏： 房地產公司的老板是貪婪成性、詭計多端的捕食者，而他的手寫則是冷血無情的殺手。一位北京的房地產企業家告訴我說，“我看過這部電視的所有劇集，這是最接 近現實的寫照——盡管它隻是揭露了這個行業的冰山一角而已。”潘石屹說他希望改變自己的職業形象，不過說起來房地產商的形象也確實很差。
潘 石屹從來沒有想過要當一個房地產商。出生於中國西北甘肅省境內的一個貧窮的小山村裏的他，從小到大一直在饑餓和政治迫害的陰影中度過：他的父親被打成“右 派”；而他的母親則常年重病不起。 潘石屹和他的兄弟姐妹們經常擔心會挨餓。 當他在北京附近一個小城——廊坊大學畢業之後，這絕對是個不小的成就，他被安排到一個有著40，000人的巨大的官僚機構石油部的管道處工作。從那時開始 他相信這仍然是個毫無前途的工作。
“我辭職是因為這是一個開放而活躍的時代，”潘石屹說這個的時候，我們正坐在他位 於soho現代城巨大的裝修豪華的辦公室裏， soho現代城是一群巨大的矗立在首都東部的現代化建築群。 巨大的舷窗，滿眼望去就是長安街熙熙攘攘的車流人群。巨大的辦公桌上散落的擺放著各種文件，主力和秘書們正忙於收拾。“領導人的講話和行為可能會影響大部 分人民。比如上個世紀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這位衣著西服的改革派領導人最終過早的結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潘石屹淡淡地說。“在那種政治氛圍當中，我覺 得我在辦公室裏的工作毫無意義。”
1989年，潘石屹去了當時還很落後的海南島省，隻是因為它剛剛被宣布作為這個國 家的“經濟特區”。在當時的海南島免除了很多當時社會主義國家當中的不合時宜的規則。“那裏真是又髒又亂，很多地方還沒電。”當時，潘石屹就睡在海邊的一 個潮濕的工棚裏，每天早晨起來和朋友們走著去當地的一個海灘裏上廁所。 有個男人還在旁邊大便，另外一個男人就嚐試著向我們兜售手表。他把自己的衣服袖子卷起來，給我們看上邊帶滿了手表的胳膊。我朋友挑了一隻手表，但是那個賣 表的小子說“這塊表不能賣給你。”我朋友問他為什麽。那個賣表的人說：“因為你的錢包被人偷了。”我們轉過身來看錢包就在離我們不遠的地方。那個小偷就緊 挨著我們。我們趕忙去追他。他給跑掉了。這個島上的居民比我們跑得快。 我們追累了，停下來休息休息。那個小偷也停下來喘口氣。這就是我在海南的第一次經曆。
最終，1992年，鄧小平在他 著名的“南巡”期間要求改革的步伐加快。中央政府為加快海南經濟特區的發展製定了規劃，並給予了這個國家其他地區所沒有的自由創辦企業的豁免政策。潘石屹 和他在南方遇到的五個年輕人以及那些北方來的知識分子決定成立自己的公司——萬通集團，他們準備要著手自己的房地產事業。然而這裏有個問題。他們缺乏資 金。
馮侖，萬通集團的創始人之一，曾在國務院體改委任職，在北京和海南方麵都有良好的政治關係。 這六個人開始遊說來自北京的一位國企老總，並向這位老板兜售自己的商業計劃。 這位老板同意向他們出借500萬元的資金作為啟動資金，作為回報：他要求百分之二十的利息以及未來獲利的一半。這六個年輕人用這筆錢買了8棟別墅，每平米 的價格為3000元人民幣。兩個月以後，並沒有買家出現。日複一日的，這些年輕的投機者們坐在他們破舊的辦公室裏竭力想找出一條出路。
潘 石屹回憶說：“我們總是無數次祈禱奇跡的發生，”第三個月的時候，買家開始陸續出現了。潘石屹以每平米4100元得價格賣出了第一套別墅，來自大陸的第一 位顧客是一位山西的企業家。不久之後，其他買家陸續出現，對於一位來自內蒙古的客戶，潘石屹把價格提高到4200元賣給了他。很快，他又以兩倍於初始價格 賣出了別墅。
這種房地產投機生意是海南創富神話中的一部分；一大群冒險者和投機客都是打一槍換一個地方的主。 在海南當地的俚語中，這個過程被稱為“炒樓”也就是“建築狂潮”。許多現代資本家正是在那個時候誕生的，這一過程被某些馬克思主義學者稱之為資本的“原始積累階段”。
