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醫療夢”作者：耿來意
新中國的醫療衛生事業起於荒蕪，興於艱難。它是一棵春苗，蓬勃生長。
在集市的一個舊書攤上，我買下了一本叫作《瘧疾防治手冊》的小冊子，編印者是膠南縣衛生防疫站(今青島黃島區)，編印日期為一九六六年一月二十五日。小冊子裏除了介紹了預防瘧疾的相關事項，還輯錄了一首《預防瘧疾歌》：“瘧疾也叫發‘脾寒’，原蟲就是病根源;神鬼食水是騙人，蚊子咬人把病傳。黨和政府關心咱，治療瘧疾不要錢。若是得了瘧疾病，趕快去找衛生員，按時吃足八次藥，防止以後病再犯;講好衛生滅了蚊，保證不得瘧疾病。全黨全民組織起，積極防治莫遲疑;男女老少身體健，搞好生產保豐年。”翻閱著這個小冊子，讀著這首瘧疾歌，很自然的就會想起一個人，想起一個時代，這個人叫毛澤東，這個時代叫毛澤東時代。
這本小冊子裏提到的瘧疾，現在的人們已經很少聽說了，但這個病在新中國建立以前卻是一種全國性的常見病，每年發病數高達3000萬人，有上百萬人會因得不到及時的治療丟了性命。當時的中國被西方國家稱為“東亞病夫”，這個稱謂雖然是一種蔑稱，但卻符合中國的實際，因為老百姓沒有醫療衛生的保障，傳染病、寄生蟲病等在人民中間廣泛流行肆虐，除了瘧疾，比較常見的病種還有鼠疫、霍亂、天花、血吸蟲病、性病、結核病(俗稱癆病)等，這些疾病流行是非常廣泛的，例如建國初期統計，血吸蟲病疫區就達200多萬平方公裏，感染病人1200萬人，大量的人喪失了勞動能力。我的近親屬中，有多人因感染了某種傳染性而遺害終身，我的父親小時候得了天花落下一張“麻子臉”，我的大娘、大姨、姥爺得的都是癆病，也因此失去了生命。舊中國，人的平均壽命都不長，除了饑餓、戰亂等因素，疾病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1946年，曾在中國進行戰時采訪的美國《時代》雜誌記者西奧多.H.懷特寫了一本書《中國的驚雷》，他在書中有這樣一段描述：“中國有一半的人不到三十歲就死。亞洲每個地方的生活都浸染著一些驚人的必然遭遇——饑餓、屈辱和暴力，不論戰時或平時，荒年或豐年，公路上或城市的街道上橫陳著人的屍體是很普通的事情。在上海，早晨在工廠門口收拾童工的屍首成為例行公事。”到了新中國成立的時候，中國人的人均壽命也隻有35歲，拿到現在，還正值青春年少呢，而那時的許許多多人卻已走到了人生的終點。
中國人活在最苦難的境地裏，在自由主義者的美國記者西奧多.H.懷特的眼裏，他看到：“在現世界之中，隻有中國的人民才比五百年前吃的更少，生活得更苦，穿得更壞。”這恐怕也是激勵著象毛澤東這樣的革命者不惜流血犧牲的根本動力，1945年，毛澤東曾經在《憶重慶談判》的詩中寫道：“遍地哀鴻滿城血，無非一念救蒼生。”解救黎民百姓，是毛澤東最樸素也是最崇高的一種濟世情懷，讓人民病有可醫也是毛澤東始終索懷的一個遠大理想。1933年11月，毛澤東在《長岡鄉調查》中提出：“疾病是蘇區中一大仇敵，因為它減弱我們的革命力量。如長岡鄉一樣，發動廣大群眾的衛生運動，減少疾病以至消滅疾病，是每個鄉蘇維埃的責任。”1934年1月27日，毛澤東在江西瑞金第二次全國工農代表大會上要求《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要“解決群眾的穿衣問題，吃飯問題，住房問題，柴米油鹽問題，疾病衛生問題，婚姻問題。總之，一切群眾的實際生活問題，都是我們應當注意的問題。”“……許多人生瘡害病，想個什麽辦法呢?一切這些群眾生活上的問題，都應該把它提到自己的議事日程上。”1939年12月21日，為了紀念為了中國抗戰犧牲的加拿大醫生白求恩，毛澤東作了《紀念白求恩》的演講，高度讚揚了白求恩“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精神”以及“對工作的極端的負責任，對同誌對人民的極端的熱忱”。