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永遠在中國與西方之間
作者：王彬彬
1898年秋，戊戌變法失敗後的梁啟超，潛入日本軍艦大島號，亡命東瀛。海上的時光是漫長而無聊的。為打發無聊，並不通日文的梁啟超借來了一本日本作家東海散士所作的小說《佳人之奇遇》，翻開一看，除了一些日文格助詞外，竟滿紙都是漢字，甚至頗多“之乎者也”，令梁啟超能看懂個大概，並且能看起興趣來，同時也讓梁啟超悟到，用小說啟發民智，宣傳變法維新思想，是一種極好的方式。想到這一點，梁啟超一定很興奮。在橫濱住下後，他創辦了麵向國內讀者的《清議報》，在創刊號上他發表了《譯印政治小說序》，在這篇宣言式的文章後麵，是《佳人之奇遇》的漢譯連載；《佳人之奇遇》連載完之後，緊接著又開始連載日本作家野龍溪的小說《經國美談》的漢譯。——兩部小說的譯文，都出自並不通日文的梁啟超之手。
這個時候，大量的西方名詞、術語已進入日語中，被稱作“政治小說”的《佳人之奇遇》和《經國美談》中，自然也不乏這類譯語。而並不通日文的梁啟超，在他的譯文中，對這些日本人的譯語，當然也就隻能原樣照搬了，而這，便是所謂日語“外來語”進入中國的開端。梁啟超在這樣做時，也許並沒有過多的疑慮，他很輕易地就把諸如民主、科學、政治、經濟、自由、法律、哲學、美學一類詞匯介紹給了中國讀者。這也就意味著，日語“外來語”被引進中國，是在一種不得已、不自覺的情形下開始的。
本來，洋務運動是要向西方學習，懂得西方，翻譯西方著作便顯得很必要。但一轉向以日本為師，人們學習西文的勢頭也就頓減。向日本學習，無非是希望通過學習日本間接地學習西方。那時朝野普遍認為，這樣做可以收事半功倍之效。但對這股向日本學習的熱潮，中國近代第一譯家嚴複卻持堅決的反對態度。嚴複強調要深切了解西方思想學術，須直接讀原著。借助翻譯已是萬不得已，借助翻譯的翻譯，就隔塵更多，去真更遠。他認為日本對西方概念的翻譯，多不準確，因此也不能無條件地借用，而往往堅持自己的譯法。
嚴複和日本學人都是用漢語譯西文。論西文水平，嚴複決不遜於那些日本近代學人。至於漢文，日本學人雖也都堪稱精通，但這畢竟是嚴複的母語，因為是母語，所以對其語意有精細的體察和深切的理解，而這也就成為一種束縛，翻譯起來便被漢語原意牢牢限製。日本學人可以大膽地改造漢語原意，可以根據需要而賦予漢語新義，可以利用漢字生造新詞，甚至可以讓一個漢語詞來傳達與原意完全相反的意義。玩味那些日本學人的譯語，感到他們對漢字漢語真是揮灑自如，而嚴複卻難以達到他們這種程度。
嚴譯在與日本譯語的“生存競爭”中被淘汰的重要原因，還在於王國維指出的過於古雅。“信、達、雅”是嚴複對譯文的三點要求。雅雖然放在最後，但嚴複在翻譯實踐中對譯文之美的重視卻並不在信與達之下。他要求自己的譯文必須是絕對的美文，讀起來和諧且鏗鏘，富於節奏感，而在翻譯西文術語時習用單字，也正是譯文本身語感的需要。在翻譯西文術語時，嚴複也是嘔心瀝血的，用他自己的話說，是“一名之立，旬月踟躕”。而日本學人由於毋須考慮什麽文氣，也不追求用語的古雅，自由度就大得多。為了盡可能準確全麵地傳達原意，他們可以用雙字或雙字以上的詞組，而且在選擇譯語時也並不在意什麽雅與俗，這樣也就使譯語更明快更直白，讓人一見就懂，而且不知不覺地就用了起來，遇上這樣的競爭者，嚴複的譯語自然就隻能被冷落，被遺棄。
每當我想到我們用以思考、演說、寫作的概念中，有70％是日本人所營造時，我就尋思起這樣的問題：這一事實100年來對中國人的思維產生了怎樣的影響？換句話說，假設當初沒有日本這樣一個近鄰，那也許在很長時期內，人們隻能使用嚴譯概念，而通過嚴譯概念來理解西方思想和思考中國問題，與通過日譯概念是否有差異？
具體地說，當“政治”。“經濟”、“文化”、“革命”、“階級”、“社會主義”、“資本主義”這些概念換一種方式出現在我們眼前，我們對這些問題的感受、理解，是否會隨著變化？
關於中國古代是否有“資本主義”的萌芽問題，史學界數十年間爭論不休。但爭來爭去，實質都是概念之爭，分歧在對“資本主義”這一概念的理解上。而“資本”和“主義”這兩個詞都是日本人生造的，用資本主義來譯西文的“capitalism”，也是日本人所為。倘若“capitalism”被譯成另一個漢語詞，這場爭議是否還會發生？即使發生了，是否在表現方式上也會有所不同？
80年代以來，中國美學界有所謂“醜學”一說。“醜學”是相對“美學”而言的。“美學”是日本人中江兆民對西文“aesthetics”的翻譯。但“aesthetics”的原意是“感性學”，倘若一開始就沒有“美學”這種譯法，而譯成別種模樣，例如譯成“感性學”，那所謂“醜學”是否還能成立？
例子還可舉出許多。最後我想說：由於我們使用的西方概念，基本上是日本人替我們翻譯的，在中國與西方之間，也就永遠地隔著一個日本。
不知這說法，是否能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