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月31日，德國之聲中文網發表一篇“中國式戶口二重天”的文章，對最近網絡和媒體上相繼曝出中國“房姐”們擁有多個戶口，陝西“房姐”龔愛愛被網曝有4個戶口和不同戶口名下的房屋41套，山西紀委官員張彥同時擁有北京和山西兩個身份證。張彥除了被曝出兩個戶口的同時，其身為前運城市財政局局長的公公孫太平在北京、海南三亞等地的10餘處房產亦被曝光。
文章指出，籍由個案引發的社會焦點效應遠未停止，麵對“房姐”們一人多個戶口、假戶口等現象，公眾一方麵呼籲嚴查戶籍管理背後的錢權交易，暗箱操作等違法行為，一方麵探討中國式戶口到底是身份證明和人口管理的需要，還是“附加就業、教育、社會保障”的階層證明。
2012年12月，一位隨在上海打工的父母一起生活的15歲江西籍女孩占海特大聲喊出“我有上學的權利”。1月25日，廣東省兩會現場，兩百餘維權人士前往抗議，打出“廢除戶籍隔離製度”、“我要讀書”等標語。
獨立作家郭飛雄向德國之聲表示：從“房姐”們輕意擁有多個戶口來看，在城市戶口和農村戶口之間、特殊利益階層與弱勢群體之間享有的權利猶如“兩重天”。因此中國戶籍製度也必須進行改革。但因為戶口製度從某種意義上成為某些階層的利益聯結紐帶，因此戶籍製度的改革將非常困難；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周孝正則指：戶籍製度是一種新的種族隔離製度，中國現在實行的戶口製度，是帶有種族隔離性質的，主要限製的是窮人和弱勢族群。
媒體評論員李龍撰文指出：現在爆出的“房姐”們擁有多個戶口事件，揭示了戶口被一些官員廣泛利用藏匿財產，轉移資產、規避犯罪風險。隻需通過關係人造一個虛假的戶口，就可以將來源不明的財產隱匿起來而不被發現，這比一般的“洗錢”手段都要來得直接方便，從而躲過財產公示的限製。像鳳陽縣公安局長陶勇，一個身份用於存放自己的私房錢，另一個則專門用來收受賄賂。
“多重身份”實際上意味著，一個人分身成了雖然並不存在但形式上完全合法的兩個人，其違法行為也容易逃避相應的法律追究。
2012年12月13日，荷蘭在線發表的文章《“蝗蟲女孩”占海特：戶籍製是中國柏林牆》，報道15歲上海女孩占海特，她是中國首位站出來爭取異地高考權利的非滬籍學生，也是爭取異地高考權利的最小上訪者。緣於占海特的父親占全喜於8日在上海人民廣場因“非法集會”被警方以“妨害公務罪”拘留。12月10日，在接受荷蘭在線記者采訪時，占海特除了擔心父親安危之外，直言半年多來的維權“實屬被逼無奈”，但自己並不後悔當初的抉擇。
荷蘭在線綜合中國媒體京華時報和中國網早先報道，占海特祖籍江西，1997年出生於珠海，2001年隨父母移居上海，在上海讀完幼兒園、小學和中學後因無上海戶籍，無法在當地參加高考後輟學在家。因江西老家已沒有可以照顧她的親人，回老家讀書就意味著勢必要與父母兩地分離。為爭取異地高考權，自2012年春節後，占海特和父親占全喜陸續前往上海市政府信訪辦和教委上訪，但得到的都是拒絕。
10月起，占海特開始通過個人認證微博進行維權，她在微博中曾這樣寫道：“戶籍製度是中國的柏林牆，是橫亙在所有所謂‘本地人’和‘外地人’之間的一堵難於逾越的高牆”、“讓時間來證明一切，社會總是會往越來越公平的方向發展的。當年馬丁路德金呼籲黑人與白人平等，也有白人反對。但是如今，他受到所有美國人的愛戴，不論黑白。”她還通過微博上發出了公開“約辯”的邀請，但“約辯”現場最終演變成了外地籍家長和滬籍本地人的“罵場”，有些人質疑占海特隻是被家長強推到前台，更有甚者斥責占海特為“蝗蟲”，要求“蝗蟲滾出上海”。但來自社會的壓力並沒有讓這對父女停下維權的腳步。12月10日，上海警方對外通報稱，占全喜因8日在上海人民廣場聚眾非法集會被警方以涉嫌“妨害公務罪”刑事拘留。警方稱占全喜拒不配合民警勸離，還將民警抓傷，經口頭傳喚無效，最終強製帶離。
