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1日，作為中歐國際工商學院二十周年校慶活動——“大師課堂”第五講的演講嘉賓，複旦大學中國發展模式研究中心主任、上海社科院中國學研究所所長、春秋發展戰略研究院高級研究員張維為教授做了題為《中國模式與文明型國家的製度安排》的精彩演說。副院長兼中方教務長張維炯教授一同出席活動。觀察者網全文刊載。
張維為教授在演講中提到，英國政治家丘吉爾有過一個說法，他說民主是最不壞的製度，但用中國人的說法，“最不壞”就是下下策。現在我們的製度設計也包括了下下策。所謂的下下策就是保底，中國現在最高領導人是兩任，10年。還有退休製度，到一定年齡你必須退，這個西方還沒有，像美國參議員都是幹到死，而在中國是明確的。這某種程度上就是保底的安排。但除了下下策，我們還有上上策，就是你必須盡一切可能，來尋找盡可能德才兼備的領導人。所以我們現在的製度安排是上上策與下下策結合，超越了西方模式。】
非常高興有這樣一個機會到中歐國際工商學院來慶祝你們的20周年校慶。我和中歐也有過不少接觸，參加過一些中歐的活動，包括在倫敦、深圳和上海舉行的活動，受益良多，所以我是真心地祝賀中歐。我覺得中歐有幾點做的肯定是對的，站得住腳的： 一是中西合璧，二是聯係實際，三是一開始的目標就爭取世界一流。這二十年的曆史證明，這是一個成功的中歐合作，我自己也是中歐合作產生的學者，我在中國生活了30年，在歐洲生活了20多年，在發達國家的瑞士讀書、工作，後來走遍了所有西方國家，包括冰島都去過，所以有一些感悟和大家一起交流。
說句老實話，我收到中歐大師課堂邀請的時候，我有一點猶豫，因為漢語中大師是個非常“高大上”的詞，人貴有自知之明，我不是大師，所以我猶豫了一下，大概是在國外呆的時間長了，在西方人家誇你的時候，一般不是拒絕，而是直覺地說謝謝。我還想起孟子2000多年前曾說過的話：受之有愧，卻之不恭，就是說一個貴人給你榮譽的時候，你受之有愧，但拒絕它恐怕又是不恭敬的，所以我就問了一下校方這個大師講堂的來曆，他們說這是從英文master class翻譯過來的, 這樣我感覺就稍微好一些，因為英文我還是懂的。我經曆過文革亂世，17歲去工廠當學徒， 英文叫apprentice， 三年滿師後當師傅， 英文就是master。更重要的是我相信，中歐是產生未來大師的地方，所以我在這裏是在與未來的大師進行交流。
今天我講的題目和大家學的專業沒有什麽特別的關係，大家學的是工商管理，是金融。我這裏講的是政治哲學、政治學和文化問題。但是我總相信中國人講的，功夫在詩外，一個詩人要真正寫好詩，就要拓開自己的思路，所以我把自己的心得體會跟大家做一些交流。
我先從與福山的辯論說起。他是一位知名的美籍日裔學者，寫了一本書叫《曆史的終結》，談的是世界曆史發展到了西方民主模式和市場經濟模式就終結了，當時正好趕上了蘇聯解體，東歐崩潰，所以他一下子聲名鵲起。但是他當時沒有想到中國會那麽快的崛起，這個事實使他開始反思自己的一些觀點，所以他幾乎每年都到中國來，進行一些研究。國內許多研究機構接待過他，奉為上賓，這沒有關係，關鍵是國內很多學者還是認同他曆史終結論，我看了一些他們討論的記錄，感覺像是在匯報工作，匯報中國何時實現西方的製度安排，坦率地說“曆史終結論”在世界範圍內早已過氣，很少有人信了，但在我們國內還有不小的市場，令人匪夷所思。2011年春秋研究院和《文匯報》組織了一個很有意思的活動，就是讓他和我進行一場對話，當時定下的題目是“新興經濟體的崛起和世界秩序的改變”。但福山先生抵達文廣大廈VIP室的時對大家說，他今天要講中國模式，我們當時都沒有想到他也要談中國模式了，我或多或少有一種感覺，好象打仗一樣，他似乎在中國若入無人之地。我對《文匯報》的老總說：給他一點中國震撼吧，所以我們就開始了一場辯論，這個辯論我不多說了，因為網上視頻、文字都有，產生了一定的影響，這是一個好事情。
我簡單談談我與他辯論時講的幾個主要觀點，第一，不是曆史終結論，而是曆史終結論的終結。第二，我說美國的政治體製改革任務恐怕不亞於中國，美國的政治製度是前工業時期的產物，需要大量的改革，否則美國還將走衰。第三，當時正好趕上埃及之春，他說中國也要麵臨這樣的問題，我說不會。我去過4次埃及，20年前開羅和上海差5年，現在差40年，一半的年輕人沒有工作，不造反行嗎？我對他說，不僅中國不會發生埃及之春，而且埃及之春、阿拉伯之春不久將變成埃及之冬、阿拉伯之冬。現在看來，我的預測是準確的，站得住腳的。實際上我20年來關於中國的其他預測，也是準確的，我也希望以後的預測能繼續準確。這是我自己做學術的要求： 你的觀點和預測，多少年之後，人家看還是對的。