馮 侖現任萬通集團的主席，他描述在海南的時光時說就像美國西部的淘金熱： 政府管控能力弱，規章製度模糊，狂熱追逐財富的年輕牛仔。“很多奇怪的事會在那裏發生，”他告訴我這些的時候，我們正抽著雪茄坐在他北京寬敞的辦公室裏。 馮侖是一位頭發稀少，帶著眼鏡的和藹中年人。僅有的稀疏頭發整齊的梳理在他的頭上，乍看起來，馮侖更像是一位學者而不是一位商業大亨。“舉個例子來說，在 一場商業爭執當中，你也許會在夜總會被騙。你被逼蹲在一個陰暗的小角落裏，頭上有槍指著你，你不得不被迫簽下合同。我們公司就發生過這樣的事。任何時候， 有的人就那麽消失了，或者被謀殺了。政府的公章都可以隨便偽造。不管怎麽說，那種時光還是很開心的。因為你突然進入了一個完全自由的區域——沒有法律，沒 有限製，不用擔心那些抱殘守缺的傳統事物。”
馮告訴我們了一個關於北京幹部去海南夜總會（實際上就是妓院）的緊張多 彩的趣聞。在那裏，他們極盡淫蕩下流之能事。“當你當地的主人邀請你去夜總會的時候，你不能拒絕他，”他告訴我。“因為人們都是在那裏談生意的。”也許你 會說：我是個好人。那麽你就不會有什麽生意了。” 對於馮侖這位有政府北京的人來說，他花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才適應了沒有秩序和安全保證的環境。“然後，你就會發現生活有多麽自由和瘋狂，而且你會發現你感 覺很享受這樣的生活。這種經曆改變了你的世界觀，改變了你對正確和錯誤的判斷。” 馮侖描述自己所受的教育完全是“正統的、完整的馬克思主義世界觀。”他十五歲就加入了中國共青團，20歲入黨， 從小到大他都是學生幹部。“然而，到最後。砰地一聲。我完全換了一個人。”
“那麽你變成一個壞人咯？”我問他。（壞蛋，在海南專門指那些破壞規矩的冒險者們。）在其他場合裏，我聽過馮侖說自己是“壞蛋中的好人，好人當中的壞蛋。”
當我問這個的時候，他哈哈大笑，“不，我想我隻是想變成一個正常一點的人。”
當 潘石屹談論海南的時候，他更多的側重與商業上的事物，就想矽穀那些互聯網公司：“你進入市場提高了市場價格，每個人都在投資。你控製了一項投資，並確保你 能及時的進出。如果不能進入一個上升時期的市場就是蠢蛋。但是更為聰明的人卻不僅僅是隨著市場行情漂流。 當你離開的時候，其他人仍在跟進，當然如果你願意也可以叫撤退。”在參觀當地的規劃局的時候，潘石屹注意到兩組數據。首先，海南的外地人口比當地居民還要 多。其次，以人均來算，海南隻是個貧窮的島嶼，而其建築的速度比北京還要快上七倍。潘石屹覺得這裏麵存在著房地產泡沫。是時候清倉了。不久以後，海南的房 地產泡沫破裂了，潘石屹從公司的賬上借了五萬元離開海南去了北京。
張欣來自一個長期排斥華人的國家緬甸。20世紀五 十年代，排華浪潮席卷整個南亞地區，他的父母決定搬回祖國大陸。他們在北京結婚，並且都被分配到了北京外遇翻譯局工作。但是“文化大革命”打破了這一切： 兩個派別互相開始了爭鬥。張欣回憶道。這對夫婦1970年被隔離，那個時候張欣隻有五歲。很快她的母親就被派往河南農村的一個勞改營裏去了。
張 欣的童年充滿了坎坷。她的母親是一個活潑而吃苦耐勞的女人，當她離開家庭的時候，發現給親朋好友們帶來了諸多的困難。 張欣說，她小學的時候大概轉了7、8次學。即使1972年她的母親又回到了北京，生活依舊艱辛。“開始的時候，我們睡在一張辦公桌上，”張欣回憶道。“每 晚我們要在辦公桌上墊上一本字典，以防我們伸懶腰的時候把其他人弄到地上去。”
不像其他中國孩子，張欣很習慣和外國 人打交道。在緬甸有很多外國人，而且那裏有很多說著“奇怪的外國話”的電影在那裏放映。“我有著天然的語言天賦，” 張欣說，“不像潘石屹那樣，他隻在一種語言環境當中成長。如果一個外國人帶著些許口音說中文的話。他會認為這家夥正在所外國話。”
1980年，張欣14歲，她跟隨母親來到香港。生活在一間狹小的公寓當中幾乎沒什麽錢。不就他們都到一家服裝廠工作。之後，張欣在一家電子裝配廠的流水線上找到了一份工作。
那 些流水線都是大家夥”她帶著壞壞的笑容回答說。“超過20層樓高，幾百條流水線，每條流水線都是一個小型的工廠。工人們在這種環境當中沒有任何歸屬感。他 們頻繁的更換工作崗位也許隻是從這個流水線換到另外一個隻為了能多拿點薪水。” 競爭十分的激烈，但是卻是低水平的競爭；手快的工人都是那些計算能力超強人。張欣希望有一天能成為一個做辦公室的職員。