1941年，毛澤東為延安中國醫科大學第四期畢業生題詞：“救死扶傷，實行革命的人道主義”。1942年5月，毛澤東給延安中央醫院題詞：“治病救人”。1944年10月30日，毛澤東在陝甘寧邊區文教工作者會議上作了題為《文化工作中的統一戰線》的演講，講到醫藥方麵，他說：“陝甘寧邊區的人、畜死亡率都很高，許多人民還相信巫神。在這種情形之下，僅僅依靠新醫是不可能解決問題的。新醫當然比舊醫高明，但是新醫如果不關心人民的痛苦，不為人民訓練醫生，不聯合邊區現有的一千多個舊醫和舊式獸醫，並幫助他們進步，那就是實際上幫助巫神，實際上忍心看著大批人畜的死亡。統一戰線的原則有兩個：第一個是團結，第二個是批評、教育和改造。在統一戰線中，投降主義是錯誤的，對別人采取排斥和鄙棄態度的宗派主義也是錯誤的。我們的任務是聯合一切可用的舊知識分子、舊藝人、舊醫生，而幫助、感化和改造他們。”1945年4月24日，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上作的《論聯合政府》的報告上非常明確地提出：“應當積極地預防和醫治人民的疾病，推廣人民的醫藥衛生事業。”他還指出“農民——這是現階段中國文化運動的主要對象。所謂掃除文盲，所謂普及教育，r所謂大眾文藝，所謂國民衛生，離開了三億六千萬農民，豈非大半成了空話?”從那時起，未來中國的醫療衛生事業的脈絡已經在毛澤東的腦海裏形成，這個事業的核心點是“人民的”，它一定是一切為了人民的事業。
1949年，中國的政治版圖已定，人民的醫療衛生事業緊鑼密鼓地提到了如日噴薄而出的新中國的議事日程。9月29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通過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綱領第48條提出：“推廣衛生醫藥事業，並注意保護母親、嬰兒和兒童的健康。”10月，中央軍委衛生部在北京召開了第一屆全國衛生行政會議，確立了衛生工作的總方針：“衛生工作的重點應放在保證生產建設和國防建設方麵，要麵向農村、工礦，要依靠群眾，要預防為主。”10月，察哈爾省鼠疫爆發，毛澤東迅速指示成立中央防疫委員會，並致電斯大林，請求蘇聯政府“空運生菌疫苗四百萬人份，血清十萬人份至北京應用”，並請蘇聯政府考慮派遣防疫隊幫助進行鼠疫防治工作。1949年11月，毛澤東指示衛生部必須大力加強衛生防疫工作的組織和領導。經過大規模的疫情調查和研究，1950年1月，衛生部首先展開了對結核病的預防工作，自當年起在全國各城市大力推廣卡介菌苗接種工作，所需費用由各級人民政府承擔。1950年8月，毛澤東為第一屆全國衛生會議題詞：“團結新老中西各部分醫藥衛生人員，組成鞏固的統一戰線，為開展偉大的人民衛生工作而奮鬥。”10月，衛生部頒發《種痘暫行辦法》，規定全國民眾必須普種牛痘。1951年4月11日至23日，中央人民政府衛生部在北京召開全國防疫專業會議，製定了鼠疫、霍亂、天花、白喉、斑疹傷寒、日本住血吸蟲病等 19種傳染病的防治方案和“法定傳染病管理條例草案”以及若幹防疫工作具體辦法。1951年9月，毛澤東在衛生部副部長賀誠的《二十一個月來全國防疫工作的綜合報告》上批示，衛生工作是“一項重大的政治任務”，“至少應將衛生工作和救災防災工作同等看待，而不應該輕視衛生工作”。1952年12月，毛澤東為第二屆全國衛生會議題詞：“動員起來，講究衛生，減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敵人的細菌戰爭。”1953年12月，第三屆全國衛生會議召開，會議要求努力“培養衛生工作幹部，堅持不懈地把愛國衛生運動和預防流行性疾病的工作開展下去。”短短的幾年，醫療衛生事業便形成了四項指導方針，即醫療衛生體係為工農兵服務、預防為主、中西醫相結合、衛生工作與群眾運動相結合。這四項方針確立了毛澤東時代醫療衛生事業的發展框架，奠定了新中國醫療衛生事業的牢固根基，也成為毛澤東時代醫療衛生事業的獨具的特色。