先讓我簡單地談談中國翻天覆地的變化，大家熟悉的數據我就不說了，我想從另外的角度來談談，一個是民間關於結婚三大件的說法，70年代的時候，是手表、自行車、縫紉機，80年代是冰箱、彩電、洗衣機，90年代是空調、電腦、手機。21世紀是房子、車子、票子。這是不得了的變化，滄桑巨變，坦率來講，我不喜歡這種過度物質主義的追求。英文裏叫old money （老貴族的錢）和new money（暴發戶的錢）的問題，中國是new money多，帶來太多的炫耀和太物質主義的生活，帶來很多社會問題，但我們也要看到，我們這個民族過去上千年是領先西方的，200多年前一下子落到穀底，現在又重新崛起，物質主義一時抬頭，恐怕在所難免。我們這個民族是有文化底蘊的，我們要有這樣的自信，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的文化水準也會上來的。
第二，創造財富十年一個周期。你看30多年的改革開放，大潮推著你走，從財富的增加來看，大致上十年就是一個周期： 上世紀80年代的鄉鎮企業，成功率基本上在70%以上，90年代的外貿，隨著中國加入WTO，做外貿的成功率大概也在70%。到20世紀，中國進入了第一波快速的城市化，凡是買房子的，幾乎都是贏家。也就是說，好像有一種規律，過去三十多年中，總有一個領域，許多傻瓜進去了都會發財，人類曆史上從來沒有見過這樣規模的財富增長。另外，中國任何一個耐用消費品，冰箱彩電也好，電腦汽車也好，都是10年就普及了，背後有中國文化的因素，特別是攀比心理，你有的，我也要後。說起來真有點害怕，太物質主義了。但還是我剛才講的，這些都是過渡時期的問題，中國人富裕起來了，這首先是好事情，要加以肯定，中國其他方麵也會逐步走向平衡。
還有就是家庭中位淨資產的變化，我仔細查了一下， 2010年，美國的中位家庭淨資產是77300美元，按照昨天的匯率約等於47.5萬人民幣，法國多一點是11.5萬歐元，大概是97.7萬人民幣，歐元區中位水平是10.9萬歐元，折合人民幣92.6萬。那麽中國已經有多少人的財富超過50%的歐洲人和美國人了呢？大家可以結合自己了解的情況進行比較。我經常坐出租車，上海出租車司機大都認為自己是弱勢群體，但是他們多數人的資產早就超過50%、60%的歐洲人和美國人。中國已經崛起到今天這個地步的時候，我們應該是最自信的時候，但是因為種種原因，特別是十八大之前，特別是網上一片罵聲，把中國說成世界上最失敗的模式，是國將不國的模式。我就寫了《中國震撼》，我說中國的模式所取得的成績，除以二、除以四、除以六，都可以和任何采用西方模式的非西方國家比，而中國形成的發達板塊規模已經和美國人口相當，可以叫板任何發達國家。中國這種成功的背後是中國形成了自己獨特的發展模式。這個模式，雖有不足，但可以克服，它已經帶來了中國的崛起，而且前途無量。
那麽什麽是中國模式？中國模式開始有一點爭議，我們一些領導人過去也說過沒有中國模式，但我覺得是有的，關鍵看你怎麽界定。我說中國模式有狹義的層麵和廣義的層麵。狹義層麵講的是中國人的一整套做法，一整套經驗，廣義的層麵包括我今天要講的製度安排和背後的意識形態。
我們現在官方還有一個詞叫中國道路。中國道路我們知道指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國模式和中國道路有什麽區別？我自己理解是在狹義上有所區別的，中國模式更多是講一整套的做法，而道路則突出了意識形態的因素，是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 而在廣義上，這兩個概念是相通的，意思大致相同，唯一不同的是中國模式在國際上交流比較方便，一講人家就懂，說中國道路，很多人搞不清楚，以為是南京路，北京路還是中國路。
關於中國模式有幾種誤解。一個是說中國模式是外國人首先提出來的，不少文章說，中國模式是美國學者雷默2004年談“北京共識”時提出來的，其實這是不對的。80年代中期我在外交部做翻譯，有機會直接接觸中國的一些領導人，包括鄧小平，鄧小平多次說過中國模式。他指的就是中國自己的一整套做法，《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261頁有鄧小平1988年5月會見莫桑比克總統的談話，他當時說，中國有中國自己的模式，莫桑比克也應該有自己的模式。
第二個誤解是模式等於樣板，要別人照搬。模式這個詞確實有樣板這一層的意思，但是還有另外一層意思，就是一係列行為和經驗的歸納和總結。我們改革開放當中，多次用過這個詞，深圳模式、浦東模式，張江模式，相信也會有中歐模式，隻是經驗的總結，沒有強加於人的意思。