兩 年以後，張欣16歲的時候得到了一個座位倉庫保管員的職位，在夜校裏她愛上了自己的數學老師，在那個時候，她得到了小小的對於幸福的滿足感。但 是，1984年兒時的夥伴來香港旅遊“完全改變了我的世界”張欣如是說。這個年輕人英語流利而且在大學讀書。“天哪，你在這的生活糟糕透了。”他跟張欣 說，“你該去美國讀書。”
張欣選擇了去英國。她花了幾年的時間在牛津大學在香港的學校學習英語，收到了蘇塞克斯大學 的入學通知和獎學金。這筆錢能夠支持她去英國留學了。蘇克塞斯大學在張欣眼裏有很多理想主義者和行為怪異的人。她記得有個同學從來都不會洗自己的長頭發。 (“他頭上就像長滿了粘稠狀的蘑菇。”) 但是，最重要的是，她非常欣賞她的左翼教授。“他們當中很多都參加了60年代的共產主義運動。他們對共產主義的理解是浪漫的。所以一個形而上學的探索與我 們完全不同。”
與此同時，在中國大陸，很多學生卻喪失了他們的社會主義信仰，但是張欣依然向往歐洲那種羅曼蒂克的共 產主義。“中國總是對文革帶來的傷害滔滔不絕，而與此同時他們都在想盡辦法讓自己的家庭添置“八大件””她說(“八大件”類似於家用電器、比如電視、收錄 機、洗衣機等等。那時中國十分缺乏這些東西。）“我有時候還是比較懷念在香港流水線上工作的日子，社會主義讓我變得尤為複雜。”
張 欣的論文是討論中國的民營化進程的。“我對此很懷疑，”她告訴我。“論文討論的詮釋如果民營化會產生哪些後果。” 1991年從蘇塞克斯大學畢業之後，張欣作為一名經濟領域研究生在劍橋大學工作。在那裏她見到了很多雄心勃勃的有知識的中國年輕畢業生；他們中很多人都在 90年代改革的時候回到了中國。在這些年輕人的聚會中，中國的未來永遠是個不變的話題，張欣感到她的未來在自己的祖國。
當 她在劍橋完成碩士學位的時候，巴林銀行派人去劍橋考察：他們的香港支行需要一個人分析中國的私有化進程。由於張欣剛好寫過這方麵的論文，她立即就被雇傭 了。去香港，她指出;是回到中國的第一步。她並不知道巴林銀行已經被高盛收購了，1993年夏季的時候，張欣發現自己卻來到了華爾街。
正 當張欣在華爾街做一名年輕的分析師的時候，潘石屹在北京也走上了一次新的商業冒險。一天，當他正在和一些政府官員吃飯的時候，他聽說中央政府剛剛發布了一 個文件允許創立有創新技術成立控股公司。於是一場瘋狂地準備活動隨之而來。潘石屹找到了每一個有政府背景的人，萬通要想在北京發展的話必須得到他們的支 持。他遊說了幾個國企的老總共同出資成立一個聯合控股公司。終於，六個月以後，北京萬通實業有限責任公司注冊了。合夥人的注冊資本為800萬人民幣。在中 國，數字“8”就意味著“發財。”
但實際上，這些錢隻是紙麵上的數字。在新的規則體係下，該公司兩個月以來為籌集資 金一直在調整自己的股票價格。 潘石屹幾乎占據了中國金融報紙的整個版麵。他吸引了包括國家安全委員會副主席在內的整個證券委員會大小官員的關注。 潘石屹被要求出現在金融體係改革委員會聽證會當中。
麵對一屋子的官員，每個人手上都拿著萬通公司的廣告，潘石屹額頭 上冒出細密的汗珠：難道是被發現了什麽違規行為了嗎？“年輕人，放鬆點。”一位官員說著，並且詢問了他新上市公司的注冊情況。潘石屹告訴這個官員說，公司 資質的證明文件完全是按照改革委員會的章程來辦的。官員默許的點了點頭：北京人辦事講究規矩，比那些沒有規矩的海南人要好。 他拿出了在海南的股票交易證明。“看看這個，這些東西完全是在大街上買的收據。”結果出來了，這個國家正在試驗一項前所未有的股份公司的項目。在這之前， 中國從來沒有關於公司的法律製度，政府不得不摸著石頭過河，開一次聽證會不過是想要看看這些公司的承受能力。
潘石屹記得一首舒緩的歌曲叫“像霧像雨又像風”。當他驅車回家的時候，這首歌完全的抓住了他此時此刻的心情。他一點也不知道該怎麽玩轉北京市場。但是事情到了這個地步也沒有辦法回頭了。
公 司的新項目——萬通新世界大廈位於北京的核心地區，是一項政商兩用的複雜工程。潘石屹在這個工程項目的成功相當於給萬通公司在傳統的中國做了一次新奇的廣 告。萬通拿出了在當時一千萬元的天價買了一場空前的市場營銷計劃——在當時的主流報紙中，《人民日報海外版》、上海《文匯報》、香港《大公報》上麵進行了 風暴式的廣告宣傳。萬通新世界廣場的價格均價飆升到了6000元/平。這在北京市前所未有的。所有的銷售單元都被承包商們搶購一空。終於，公司的最終投資 回報翻了三倍。