這種特色表現為全國性的愛國衛生運動。疾病與衛生環境是分不開的，許多傳染性疾病與一定的傳染源息息相關。毛澤東是一個哲學家，他善於利用哲學的思維去解決問題，去根治問題。他對衛生運動懷有一種十分濃厚的興趣，早在戰爭年代，毛澤東就曾多次倡導過“開展群眾性的衛生運動”。新中國成立以後，愛國衛生運動在毛澤東的倡導下更是蓬勃發展。1952年，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應運而生，隨後自上而下直到村莊和公社的各級黨委也都有了相應機構，每年都要組織群眾開展衛生運動。1955年12月，毛澤東在《征詢對農業十七條的意見》中，號召要在7年內基本消滅老鼠、麻雀、蒼蠅、蚊子。1956年10月12日，毛澤東在《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的修改稿)》時寫道：“除四害的根本精神，是清潔衛生，人人振奮，移風易俗，改造國家。”10月13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的講話中再次強調：“除四害是一個大的清潔衛生運動，是一個破除迷信的運動。……如果動員全體人民來搞，搞出一點成績來，我看人們的心理狀態是會變的，我們中華民族的精神就會為之一振。我們要使我們這個民族振作起來。”1957年10月，毛主席在《做革命的促進派》一文中說：“消滅老鼠、麻雀、蒼蠅、蚊子這四樣東西，我是很注意的。”他還說：“要來個競賽，硬是要把這些東西滅掉……中國要變成四無國;一無老鼠，二無麻雀，三無蒼蠅，四無蚊子。”1960年3月，毛澤東在《中央關於衛生工作的指示》中給麻雀恢複了 “黨籍”，提出“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蟲，口號是‘除掉老鼠、臭蟲、蒼蠅、蚊子’”。大規模的愛國衛生運動改變了中國的麵貌，一些惡性傳染病滋生的環境得到了扼製。血吸蟲病的防治就是個很好的例證。1953年9月16日，時任全國政協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的沈鈞儒將無錫血吸蟲病防治所沈瑜撰寫的有關南方血吸蟲病的匯報材料附函寄呈毛澤東，當月27日，毛澤東即致信沈鈞儒：“血吸蟲病危害甚大，必須著重防治。大函及附件已交習仲勳同誌負責處理。”1955年，毛澤東到血吸蟲疫區視察，發出了“一定要消滅血吸蟲病”的號召。12月21日，他在《征詢對農業十七條的意見》中提出：“在七年內，基本上消滅若幹種危害人民和牲畜最嚴重的疾病，例如血吸蟲病、血絲蟲病、鼠疫、腦炎、牛瘟、豬瘟等。”1956年2月27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再次號召：“全黨動員，全民動員，消滅血吸蟲病。”根據毛澤東的提議，中共中央成立了中央防治血吸蟲病九人領導小組。衛生部專門設立了血吸蟲病防治局。有關部門不斷派出醫務人員到疫區調查，對患者進行免費治療。在毛澤東的關注下，疫區人民掀起了一場浩大的消滅血吸蟲病的群眾運動，開展了驚天動地的“滅螺大戰”。 1958年，血吸蟲病流行區江西餘江縣率先全麵消滅血吸蟲病，創造了世界血吸蟲病防治史上的奇跡。6月30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第一麵紅旗——記江西餘江縣根本消滅血吸蟲病的經過》的長篇報道，正在杭州視察的毛澤東讀罷，“浮想聯翩，夜不能寐。微風拂煦，旭日臨窗。遙望南天，欣然命筆”，寫下了七律二首《送瘟神》，其一為：“綠水青山枉自多，華佗無奈小蟲何!千村薜荔人遺矢，萬戶蕭疏鬼唱歌。坐地日行八萬裏，巡天遙看一千河。牛郎欲問瘟神事，一樣悲歡逐逝波”;其二為：“春風楊柳萬千條，六億神州盡舜堯。紅雨隨心翻作浪，青山著意化為橋。天連五嶺銀鋤落，地動三河鐵臂搖。借問瘟君欲何往，紙船明燭照天燒。”透過這首詩，可以想見，此時此刻的毛澤東，那份難以自持的激動，那份無以言表的興奮。