第三種誤解是中國模式還沒有完全成功的定型，所以講中國模式還為時過早。一個模式一旦成型了，恐怕就開始出現問題了。福山說曆史終結論就是說的西方製度的定型。乾隆皇帝1793年見英國特使的時候，英國特使說我們要貿易，而乾隆說，我們代表了世界最好的製度，不需要和你進行貿易，也不需要向你學習、借鑒什麽東西，這就是當時中國的曆史終結論。回頭證明這是一個轉折點，我們開始走下坡了，西方現在也是如此，以為自己代表了人類最好的製度，其實早已問題成堆，積重難返，當然現在開始反思的人也越來越多了。
現在有兩種人是不讚成中國模式的。一種是不讚成模式的提法，認為應該用“中國道路“，我剛才講了兩個概念的異同，所以對於這些人，我覺得沒什麽問題。
第二種是不讚成中國模式所包含的內容的人。在他們看來，中國人那裏有資格談論什麽中國模式，世界上隻有普世價值的模式、西方模式，怎麽會有中國模式。說中國模式是大逆不道的。
我反對這種看法。學者潘維曾經調侃過這種人，他說：“批評中國模式主要有三個觀點，第一，中國還不完善，還有很多缺點。然而現實世界怎麽可能會沒有缺點，怎麽可能有完美的國家呢？當然有，美國完美無缺，美國經驗完美無缺，所以可以有美國模式，不能有中國模式。第二中國還處於變化當中，而現實世界怎麽可能不變化呢？哪一個國家幾十年沒有變了？當然美國沒有變，美國200年都沒有變，所以可以有美國模式，不能有中國模式。第三、中國太特殊，中國經驗不能擴散，而且擴散有害，但是哪一個國家的經驗不特殊，能擴散呢？美國經驗可以擴散，人家可以照搬，所以可以有美國模式，不能有中國模式“。
前幾天在鳳凰衛視做“世紀大講堂”節目，他們問我台灣的民主情況怎麽樣？我說從希望到失望，他們問下一步呢，我說從希望到更大的失望，但不至於到絕望，為什麽不至於絕望？因為有中國模式，中國模式創造大量的機遇，現在台灣人口比上海還少，上海有2500萬人，而台灣是2300萬人，而此時此刻最保守估計有150萬的台灣同胞在中國大陸生活學習工作，中國模式為台灣同胞創造大量的機遇。另外中國模式產生的領導人總體上比台灣成熟得多。舉個例子，2008年奧運會，台灣的馬英九也跟著西方喊抵製奧運會，但成熟的中國大陸領導人，沒有太在乎，事實上還是對馬英九表示了某種支持，因為他至少認同“九二共識”。現在台灣沒有台獨的本錢了，台灣已經成為對中國大陸經濟依賴度最高的經濟體之一，另外兩個是香港和澳門。所以說台獨根本不可能，如果要獨立的話，他們的樓市、股市都會全麵崩盤，經濟也會全麵崩盤。
我寫了一本《中國震撼》，產生了一定的影響，習近平總書記也向世界銀行行長佐利克推薦了這本書，這是美國《外交政策》雜誌網站報道的。佐利克說，在談論中國今後改革這個話題的時候，習近平向他推薦了這本書，要他能夠全麵地、立體地看中國。我在書中對中國模式做了一些分析，主要是八個特點，第一是實踐理性，我可以簡單解釋一下，因為他實際上是中國模式的哲學基礎，任何一個問題的解釋，說到底都是要把哲學講清楚，講清楚了，問題就容易理解了。學哲學的都知道，哲學中有“存在論”和“規範論”。“存在論”，就是to be （是什麽？）？比如說市場經濟是什麽？普世價值是什麽？民主是什麽？“規範論”就是ought to be，應該是什麽，市場經濟應該是怎麽樣的？普世價值應該是怎麽樣的？民主應該是怎麽樣的？而中國人還有“實踐論”，to do is to be，中國人的這種哲學觀很突出，平時我們也說，幹起來再說，就是這個意思。我們講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講實事求是和實踐理性，也是這個意思。回頭來看，由於實事求是，由於實踐理性，我們總體上避免了民主原教旨主義和市場原教旨主義可能帶來的禍害。顏色革命為什麽失敗？阿拉伯之春為什麽變成阿拉伯之冬？因為一個社會是由經濟、文化、政治等多個層麵組成的，以民主原教旨主義為旗幟的變革最多隻能改變政治層麵非常小部分的東西，其他層麵的東西改變不了。市場經濟也是如此，你隻能改變經濟層麵的部分東西，其他層麵也改變不了，所以民主原教旨主義和市場原教旨主義是行不通的。
第二是強勢政府。中國政府是相對比較強勢的，也比較中性的，而中性和強勢是連在一起的，它力求盡可能地代表比較多的人民，盡可能地代表比較多的階層，共同來推動中國的現代化事業。在西方勢力虎視眈眈的國際大環境下，沒有一個比較強勢而又比較中性的中央政府，那中國的現代化隻能是紙上談兵。在中國的體製下進行改革，即使你要削弱政府的權利，也要靠比較強勢的中央來推動，我們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就是一個例子，我們改革開放過程中的簡政放權，也是中央推動的。