張欣在華爾街的薪水非常好——六位數的薪水以及各種福利和補貼，然而她對這裏的風氣十分討厭。“在華 爾街，所有的價值觀都顛倒過來了，”她說。 “人們舉止粗俗，經常惡語相向。瞧不起窮人並且膜拜權貴。他們為了名利可以做任何事情。無論是誰賺了大錢都會被當成英雄，每個人都在互相勾心鬥角。” 這讓她想起來在香港流水線上工作的日子。“在那裏非常的不同，在香港人與人之間的競爭隻是老鼠們目光短淺的競爭，而在華爾街他們把這種競爭轉變成了狼和老 虎之間的生死搏殺。”
張欣有很多旅行的經曆。“我經常拎著箱子，每個星期在三個城市之間旅行，有時候我自己都不知道 我為什麽要這樣來回的徘徊。” 她回憶到。“我從來沒有使用過我的判斷能力。這個工作根本就不需要我在學校學到的那些東西。事實上，我都不知道為什麽他們需要這些受過高水平教育的熱門。 這簡直是在浪費人才。”
1994年，她離開高盛集團，作為一名投行的工作人員加入了一個旅遊集團。這項工作壓力小些，但是長期出差仍然讓人精神緊張。她渴望回到中國。一位劍橋的校友問她是否對一家名叫“萬通”的中國公司感興趣。
飛 回中國的旅程是非常疲乏和無聊的，張欣拿出了同學給她郵寄過來的招股說明書。這是萬通的使命，標題就像那些宣誓：披荊斬棘，為了未來，我們共同奮鬥。文中 繼續在重複著同一誓言。“這讓我太興奮了！”她回憶說。“這些年輕的知識分子想要建設他們的國家，他們關於建築行業的遠大夢想正好跟我所有的浪漫憧憬誌趣 相投。” 那是1994年5月，很快她的飛機在北京著陸。她參加了一次與萬通合夥人的會麵。
四天以後，潘石屹和張欣經介紹互相認識了。“他對機會的把握非常敏感。”張欣笑著說。
盡 管最初的交往中，他們的私人交往僅僅限於商業合作關係。潘石屹有些模糊的想法想要吸引外資，但是他卻不知道如何做。張欣也想要在中國找到自己的位置，但是 她卻不知道自己該在什麽地方開始。她在萬通發現了很多東西，包括模糊的商業目標，越權領導的體製，以及某些可愛的地方。當她被帶到一個建築工地的時候，她 唄深深的震撼了。“在我的生命當中，從來都沒有見過如此巨大的建築工地，”他說。“它們如此巨大，完全震撼了我的心神：中國，正在在地平線冉冉升起的國 家。它非常雄偉。隨後，我又跟著陪同人員遊曆了長江。它們在長江的漁船上開公司的董事會，我在那個時候也加入了他們。這讓我感覺這裏完全不同於華爾街。”
張欣和潘石屹在1994年10月結婚。一年後，潘石屹決定離開萬通集團，而張欣則離開了華爾街。她和潘石屹將要開始自己的公司。他們把公司命名為紅石。（三年後更名為soho）
“馮侖肯定非常討厭我，”當我告訴他我會和萬通公司的主席會麵時，她如是說。
“因為你是小野洋子樂隊的成員嗎？”
張欣笑了，但那隻是她自己這麽認為的。事實上，潘石屹和自己的老夥計們關係很好。在北京的一個最繁忙的商業十字路口出，潘石屹和馮侖各自公司的巨型波浪形廣告牌相隔僅僅50英尺。
北 京的媒體是如何描述這一次“東西方的碰撞”以及“本土集團與外國商業是如何聯合的”。但是“海歸”與“土鱉”之間的緊張關係立刻就顯現出來了。在他們大堡 礁的蜜月旅行當中，這對新人就發生了一次激烈的爭論。潘石屹被自己新娘的新馬克思主義思想惹火了：她對中國太無知了！她對中國遭受的苦難一點都不知曉。至 於張欣這邊則深深的被潘石屹缺乏理想主義信念而震撼。這種水火不容的關係不斷蔓延，盡管當時他們已經在自己的公司開始工作了。張欣說1996年和1997 年是她生命中最困難的一年：她整日都和自己的丈夫爭吵。
在某些方麵來說，這是東西方差異的衝突。張欣或許覺得在華爾 街她是一個局外人，但在中國的商業世界來說，她自身是如此的西化，以至於感覺自己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外國人。她想要堅持召開公司全員會議讓每個人都了解公司 內部事務、提供建議，因為她想堅持以民主的方式管理和解決問題。但是潘石屹的經驗告訴自己運行自己的公司最好還是要考自身良好的直覺：沒有什麽問題，沒有 什麽辯解，沒有什麽重複的言語。"一個國家需要民主，但是一個商業公司就需要專製，否則一切都會付諸東流。"他這樣教訓員工。