這種特色表現為全方位的醫療衛生體係。新中國成立後，麵對醫療衛生事業的一窮而白，開始了前無古人的醫療衛生體係的構建，並終以令人難以置信的速度和富有成效地在中華大地上挺立起來。在醫療衛生功能設置上，這個體係包括了衛生防疫、疾病醫治、地方病控製、婦幼保健、國境衛生檢驗檢疫等，在傳染病的防治方麵，還建立起有針對性的結核病醫院、皮膚病醫院、麻瘋病醫院等，在地方病防冶方麵，國家繼血吸蟲病防治之後，1960年又建立了有針對性的各級組織機構，對鼠疫、克山病、大骨節病、地方性甲狀腺腫等每一種地方病進行全麵防治，國家在公共衛生服務上基本是免費的，1950年代初，中國就開始實行全民免費接種牛痘和卡介苗，1960年代初，又逐步開始對脊髓灰質炎、麻疹、乙腦、白喉、破傷風、百日咳和結核病等展開免費計劃接種。我的這本由膠南縣衛生防疫站編印的《瘧疾防治手冊》小冊子裏提到的“黨和政府關心咱，治療瘧疾不要錢”，就反映了這樣的一些信息。醫療衛生的這些功能設置直到今天仍然在發揮著作用，它的基本框架仍然沿用著當初的設置。在醫療衛生機構分布上，城市地區，由市、區兩級醫院和街道、廠礦門診組成;農村地區，由縣醫院、鄉鎮衛生院和村衛生室組成。在醫療保障構成上，在城鎮，實施公費醫療和勞保醫療;在農村，實施合作醫療。1968年，毛澤東批示湖北省長陽縣樂園公社辦合作醫療的經驗，稱讚“合作醫療好”，農村合作醫療迅速發展和普及起來，成為農村醫療的基本保障形式，到1975年合作醫療在全國覆蓋率達到84.6%，到1970年代末，甚至達到了90%以上。毛澤東對於新中國獨特的醫療衛生體係的建立功不可沒，他的一些醫療衛生思想對新中國醫療衛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新中國醫療衛生事業也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深深的毛澤東的烙印。毛澤東對於醫療衛生事業發展中存在的醫療資源偏向城市、偏向少數人的問題一直非常關注，多次表達了自己的不滿，並力圖改變醫療衛生事業的一些偏向。1964年6月24 日，毛澤東在與越南客人的一次談話中，批評中國高級幹部保健工作：“什麽都搞特殊化，看病也搞特殊化，我很不讚成搞什麽高級病房、高級病床，老百姓有了病怎麽辦啊?有那麽多的工人、農民，有了病怎麽辦?你不給看?不給治?現在的這些醫生，都喜歡給大官看病，還不如三國時期的華佗，華佗給老百姓看病是不收錢的，實行治病救人”。1965年5，毛澤東重上井岡山。他聽茨坪人民公社的社員農村中缺藥少藥，人們一旦生了病得不到及時、很好的治療，大城市裏的醫院老百姓根本去不起，毛澤東愧疚地說：“是我們的工作沒有做好呢，主要是我，對不起鄉親們，以後，相信我們的黨會認真做好農村的醫療保健工作……”。1965 年6月26日，毛澤東與一些醫務人員進行談話，這就是著名的“6·26指示”，他非常嚴厲地說：“告訴衛生部，衛生部的工作隻給全國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工作，而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還是老爺。廣大農民得不到醫療。一無醫生，二無藥。衛生部不是人民的衛生部，改成城市衛生部或城市老爺衛生部好了。”也就是在這個談話中，毛澤東提出要“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嘛”，這個號召在新中國醫療衛生事業中具有裏程碑式的意義，醫療資源開始向五億農民傾斜，大批的醫務工作者從城市走向鄉村，農村的醫療衛生機構和醫療條件得到了快速完善，有一個最響亮、最親切、最溫暖的名字開始廣為人知，那就是“赤腳醫生”，身背藥箱，打著赤腳，行走在田間地頭的赤腳醫生形象成為一個時代的象征。