第三是穩定優先。這個大家千萬不要低估。過去鄧小平講，穩定壓倒一切，這是對的。你要先了解中國的近代史，從1840年開始，我自己算了一下，從1840年到1978年，140年間，中國持續穩定的時間最長不到9年就被打亂，要麽是農民起義，要麽是外國入侵，要麽是自己內部的動蕩，包括後來文化大革命這樣意識形態的運動。過去36年，中國是第一次在自己的近代史上實現了長達36年的持續穩定，我們就創造了震驚世界的奇跡，再給中國36年，不用36年，再給10到20年，中國一定會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並創造更多的奇跡。
第四是民生為大。這也是很重要的，我們治國過去曆史上的經驗也是如此，要把改善民生放在第一位。孟子所說的君輕民重也是這個道理，你必須注重民生問題，否則水可載舟亦可覆舟，如果民生遲遲改善不了，碰到大災大難，你處理不了，你就要失去天命，這是2200多年前孟子就提出來的，比盧梭的契約論早2000年。
第五是漸進改革。這主要是針對蘇聯東歐的做法，他們叫休克療法，而我們是采取漸進的方法，無疑我們的效果好得多。
第六是順序差異，你現在回頭看我們的改革開放，我們大致形成了一種順序差異的格局：先農村改革，後城市改革，先沿海地區發展，後內地，先經濟改革為主，後社會改革。
第七是混合經濟。這一點我下麵講製度安排是再談。
第八是對外開放。中國曆史上最開放的時候是唐朝，那也是中國曆史上最強盛的時候。中國人聰明好學，從善如流，隻要開放，他會學習別人的長處彌補自己的短處。如果說當初鄭和下西洋後我們沒有閉關鎖國，那我們也不會錯過工業革命，那就不會出現過去200年的落差了。
我覺得隨著中國的崛起，除了要用外國的標準來看世界，看中國，我們還要學會用中國的標準看外國世界。比如說對於政治製度質量的評估。西方推動民主原教旨主義，認為隻要是多黨製、一人一票就是好製度，否則就是壞製度。而鄧小平提出的判斷政治製度質量的標準，包括政局是否穩定，人民是否更加團結，人民生活是否改善，生產力是否持續發展。如果說以這些標準來評價台灣政治製度的話，打分的話，就是C-的水平，因為他政局不穩定，人民不團結，多數人的生活沒有得到改善，生產力沒有得到持續發展。烏克蘭顏色革命後、阿拉伯之春後，都是這樣的情況，我覺得鄧小平提出的這個中國標準更靠譜，更站得住腳。
下一個問題是文明型國家，如何界定也不難。我們都知道，偉大的古代文明包括古埃及、古印度、兩河流域文明，但是這些文明沒有持續到今天，比如說穆巴拉克說埃及有8000年文明史，但是實際上古埃及文明和現在的埃及沒有任何關係。不是一樣的語言，不是一樣的文字，也不是一樣的人種。我曾經問過英國人說，你們大學畢業生有多少人可以讀得懂莎士比亞，那是17世紀的劇作家，絕大部分讀不懂。而我們2500年前的論語，一個好的高中生就可以看懂。中國的曆史和文化以及後麵整個的思想連續性都沒有中斷。一個超大型的現代國家和一個延續不斷的古老文明重疊在一起，就是文明型國家，就是我們中國。我自己總結說有四個“超”，就是超大型人口規模，超廣闊疆域國土，超悠久曆史傳統，超豐富的文化積澱。
首先是超大型的人口規模。為什麽會產生中國震撼？因為世界上大部分的國家都是中小國家，歐洲一個國家平均人口1400萬，所以中國大約等於100個歐洲國家的人口。僅長三角1.5億人口崛起，長三角龐大的中產階級有1/10去歐洲，每個人一塊瑞士手表，瑞士的鍾表業就得24小時加班加點。今年我們春運一個月左右的時間，人口流動是36億人次，這大概等於北美洲，南美洲，歐洲，俄羅斯，日本，非洲的人口加在一起，一個月裏從一個地方挪到另一個地方，這種超大型人口規模帶來的挑戰，人類曆史上沒有一個國家麵臨過，這是一個巨大的挑戰。大家千萬不要小看人口規模。你自己辦一個補習學校，招80個學生也是學校，張院長辦一個中歐是2400人，也是學校，複旦是兩萬人，也是學校，學校規模不一樣，治理的方法一定也是不一樣的。當然人口多也是偉大的機遇，海闊任魚躍，天高任鳥飛，什麽奇跡都可以創造出來。
第二是超廣闊的疆域國土，在中國飛機飛三四個小時還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我們最近有一個指標叫出境旅遊的人數，去年是9800萬人次。我說這個指標不靠譜，因為在歐洲，你從上海到南京的距離，在無錫停一下，常州停一下，那就走了三四個國家了。如果算出境人次，按照歐洲標準來算，那麽所有在中國坐高鐵和飛機的，都是有出境遊能力的，這個人次何止是1億，恐怕七八億甚至更多了。廣闊的國土給我們巨大的戰略縱深，也使我們在自己國土範圍內進行產業的橫向轉移，現在內地正在重複當年沿海的發展奇跡。