占海特對於警方的說法難以認同，在接受荷蘭在線記者采訪時她表示，父親占全喜是在廣場上舉辦非滬籍家庭“親子活動”時被警方帶走的，同時被帶走的還包括兩位記者。當時參加的家長及子女人數總共不超過10人，大家聚集在一起隻是互相交流訴苦，“我們不是非法集會，更沒有散發傳單，現場16名警察對付手無寸鐵的老爸，推推搡搡，怎麽可能會抓傷警察呢？即使有抓傷警察，也是警察他們自己抓的，這些我們都有視頻為證”，占海特告訴記者。
在父親被拘留以後，占海特將現場遭遇和照片先後發布到了騰訊和新浪微博上，但隨後她的騰訊微博賬號被刪除，其新浪微博被禁言，直到10日才被恢複。
占海特同時告訴記者，目前全家在上海租房，因為自己和父親堅持維權，當地警方和居委會不斷向房東施加壓力，房屋合同原本是2014年才過期，但房東已要求她們全家在2個月內搬離。從“約辯”被斥到父親被拘，占海特稱自己一路走來並不後悔，“我爭取異地高考權利實在是被逼無奈，我希望我是最後一個因戶籍而失學的例子”。
占全喜被刑拘一事引發了媒體和網友的廣泛關注。光明網評論員在《占海特之父被刑拘是疊加的非正義》一文中認為，占海特向既存教育製度中的不公正規定發出的挑戰之舉，確是為當下的社會體製和維穩機製所不容的。警方以什麽理由限製占海特之父的行動自由，用什麽措施可讓占海特產生恐懼而使其沉默下去，這並非需要更多的苦思冥想。圍繞占海特“約辯”公民異地考試權的爭議，實則反映了社會發展中的深層次問題，是昔日把資源集中在數個地方，由此導致發展機會集中在數個大都市的發展方式後遺症的表現。
《晶報》社論認為，長期以來，圍繞著戶籍製度早已形成了一種穩固自洽的利益結構，京、滬等地居民擔心利益被稀釋可以理解，但無論如何，戶籍製度以及由此而生的現行高考製度的不合理性顯而易見，眼下要做的隻能是淡化而非強化這一製度。盡避占海特主張權利的高調行為刺痛了某些人，但對於這樣權利主張卻不應蔑視和打壓。至於“異鬧”和“蝗蟲”的歧視性稱謂，則充滿了野蠻和優越感，且眼下看來，這種優越感因為異地高考的推進艱難而獲得了支撐。占海特或許很難取得在上海參加高考的資格，但若把這次公開辯論當做一次公民素質考試，她已經交出了漂亮的答卷。
北京理工大學文學院教授楊東平將本地人和外地人對教育資源的博弈稱之為“被撕裂的族群利益矛盾”，指出現在影響異地高考製度改革最大的障礙是由戶籍製度造成的巨大教育差距，在現存戶籍製度沒有改變的前提下，試圖突破高考製度難度非常大，風險也很大，“外地人同樣有享受優秀教育資源的權利，但目前北京上海本地人利益觀很狹隘，提到放開異地高考製度就跳出來反對，他們是既得利益者，自己先占有了資源，就不希望別人再進來，這是很狹隘的心態”。
北京大學教授張千帆則在微博中評論認為，本來這一行為（占海特及父親在廣場舉行活動）是很和諧的，是警察的製止和幹預造成了不和諧的肢體衝突。警察有錯在先，公民維權無罪。張千帆還聯合中國30餘位學者上書國務院和教育部請求鬆綁異地高考，修改和細化現有的關於隨遷子女異地參加升學考試的相關規定。張千帆對記者表示，隨遷子女在升學就業麵臨諸多困難，隨遷子女家長自2010年開始頻繁維權，爭取異地高考的呼聲比較突出，“教育不像經濟領域改革那樣具有相應的迫切性，放開必然會損害部分人群的既得利益，另外中國教育和意識形態控製是緊密聯係在一起的，當局害怕意識形態失控同樣是造成教育改革遲緩的原因”。……