1968年《紅旗》雜誌發表《從赤腳醫生的成長看醫學教育革命的方向》的文章，介紹原上海市川沙縣江鎮公社半農半醫工作的經驗，將半農半醫的初級衛生保健人員稱為“赤腳醫生”，毛澤東看完這篇文章後，批示了七個字：“赤腳醫生就是好”，文章中介紹的女社員王桂珍，成為中國千千萬萬赤腳醫生的傑出代表，她多次受到毛澤東的接見，1972年，美國斯坦福大學幾位學者拍攝了紀錄片《中國農村的赤腳醫生》，把中國的赤腳醫生推向了世界。1974年，她出席日內瓦世界衛生組織第二十七屆世界衛生大會，會議的籌辦方特意安排她作了兩次交流發言，引起了巨大反響。1975年，她擔任衛生部黨委核心小組成員，兼任衛生部防治局副局長，成為一名拿工分的副部長幹部。1975年9月，以她為原型的電影《春苗》全國公映，這部電影在1976年全國優秀故事片評選中名列第一。1976年2月，美國前總統尼克鬆夫婦第二次訪問中國，尼克鬆夫婦對中國的赤腳醫生十分讚賞，對王桂珍的事跡也十分欽佩，王桂珍以衛生部黨委核心小組成員的身份參加了招待尼克鬆的宴會。1977年，上海發行地方糧票，在上海地方糧票一斤券上還印上了王桂珍的肖像。毛澤東“6·26指示”，是他的人民醫療理想的體現，他給新中國的醫療衛生事業注入了活的靈魂——“為人民服務”，他讓一艘醫療衛生事業的巨輪駛上了一條沒有偏離的航線，正如他於1965年7月19日所說的那樣：“北京醫院……要開放，給老百姓開放。……縣衛生院認為賺錢的醫療隊就好，不賺的，少賺的就不好，這難道是人民的醫院?藥品、醫療隊不能以賺錢不賺錢來看。”為了實施人民醫療，國家對藥品價格一直實行控製政策，保持在很低的水平，還曆次對諸如抗生素、解熱鎮痛藥、維生素和地方病用藥等關係百姓利益密切的藥品進行大幅降價，降價幅度最高達95%以上，最少也在50%以上，尤其 1969年的降價涉及1200多個品種，占全部經營品種70%以上。新中國的人民醫療衛生事業在短短的二十幾年裏便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正如智利常駐聯合國代表卡薩努埃瓦在1971年11月15日第二十六屆聯大上歡迎中國代表團重返聯合國的發言：“中國從落後、破壞、饑荒、水災和瘟疫的廢墟上站起來，在短短的一些年裏在農業和曆史、教育和公共衛生、征服宇宙和原子方麵——還有在使集體和個人的道德臻於完善方麵取得了非凡的進展。”1957年，霍亂在中國得到有效控製。1958年，血吸蟲病被“紙船明燭照天燒”。1959年，通過查封妓院，解放妓女，性病在中國絕跡。1960年，雲南省西盟縣永西寨成為中國向世界衛生組織報告消滅了天花的最後一個地點。1964年，鼠疫在中國得到了完全控製。1970年代，瘧疾逐步銷聲匿跡。結核病發病率逐年下降，並基本得到了控製。曾經肆虐中國的疾病在新中國麵前望風而逃，醫療衛生資源也在中國大地上得到了有史以來最平等的分配，1965年的時候，城市平均每千人的醫院床位是農村的7.7倍,專業衛生技術人員數目是農村的3.7倍,而農村人口是城市人口的4.6倍，醫療經費農村隻占25%，城市則占75%，到七十年代中期的時候，這種局麵得到了根本性的扭轉，農村醫院床位比重已提高到60%，全國活躍著180多萬赤腳醫生，國家有60%的衛生預算花費在農村。完善的醫療衛生體係的建立以及醫療衛生事業的平等化使中國的國民健康指標得到徹底的改變，人均壽命由建國前的35歲提高到67歲，嬰兒死亡率由200‰降到 34.7‰，各種烈性傳染病被完全消滅或基本消滅，多種地方病和寄生蟲病被有效控製。台灣從事公共衛生研究的著名學者陳美霞曾對新中國的醫療衛生體製進行了深入研究，並且給予了較高的評價，她在報告中這樣說：“它丟棄傳統的西方模式，而發展出一套有創意、適應中國建國後三十年內的實際情況的體製。