三是超悠久的曆史傳統。中國什麽東西都是有數千年的曆史，我不是說傳統的好壞，傳統是個中性詞。傳統形成之後要改變很難，即使不那麽好，我們最好也是趨利避害。我老講一個例子，我說中國文化講孝，大家仔細想想這個字是怎麽寫的，老子在上麵，兒子在下麵，甲骨文就是這麽寫的。這個概念就是我們的傳統，你說是好還是壞？同樣政府也是如此，我之所以說強勢政府，我是中性地講，中國政府幹預經濟最保守可以追溯到漢朝的時候，追溯到《鹽鐵論》，也就是討論國家對鹽鐵的專營和收稅等問題，政府幹預甚至可以追溯到大禹治水，那是4000多年前夏朝的事。所以中國的曆史傳統和西方是不一樣的，歐洲最早跑到美國去的人都是反政府的人，希望政府越小越好。而中國是一個超大型國家，人均資源少。美國建國的時候才200多萬人，後來打敗了墨西哥，吞並了加利福尼亞，那是1848年，那個時候美國人口也隻有2000來萬，而中國人口近4億，比美國多20倍。所以美國的人均資源多，他就講權利和自由，人均資源少的中國就講孔融讓梨，講三日不可無君。在中國沒有一個比較強勢的政府，天下就要大亂，一個村裏為河水資源的分配都會打起來。當然人多也創造了自己有滋有味的活法，中國人講人氣，沒有人氣再好的房子都賣不掉。舌尖上的中國，餐飲之豐富世界上無人可比，背後也是曆史上人均資源少帶來的無數飲食創新。
四是超豐富的文化積澱。我經常用八大菜係來說明這個問題，歐洲最好的是法國菜係，然後是意大利菜係。但是中國八大菜係中任何一個拿出來，都比法國意大利菜係豐富得多。因為文明型國家就是“百國之和“的國家，就是成百上千個國家慢慢整合起來的，八大菜係也是成百上千的國家的菜係慢慢整合起來的。過去我們中國人窮，你感受不到文化豐富性帶來的精彩，現在富裕起來了，就會越來越感受到中國文化豐富多彩帶來的精彩。從我們會場開車一個半小時的江浙地區，就有5000年前的良褚文化遺址，就有許多上千年的曆史古鎮。
接下來我講一下文明型國家的製度安排。我自己總結是一國四方，一國就是一個文明型國家，四方就是四個方麵的製度性安排。首先是政黨製度方麵， 中國的特點是國家型政黨。第二、民主製度方麵，中國的特點是協商民主。第三、組織製度方麵的特點是選賢任能、最後，經濟製度方麵的特點是混合經濟。
中國這麽快的速度在崛起，我們不能再回避政治製度問題了，我們應該建立自己的製度自信，我們的製度有不少問題，但就現在這個水平也可以和我們的對手競爭，我們的製度經得起國際比較。我們的成績，除於2、除於4、除於6，都可以和采用西方製度的非西方國家的成績進行比較。我們可以坦率的進行討論，我們不怕製度競爭，一點都不怕。
首先是政黨製度。這好象是西方批評我們最多的地方。一說政黨，他們就說100多個國家都是多黨製的，而就你中國是一個政黨。但是這些國家大都沒有中國成功，烏合之眾不在少數。更重要的是，中國的政黨和西方的政黨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西方政黨理論，說簡單很簡單，就是一個社會由不同利益集團組成，這些利益集團都要有自己的代表，就是多黨製度的起源，然後通過競選，選票多的勝出，這叫做由分到合，最後是通過票決製來整合的。為什麽采用西方這種製度的非西方國家失敗情況非常多，就是因為非西方國家一旦采用西方製度，分了之後就再也整合不起來了。台灣是南北分裂，所謂“愛台”的南部和“賣台”的北部，完全是人為造成的。泰國是城鄉分裂，農村人多數支持他信英拉，城市裏的人多數反對他信英拉。連韓國這樣的國家，你仔細看他的民主問題也是很嚴重的。它是“道籍”分裂，也就是“省籍”分裂，一個地方的人隻選自己地方的人。
中國要是采用這種製度的話，也會是這樣的，上海人選上海的，安徽人選安徽的，最後中國四分五裂。我們從漢朝開始，政治傳統就就是一個統一的儒家執政集團執政，一個超大型的國家，一個“百國之和”的國家的治理，就是要有統一的執政集團，我們的官員，漢朝的時候叫察舉，地方推薦到中央，然後中央政府試用，從隋朝開始我們實行科舉製，有教無類，考上了就可做官。統一的儒家執政集團是中國的政治傳統，如果一定要套用西方政黨概念的話，那麽我可以說過去兩千多年中，我們最保守的估計90%的時間裏都是一黨製。而這當中，過去兩千年裏，至少有3/4的時間，中國是遠遠領先於歐洲的。當然後來我們閉關鎖國產生很多的問題，但現在通過改革開放又迅速崛起。過去15年裏，如果你從上海移民美國的話，對不起，你今天回來可能已經屬於窮人了。這是曆史大潮，一個是超級大國，曾經非常輝煌，但是今天正在全麵走下坡路，一個是正在迅速崛起的超大型大國，以人類曆史上前所未聞的速度和規模崛起。