近期，中國官方媒體刊登多篇文章，呼籲推動戶籍改革，讓城市裏不同戶籍的人能享受同樣的福利。但有評論認為，目前中國戶籍改革的阻力主要來自官方的維穩政策和既得利益集團對自身利益的維護。
《人民日報》刊登題為《先給戶籍減減負》的文章說，子女教育、社會保障、住房、購車等多個領域的戶籍差別待遇在中國各大城市普遍存在，戶籍仍是許多外來人口融入城市道路上一座難以逾越的壁壘。隨著城市化的推進，加快戶籍製度改革顯得尤為迫切，改革的最終目的在於讓不同戶籍的公民，都能享受到同樣的城市福利。此前，《人民日報》刊發的另一篇報道還將中國的“窮二代”現象跟現行的戶籍製度相聯係，認為應該加快戶籍改革，促進公共服務均等化，發揮政府對農民工等弱勢群體的保護作用。
對於中國現行的戶籍製度，美國紐約的中文政論家胡平評論說，“實際上我們今天所說的中國的戶籍製度尤其是它城鄉二元戶口製，那是共產黨的創造發明。在過去中國是沒有這個製度的，那也是共產黨在50年代它是全麵貫徹它的計劃經濟和這個事情是分不開的。同時，當然這麽做它也是便於政治上的控製。那麽到了改革開放之後由於改掉了計劃經濟，開始引入市場經濟，人員的流動開始有了相對的自由。在這種情況之下，城鄉二元戶口製它內在的矛盾就越來越顯得突出。有很多很多的人，他們來自農村，到了城市在城市工作、在城市生活、在城市安家甚至經過了一代又一代，但是他們依然不能取得城市的正式戶口。因此在各方麵還受到歧視。”胡平認為，中國戶籍改革的阻力主要來自於官方維穩的需要和既得利益集團維護自身利益的考量，“這個問題第一它肯定是共產黨自己造成的。它沒有任何理由不去改掉這個製度。但是僅僅是出於既得利益集團，它們對自身利益的考慮是遲遲把這麽一個很簡單的改革一再拖延。那麽到今天我們看到在有一些地方開始有所改進。但是有個全麵的改革這件事情到目前為止仍然進行得非常有限。”
中國正處在經濟轉型期，政府把城鎮化作為建立內需型經濟的重要依托。然而有調查顯示，中國幾乎所有城市的市長，都反對進行戶籍製度改革。中國發改委主管城鎮化的副主任徐憲平曾帶隊到浙江、廣東、江西、貴州等八個有代表性省份進行調研，並向國務院提交了調研報告。這份調研報告顯示，幾乎所有的城市的市長都“強烈反對”去年國務院推行的戶籍改革措施。
2011年國務院下發《關於積極穩妥推進戶籍製度改革的通知》提出，地級市以下市區全部開放戶籍，取消城市和農村戶籍區別，但一直無法落實。發改委的報告指出，城市戶籍和教育、社保、醫療等諸多福利掛鉤，地方政府不願意開放戶籍製度，主要借口是地方財政無法負擔。
中國地方政府的財政壓力確實是一個現實問題。以深圳為例，即使隻開放外來人口教育一塊，深圳每年就要增加一百億財政支出。小孩的擇校費和借讀費，全國早就說免了，但深圳這個地方一直沒免，沒有免的理由是每年要收借讀費一百多個億，那麽這個錢的窟窿從哪裏來補？！目前中國的分稅製，國稅局收取了大部分稅收，如果推動戶籍改革，沒有財稅和其他方麵的全麵配套改革很難成功。
目前地方政府的收入主要有三個來源，其中土地出讓收入占了最重要的部分。最近兩年，中央政府調控房地產市場，地方政府收入明顯減少，戶籍改革就更難推行。隨著加工出口導向經濟模式已近極限，中國麵臨轉變增長模式的問題。而城鎮化內需的潛力是中國經濟增長最大的潛力所在。
不過，官方公布的全國51.27%的城鎮化率中，城鎮戶籍人口隻占35%，相差十六個百分點，大約兩億一千萬人，正好是中國農民工的數量。