張 欣和丈夫從萬通公司帶來的老員工之間的關係也非常脆弱。 這些人認為潘石屹的“外國媳婦”非常的容易懷疑和嫉妒他人。而張欣則發現她那些關於質量和細節的想法則很少受到同情。每次她否定了由她員工所作的一些工作 中，她發現這些工作有99%都“不符合標準”——她得到了相似的答案。“你不了解中國的國情。”很明顯的，中國的國情最後成為了一種“將就、湊活”的心態 了。漸漸地，張欣開始懷疑自己在工作中所進行的民主嚐試。它似乎導致人們總是滔滔不絕的談話而不是踏實的工作，並且，他還發現，一旦官僚等級意識弱化，就 很難命令人們工作了。她開始感到一種挫敗感。
對於北京人來說，潘石屹和張欣的名字經常和一座複式辦公樓soho現代 城聯係起來。這最初是“紅石”的一個主要項目，但是卻前景暗淡。土地原來屬於一個大型酒廠，周圍不遠的地方就散發著惡臭。潘石屹和張欣在一個雨天對這個地 方做了一番調查，他們踩著泥漿捂著鼻子做完了這次調查。張欣對於在這開展項目很不滿意。
潘石屹卻有著不同的想法。這 個地方位於發展迅速的朝陽區的主幹道上，周圍臨近外國使館、國際酒店和大型購物中心。傳統上，北京市沿著中軸線發展的，但是近期的發展趨勢是向東迅速的拓 展。新的地鐵線路和高速公路在兩年內就會開通；因此，整個計劃就是在兩年內清理惡臭的河岸就行了。 這個區域的限製也可能會比中心城區要曉得多，所以這裏也適合建築更高層的建築。 其實潘石屹也在打賭政策上的突破：到目前為止，政府並沒有允許個人住房抵押貸款的政策，但是他相信，未來的幾年裏這一切就會實現。而那時整個工程也剛剛完 工。個人抵押貸款意味著更多的人能夠負擔的起他們的高檔公寓。簡而言之，知覺告訴他地理區位和時間這兩個關鍵的房地產因素都站在他們這邊。
在 那個時候，大多數開發商都在追逐熱錢，一個工程在動工之前經常被轉承包了很多次。 張欣非常蔑視這種趨勢，她打算向國際建築商尋求幫助：她想要吸引外國投資者建立一個宏偉的項目，就想香港的太平洋地產那樣。潘石屹對此卻頗為懷疑：他認為 那麽做可能會牽涉喝多部分而且耗時太多。但是他選擇相信自己妻子的專業知識並提高外資的水平。因此張欣開始了工作，她把目光轉向了小的投資者，以此來吸引 主要投資者的注意。經過兩年的談判，GIC新加坡政府控製的外國投資集團最終同意投資這個項目。
然而，由於1997 年7月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這項交易不得不中斷。潘石屹十分生氣的高祖張欣說：如果他們不得不和小的投資商合作的話，那麽這項工程的耗時將大大的超出預 期。張欣收拾了自己的行李飛向了西方去會見自己的老朋友。潘石屹也去了日本散心，看起來這段婚姻就要結束，雙方要分道揚鑣了。
在英國，張欣一直在一個朋友的鄉村公寓住著。盡管周圍景色優美，綠樹環繞，馬兒在周圍盡情奔跑，她仍然感到厭倦：西方的生活失去了它的吸引力。如果她現在不回中國的話，她就永遠也不會回去了。如果她想和潘石屹繼續下去的話，她就必須找到另一種方式與自己的丈夫工作。
她給他打了電話，他們聊了很長時間。“我會辭職的，”她說。“你按照自己的想法來做。”而起她說自己想要個孩子。張欣說這是自己曾經“最理性”的想要確定自己的生活。“仿佛給自己硬找了個椅子然後使勁坐在上麵靠在椅背上。”
她回到了北京，並且很快懷孕生了兩個兒子。 潘石屹全身心投入自己的事業。與小的投資者合作。他簽了一份又一份的建築合同。與此同時，夫婦二人委托建築大師曾經主持設計長城酒店的設計師Yung Ho Chang為他們在城郊建立自己的新家。
張 欣來回奔波監督工程質量，與Chang設計師會麵交談。對於他來說，建築師是家族行業；他的父親主持設計了天安門廣場的國家曆史博物館。但是這個受美國教 育的兒子卻有著後現代主義情懷，體現了一種折中藝術。特別強調文化層麵當中的建築。談起他們的談話內容，張欣說自己都能寫一本關於建築方麵的書籍了。
“那 就像是一個研討會，” 張欣告訴我。她對房子的設計非常滿意，潘石屹和張欣打算把它命名為山間林語：高高的鋼筋結構，石牆、巨大舷窗灑滿了陽光。這是家庭渡過周末的完美體驗。她 和chang設計師的談話經曆也喚起了她對建築的熱情。她回顧了所有她在香港、歐洲、美國看到的每個城市密集的人口以及高聳如雲的高層建築，特別有用參考 是：那些摩天大廈的每一寸空間都經過精密的計算，這些是否能在北京實現呢？