我們國家型政黨也包含了紅色基因，它是社會主義政黨傳承的延續和發展。戈爾巴喬夫認為蘇聯共產黨要改革，改不下去就垮掉算了。據說，鄧小平曾經私下評價過戈爾巴喬夫，鄧小平說，這個人看上去很聰明，實際上很蠢。我跟不少俄羅斯人講這個評價，他們說完全正確。今天在俄羅斯，他的支持率低於3%。但是在西方，至今他都非常受歡迎。這麽大一個超級大國就崩潰了。了解了蘇聯和俄羅斯人經曆了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兩個弱勢政府，最後導致國家解體，經濟崩潰，人均壽命降到50來歲， 我們就可以理解為什麽強勢的普京在俄羅斯如此受到歡迎。同樣，今天中國的國家型政黨也包括了西方元素，它是一個現代化導向的政府，某種程度上是世界上最具現代化意識的政黨。
我今年3月訪問德國，去了德國國會大廈辦公樓，裏麵有個雕塑，大廳裏懸掛著四艘可以上下浮動不同顏色的船，代表了德國的不同政黨，含義是你這個黨下台了也不要緊，以後還有機會上來。與德國議員座談，他們讓我解釋中國共產黨， 我說給你做一個通俗的解釋，把這四條船合在一起，就是中國共產黨。
第二個是協商民主。西方堅持隻有他們的民主才叫民主製度，其他的民主都不算民主，但中國民主的形式主要是協商民主，為什麽？我自己不太看好一人一票，盡管我們在村一級進行一人一票的選舉，已經20多年了，但我做了一些調查，1/3的結果馬馬虎虎過的去，1/3的結果非常的糟糕，家族、黑社會，金錢政治都出來了。還有1/3也不容樂觀。那麽和英國、美國人比，是不是一人一票不是我們的比較優勢。像上海是中國最發達的板塊，但所有的小區都是請專業的物業公司來管的，在國外很多情況下，都是居民自己組織起來進行管理的。一個最大的問題還是人口的規模，你說在任何一個國家，如果說你90%的人同意，10%的人不同意，那太好了，因為10%是絕對少數，但是10%在中國是1.3億人，這些人的關切你可以不理睬嗎？所以還是要通過協商。
另外中國民主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它的廣泛性，西方民主是嚴格界定在4年或者是5年一次的投票選總統，除了選舉之外，其他領域內基本沒有民主，企業裏，學校裏，公司裏，基金會裏，沒有什麽民主，老板說了算。但在中國，我回到複旦大學後參加了一些活動，比如說我們上個星期進行了中層後備幹部的選拔，每個人發一張單子，把所有70後的副研究員都列上，然後讓大家海選一下，誰比較合適。這在西方是沒有的。我們研究院的教師工會還要給院長副院長打分，這在西方大學裏也是沒有的。他們的民主隻是在選舉國家領導人，四五年一次而已。 當然我不是說中國製度一定好，比方說學校評先進什麽的，老板定了就可以了，大家評來評去，結果造成很多矛盾，效果並不一定好。
總之，在民主建設的摸索過程當中，中國當然有一席之地。我們現在實行一種新型的民主集中製，民主集中製是蘇聯來的，但他們的民主集中製後來變成了隻有集中，沒有民主，而中國現在已經真正的形成了新型的民主集中製，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這不是空泛的東西。中國決策過程當中，都是盡可能的民主，盡可能的傾聽專家的意見、方方麵麵的意見，一個五年計劃的互動過程長達一年多，成千上萬次的磋商，最後形成的東西有一定的權威性，而不是像美國那樣，小圈子裏作出決定，然後通過公關公司出售給公眾，英文叫sell to the public。我們決策形成的合法性總體上更強，具體落實時還要強調因地製宜，因為一個超大型的國家情況太複雜了。我們的民主製度也融入了選舉和民調等西方元素，所以我們的民主製度包含了曆史基因、紅色基因和西方元素。定期地製定規劃也意味著不時地創造新的預期，預期又創造新的需求。比如說高鐵規劃到哪裏，地鐵建到哪裏，實際上是創造一種預期和需求，這也是中國經濟得以持續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
我們組織製度的特點是選賢任能。十八大召開的時候，《紐約時報》的編輯給我來了一封郵件，說能不能寫篇評論文章談談十八大， 我就寫了一篇文章叫“選賢任能挑戰西方民主”。我講了很簡單的一個觀點，我說你看一下，中共最高執政團隊，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至少是兩任省部級的負責人，大都擔任過兩任省委書記，甚至三任，中國一個省是歐洲三到五個國家，你要治理好這麽大範圍內的地方，才可以拿到政治局常委的“入場券”。我說習近平在三個省裏當過一把手，這三個省的經濟規模是印度的規模，人口是1.2億，然後又有5年時間擔任政治局常委，熟悉全國的情況，然後再擔任最高領導人。這應該是世界上最具競爭力的政治製度。這個製度安排包含了傳統基因，如科舉製的傳統；包括了紅色基因，毛主席說過“政治路線決定之後，幹部就是決定因素”；包含了西方因素，如選舉、公示等等。