的確，世界衛生組織有感於這樣偉大的成就，在1978年召開的、著名的阿馬阿塔(AlmaAta)會議上，將中國的醫療衛生體製推崇為世界範圍內基層衛生推動計劃的模範。此外，中國獨特的醫療衛生體係創建，深刻的影響了其它國家的醫療改革，啟發那些改革者們多多發展適合自己的醫療衛生製度，而不是盲目照搬其它國家的製度。”世界銀行的一份報告對於中國衛生部分的討論直接稱呼中國的成功為“中國第一次衛生保健革命”。衛生經濟學家北京大學教授李玲曾在一篇專訪中說： “前30年中國創造了一個奇跡，因為沒有哪個國家可以花那麽少的錢就解決了老百姓的基本醫療問題”。美國曆史學家莫裏斯.邁斯納在他的著作《毛澤東的中國與後毛澤東的中國》中說：“自從1949年後的新中國，在消滅和控製舊中國流行的傳染病和寄生蟲病方麵、在建立一個過去從未有過的全國醫療係統方麵都取得了巨大的進步。”20世紀80年代初，世界銀行和世界衛生組織都曾派專家組來我國考察農村衛生，考察組的報告特別強調指出：“中國農村實行的合作醫療製度，是發展中國家群眾解決衛生經費的唯一範例。盡管每個合作醫療的具體情況在全國有很大差異，但是總的來講，它是由群眾集資、采取預付醫療保險金的形式，解決群眾基本醫療保健問題的一種醫療保健製度。”世界衛生組織的另一份考察報告中說，“初級衛生工作人員的提出主要來自中國的啟發。中國在占80%人口的農村地區，發展了一個成功的基層衛生保健係統，向人民提供低費用和適宜的醫療保健技術服務，滿足大多數人的基本衛生需求，這種模型很適合發展中國家的需要。”在世界銀行發表的《1993年世界發展報告》中說，中國“到70年代末期，醫療保險幾乎覆蓋了所有的城市人口和95%的農村人口，這是低收入國家舉世無雙的成就。”世界著名經濟學家阿瑪蒂亞·森對中國的醫療衛生作出如此評價：“在當代世界的發展中，中國做出了一項重大的貢獻，即展示了一個國家即使在相對比較貧窮的時候也能在推進民眾的健康與長壽方麵取得重大的進步，也展示了衛生成就無需嚴格受製於經濟手段，即使經濟手段非常有限。……雖然當時中國的人均收入水平很低，但是中國的衛生成就己經開始同那些遠比中國富裕的國家比肩了”。上世紀60年代末期，一位在中國的日本商人在了解了中國的醫療衛生事業之後，曾這樣說：“科學進步，醫藥方麵的新發明，雖然各國都有，但是醫療衛生普及人民，在全國各地普遍展開防病治病工作，恐怕隻有中國做得最徹底了。”
新中國的醫療衛生事業起於荒蕪，興於艱難，它是那些從西柏坡進京趕考的學子們交出的一份答卷，這份答卷沒有什麽華麗的詞藻卻賞心悅目，沒有什麽濃烈的塗抹卻泌人心脾，沒有什麽刻意的雕飾卻滿堂喝彩，沒有什麽奇巧的闊論卻立意高遠，它就象從田野裏走來的泥腿子一樣樸實無華，帶著青草的馨香，散著泥土的氣息，它是一棵春苗，蓬勃地生長在最廣闊的土地的每一個角落。
我的目光常常不由自主地停留在那本《瘧疾防治手冊》的小冊子，透過那泛黃的頁麵，我的眼前會展現出一幅曆史的畫卷，畫卷裏有書寫著“人民”兩個字的醫院和遍布城鄉的衛生院、衛生室，畫卷裏的人都很忙碌，有的人在除“四害”，有的人在接種疫苗，也有背著藥箱的赤腳醫生在走街串巷，那些畫麵模糊又清晰，遙遠又近在，陌生又熟悉，那是一個遠去的時代，那又是一個令人難以忘懷的年代。
1965年5月，毛澤東重上井岡山的時候曾經吟唱：“千裏來尋故地，舊貌變新顏。”他的夢想便是將中國的麵貌煥然一新，也就是在那次的井岡山之行，他從老百姓的口中了解到了缺醫少藥的醫療狀況，也堅定了他要解決農村醫療衛生麵貌的決心，一次醫療衛生資源的大遷移頓時在神州大地上奔湧激蕩，並最終完成了被人稱為的“中國第一次衛生保健革命”，醫療衛生的光環從此真正照耀在平頭百姓的頭頂上，成為千百年來掙紮在病魔的肆虐下的老頭姓心中的護身符，中國人生生息息這塊故地，真的是舊貌換了新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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