潘石屹是一個精明的商人，但卻並沒有充分 利用張欣的才能。因此，在soho現代城開工之前，他們的工作是有分工的：他負責金融方麵的事物（簽訂合同，籌集資金，買賣樓盤，政府關係等），而張欣則 主管建築的設計決策，工程管理，以及國外關係事物。那個時候，張欣證明她非常適合這項工作。“她態度溫和、浪漫，但是確是非常嚴謹而精明的生意人”張欣的 一個海歸朋友、北京時尚雜誌出版社的Hung Huang如此評價張欣說，“這絕對是強強聯合。”
對於soho現代 城來說，張欣尋找那些當地年輕的設計師並告訴他們要敢於嚐試。這最終成就了soho現代城因一係列複雜新穎的設計而變得享譽海內外。相對於北京的傳統公寓 而言，soho現代城的起居室很大，但是客廳很小而且沒有陽台。窗子和天花板很大，而傳統的設計師認為這樣很不安全。傳統工藝傾向於完全木質結構而不是尚 未完工的白色箱子表麵。不同於傳統的灰色裝飾，soho現代城的顏色方案充滿活力； 紅色、黃色、綠色和紫色被廣泛應用於每一棟樓。與此同時，卻沒有過於奢華的裝飾，比如大理石地麵和鋼筋結構。一些公寓的牆體可以移動，以便能很好的適應辦 公空間的用途。“soho”的概念——小型辦公，家庭辦公——就是為了適應北京日益增長的數量眾多的小型私人公司。
此 外，為了給soho現代城增添藝術氣息，張欣把這項工作委托給一位理念藝術家，北京前衛藝術圈子固定的成員艾未未。讓他負責組織地麵的安裝工作。艾未未多 年來在紐約生活，隻是近幾年來才搬到了北京。 他那製造麻煩的名聲就足以嚇跑大部分開發商了，但是張欣卻答應他給他足夠的預算，並保證給予他設計的自由。 艾未未沒有讓張欣失望。非常準時的把十多個風趣、時尚並且富於現代氣息的雕塑和裝飾物安排在各個樓內的公共區域，以吸引年輕人。而這也正是潘石屹和張欣所 要瞄準的目標市場。
然而，就當整體建築已經完工，銷售計劃正在準備實施的時候，潘石屹的銷售主管鄧至仁（音譯）卻跳 槽去了另一家企業。很快，鄧至仁就在“紅石”的銷售團隊裏找到位置，潘石屹多次在公共場合譴責這個行為。趕在進一步損失擴大之前，潘石屹和張欣倉促之中準 備報告召開記者會。但是，突然之間，所有的開發商、記者甚至那些已經在soho現代城買了房子的業主都不斷批評這個項目價格過高，質量太差。一個競爭對 手，北京華遠集團總裁任誌強稱soho現代城為“垃圾房子應該被炸了。” 他在電視上公開抱怨soho的設計隻能得三分，在多功能住宅區審查標準中，這可是一個非常低得分數了。“那隻是勉強及格”任誌強憤怒的說。“建築質量3 分，出售價格5分，影響力卻是10分。”
到底該怎麽應對這些批評呢？“如果是一個英雄的話，他會拔劍自刎的，”潘石 屹帶著一個狡猾的微笑說著，而且他的下一步行動看起來也確實是像在自殺。 就在批評的狂潮之中，一個精心製作的收集了所有批評潘石屹以及soho現代城的雜誌被送到了每一個讀者手中——這本雜誌是潘石屹自己出的。策略成功了：越 是有很多的批評soho現代的人，那麽潘石屹和張欣就能做出充分的防護措施以便解釋他們的理念。他們對媒體說的那些就會更加的有說服力。直到現在為止，房 地產行業沒有人被告知或者有這樣的知識：沒有人想到應該建立一種良好的媒體關係。而且似乎沒有其他的建築工程項目喜歡被過多的報道。
“在 那個年代，”潘石屹說，“隻有一個純粹的人，一個爭議很多的人才能吸引到他人的注意。然後，大家才會更加關注你。”潘石屹引用了一位美國名人Donald Trump的名言：比如比爾·克林頓，克林頓在萊溫斯基醜聞中給大家留下了什麽印象。“那個時候，他看起來累壞了，然而他還是不得不去參加晚宴，會見外國 領導人，”潘石屹點頭說“那壓力一定很大！”
經過漫長而焦慮的等待，就在soho現代城接近完工的時候，1999年 晚些時候，個人貸款最終被放行了。某種程度上，這是亞洲金融危機的結果。中國政府不能再僅僅依靠外國資本和出口方麵，現在必須刺激國內需求，以保持經濟增 長。在soho現代城的售樓處，人們徹夜排隊，很快2000個銷售單元銷售一空。Soho現代城成了一個新地標。其現代化、簡約的風格已經成為了建築行業 的流行趨勢，潘石屹和張欣成名了。