我在給《紐約時報》的文章中還提到了“上上策和下下策”，因為英國政治家丘吉爾有過一個說法，他說民主是最不壞的製度，人類試了很多製度，民主製度相對而言是最不壞的製度，我仔細查了丘吉爾講話的出處，1947年在英國下院，他是在西方的政治語境中講這番話的。因為丘吉爾本人是帝國主義者，他根本不同意印度獨立，怎麽會同意印度采取西方民主製度呢？他講最不壞的製度，我就說了，用中國人的說法，“最不壞”就是下下策。現在我們的製度設計也包括了下下策，那次和福山辯論的時候，他說中國沒有解決壞皇帝的問題，我說中國這些年，通過政治行政體製改革，已經從製度上解決了壞皇帝的問題。所謂的下下策就是保底，就是美國總統可以擔任兩任，8年。中國現在最高領導人也是兩任，10年。而這當中還有年齡的退休製度，到一定年齡你必須退， 這個西方還沒有，像美國參議員都是幹到死，而在中國是明確的，再能幹到了年齡你也要下來。這某種程度上就是保底的安排。不會出現阿拉伯國家那樣穆巴拉克執政40年的情況。但除了下下策，我們還有上上策，就是你必須盡一切可能，來尋找盡可能德才兼備的領導人。我前麵講了我們的標準，兩任省部級的履曆就是這種努力的一部分。所以我們現在的製度安排是上上策與下下策結合，超越了西方模式。
西方玩他的民主遊戲，他有財富的積累，我說很像被寵壞的孩子，家財萬貫，可以這樣玩，比利時500多天沒有國家政策他還可以生存。那是因為他有積累，他敢玩這個遊戲。而你是一個窮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染上了被寵壞了孩子的毛病，就無藥可救了。隨著中國的崛起，隨著中國選賢任能模式的崛起，西方這種遊戲民主也將遇到越來越大的挑戰。
福山最近出了一本新書，叫《政治秩序的起源》，他說到在公元前3世紀，中國已經存在了一種非常穩定的所謂的現代性製度，而歐洲國家，比如說法國、俄國，他們一直到18世紀才實現，在這個意義上，中國要比歐洲先進1000多年。他講的這種製度就是通過考試，選賢任能的製度，比較中性的政府製度。
我上半年去荷蘭做過一個講座，介紹中國模式。當時有一個法國的學者問我說，中國現在經濟進步很快，但是為什麽還是拒絕西方的現代性，我說我最近剛剛去海牙兩個地方看了一下，一個是荷蘭偉大哲學家斯賓諾莎的故居，一個是荷蘭的瓷器博物館。斯賓諾莎發現，中國是一個“自然宗教”的國家，歐洲當時是政教合一的國家。所以歐洲曆史上，宗教戰爭是上千年。另外在這個瓷器博物館，17世紀荷蘭是歐洲最發達的國家，他進口了中國大量的瓷器，大概等於今天的Ipad，中國瓷器讓荷蘭人賺了大量的錢。他們的學者發現，不光是中國瓷器的工藝精良、製作優美，關鍵是上麵的圖案，歐洲當時政教合一，所有藝術品主題都是宗教，都是上帝。而中國瓷器上展現的東西都是民生，全是兒童嬉戲、老人垂釣、婦女織布，這就是當時的現代性，政教分離的現代性，也是歐洲啟蒙運動的起點。現在有不少人在研究，啟蒙運動是怎麽開始的，當時是東學西漸，歐洲多數的啟蒙思想家認為中國就是他們的理想國。後來歐洲對中國的態度改變了，開始對中國歧視了，這是18世紀從黑格爾和孟德斯鳩開始的。他們開始否定中國，這也是歐洲種族主義興起的時候，黑格爾和孟德斯鳩都是種族主義者，孟德斯鳩是歐洲種族主義理論的鼻祖之一。他們當時所說的很多東西，現在看來是經不起推敲的。
混合經濟是中國的經濟製度的主要安排。中國經濟製度最大的特點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也是一種混合經濟。我自己曾有幸給小平做過翻譯，我注意到他有一個特點，他多次講過，什麽社會主義我們還沒有搞清楚，但是他有兩條底線，無論怎麽改革，他都不讓步的，一是黨的領導，二是公有製占主體，就是說，無論公有製形式如何改革，在整個國家範圍內，公有製的影響力要足夠的大。他為什麽堅持這兩條，現在看來很有道理。中國無論發生什麽問題，有了這兩條，遲早都可以糾正，如貧富差距和地區差距，隻要有這兩條，我們都可以逐步解決。最大限度發揮市場在資源分配中的決定性作用，同時也發揮政府的必要幹預，以保證宏觀穩定和社會公正，所謂混合經濟也是中國傳統中“民本經濟”和現代經濟的結合，看得見的手和看不見的手的結合，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的結合。盡管我們的製度還不完善，還有很多問題，包括民營經濟和國營經濟之間的關係還沒有完全理順，但我們理想是讓兩者各有分工，實現互補，現在我們還沒有完全做到。但是雖然存有各種問題，我們這種混合經濟模式，已經避免了金融危機、債務危機，避免了大規模經濟危機，創造了中國經濟崛起的奇跡，盡管有很多問題，我們還是要先肯定，然後再來改進。
