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糾正人們對“五四”的錯誤認識
五四運動至今七十年了，台灣島外的朋友，希望我談談五四。做為以思想家、曆史家自居的我，也自信能夠把這題目徹底的談一談，藉以糾正幾十年來大家對五四的錯誤認識。
我父親李鼎彝是五四運動後一年進北京大學的，他正趕上五四帶來的排山倒海，在巨浪之中，他和當時的許多人一樣，已經無法冷靜觀察這一運動，再予以評價。奇妙的是，晚他三十六年的我，卻在大江東去，浪淘盡五四人物的邊緣，得以冷靜的觀察了它。胡適、羅家倫，都是我認識的，五四時代，他們固一世之雄也，但在世亂飄蕩之際，他們都局促海隅，無複當年了。這些雕謝了的身影，更是我觀察五四的具體人證，使我在下筆時候，別有領悟。
胡適生前，我寫過一篇“播種者胡適”，其中指出一九一九年“有件事情對胡適來說可能是不幸的，那就是五四運動。五四運動把胡適所希望的一個單純的文化運動轉變為政治運動，擾亂了他那為中國建立非政治的文化和思想基礎的夢想，對這個夢想的達成而言，五四顯然是一條岔路。新文化運動本來該是針對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而做的非政治的革命，當時那些健將們都相信唯有思想革命成功，政治革命才有了真正的保障，才不會一垮再垮。半路殺出五四運動，對新文化運動當然有“廣為流傳”的貢獻，但它也未嚐不是新文化運動的“罪人”，因為它使許多優秀的知識分子都紛紛忍不住了，紛紛忘了他們真正的深遠的使命了，他們不怕“任重”，但卻有點嫌“道遠”了。最後，他們終於暴露了狂熱的本質，選擇了感情的求近功的反應方式，大家都不肯再靜下心來研究問題了，大家都跑到十字街頭，投身到黨派的陣營裏，高倡他們的主義去了。”
我這篇文章發表後，胡適寫信給我，可是還沒寫完，他就死了。死後他的文件都被監管，不過據看過這封殘信的台大校長錢思亮見告內容，並沒否認我上麵的論斷。事實上，胡適是肯定我的看法的。早在他死前四年和我的一次談話中，他就批評五四以後各路人馬搶青年去搞政治的舉動，他怪國民黨、怪共產黨、甚至還提到“梁任公（啟超）他們也搶青年”，言下不勝惋惜。另一方麵，我在“播種者胡適”中提到“隻有胡適仍然守住不談政治的諾言”，引起陳獨秀在台灣故舊的不滿，寫文章質問我根據什麽證據，『確知陳（獨秀）、李（大釗）和胡適的“相約”？難道是胡適親口告訴你嗎？』事實上，胡適所寫他回國時“打定不談政治的決心，要想在思想文藝上替中國建築一個革新的基礎”以外，有一封失傳了的信，便是證據。在張靜廬“中國現代出版史料”甲編中，就收有這封信。信是寫給陳獨秀的，中有“若要『新青年』改變內容，非恢複我們『不談政治』的戒約，不能做到。”他建議由北京同人發表一新宣言，“注重學術思想藝文的改造，聲明不談政治。”可見大家講好專心為中國做文化和思想的奠基工作，的確是經過相約。不幸的是，這批優秀的知識分子，最後終於在五四的排山倒海下，被政治席卷以去。
http://hango.seesaa.net/article/396758512.html
五四運動至今七十年了，台灣島外的朋友，希望我談談五四。做為以思想家、曆史家自居的我，也自信能夠把這題目徹底的談一談，藉以糾正幾十年來大家對五四的錯誤認識。
我父親李鼎彝是五四運動後一年進北京大學的，他正趕上五四帶來的排山倒海，在巨浪之中，他和當時的許多人一樣，已經無法冷靜觀察這一運動，再予以評價。奇妙的是，晚他三十六年的我，卻在大江東去，浪淘盡五四人物的邊緣，得以冷靜的觀察了它。胡適、羅家倫，都是我認識的，五四時代，他們固一世之雄也，但在世亂飄蕩之際，他們都局促海隅，無複當年了。這些雕謝了的身影，更是我觀察五四的具體人證，使我在下筆時候，別有領悟。
胡適生前，我寫過一篇“播種者胡適”，其中指出一九一九年“有件事情對胡適來說可能是不幸的，那就是五四運動。五四運動把胡適所希望的一個單純的文化運動轉變為政治運動，擾亂了他那為中國建立非政治的文化和思想基礎的夢想，對這個夢想的達成而言，五四顯然是一條岔路。新文化運動本來該是針對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而做的非政治的革命，當時那些健將們都相信唯有思想革命成功，政治革命才有了真正的保障，才不會一垮再垮。半路殺出五四運動，對新文化運動當然有“廣為流傳”的貢獻，但它也未嚐不是新文化運動的“罪人”，因為它使許多優秀的知識分子都紛紛忍不住了，紛紛忘了他們真正的深遠的使命了，他們不怕“任重”，但卻有點嫌“道遠”了。最後，他們終於暴露了狂熱的本質，選擇了感情的求近功的反應方式，大家都不肯再靜下心來研究問題了，大家都跑到十字街頭，投身到黨派的陣營裏，高倡他們的主義去了。”
我這篇文章發表後，胡適寫信給我，可是還沒寫完，他就死了。死後他的文件都被監管，不過據看過這封殘信的台大校長錢思亮見告內容，並沒否認我上麵的論斷。事實上，胡適是肯定我的看法的。早在他死前四年和我的一次談話中，他就批評五四以後各路人馬搶青年去搞政治的舉動，他怪國民黨、怪共產黨、甚至還提到“梁任公（啟超）他們也搶青年”，言下不勝惋惜。另一方麵，我在“播種者胡適”中提到“隻有胡適仍然守住不談政治的諾言”，引起陳獨秀在台灣故舊的不滿，寫文章質問我根據什麽證據，『確知陳（獨秀）、李（大釗）和胡適的“相約”？難道是胡適親口告訴你嗎？』事實上，胡適所寫他回國時“打定不談政治的決心，要想在思想文藝上替中國建築一個革新的基礎”以外，有一封失傳了的信，便是證據。在張靜廬“中國現代出版史料”甲編中，就收有這封信。信是寫給陳獨秀的，中有“若要『新青年』改變內容，非恢複我們『不談政治』的戒約，不能做到。”他建議由北京同人發表一新宣言，“注重學術思想藝文的改造，聲明不談政治。”可見大家講好專心為中國做文化和思想的奠基工作，的確是經過相約。不幸的是，這批優秀的知識分子，最後終於在五四的排山倒海下，被政治席卷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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