“這是一個奇怪的現象，”一位住在北京的香港商人告訴我。“在香港，商業巨子是真 正的大明星。奢侈品展會上，坐在前排的大亨，在電影明星的陪伴下進入會場。但是，北京的商業大亨看起來更像電影明星或者藝術家。潘石屹和張欣才是真正意義 上的商人。” 他的解釋非常簡單。“大多數中國大陸的富豪難以向公眾解釋他們的財產來源，”他說。“來路不明：就是資本的原始積累十分模糊。他們不得不保持低調。” 怎麽能公開宣稱是“太子黨成員”呢？通過父親的影響力，控製媒體美化自己。難道這種影響是萬年不變的嗎？或者做出那些大型工程的人必定存在大量的貪汙腐敗 和浪費公共財政基金？潘石屹出身貧寒。沒有背景。確實，他們之間或許有著某種聯係，你也許會問，他們在海南的第一個公司的貸款是怎麽得到的呢？但是這裏麵 確實沒有腐敗的行為。”
毫無疑問，腐敗是中國房地產行業難以去除的頑疾。例如，直到現在，土地的買賣都不是公開的 ——投標人不知道其他人的標的。 一個非投標人給政府官員們一點回扣就能拿到土地。盡管今年八月政府製訂了新規則，規定北京的土地公開買賣。然而，總部位於紐約的投資公司GSC的合夥人副 總裁Keith Abell卻說，“但是基於現有的公開拍賣法律，政府對開發商說"你們不投入任何東西就賺取暴利，現在你們必須拿出真金白銀同其他競爭者包括外國公司競 爭。” Abell 自1979年以來定期訪問中國；而且在Travelers Group期間，是張欣的老板。十年前，當一個大型美國開發商找到Abell說他想進入中國，Abell的建議是強烈反對，“我告訴他：你還沒準備好你要 去中國建設的某些東西，你又不是那個從湖南省跑出來的小夥子。（這裏指毛澤東）” 但是，他又說，在過去的十年裏，中國有個很大的改觀。一些人仍然對北京的房地產抱有懷疑的態度，但是公開拍賣係統將會終結腐敗。他們指出，防衛策略已經準 備好了。他們中的一位官員解釋“與購買土地不同，開放商們僅僅能夠買那些工廠或者公司正在使用的土地。那樣的話，他們可以繞開拍賣的過程，並且減少彼此的 交易成本。”
在房地產行業，潘石屹和張欣受到廣泛的稱讚。他們是怎麽樣保持出淤泥而不染的？他們良好、透明的、清晰 度高的規則也為自己贏得了財務上的利益。2002-2003年財年，soho中國在單個項目上排名中國房地產市場第一位。去年soho中國的納稅也比其他 房地產企業多。Soho公司也買下了自己第一塊公開拍賣的土地用於建築北京的中央商業區。項目的名稱叫soho尚都：一個占地7萬平米的辦公商業複合建築 群。Soho尚都也是潘石屹和張欣最雄心勃勃的建築規劃。由澳大利亞設計師Peter Davidson 擔綱總設計師，他的設計理念被描述成“分形幾何理論”，兩棟高層建築將會像冰山那樣堆積起來。今年一月，這對時尚夫妻在尚都中心舉辦了一場為海嘯的慈善募 捐活動。這次募捐是由國際紅十字會組織的，那天的捐款額超過了100萬元。其他地產商也緊隨其後開辦了類似的活動。
媒 體出版人Hung Huang談起中國第一代自主創業的富豪的時候，幾乎要發了瘋。（她告訴我說，根據最近的一次調查，中國百萬富翁的數量已經超過了法國。）“中國已經發生 了成千上萬的Horatio Alger 故事，”她說，“看看潘石屹和張欣，他們一個事農民的兒子，一個事香港紗廠的工人。我太喜歡他們了。潘石屹就是中國的Donald Trump。這樣的成功故事在十年前是不敢想象的。”
並不是每個都會用這樣樂觀的視角看待問題。一名香港的學者和批 評家寫了一本關於建築和城市文化的書，裏麵指責潘石屹和張欣為了自身的利益而胡編亂造一些虛無的概念來炒作；在他看來，潘石屹張欣所倡導的建築藝術和生活 方式和隻不過是粗淺、表麵的藝術趨勢。“如果人們認為真實的文化就是這樣，那就相當危險了。”他說。潘石屹和張欣也經常被批評忽視建築必要的功能而附加一 些並不重要的特色。“難道他們不應該為北京荒謬的房價負責嗎？”批評家們說。
盡管如此，潘石屹萬通集團的合作夥伴還 是把潘石屹描繪成一個“房地產行業的天才”和“北京最成功的私人開發商”。 他們從來不談及潘石屹項目的建築質量，而是他有本事把這些建築賣得這麽高價。在采訪中，潘石屹很愉快的告訴我們他在萬通新世界廣場的銷售會議中是怎麽成為 關鍵人物的。“他們都盯著我，好像我是個瘋子似的，”他說。但是，他有他自己的辦法，最後，他回憶說，利益是如此的巨大，以至於所有公司統統盯著這裏， “所有的人都在盯著這裏，就好像他們都喝醉了似的。”
潘石屹有此說，“一個商人貪婪應該是其本性，但是他必須理 智。” 在他看來，自己隻不過比同行更貪婪更理智而已。這也就是為什麽他總是集中於高檔建築這一細分市場：這裏更加有利可圖，而且風光無限。(他說，他正在等待政 府開放二手房交易市場，他為我描述了一個社會金字塔：富人們買他的高檔別墅，向那些不怎麽有錢的人出售自己的老房子。)