我順便要強調一下，政府比較強勢和中性，中性是特別重要的，我老是講一個觀點，如果說和美國相比，有什麽最大的差別？在中國最富的100人不可能左右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我們的中央是代表中國絕大多數人的，絕大多數百姓也是這麽看的。但是在美國，坦率來說，最富的50人甚至更少，就可以左右白宮。特別是現在公司的競選捐款和個人競選捐款都沒有上限了。美國是三權分立，但他最大的問題在於這三種權利都隻限於政治領域內，但是政治領域之外還有社會領域、資本領域，他的政治領域被資本力量從外部左右，這是美國最大的問題。跨國公司在中國賺了多少錢？但是他的錢一大部分回不到美國，錢到了開曼群島等避稅天堂等，美國資本的力量太大了，基本可以左右美國的社會力量和政治力量。
張維炯副院長上台向張維為贈送嘉賓禮品並合影
最後我講講兩種邏輯。台灣我去了8次，和他們討論民主問題。台灣曾有學者問我，在東亞國家，大的趨勢是從極權主義到威權主義，然後到民主化。他問我中國大陸現在處於哪一個階段。我說你這個結論是曆史終結論的邏輯。我說很對不起，我自己研究得出結論不是這樣的，中國不可能按照這個邏輯走。你說的威權主義，實際上是一種萬金油主義，滿清政府叫威權主義，蔣介石也叫威權主義，毛澤東也叫威權主義，鄧小平也叫威權主義，這個解釋也太寬泛了，像是萬金油，什麽都可以往上套，這是懶漢的理論，研究中國要好好地考察中國，了解中國的曆史和文明，要接地氣。
中國是一個文明型國家，有文明型國家的邏輯。這個邏輯就是：中國曆史上長期領先於西方，過去兩千多年，中國在至少3/4的時間段是領先的，這種領先有其深刻的原因，我稱之為原因一。18世紀開始中國落後了，錯過了工業革命，但現在又趕了上來，這種“趕超”也有深刻的原因，我稱之為原因二，原因二和原因一之間是有繼承關係的，這就是文明型國家的邏輯。這種邏輯意味著：我們現在的製度安排，融合了中國自己的曆史基因、紅色基因和外來的西方因素，這種安排是超越西方模式的。
最後我講一個小故事，十八大舉行的前夕，我在英國參加一個學術會議。BBC問我能不能參加一場辯論，我說辯論什麽題目？他說辯論人民力量。大家可能了解西方媒體的語言，人民力量就是顏色革命。我說好，一定來，然後我們進行了一場很坦率的辯論。女主持人很資深，也有點傲慢，她第一個問題就是：張教授，你覺得中共還會不會有十九大？
我說我自己在歐洲呆了20多年，長期閱讀英國的《經濟學人》雜誌，但我發現你們對中國的政治預測幾乎都是錯的。坦率來說，我都記不得哪一次是正確的，我一個人預測的大概都比這個雜誌要準。我說你最好讀讀中國曆史，中國曆史是四千年的朝代史，一個好的朝代的壽命最少250年，比美國都長，它是有規律的，有道理的，中國的一個朝代變遷代價是不得了的事情。一旦變了之後，人們不希望急劇的變化，有問題就是不斷地改進，中國是一個超大型國家，是100個歐洲國家的規模，很難想象中國每四年就換一個中央政府。中國是通過選賢任能的體製來確保中國體製質量的。在場的一個研究波蘭團結工會的美國學者說，我周邊的學者都告訴我，中國要崩潰了，中國政治體製肯定支撐不下去。我說西方的中國崩潰論已經有20多年了，一次又一次不停地推移時間，實際上中國崩潰論自己已經崩潰。
我說我自己關於中國的預測基本上都是對的，我的預測是10年內，中國經濟規模肯定將超過美國，中國將成為最大的世界經濟體，有人說，那也沒什麽了不起，中國的人均GDP仍然隻有美國的1/4，但是這個成就還是了不起，它將改變世界政治和經濟格局，這是很大的事情。第二，我自己還進一步預測，到那個時候，中國中產階層的人數，我用一個經濟標準，叫一份相對穩定的工作，加一套產權房，包括所有的房奴，因為西方房奴的比例比中國還高，到時候中國中產階級的人數將是美國人口的兩倍。我說你今天不承認中國的政治製度，不承認中國共產黨的作用，不承認中國模式，我都不在乎。但是十年之後，你還是不承認的話，你就不能解釋中國所取得的巨大成功。當然，那個時候中國也不在乎你是否承認。坦率來講，今天中國也不在乎你承認不承認。總之，中國前途非常樂觀，大家一定可以大有作為！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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