旅居美國的中國學者程曉農分析說，中國地方政府願意推動城鎮化卻不願意進行戶籍改革的原因很明顯，就是不願意讓利給民眾：“推動城鎮化的目的是以城鎮化為借口，開發房地產，然後從中撈錢，這是地方政府鼓吹城鎮化的熱情來源。那麽他反對真實的城鎮化的原因也同樣是這個原因。也就是說，它要開發土地，以城鎮化為名，通過炒作房地產撈錢。但是撈到錢以後它可沒有打算把錢用在真正的城鎮開發上，而是由政府自己來花。”
最近十多年來，中國政府財政收入的增長高於GDP增長，地方政府收入大幅增加，卻始終“沒有錢”增加社保開支。程曉農分析說，這說明近年中國政府開支的增長遠大於收入增長：“地方政府有一種無窮盡的衝動，要不斷地招募新的幹部，所以，光是幹部子弟們要想再接著當幹部，這種需求就永遠無法滿足。所以中國哪怕把全部稅收、中央政府全部關門都留給地方政府花，也滿足不了地方政府把所有幹部子弟再招成幹部所需要的開支。”
一方麵，中國目前的改革已經成為權貴階層的自利手段，在沒有監督和製約的製度下，任何經濟增長都無法滿足政府官員欲望。另一方麵，中國改革日益複雜化，沒有全盤改革措施，已無法平衡各方利益糾葛，這使得中國的任何改革措施都難以推行。
此外，在大城市，除了傳統的城鄉二元結構外，戶籍人口跟非戶籍進城務工人員又構成了新的二元結構，幾乎所有城市都出現了“城中村”，成為社區治理的難點。中國的戶籍製度急需改革，但應警惕當局以“城中村”改造等名義掠奪農民土地的行為，“戶籍製度它是對農民的歧視，它也是對農民的限製。這個製度是對農民的一個不平等，從製度上就對農民不平等。戶籍製度改革當然應該是改，但是現在來搞戶籍改革又有一個新的問題。比如說土地，在很多地方出現了借城中村改造、借村改居，村委會轉變成居委會的過程中把農民集體的土地無形低價地拿走，在戶籍改革的過程中應該避免農民第二次再受傷害。
中國最典型的限製人民自由流動的製度戶籍製度受到官方機構質疑。在未來將擔任總理的李克強強調中國進一步城鎮化的主張後，中國發改委提出的一份報告指出：戶籍製度嚴重阻礙中國市民化進程。
中國未來的城鎮化進程正在麵臨著體製突圍的現實挑戰，據指出，如何讓農民工真正融入城市已經成為下一步城鎮化無法回避的問題。戶籍製度是大陸政權成立後建立的一套限製城鄉人口、國內人口自由流動的措施，但據南都日報獲得的消息，在北京召開的全國改革發展係統研究年會上，中國發改委宏觀研究眼城鎮化戰略研究課題組建議改革戶籍製度，在財政和用地製度方麵建立農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分擔機製，同時允許農民參與保障房建設，按照規劃要求以集資方式合作建房，解決1.59億農民工融入城市的問題。
據官方統計，2011年中國城鎮化率達到51.27%。城鎮人口首次超過農村人口，在很多人看來這是一個具有標誌意義的曆史性轉變。但中國城鎮化的“水分”不容忽視。根據國家統計局農民工調查監測報告，外出農民工規模超過1.59億，但由於沒有城鎮戶籍，不能享受相應的基本保障和公共服務。除去這部分“被城鎮化”的農民工，中國真實城鎮化率不到40%。
如今，中國城鎮化推進麵臨幾大體製障礙，現行城鄉二元戶籍製度嚴重阻礙人口市民化進程，戶籍製度以及附著在戶籍之上的各種福利製度極大地限製了農民工市民化進程。大陸何時才能改變這種新的種族隔離製度——戶籍製度，人們在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