“他 是一個能夠隨時適應新環境的人，”萬通集團主席馮侖說。類似的評價也可以用於張欣身上。但是也許更為公正的說，為了適應中國她不得不做出的改變也許更多。 這也許就是在全能行人才和當地人才之間關係的一種普遍模式的影響——存在於海歸之間，海歸與土鱉之間。盡管受到過良好教育，非常自信，知道自己的內在需 求。海歸們仍然需要經曆一段時間調整。因為他們拿在十幾年來在國外學到的理念和想法解決問題時經常會與中國本地的做事風格相抵觸。海歸將會帶來一些新想 法、新概念，但是土鱉知道遊戲的規則，他們知道該怎麽實現，或者知道哪些是不能實現的。
所以，如果沒有張欣的話，我 在想我該怎麽區分潘石屹與其他房地產商的區別呢？比如馮侖。在全球化得浪潮中，確定某一個人的性格特征確實是一件毫無希望的事情。張欣在我們的談話中說了 一句話。“但是我感覺我們應該至少稍等片刻來談談我們現代的特性，我們現在的身份。現在的北京與以往任何時代都不同：長城、頤和園。我們渴望建立我們的大 城市，但是從現在開始的十年間，我們會非常驚訝的發現，我們起步太晚了。我們在北京所作的努力就是為了留下點什麽，讓我們不會感到遺憾。”
目 前為止，潘石屹和張欣代表了土鱉和海歸身上的所有優缺點。以及這二者之間的結合會造成什麽樣的困難。他們有兩個兒子，一個六歲，一個四歲，分別叫讓和少。 意思是謙讓和缺少。這兩個名字是潘石屹起的：名字來源於道教。那裏麵對於矛盾有相當微妙的解釋。一天晚上當我和張欣正在吃晚飯的時候，潘石屹就順便走進了 她的辦公室，那個時候我們就在那談話。張欣辦公室對麵就是soho的建築。我們幾個人在一起談了一會。在離開之前，潘石屹以戲謔的口吻說，“那麽這裏今天 晚上就沒有我什麽事情咯？”
“出去吧！”張欣硬生生地回複。“別把自己想的那麽重要！”
但 是，當我們在soho現代城公寓參觀的時候，他又以自己的方式出現了。“我們為自己在每個我們開發的項目當中都保留了一間自己的公寓。”張欣告訴我。公寓 是聯排式別墅，寬敞而舒適。可以輕鬆擺放Ikea風格的家具，大型吊燈以及觀賞性植物——這裏絕對是雅皮士們的理想居所。晚飯很簡單：粥、豬肉餡餅和綠葉 蔬菜沙拉。我們三個聊了會天，我分享了關於這本書的書名——《海歸》。潘石屹半開玩笑的說“你知道，如果你僅僅寫海歸的話，你會傷了我們這些土鱉的感情 的。”
那天晚些時候，我問張欣，當她回國時候是否會當做是很多次的“臨時住宿”呢？
“是的，”她說。“事實上，花了相當長一段時間我才把自己的行李從國外弄回來。我不得不說服我自己。”
她 承認她改變了那種浪漫的“市場擁護者”的情懷。 但是中國那些傲慢的新富階層，讓說，讓她想起了自己的角色。她的工作是幫助人們更加文明，或者僅僅讓人們更加物質呢？ 她層級想成為一個有知識，對社會有責任感的知識分子。但現在她卻成了一個富有的人，在今天的中國，富人們往往被人認為是缺乏社會公德和公共精神的。
現在是午夜。我們坐在加長的玻璃桌子前，旁邊是一個巨大的舷窗。張欣管它叫“庭院中的天空”。公寓內黑漆漆的。男孩子們已經入睡幾個小時了。潘石屹此時也不在這裏。晚上真的很冷了。
我提出了關於土地買賣的普遍問題，這個過程中的“腐敗問題”，中國商業和生活當中的“灰色地帶。”我問張欣對於一個生活在西方這麽多年的人來說對於這些是怎麽看的。
她 謹慎地說，“西方人對中國有著簡單明了的理解：任何事情都不能和‘關係”撇清關係。西方人不會理解為什麽中國政府不是像西方政府那樣簡潔高效。中國有太多 的政府部門了：市、縣、鄉。一個政府旁邊是另一個政府。這些政府亂成一團。 在中國很多事情都是模糊不清的。我們的一些顧客走進大廳一次就買進了幾十座公寓。你不知道他們的錢是哪裏來的。你隻知道有些中國人就是非常有錢。試圖弄清 每一件事是徒勞無功的。有一次，我關於這個問題跟潘石屹有了一次爭論，因為我對模糊不清的東西忍耐度非常低。我並不是那種能在黑暗中吃魚的人。潘石屹在這 樣的環境當中卻如魚得水。這就是他的正常狀態。而我，也在慢慢的適應這種環境。”
（本文轉載自譯言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